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的经济人解读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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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的经济人解读1
明清易代的“经济人”解读
摘要:
1644年,中国舞台上活动着农民军、明王朝和满清三大势力,明王朝和农民军相继垮台,满清政权坐了北京。
崇祯帝在崇祯三年杀抗清统帅袁崇焕,与明朝垮台关系并不大。
明末历史为崇祯帝、李自成和满清政权都留下了“选择”余地,但崇祯帝和李自成都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这才导致清朝代明的结局。
如果崇祯帝能象唐朝玄宗、僖宗那样,在紧急时刻果断离京南迁,或者在农民军攻到北京城下时接受李自成的招安条件,或许能够勉强维持明朝的统治。
李自成在崇祯殉国后没能利用明朝太子笼络明朝旧臣,反而对明臣拷打追赃,加兵于边关将领吴三桂,导致大顺政权迅速败亡。
满清政权抓住崇祯自缢、李自成加兵吴三桂的绝好机会,依然进军关内,不失时机地获得了全国政权。
明朝不象东汉和唐朝那样缓慢衰落,而是急速死亡,崇祯帝自缢殉国的错误“选择”是直接原因。
农民军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并不具有长久统治的能力,其败亡具有必然性。
出身贫寒的李自成不可能象出身官僚的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
如果李自成进京后果断采取拥立明太子登基笼络明朝势力的立场,他或许能够成为朱温第二。
讨论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必须设定具体条件。
当历史还没有迫使相关人物作出“选择”时,很难说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必然性。
而当崇祯自缢、李自成加兵吴三桂之后,中国本部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够阻止清军入关,这时明清易代就具有必然性。
关键词:
自然灾害农民起义王朝兴亡个人选择偶然必然
提纲:
一、明清易代简述
二、崇祯皇帝并未冤杀袁崇焕
三、不懂得“政治解决”农民起义的崇祯皇帝
四、不知道笼络明朝势力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五、满清得国:
机遇和努力
六、天灾、农民起义和明朝灭亡
1644年正月初一,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政权并登基称帝,此后率领农民军攻山西破北京,迫使崇祯皇帝3月19日在煤山自缢,明王朝灭亡。
但李自成却加兵于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迫使吴三桂联清抵抗“大顺”,并引领清军把大顺政权逐出北京,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移驻北京,此后十万清军横扫天下,稳定了大清王朝的统治。
明末翻筋斗似的历史变迁,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历史学家甚至几百年理不出个头绪。
许多人认为,太多的偶然因素导致了明末特定的结局。
观察明末历史变迁的主线,可以认为当时中国舞台上主要是农民军、明王朝和清政权三方势力的争斗。
由于不少人认为在三方争斗中任何两方都有联合起来对付第三方的可能,这就大大刺激了历史学家蓬勃的想象力,认为如果某个人物如何如何,历史就会有大不相同的结局。
历史学家的这些说法被哲学家嘲讽为“事后诸葛亮”,但既然是“历史”学家,他们也只能在“事后”研究历史,所以乐于接受“事后诸葛亮”之称。
本文利用“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分析明末各派势力的兴衰,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对1644年的历史作出新的解读,敬请读者批评。
一、明清易代简述
明清易代发生在公元1644年,这一年是大明王朝崇祯十七年,也是旧历甲申年,所以纪念明朝灭亡、清朝入关的文章往往直接称为甲申年祭。
1944年郭沫若所撰《甲申三百年祭》,2004年出现的“甲申三百六十年祭”的文章,都是纪念明清易代的。
在1644那个甲申年的春夏之交,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百姓竟然经历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
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特点,成王败寇已成常识,但满清王朝突然占据紫禁城,“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使北京百姓简直有点莫名其妙。
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西汉、东汉、唐朝、明朝、清朝五个长达二百年左右的大一统王朝。
长寿王朝象明朝这样一朝覆亡,在中国历史上确属仅有。
明朝何以出现如此特殊的结局?
