图书的变迁.docx
- 文档编号:30176101
- 上传时间:2023-08-05
- 格式:DOCX
- 页数:46
- 大小:1.45MB
图书的变迁.docx
《图书的变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图书的变迁.docx(4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图书的变迁
图书的变迁[1]
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跟人类社会一样,图书也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字体、载体,制作方式屡经变迁,它是文明的伴生物,又不容分辩地受到文明的检验,一批又一批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存活的只是少数。
但是,人们仍然以“浩如渊海”来形容。
正确地识别它们,确认其制作的时间,进而阐明书籍变迁的一般线索,乃是书史学家、版本学家们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目标。
一、绪说
图书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
这是因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史迹被湮没,有待于考古发掘;也因为,关于图书的概念,图书学界的意见还不完全—致。
尼罗河流域生长一种灯心草,茎高六尺,有人称之为埃及芦苇。
古埃及人把这种草切去头与根部,将茎直剖成两片,剥取茎部的薄皮,一片一片直直地排成一层,至适当宽度,再将较短的小片横着铺上一层,浸入尼罗河水中。
经过木棰捶打,晒干,磨光,形成纸张,称为“埃及纸”,或“纸草纸”,用桨糊粘接成几公尺至三、四十公尺的长卷(这是西洋书称“卷”的起源),再用斜切的芦秆作笔,蘸着墨汁,在这种纸卷的一面写字。
公元前三千年前后,便有这种写卷出现,巴黎卢汶博物馆即收藏有公元前二十五世纪的埃及纸草一卷,这可说是近代书籍的远祖。
这种写卷一般每卷长1m,宽30cm。
卷面的文字,现在的埃及人大多已不认识,需要作注释、译解,跟我们的古籍整理相仿佛。
几乎跟古埃及人同时,生活在西南亚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平原(今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境内)的苏美尔(苏末人)创造了楔形文字,刻在石头或泥版(泥砖)上。
相继而起的巴比伦人、亚述人,都使用这种文字,创造了灿烂的西亚文化,成为世界古文明发祥地之一。
近一百多年问,考古学家在这—带发现大批楔形文字泥版或铭刻。
—九二二至一九三四年,英国考古学家伍莱率考古队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尔发掘,发现了公元前三千年的王墓和遗址,出土大量精美随葬品和楔形文字泥版。
这种泥版书,已经陆续译解成功,为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远在希腊荷马以前,流传着一种用黄杨木等木材做的小木板,涂上一层蜡,用金属、象牙或骨针在上面刻写,称为“记事板”或记事簿。
当两块木板钉在—起,就成为现在西洋书的雏型。
(参看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近年间,保加利亚发现了六千年前的历书,刻在陶制炉体周围,从左至右,分成许多纵行,行距之间标月亮圆缺记号,以圆缺的三十天周期为一个月,并以赭红色在空白处标明全年为十二个月,一年为三百六十天,有五天之差,工匠便在炉子穿眼处作了五个记号,与下一年循环相连。
历书将十二个月分三个季节,同古埃及历书体系相似。
如果说尼罗河下游是埃及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两河流域平原是西亚文明的发祥地,那末,黄河流域,河、淮之间,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有十余种以直线或曲线并列的符号,它们不同于装饰图案,含有记事意义。
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仰韶彩陶文化遗址中,仅半坡村一处即发现一百十三个刻划符号,临潼姜寨的仰韶型陶器则有了文字,为我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甘肃辛店更发现了近于绘画文字的马、日、人、鸟诸形,跟甲文、金文的基本母形相同,应是象形文字的先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陆续出土的遍布黄、淮之间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六个整齐而合规范的意符文字:
(音忽),象花朵形,出土于泰安大汶口;斤,象锛;戌,象杀人用的大斧;(音热),上面是太阳,中间有火,下面是山峰,反映出在烈日下山上起火的情形;,的简体(以上四个出土于莒县陵阳河遗址;字出土于诸城前寨)。
显然,这是经过整理统—并且在广大地区内通用的文字。
据研究,大汶口文化是继太昊文化(伏羲氏)之后,跟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同时的少昊国家极盛期的文化遗存,距今五千年以上。
我国历史记载是从黄帝和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和蚩尤(少昊君长)的涿鹿之战开始的,历史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
太昊、少昊、炎帝、黄帝等在春秋时代还有他们的后裔,还可以考到他们的故都和其子孙的国土,这是假不了的。
(参阅唐兰先生《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
如果说人们在《旧约·创世纪》里能看到古埃及的法老,在《荷马史诗》里能看到希腊的古代英雄,那么,我国古代有丰富记载的太昊、黄帝、少昊诸形象就更不应该被抹煞。
当时的书记形态,迄今未发现,故而探讨中国书史,还得从殷商时期的龟册说起。
二、手写时期的书籍
印刷术发明之前,图书靠手写流传,其物质载体和装治形式历经变迁。
公元一八九九年,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书契被发现。
一九○四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始作考释。
一九二八年后多次发掘。
一九三六年春,小屯一窖穴出土龟版17088片(另有骨版8个)。
一九七七年,陕西岐山、扶风两县之间的周原遗址,也在一个窖穴中发掘出龟版14800余片,骨版200余片。
如此丰富的收藏,简直可视为地下书库!
