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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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
一、论时代思潮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
此其语最妙于形容。
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
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
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
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
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
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
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
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
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
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
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
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
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
曰生、住、异、灭。
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
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
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
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
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
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
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
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
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
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
于是进为全盛期。
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慑,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
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
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
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
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
更进则入于蜕分期。
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
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
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
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
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
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
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
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
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
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
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
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
二、略论“清代思潮”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
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
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
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
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
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
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向。
其一,颜元、李塨一派,谓“学问固不当求诸瞑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
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
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
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
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迳路。
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
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
此诸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
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余皆有传于后。
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
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
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
故此期之复古,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
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
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
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
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
开吴者惠,开皖者戴。
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
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
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春乔——等。
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者,有任大椿、卢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
念孙以授其子引之。
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
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
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
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
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
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
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
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
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
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
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
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
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
《公羊传》者,“今文学”也。
东汉时,本有今文古文之争,甚烈。
《诗》之“毛传”,《春秋》之“左传”,及《周官》,皆晚出,称古文,学者不信之。
至汉末而古文学乃盛。
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
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
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
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
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
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
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
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
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
千秋早卒。
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
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
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
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
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
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
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
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缺点益暴露。
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
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流于高邮王氏。
樾著书,惟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
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
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
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
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
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
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
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
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
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
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九、由启蒙到全盛
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
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
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
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
第三,异族人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
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
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
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
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
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
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
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
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
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达,余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
其故何耶?
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
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
“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
(《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之,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
颜元之教,既绝无“来生的”、“他界的”观念,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
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
一再转后,感化力递减,其渐归衰灭,乃自然之理。
况其所谓实用之“艺”,因社会变迁,非皆能周于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礼”。
所谓“礼”者,二千年前一种形式,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
既不能,则实者乃反为虚矣。
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
二、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