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情况,用经济人史观的基本原理予以说明。
崇祯皇帝18岁登基,接手的是他那“木匠”哥哥撂下的烂摊子。
登基伊始,他首先把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了7年的势力消灭殆尽,其次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
一时道路相传,都以为“大明中兴”有希望了。
但让崇祯皇帝烦心的是,官僚们办事不力,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无有休止。
经心腹太监密查,说是官僚们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于是决心整肃朝纲。
在17年里,他先后更易内阁“宰相”50人,任免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处死2人、被迫自杀1人,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
崇祯说,他“所诛者是贪欺二字”,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劣臣”。
他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表现出强烈不满,发狠说“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满足了。
但是崇祯皇帝也确实命运不济,在他当政时,内忧外患一齐袭来。
高迎祥、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在陕北起事,在东北崛起的后金政权则是最大的外患。
后金政权的创立者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于万历四十六年宣布与明政权处于敌对状态,又经儿子皇太极,两代人经营数十年,疆域不断东展西扩,基本慑服了蒙古诸部落,崇祯九年正式改国名为“大清”。
在甲申年之前,清军已经五次进犯明朝统治的本部,打到北京城下两次,最远的一次侵犯到山东济南,大都是掳掠人口财产而去。
崇祯年间,北方遭连年大旱,农民难以生存,陕北的许多农民参加了起义军。
农民军犹如幽灵附身,好象是专来催命、索命的,一直跟着崇祯17年。
农民军东奔西突,转战秦、晋、冀、豫、鄂、徽、鲁、川、甘等九省。
崇祯九、十年间,经卢象升、洪承畴等人合剿,农民军几临灭顶之灾,李自成于崇祯十一年败于梓潼,仅偕十八骑逃出重围而蛰伏于商洛山中。
可辽东的清兵南下袭明,卢、洪先后抽调到东北前线抗清,结果一死一降,客观上帮了农民军的大忙。
李自成躲过大劫大难之后,于崇祯十三年冬离开隐伏的陕南山区,向连年旱蝗饥馑至极的河南挺进,五战五捷于中原大地,气势极盛。
崇祯十六年冬,被崇祯帝强令离开潼关出战的最后一支精锐明军全军覆灭,至此明朝已经没有抵抗农民军进军北京的力量。
甲申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顺政权正式成立,正月初八亲率十多万大军渡黄河东征,向北京进发。
入山西后攻关破城,一路顺风。
但打宁武关时,却遇明朝守关将领顽强抵抗,连攻数日折损四名大将而未能攻下,最后以人海战术拼力死攻,才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宁武关拿下,杀死了守关总兵周遇吉。
这一仗使李自成感到进军北京阻力太大,决定次日回师西安休整。
不料当夜却接到大同、宣府的明朝总兵姜瑞、王承胤同时派人送来的降书,于是连夜召集会议,改变返回西安休整的计划,重新挥师东进。
此后顺利通过大同、宣府,又连下居庸关、昌平,直逼北京城下。
消息传来,紧张气氛开始在京城里老百姓中扩散弥漫。
但在冷兵器时代,九门紧锁的北京城固若金汤,从来不容易被攻破。
北元、后金的部队曾几度抵达城下,都望洋兴叹,转一个圈便开溜。
因此,京城百姓并未意识到将有特大事变发生。
然而三月十七日半夜,崇祯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
在北面的德胜门、西面的阜城门、西直门三处,农民军摆出攻城态势,炮声震天。
十八日,李自成委派在昌平投降农民军的明朝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秘密谈判。
据《小腆纪年附考》卷4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
“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
但不奉诏与觐耳。
”但崇祯帝放不下皇帝的威权和架势,不愿承担接受和谈条件的责任,转而问策于臣下,而臣下更没人愿意承担与“叛贼”讲和的责任,都坚持闭口不言,于是谈判破裂,崇祯皇帝驱逐了杜勋……
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刘宗敏率军进入,此后内城各门齐开;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
沿途百姓早听得传令,各各在门前摆设“永昌”香案,书“顺民”二字于门上,闭门不出。
不到半天的时间,京城的百姓已经从“大明”的子民变成了“大顺”的子民。
大顺军在宫中遍搜,不见崇祯帝,于是全城严查。
二十二日得知确切消息,崇祯帝已自缢于煤山。
李自成下令收尸入棺,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有和尚为他诵经。
二十七日,大殓毕,下葬于西山的田贵妃墓中,未能入围昌平明皇陵。
大顺军进城之初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
但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连累店铺商家罢市,恐怖气氛逐渐浓重,人心开始不安。
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贴示”:
“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
”吴三桂在从山海关南下投顺李自成的途中,获知吴家被抄,遂折返山海关。
四月初农民军高层获悉吴三桂反叛,经过一段踌躇后,于十二日杀戮大臣勋戚30余人,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
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与吴军激战,二十二日上午吴军战败,部分吴军向大顺军投降。