考殷墟书契中,“册”字作、、、诸形,凡四十七见(或体、异文不计,同文同体不重复计数);或贯穿,或套扎,或迭放(一说横笔未刻);其中物或三,或四,或五,皆长长短短,参差不齐,象龟版迭放联缀之形。
稽之文献,徵之实物,简、牍与札,在一册之中形制长短是统一的;只有龟版,大小长短无相同者。
殷墟出土之成套甲骨,有的三版,有的四版,有的五版,这跟甲骨文中“册”字所象之形正相吻合。
又,殷墟书契中“典”字凡二十七见,作、、诸形,象两手捧册置兀上之形,或置二(下,底也,当指窖穴,即殷墟发掘之灰坑),所含“册”亦皆长短不齐象联缀龟版之形。
史称周武王灭殷后两年病死,殷纣王的儿子武庚造反。
周公旦率兵讨伐,杀武庚,迁殷顽于成周,周公莅临讲话: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今尔又曰……。
”意思是说,你们知道,殷先世有册书,藏得好好的,上面记载着殷改夏王命之意等故事,现在周革殷命,也是“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后”。
这段话记录在《尚书·多士》中。
据王国维先生研究,《多士》篇为当时人所记,非后人追述。
从语言环境分析,“有册有典”指的就是距成周不远的殷墟龟册及其庋藏。
近年出土的周原甲骨亦有钻凿不同的穿孔,并且有关于册、典的记载,说明周人也把刻有文字的甲骨串连成册并加以庋(音归)藏。
周公有“册”在胸,辅以武威,故能居高临下地训殷顽。
简牍被用作书写材料始于何时,尚不清楚,一般认为,西周时期肯定有了。
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双重证据判断,春秋战国,秦,两汉盛行简牍,简册成为我国书籍的主要形式。
简的制作,初无定制,在实践中,在交际中,逐步约定俗成。
出土实物统计数字表明,不同卷册,简的长度都不相同,大都在23—27厘米之间,跟《战国策》“咫尺之书”记载吻合,约称“尺书”,略小于现在的16开本图书。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五经长二尺四寸(55厘米左右)为定制,武威汉简《仪礼》长50—55厘米,医简长23厘米,说明其它书仍无定制,约定俗成之习惯而已,王充《论衡·谢短》篇“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书解》篇“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郑玄注《论语序》引《钩命诀》云“诗、书、礼、乐、春秋,皆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
这些文献记载反映的基本是汉武帝以后的情形。
简上的字是用墨笔书写的(竹简写单面,木简写双面),发生错讹则用小刀刮掉重写。
太史公说孔子修《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笔”就是写,“削”即修改。
一九五七年信阳长关台楚墓发掘出竹简一百余支,有毛笔、削刀伴出。
简的编连,以柔而细的丝、麻绳,在简与简之间交拧一下,与打竹帘的方法类似。
编绳道数,二、三、四、五都有,亦无定制。
竹书收卷时,从尾部反卷至第一枚简,在简的背面加上篇题(称标简),便成为一卷书的形式。
篇题、书题有题在末简的。
亦有数篇一卷、数卷一篇的现象。
编简为册,太少了固属不必,太多了也不便展读。
大凡卷与篇的分别,在篇以内容自成一单位,而卷以若干简数而可以编卷成一册者为单位。
(参阅陈梦家《汉简缀述》)武威医简有空白简,即赘简,置于标简之后,是保护字简的,这应是后世书籍扉页(内封面)的源头。
从装褫(音斥)而言。
竹、木简的编连跟龟版联缀有相似之处。
“册”由龟版移之竹木,形象近似,惟参差不齐之意已失。
古书中“册”字又写作笧、策、策等。
段玉裁认为:
“册者,正字也;笧者,册之古文也;策者,假借字也;策者,策之俗也。
”(《说文解字注》)许慎、段玉裁所称“古文”,并非殷周古文,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东方诸国流行的文字,“笧”的出现(“典”亦作上“”下“典”),正反映了简册兴起的史实。
至东晋元兴三年(公元四○四年),掌握朝政大权的豪族桓玄下令:
“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简册作为我国书籍的主要载体,通行千余年之后,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同时被取代的,还有帛书。
古文献中常常“竹帛”并提,可见缣帛作为书写材料,已经有悠久的历史。
《墨子·明鬼》:
“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
”《鲁问》篇中亦有“书于竹帛,镂以金石”的话。
一般认为,春秋时期,帛书与简册并行。
考古发掘有战国楚墓出土的《帛书》(楚月令),《人物御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暨西汉前期马王堆墓葬出土的《老子》,《战国纵横家书》等一批帛书。