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
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
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
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
又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
且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
等是空论,则浮薄之士,何尝不可剿说以自附?
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
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学地理学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矣。
三、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
清代考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
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
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
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
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
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
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四、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
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
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
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
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
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
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
其实欧洲之科学,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艺复兴”时,其学风亦偏于考古。
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应如是矣。
右述启蒙期竟,次及全盛期。
十三、“朴学”
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
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
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
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
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
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
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
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
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
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
质言之,则举凡自汉以来书册上之学问,皆加以一番磨琢,施以一种组织。
其直接之效果:
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
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
三,有久坠之绝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
其间接之效果:
一,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累寸,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
二,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
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
为无用耶?
此甚难言。
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
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
老子曰: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此言乎以无用为用也。
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
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
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
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此言乎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也。
循斯义也,则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
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
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
十四、经史考证
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
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
其在《易》,则有惠栋之《周易述》,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
其在《书》,则有江声之《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之《尚书后案》。
其在《诗》,则有陈奂之《诗毛氏传疏》,马瑞辰之《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之《毛诗后笺》。
其在《周官》,有孙诒让之《周礼正义》。
其在《仪礼》,有胡承珙之《仪礼今古文疏义》,胡培珙之《仪礼正义》。
其在《左传》,有刘文淇之《春秋左氏传正义》。
其在《公羊传》,有孙广森之《公羊通义》,陈立之《公羊义疏》。
其在《论语》,有刘宝楠之《论语正义》。
其在《孝经》,有皮锡瑞之《孝经郑注疏》。
其在《尔雅》,有邵晋涵之《尔雅正义》,郝懿行之《尔雅义疏》。
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义》。
以上诸书,惟马、胡之于《诗》,非全释经传文,不能直谓之新疏。
《易》诸家穿凿汉儒说,非训诂家言。
清儒最善言《易》者,惟一焦循。
其所著《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絜净精微,但非新疏体例耳。
《书》则段、王二家稍粗滥。
《公羊》则孔著不通家法。
自余则皆博通精粹,前无古人。
尤有吾乡简朝亮,著《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志在沟通汉宋,非正统派家法,然精核处极多。
十三经除《礼记》、《谷梁》外,余皆有新疏一种或数种,而《大戴礼记》则有孔广森《补注》、王聘珍《解诂》焉。
此诸新疏者,类皆撷取一代经说之菁华,加以别择结撰,殆可谓集大成。
其余为部分的研究之书,最著者则惠士奇之《礼说》,胡渭之《禹贡锥指》,惠栋之《易汉学》、《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焦循之《周易郑氏义》、《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陈寿祺之《三家诗遗说考》,江永之《周礼疑义举要》,戴震之《考工记图》,段玉裁之《周礼仪礼汉读考》,张惠言之《仪礼图》,凌廷堪之《礼经释例》,金榜之《礼笺》,孔广森之《礼学卮言》,武亿之《三礼义证》,金鹗之《求古录礼说》,黄以周之《礼书通故》,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诂》,侯康之《谷梁礼证》,江永之《乡党图考》,王引之之《经义述闻》,陈寿祺之《左海经辨》,程瑶田之《通艺录》,焦循之《群经宫室图》等,其精粹者不下数百种。
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
其在《说文》,则有段玉裁之《说文注》,桂馥之《说文义证》,王筠之《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
其在《说文》以外之古字书,则有戴震之《方言疏证》,江声之《释名疏证》,宋翔凤之《小尔雅训纂》,胡承珙之《小尔雅义证》,王念孙之《广雅疏证》,此与《尔雅》之邵、郝二疏略同体例。
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书,差无疑滞矣。
而以极严正之训诂家法贯穴群书而会其通者,则王念孙之《经传释词》,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最精凿。
近世则章炳麟之《小学答问》,益多新理解。
而马建忠学之以著《文通》,严复学之以著《英文汉诂》,为“文典学”之椎轮焉。
而梁启超著《国文语原解》,又往往以证社会学。
音韵学又小学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
自顾炎武始著《音论》、《古音表》、《唐韵正》,而江永有《音学辨微》、《古韵标准》,戴震有《声韵考》、《声类表》,段玉裁有《六书音韵表》,姚文田有《说文声系》,苗夔有《说文声读表》,严可均有《说文声类》,陈澧有《切韵考》,而章炳麟《国故论衡》中论音韵诸篇,皆精绝。
此学也,其动机本起于考证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穷极人类发音官能之构造,推出声音变化之公例。
刘献廷著《新韵谱》,创字母,其书不传。
近世治此学者,积多数人之讨论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颁定。
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为绝学。
其动机起于治三《礼》,后遂泛滥益广。
惠栋著《明堂大道录》,对于古制度专考一事,泐成专书者始此。
徐乾学编《读礼通考》,秦蕙田编《五礼通考》,多出一时名人之手。
其后则胡匡衷有《仪礼释官》,戴震有《考工记图》,沈彤有《周官禄田考》,王鸣盛有《周礼军赋说》,洪颐煊有《礼经宫室答问》,任大椿有《弁服释例》、《深衣释例》,皆专注《礼》,而焦循有《群经宫室图》,程瑶田有《通艺录》,贯通诸经焉。
晚清则有黄以周之《礼书通故》,最博赡精审,盖清代礼学之后劲矣。
而乐律一门,亦几蔚为大国。
毛奇龄始著《竟山乐录》,项则江永著《律吕新论》、《律吕阐微》,江藩著《乐县考》,凌廷堪著《燕乐考原》,而陈澧之《声律通考》,晚出最精善。
此皆足为将来著中国音乐史最好之资料也。
焦循著《剧说》,专考今乐沿革,尤为切近有用矣。
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
王夫之长于史论,其《读通鉴论》、《宋论》皆有特识。
而后之史学家不循斯轨。
黄宗羲、万斯同以一代文献自任,实为史学嫡派。
康熙间,清廷方开《明史》馆,欲藉以网罗遗逸。
诸师既抱所学,且藉以寄故国之思,虽多不受职,而皆间接参与其事。
相与讨论体例,别择事实。
古唐以后官修诸史,独《明史》称完善焉。
乾隆以后,传此派者,全祖望最著。
顾炎武治史,于典章制度风俗,多论列得失,然亦好为考证。
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之《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
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
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再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源,此其特长也。
其专考证一史者,则有惠栋之《后汉书补注》,梁玉绳之《史记志疑》、《汉书人表考》,钱大昕之《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梁章钜之《三国志旁证》,周寿昌之《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杭世骏之《三国志补注》,其尤著也。
自万斯同力言表志之重要,自著《历代史表》,此后表志专书,可观者多。
顾栋高有《春秋大事表》,钱大昕有《后汉书补表》,周嘉猷有《南北史表》、《三国纪年表》、《五代纪年表》,洪饴孙有《三国职官表》,钱大昕有《元史氏族表》,齐召南有《历代帝王年表》。
林春溥著《竹柏山房十五种》,皆考证古史,其中《战国纪年》、《孔孟年表》诸篇最精审,而官书亦有《历代职官表》。
洪亮吉有《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洪龆孙有《补梁疆域志》,钱仪吉有《补晋兵志》,侯康有《补三国艺文志》,倪灿有《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顾櫰三有《补五代史艺文志》,钱大昕有《补元史艺文志》,郝懿行有《补宋书刑法志食货志》,皆称善本焉。
而对于古代别史杂史,亦多考证笺注,则有陈逢衡之《逸周书补注》,朱右曾之《周书集训校释》,丁宗洛之《逸周书管笺》,洪亮吉之《国语注疏》,顾广圻之《国语札记》、《战国策札记》,程恩泽之《国策地名考》,郝懿行之《山海经笺疏》,陈逢衡之《竹书纪年集证》。
降及晚清,研究元史,忽成为一时风尚,则有何秋涛之《元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之《元秘史注》。
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
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几《史通》。
自唐以后,罕能以私人独力著史,惟万斯同之《明史稿》,最称巨制。
而魏源亦独力改著《元史》。
柯劭劭之《新元史》,则近出之巨制也。
源又有《圣武记》,记清一代大事,有条贯。
而毕沅《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
黄宗羲始著《明儒学案》,为学史之祖。
其《宋元学案》,则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先后续成之。
皆清代史学之光也。
史之缩本,则地志也。
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
其在省志;《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之总纂,则阮元也;《广东通志》,则谢启昆也;《湖北通志》,则章学诚原稿也。
其在府县志:
则《汾州府志》出戴震,《泾县志》、《淳化县志》出洪亮吉,《三水县志》出孙星衍,《朝邑县志》出钱坫,《偃师志》、《安阳志》出武亿,《富顺县志》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天门县志》出章学诚,《凤台县志》出李兆洛,《长沙志》出董祐诚,《遵义府志》出郑珍、莫友芝。
凡作者皆一时之选,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周备。
欲知清代史学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
十六、校勘学和辑佚学
清儒之有功于史学者,更一端焉,则校勘也。
古书传习愈希者,其传钞踵刻,讹谬愈甚,驯至不可读,而其书以废。
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雠之,校勘遂成一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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