尔后,吴三桂邀清军参战,清军迅速开赴到前沿阵地隐蔽起来。
据史书记载,清军到山海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山海关海边排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右侧,采取重点突破战术,开始发动进攻。
这时,突然大风扬尘,能见度很低,清军呼啸而出,犹如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顺军虽然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已经同吴军激战一天一夜,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数万清军生力军突然袭击,将帅皆大惊失色。
李自成立马在一座小土岗上,见到大顺军阵容已乱,主将刘宗敏受伤,觉得无法挽回败局,遂急令撤退。
败退队伍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下令将吴三桂之父吴襄处斩,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余三、四万人,军纪开始严重失控。
二十九日,在举行登极仪式的烟幕下,农民军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部署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并于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由山西、河南两路向西安方向退却。
六月,李自成败归太原,七月渡黄河败归西安。
1645年二月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入襄阳。
三月奔至武昌。
四月在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团练袭击身亡。
1646年11月,张献忠也在川北兵败牺牲,此是后话。
在李自成退出北京时,官民百姓但知吴三桂得胜,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却不知清军统帅多尔衮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与吴三桂一起统领满汉精锐,星夜赶路,于五月初二晚进抵京城脚下。
吴三桂受命不准进城,继续追杀西逃的农民军。
初三,一些在京的大明官员,准备好“迎驾”的一应仪仗设备,身着白色丧服,齐集东郊,打开朝阳门,吹号击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
但令明官大吃一惊的是,“望尘俯伏”山呼之后,登上宝舆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辫、人高马大的满人多尔衮。
众官还未弄个明白,即有清传令兵怒喝:
着所有内外官民人等,悉去丧服白冠,“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来了!
”有脑子转得快的几位明官,迅即联名上《劝进表》,不想被清国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呛白一顿:
“吾国皇帝自去岁已登极矣,何劝进之有?
”当年十月初一,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下诏“定鼎燕京”,准备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
1644年5月15日,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称帝,史称南明小朝廷。
南明小朝廷派出“北使”,以割山海关外地和岁币十万两与清为条件求和。
被多尔衮严加斥责,令去掉帝号,仍称藩王,“共同讨贼”。
1645年4月,清军破扬州后屠城,史称“扬州十日”。
八月,清军经两个多月攻城破江阴,1646年秋占福州,1649年9月占舟山,1650年破广州、桂林。
1683年,清军攻占郑成功孙子郑克爽统治的澎湖,在台湾的郑克爽投降。
至此整个中国被清朝所统一。
二、崇祯皇帝并未冤杀袁崇焕
某先生在评价崇祯皇帝时说,“观崇祯其人的作为,并非如历史上以往的亡国之君那么昏庸荒淫,也没有坐视国事日非而不顾及,‘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
’一度被朝野誉为‘明主’,面对危难时局,一心励精图治,‘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
’”
人们评价亡国君主,往往用昏庸、残暴、无能等负面词汇,但对崇祯皇帝的评价却显着不同,很少有人把明朝灭亡的责任直接归咎于崇祯皇帝。
近些年历史学家对崇祯皇帝最大的批评,就是他上任不久就冤杀了抗清名将、他自己一手任命的“平辽”统帅袁崇焕。
一般认为,杀袁崇焕后,崇祯皇帝不得不把在陕西、河南等地剿杀农民军最为得力的卢象升、洪承畴调到抗清前线,使李自成的农民军得以在崇祯十三年后东山再起,最终迫使崇祯皇帝落了个“以身殉国”的下场。
笔者以为,全面分析崇祯皇帝的作为,肯定有不少失误之处,所以明朝灭亡无疑有崇祯皇帝本人的责任,他也确实承担了责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要说对袁崇焕是冤杀、错杀,恐怕也不能那么肯定。
要说杀袁崇焕最终导致清朝灭明的结局,则更是言过其实。
崇祯皇帝登基之时,内忧外患使他深感用人至关重要,所以不久就任命曾经威震辽东的袁崇焕全面负责辽东战事,对其寄予厚望。
史载“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
对曰:
‘方略已具疏中。
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帝曰:
“复辽,朕不吝封侯赏。
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崇焕顿首谢。
”
但在当时情况下,五年平辽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不能认为当时袁崇焕真以为五年可以平辽。
当然,如果他真以为五年可以平辽,那就是思想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兑现承诺后果将十分严重。
而如果他也看到“平辽”远不是五年能够办到的大事,何以要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呢?