总的来说,实物不多。
或以为缣帛易朽烂;但更重要的是,“缣贵不便于用”(《后汉书·蔡伦传》),一般读书人用不起。
所以,在我国图书载体变迁史上,帛书始终没有取得支配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帛书对后世书籍制度却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及卷后佚书合抄成一卷,卷在一块长24.2cm、宽2.4cm的长条形木片上;《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抄在一块大帛上,折叠后放在漆盒内。
这一事实说明,“卷”的形式并不是帛书装褫(音翅)的唯一方式,“卷”的源头是简册;但是《老子》甲本的卷轴装则较简册的“卷”有所发展。
缣帛轻便柔软光滑,跟后来的纸张相近,盛行于六朝隋唐时期的纸写本书,其装褫大多是卷轴装(一般称卷子本),正是直接师承于帛书,一直保存到现在的书画装治中。
东汉顺帝刘保时,“琅玡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
”(《后汉书·襄楷传》)说的是:
白绢上写字,行间有红色栏线,以青绢包头(卷前接一块素,叫做“首”,又叫“褾(音裱)”,现在书画卷称“护首”)多用红笔写标题目录。
栏线又叫界行,有红色的,也有黑色的,有划的,也有织成的,称“朱丝栏”,“乌丝栏”,这些名称后来在纸写本书中继续使用着,唐五代以后版印书籍的“行界”(界栏、栏线),亦昉于此。
更有趣的是,“纸”之名亦昉于缣(音间)帛。
《后汉书·蔡伦传》称: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
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
”又,王隐《晋书》称:
“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博士河间张揖上《古今字诂》,其‘巾’部‘帋(音纸)’,今纸也,其字从巾;古之素帛,依归长短,随事截绳,枚数重沓:
即名‘幅纸’,字从系,此形声也。
后和帝元兴中,中常侍蔡伦以故布捣挫作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系、巾为殊,不得言古纸为今纸。
”(《艺文类聚》)作为书写材料,较之简册,缣帛平滑如砥(正字作厎),因得名“”,省作“(纸)”,氐声,亦有径写作“氐”者。
从漂丝遗下的一层薄薄的沉淀物,到受此启示由“丝絮为之”发展到麻质纤维、直至更多的植物纤维造出的纸张柔软、精细,皆便于书写,功能与缣帛相近,开始作为代用品,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数千年来书籍的主要载体。
上述两则文献资料,在揭示帛书和纸书间内在的密切关系上有积极意义,只是对纸张产生的时间及过程的描述并不完全确切。
<注>“”省去“系”作“氐”,可能是书写者一时图省事,也不排除挟有新的信息,即造纸术已越过“丝絮为之”阶段。
考古发掘证明,西汉武帝时期已经有植物纤维纸,如“灞桥纸”、“金关纸”等。
东汉蔡伦正是总结了两百余年造纸的经验,扩大原料来源,改进造纸技术,造出了世人称颂的“蔡侯纸”,促进了东汉时期简册、帛书、纸书并存局面的形成和发展。
公元二十五年,刘秀迁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
”(应劭《风俗通义》)“纸经”当指纸写经书。
西汉时期开始使用纸作书写材料,但是否确有纸写本书,实物无徵,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记录中亦无踪迹可寻。
东汉时期,关于“纸经”的文献记载则具体而微:
公元七十六年汉章帝令贾逵给今文公羊派高才生二十人讲《春秋左传》,曾赐予竹简及纸写经传各一部(刘珍《东观汉纪·贾逵传》)。
书法家崔瑗(77—142)送给朋友《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北堂书钞》卷104引崔瑷《与葛元甫书》)。
延笃“欲写《左氏传》,无纸。
唐溪典以废笺记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乃借本诵之。
”(《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近年考古发掘中亦不断有东汉字纸出土。
大致说来,这一时期的书籍,主体还是简册,帛书次之,纸书又次之。
三国时,曹丕著《典论》,用素写一份送孙权,又用纸写一份给张昭。
到晋代,纸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
据说《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卒(公元297年),晋惠帝曾下令派人携带纸笔,“就寿门下,写取国志”。