我们实在难以说清袁崇焕在皇帝面前说出这一大话时是什么想法。
但无论如何,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承诺信以为真,一心指望袁崇焕兑现其承诺。
可以认为,袁崇焕上任伊始,就种下了日后被杀的第一个祸根。
擅杀守边大帅毛文龙,是袁崇焕为自己被杀种下的第二个祸根。
当然,要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擅杀”,也许有点过分,因为袁崇焕有崇祯皇帝亲赐的尚方剑,他有权先斩后奏。
但毛文龙也持有崇祯帝之兄长、先皇帝赐予的尚方剑。
袁崇焕事前未秉明崇祯皇帝,自做主张逮杀毛文龙,不论对毛文龙、对袁崇焕还是对崇祯皇帝以及对大明王朝,都是一个重大错误。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以摆测字摊替人看相谋生。
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天启元年被友人引荐给辽东巡抚千化贞,成为标下游击。
后金(清)攻陷辽阳,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
镇江堡被后金(清)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
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的中间,号称孔道。
在后金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个地区对明朝是极具战略价值的。
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皮岛就称为东江雄镇。
辽东要地唯金州(即金州卫,今金县)南通旅顺口,北至三年坝,西通广宁,东可收复大地。
如果占据此城,陆路可以遏制后金(清)骑兵,水路可以前往登州运粮。
天启三年,毛文龙率部将张盘等攻下金州,命张盘驻守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岛,互为犄角之势。
由于此战告捷,朝廷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确认并扩大他发镇皮岛的事权。
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努尔哈赤军队的功劳,从《明熹宗实录》可以看到,兵部的估价是:
毛文龙灭奴(按:
指努尔哈赤)不足,牵奴则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估价更为具体:
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
奴未出老巢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
因此大启皇帝在渝旨中多次称赞他:
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两顾。
当然,毛文龙也不是没有缺点,例如所部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袁崇焕在京城时早就听说毛文龙在海外多年,势如割据,不受节制。
袁崇焕在离京往辽东赴任前曾经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当时他并没有把收复失地摆在首要地位,而是明确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态度也是颇为冷酷的:
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
作为整个抗清前线的统帅,袁崇焕不把对付清军摆在首位,而先下手对付不太听命的本朝大将,无论如何是其战略大错误。
进士出身的袁崇焕当然比一介武夫的毛文龙有计谋,他竟然设计,在毛文龙的数千部众面前公开逮杀了毛文龙:
“目中无本部院犹可,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
”袁崇焕对毛文龙的这一训斥,使毛文龙和全军将士都误认为,是崇祯皇帝要他逮杀毛文龙,不容毛文龙申辩,袁崇焕立即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
第一,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核;第二,全无战功,却报首功;第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
第四,侵盗边海钱粮:
第五,自开马市,私通外夷;第六,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第七,劫赃无算,躬为盗贼:
第八,好色诲淫;第九,拘锢难民,草菅民命:
第十,交结近侍;十一,掩败为功:
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
然后取下尚方宝剑,交给旗牌官,立即将毛文龙斩于帐前。
待改编了毛文龙的东江军队后,袁崇焕为毛文龙举行了祭礼,在他的灵柩前拜祭道:
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
回顾袁崇焕离京赴任前与内阁辅臣钱龙锡的谈话,可知他对毛文龙的所谓“可用则用之”只不过是掩饰之词,而“不可用则杀之”则是基本主导思想。
当然,当时京城的官僚们多有人对毛文龙的骄横跋扈不满,所以袁崇焕一上任就如此处置毛文龙,也是深受京城官僚们的影响。
但既然先皇帝和崇祯帝都认识到毛文龙对防守清军侵犯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容忍毛文龙的一些作为,作为前线统帅的袁崇焕又有什么必要非杀毛文龙不可呢?