(《艺文类聚》卷58引王隐《晋书》)一九六五年,新疆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发现西晋人手抄《三国志》残卷《吴书·吴主权传》和《魏书·臧洪传》,五百七十余字;解放前,鄯县亦有晋人抄写《三国志》残卷出土;又发现公元二九六年(西晋元康六年)书写的《诸佛要集经》;楼兰发现晋代手抄《战国策》残页,大致说来,晋代纸写本书,不仅有大量文献记载,且有众多的实物可徵。
公元四○四年(东晋元兴三年),掌握朝政大权的豪族桓玄下令:
“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
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初学记》卷11引{桓公伪事})从此以后,盛行千余年的简册退出舞台,纸书取而代之。
由两晋,历南北朝,至隋唐,七百余年间,是我国纸写本书的黄金时代。
敦煌石室遗书三万余卷,大多是这个时期的写本。
为了防虫蛀,纸一般先用黄蘖(音波,一音闭)汁染过,称入潢,然后画格分行,由右向左一行行地写,再由左向右卷起。
左端安轴,右端粘一块作“褾”的纸(或绢),褾后系以丝带,以便卷起捆扎。
若干卷集在一起,用书衣包上,称为“帙(音帜)”。
书衣通常用布帛来作。
为了便于识别,轴头挂块牌子,上写书名、卷次或其他记号,称为“签”。
有签的一端露在外面,用时抽出来,还时插进去,称为“插架”。
卷轴装是六朝、隋唐书籍的主要形式,唐人有诗云:
“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写的是私家藏卷子盛况。
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王仁昫(音旭)刊谬补缺切韵》一轴,以一长条卷纸作底,将书叶鳞次相错地粘裱。
首叶全幅裱于卷端,余二十三叶皆双面书写,以每叶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鳞次相错地粘裱在卷底上,错叠相积。
阅读时,除首叶外,皆能逐叶翻转,两面阅读。
收藏时,从首至尾卷起,外表完全是卷轴的装式。
这可说是卷轴装的改良,俗称龙鳞装(打开时,状似龙鳞)、旋风装(收卷时书叶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此卷为唐朝仙女吴彩鸾所书,装于天宝八年。
欧阳修尝见之,称“叶子”;到南宋张邦基称之为“旋风叶”;元王恽称吴彩鸾龙鳞楷韵“鳞次相积,皆留纸缝”;清人钱曾则径称“旋风叶卷子”。
此卷经宋、明两次重装,仍保持原貌。
一九四七年为故宫博物院收得,为今天所能看到的唯一的旋风装实物。
此外还有经折装。
印度佛经用贝多树叶作纸,上下用木板夹起来,打孔穿绳贯串称贝编(又称贝叶经)唐人受此启发,把卷子向左右反复折迭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加上两张硬纸作封面,称“梵策装”,即经折装,多用于佛经的装帧。
经折装可说是对卷轴装的改造,再前进一步便是册叶装了。
敦煌遗书中已发现初期的册叶书形式——蝴蝶装小册《敦煌录》,即把两面书写的书叶从中间对折,以折迹集中的右边为书脊,戳齐,然后逐叶彼此相粘连,一叶一叶重迭成册。
又有《大悲心真言》一卷,二十六叶,双面书字,装帧时将书叶对折,折边右向,戳齐,沿书脊竖行凿孔五个,用线横索竖穿,然后以一张比整个书叶略宽的纸对折,粘于书脊作前后封面,这是包背装的源头。
公元905年写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两卷,两面书字,书叶对折,戳齐右边,在右上角穿孔,以丝线横向绕过书脊锁装,这是初期的线装形式(参阅李致忠《英伦阅书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石室为我国纸写本书及其装帧形式的历史博物信。
而且,这儿还藏有少量刻版印刷本,说明至迟到唐代,我国人民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术。
三、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应用
我国印刷术发明的时间,过去有七种说法,现在渐渐趋向于唐朝说。
杰出的印刷史学家张秀民先生首创唐初贞观说,始见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1958年人民出版社初版)。
近年陆续发表《雕版印刷开始于唐初贞观说》(《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南朝鲜发见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浙江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年第4期),见闻日富,旗帜益明。
究其依据,大致如下:
《旧唐书·后妃传》载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尝“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
“崩后,宫司以闻。
太宗览而增恸,以示近臣曰:
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
”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女则要录》十卷,文德皇后撰”,即其书。
明正德、嘉靖间,杭州史学家邵经邦(1491——1565)花十五年工夫,四易其稿,纂成《弘简录》,其卷四十六称:
“太宗后长孙氏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
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为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
”这是公元六三六年的事。
邵氏自称“述而不作”,必有所据,决非笔记小说家言。
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云: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相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
”考玄奘法师于贞观三年西游印度,十九年回国,麟德元年圆寂。
印普贤相应在回国后,晚于太宗印《女则》十年左右。
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会稽孟麟刊《泉布统志》,摹刻历代钞币七十一张,有唐高宗永徽宝钞(公元650—655),孟氏得一贯至十贯十张,称“永徽钞制作精美,与诸纸异别,应为众钞冠”。
上述诸条可谓具体,然皆后世作者之追述或摹刻,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一九六六年,朝鲜学者在南朝鲜东南庆州佛国寺释迦塔石塔内发现舍利瓶上绸袋内盛有木板印刷的中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考定为公元704——751年间刊印本。
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木版印刷品,引起巨大震动。
当时我国正值内乱,学界一无所知。
一九七九年,张先生始得知此消息,据已发表的报告,作出如下判断:
朝鲜开始刻书大约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
新罗文圣王于九世纪中叶开刊《八万大藏经》已不可信。
而说这卷佛经在八世纪即由新罗开雕是值得怀疑的。
朝鲜学者李弘植将此卷与海印寺《大藏经》版本逐条核对,发现两种经文有字句差异,又有字样差异,最主要的是此卷使用了四个武则天的“制字”。
有武则天制字不能证明就是新罗印刷。
却可证明为唐代印刷品。
载初元年(公元689年)武后创制了十八个“制字”。
译经者、刻版者为了遵从武后功令,或社会上已极流行,才会使用这些字。
唐代用武后新字的印本,在我国内也曾发现。
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花经》一卷,即使用武后新字。
据此旁证,则南朝鲜发现之印本,实为我国唐代印刷品。
李氏又寻出六十几个写经体的异体字,与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古文书对照,很多是符合的。
正仓院所藏唐代图书文物,大部份是从唐朝携归的,此卷写经异体字既多与之相同,更可证明它是唐朝的印刷品,而非新罗的东西了。
据美国印刷史研究专家富路特教授描述:
“新发现的经卷是桑皮纸,卷轴形式,轴心是竹制的,两端都涂以光漆。
经文长630cm,阔6cm(约三分之一已虫蛀),是用十二块木版印刷的,粘连成卷,它是由出身于中亚细亚吐火罗的一名僧侣弥陀山第一个译成中文的。
弥陀山于公元680—704年居住在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
这阶段正好是武则天统治中国的时候。
”南朝鲜发现之佛经残卷,实为我国七世纪末、八世纪初之印刷品。
张先生主张之唐初贞观说,论述本已缜密,得此佐证,则可以成立矣。
八世纪,长安已有书坊印书。
敦煌唐写本《新集备急灸经》下题“京中李家于东市印”。
显然。
写本是从书坊印本传抄的。
又,“上都东市大刁家”印了历书。
上都即长安,公元七六二年前后改称上都。
长安东市与西市是四方商品手工业集中地,有货财二百二十行,四方珍奇皆所积聚。
而李家、大刁家都在东市,为我国书坊之先驱。
南朝鲜发现之《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很可能就是长安东市书坊印行的。
九世纪,史籍中关于雕版印书的记载多起来了。