考虑到袁崇焕上任后毛文龙并未犯下大罪错,其被杀就更觉可惜。
不过既然错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此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对于一般帝王来说,光是擅杀大将一条,就足以判其死罪。
从袁崇焕的角度考虑,既然在离京上任前就对毛文龙的情况有所了解,并有“不可用则杀之”的意向,何不设法探察皇帝的意图,从而平衡杀毛的利害得失呢?
所以,毛文龙的悲剧不但在于崇祯皇帝任命了一个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前线统帅袁崇焕,还在于袁崇焕有预先向皇帝请示的可能而有意不请示。
结果正如某论者所说,毛文龙被杀,既是毛文龙悲剧的结束,也是袁崇焕悲剧的开始。
“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
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从处理这一意外“事变”看,崇祯皇帝确实够英明的了。
如果考虑到当时崇祯帝才十八九岁,没有多少统治经验,这一处置就尤其令人钦佩。
对毛文龙无罪却加罪,只是为了笼络住袁崇焕。
但崇祯帝对这一事件的处置,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擅杀毛文龙,他是非常不满的,
毛文龙被杀后几个月,就发生了“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
毛文龙被杀后,后金统治者再也不害怕有人袭扰他的后方,于是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了。
此后辽之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先后被后金占领。
毛文龙多年惨淡经营的成果全都化为泡影,其部下尚可喜、耿精忠也先后作乱,而后降清,他们日后又为清朝平定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这些将领还由毛文龙统率,他们大概就不会成为清朝政权的“帮凶”。
这些事实从反面证明,袁崇焕错杀毛文龙,客观上帮助清军壮大了势力,对崇祯皇帝的事业是一个大悲剧。
袁崇焕的第三个大错就是对皇太极率十万大军侵扰北京的错误处置。
袁崇焕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在此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
但事实上,当他侦察得知敌兵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时,只是率兵跟蹑,赶到河西务时,又不顾将领反对,率部前往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
袁崇焕如此之举,引起了住在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
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
一些论者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袁崇焕理应抢前阻击,以保京城无虞,但他却先是率兵跟蹑,后又退保京城,一般人认为,这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外围。
袁崇焕的这一战略大错,足以使朝廷上下形成对他的不信任气氛。
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后,又巧施离间计,散布谣言说与袁崇焕有密约在先,故意引满洲铁骑进入内地。
皇太极嘱咐副将高鸿中与参将鲍承先,故意在俘获的明朝太监杨某面前低声耳语:
“今日撤兵,乃上(按:
指皇太极)计也。
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按:
指袁崇焕)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
”杨太监佯卧窃听,默记在心。
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把杨太监放归,情报就传到崇祯皇帝那里。
皇太极的这一招,在“都人竞谓崇焕召敌”的气氛中,是极易奏效的。
于是袁崇焕被逮捕下狱。
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以“谋叛”大罪论死,“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
”。
袁崇焕坐的是叛逆罪,所谓“磔”即是分尸,比之岳飞遭遇更惨。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袁崇焕“谋叛”。