公元824年,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曾说到扬越间有人拿白诗“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见”。
吴、蜀一带民间刻印日历,“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本已满天下”,乃至“差互朔望”,发生争执,中央政府于公元835年下令“不得私置日历版”。
公元865年,日本入唐僧宗睿携归杂书中有西川印本《唐历》、《玉篇》各一部。
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藏敦煌遗书中,有公元905年写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两种,末写“西川过家真印本”,显系从西川过家印本《金刚经》传抄而来。
清末在敦煌发现的《金刚经》一卷,题“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为公元868年刻印本,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有确切出版年月、出版者的雕版印刷书籍,七张纸缀合成卷,高1英尺,长16英尺。
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劲,神态肃穆,图和字都雕刻得浑朴凝重,清晰显明,是很成熟的作品。
该卷于上个世纪初被斯坦因盗去,今藏伦敦博物院。
同时在敦煌发现的还有公元877年、882年的两种《唐历》,今藏巴黎图书馆。
九世纪末,黄巢起义后,中书舍人柳玭(音聘)随唐僖宗逃到成都,“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占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旧五代史·唐明宗纪》注引)可见至晚唐,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现存国内的唐代印刷品有1944年成都市内唐墓人骨架臂上银镯内发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一卷,近年陕西唐墓铜盒内亦发现《陀罗尼神咒经》一卷,四周雕印汉文、回文咒语,中间刻印彩色佛像,当晚于成都梵文咒本,而早于《金刚经》,今藏陕西文管会。
唐代刻印的书籍,多是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
五代时期,后唐宰相冯道始建议政府国子监校刻儒家经典。
依据开成石经,先刻《九经》(易、书、诗、春秋三传、三礼),次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历时二十二年(公元932—-953年)。
两年后,国子监祭酒尹拙又校刊《经典释文》,这些书,宋人称为“旧监本”,至南宋时已不多见,收藏家陈振孙只得到《九经字样》一卷。
五代时,不但有官刻的经典,并且在士大夫阶层内也有了出资刻书的人。
“毋昭裔贫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
发愤曰:
‘异日富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
’后仕蜀为宰相,遂践其言。
”(王明清《挥尘录》)公元932年(后蜀二年),毋昭裔在成都出私财营学官,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诸书,雕版行世,还请割据四川的蜀主孟昶镂版印《九经》。
(《十国春秋·毋昭裔传》)宋平蜀,昭裔子守素将书版送至中朝,诸书遂大行于世。
(曹)“彬平蜀回,辎重甚多,或言悉奇货也。
太祖令伺之,皆古图书,无铢金寸锦之附。
”(《国老谈苑》)然五代刻本传世极罕,大多发现于敦煌遗书中:
《唐韵》、《切韵》二书,皆细书小版,藏巴黎图书馆;《金刚经》、《观世音菩萨像》等,亦藏巴黎图书馆;《文殊势利菩萨像》,上图下文,今藏北京图书馆。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杭州雷峰塔圯,砖孔中发现经卷,乃吴越国王钱俶刻的《陁罗尼经》,首“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 入西关砖塔 永充供养 乙亥八月日纪”三行,次镌佛说法图,次经文。
每卷长205.8cm,匡高5.7cm,经文二百七十一行,行十字;皮纸印,墨色淡,无香气。
浙江博物馆收藏一卷,有钱俶题字。
“乙亥”为钱俶在位之二十九年,公元975年,时已入北宋,然钱氏犹未纳土,可视为五代刻本。
两宋三百余年间,我国雕版印刷业进入黄金时代。
公元1005年,宋真宗亲临最高学府、最高出版管理机构国子监检阅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图书 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