要说是崇祯帝真的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所以以“谋叛”大罪对袁崇焕处死,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由于袁崇焕是囚禁数月才被处死的,这就排除了皇帝一时激愤铸下大错的可能。
既然“谋叛”只是传闻而无实际证据,并不昏庸的崇祯皇帝就不会一直相信这传闻。
笔者以为,崇祯皇帝之所以处死袁崇焕,恐怕与前述袁崇焕犯下的重大罪错有关:
光是擅杀毛文龙一事,就足以使崇祯皇帝下决心杀之。
擅杀毛文龙使皇帝本人蒙受了不白之冤——毛文龙部下大都误认为是皇帝要杀毛文龙,于是把怨恨转移到皇帝身上,成为此后一连串悲剧事件的诱因,终于致使抗清前线的战略态势一发不可收拾。
也许只是因为袁崇焕的实际罪错不便直接对外宣示,而“谋叛”又是一个很适合的“借口”,崇祯底才仍然以“谋叛”大罪处死袁崇焕的。
当然,现在看来,也正因为袁崇焕被以“谋叛”罪处死,才使后世许多人认为杀袁崇焕是崇祯帝的大错。
其实,从现代 法律的角度看,错误的是“罪名”而不是“被杀”本身,如果按照“有错必究”的原则“再审”袁崇焕被杀案,最多也不过为其更改一个罪名而已,但仍然是对朝廷犯下重大过错的“死罪”。
崇祯皇帝从容逮杀袁崇焕,与后梁武帝朱温从容逮杀大将朱珍颇为相似。
朱珍是朱温部下勇猛善战的前线主将,与其副将李唐宾素有芥蒂。
李唐宾因小事与朱珍发生冲撞,朱珍怒不可遏,命部下将李擒住,当即拔剑斩杀于帐中。
朱温得报后大怒失色,但在谋士劝说下,却将错就错,宣布李唐宾谋叛已经在军前斩首,亲属收监候审,并谴亲使携带手书去前方慰抚朱珍,稳住了当时局势。
后朱温趁前线视察之机,在朱珍迎接叩拜之时,命武士当即擒获,怒斥其擅杀大将,传令推出斩首。
我们不知道崇祯皇帝是否读过朱温故事,但他从容处置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事,足显其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
经常有人把明末的袁崇焕比做南宋的岳飞,说是他们分别被崇祯帝和宋高宗所冤杀,这一比较并不合适,因为岳飞被杀是由于他坚持抗金所以成为宋高宗“委屈求和”的障碍,而袁崇焕被杀则是由于抗清不力损害了崇祯帝“坚决抵抗”的战略部署。
再说,明帝国虽然表面上比南宋强大,但实际上农民起义既消耗了明朝的力量,也给崇祯帝出了大难题,所以明末的问题要比宋高宗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
当然,崇祯帝与宋高宗的出事为人也根本不同。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让崇祯帝与宋高宗调换一下位置,那么坚持抗金的岳飞在崇祯统治下的南宋绝不致被害,而在宋高宗统治下的明朝,也会乐于承认满清政权的平等地位,从而为袁崇焕这样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儒将找到合适的位置。
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历史将要大大改写一番了。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明朝不是灭于清朝,而是灭于李自成、张献忠等“贼寇”。
事实也确实如此,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北京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直到崇祯帝自缢殉国,在东北的清军还没有到达吴三桂镇守的山海关。
所以,如果说崇祯皇帝处置重大问题有什么过错,那也应当在他处置农民起义问题上去寻找。
三、不懂得“政治解决”农民起义的崇祯皇帝
在讨论崇祯皇帝有什么过错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才算是“过错”。
为此,我们可以把唐末情况与明末情况做一个对比。
唐朝和明朝都是在大起义基础上建立的长寿王朝,后期都发生了大规模的“贫民起义”。
公元874年,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唐朝经10年努力,于884年最终消灭了黄巢。
但在消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地方势力崛起,唐王朝无力驾驭,此后只能受制于地方军阀,勉强维持了23年,公元907年被唐朝汴州节度史、原黄巢部将、归顺了唐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后梁武帝朱温所取代,唐王朝正式灭亡。
从农民起义角度看,明末与唐末非常相似,崇祯元年就在陕北爆发了农民起义,崇祯皇帝费尽心血,历17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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