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伴随着人类的起源.docx

教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伴随着人类的起源.docx

《教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伴随着人类的起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教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伴随着人类的起源.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教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伴随着人类的起源

绪论

教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伴随着人类的起源而产生，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与此相适应，有关教育的理论知识也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和丰富。

特别是到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学校产生以后，教育现象围绕着培养人这一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

同人类社会的其它任何活动一样，教育活动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教育学所担当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人类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

只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教育理论研究往往包含在其它学科知识体系之中，并未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直至17世纪师范教育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才对教育理论的进步和教育学学科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相继涌现了一大批近代杰出的教育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教育被摆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研究也随之蓬勃开展起来。

经过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探讨和研究，我国的教育科学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可以预计，教育必将会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教育学也一定能够伴随着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在创建学习化社会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进一步完善。

第一节教育与教育学

从一般意义上讲，教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教育现象的学科领域。

因此，要确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应该了解什么是教育。

一、教育学的形成

教育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起源而产生，并在人类的进化与发展中得到发展。

随着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专门研究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的教育学也便产生了。

教育学由萌芽形态阶段走向成熟独立形态阶段，不是教育学者的凭空构建，而是由于教育实践的发展以及唯物主义哲学和其它各门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教育这种现象能够具有较为高度抽象和更合乎规律的认识，教育学才逐步地从现象的描述走向理论的论证，从比喻、类比走向科学的说明。

教育学从独立形态阶段走向科学化阶段，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科学教育学的建立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且也对教育学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说明，为科学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学要阐明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但不能用教育方针政策取代教育规律，教育规律和教育理论不同于教育方针和政策。

仅仅注视教育方针政策的教育学，不是科学的教育学。

教育学的任务旨在通过揭示教育规律，为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教育学主要是以学校教育作为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

专门的学校教育大致是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才出现，由于知识的保存和传递使人类获得了巨大进步。

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有了剩余产品，可以供养一部分人不用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专门从事文化事务；而国家和阶级的出现，也急需一大批社会公务人员和官吏；特别是知识的积累和文字的出现，为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内容和手段，于是，学校便应运而生。

然而，当人们把分散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进行的教育形式转变为在学校集中进行的教育形式以后，怎样才能有效地对下一代施加影响？

知识和能力方面，教给下一代什么？

怎样教？

很多具体的教育问题就现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对此必须尽快加以探讨和有效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萌芽状态的教育学便诞生了。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

教育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一切培养人的活动的外在表现和表面特征。

教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教育实践的产物，但教育现象只有被人们关注、讨论、评说，被看作是“教育问题”时，才构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教育学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但研究教育现象并不是教育学的根本目的，教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对教育现象的研究，透过现象认识教育的本质，进而揭示教育的规律。

教育规律是教育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及教育现象内部各个要素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或关系。

探求教育规律，离不开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研究。

但却不能只是对教育现象和问题的表面描述，而要对多种教育现象进行分析和综合，把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而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

也就是说，教育规律和反映教育规律要求的教育理论，不是教育经验的汇编，而是对教育经验进行加工、制作和改造的结晶。

当然，教育的实践经验乃是发展教育学的源泉。

离开了实践活动、实际的经验，教育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二节教育学的历史发展

教育学是人类社会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几乎在同一时代，东西方均产生了较早的教育思想，出现了一大批教育家，形成了堪称经典的教育论著。

但这一时期还没有纯粹的或者在教育领域占优势的教育家，大都是思想家、政治家在阐明他们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思想的同时，阐明了自己的教育观点、教育主张和教育思想，教育理论还没有从哲学、伦理、政治等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

相比较而言，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创始时期居于世界前列，但却未能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近代科学的教育学出现在西方。

一、西方教育学的历史脉络

在西方，教育学思想的渊源起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斯巴达式的教育作为一种古典的教育方式，对欧美教育的影响很大。

雅典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使它的文化教育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智者（Sophistes）作为第一批职业教师的出现和苏格拉底及其后继者们的教育活动，都孕育了较为丰富而系统的教育理论。

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9—前399）与中国的孔子有些类似。

他在教育上的最大贡献是首创“产婆术”教案法。

他认为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个新生思想的“产婆”，通过启发学生自己寻求正确答案，重在打开学生的思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掌握正确、全面的思维方法。

苏格拉底的“产婆术”被认为是启发式教案法在西方的渊源。

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大约于公元前387年创办阿卡德M学园，在他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中阐述了其哲学、政治和教育思想。

在教育上，柏拉图主张国家控制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统治者；他还提出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校教育体系结构，重视学前教育，提倡军事训练，认为女子和男子都应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

特别是柏拉图创立了“后四艺”与智者学派的“前三艺”所组成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对欧美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在教育理论上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他是“伟大的希腊教育家中的最后一个继承人，在某些方面也是他们中的最伟大的一个。

”亚里士多德根据他的灵魂论把教育划分为体育、德育、智育三个组成部分，主张国家对奴隶主子弟进行公共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以“和谐”发展。

而为了使人的灵魂得到健康的完善和发展，亚里士多德首次将心理学应用到教育中，最早提出了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按年龄分期划分教育阶段的主张。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罗马著名演说家、教育理论家昆体良（MarcusFabiusQuintilianus约35—95）被公认为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教育理论家，他的《雄辩术原理》也成为西方第一部系统阐述教育理论的著作。

《雄辩术原理》也译作《论演说家的教育》，该书写作于公元91—94年间，96年正式出版。

在该书中，昆体良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了罗马学校教育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内容涉及雄辩家教育的目的、过程、内容、形式与方法以及教师等问题。

此书后失传，直到15世纪才重新被发现，对人文主义教育家以有益的启示。

一般认为，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于1632年成书、1657年出版的《大教案论》是西方近代最早的系统完备的教育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独立的教育学的问世。

在《大教案论》中，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ius,1592—1670）认真吸收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教育成果，总结了自己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要求，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是教育理论独立化和系统化的奠基之作。

他在教育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

夸美纽斯高度评价了教育改造社会和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主张实施普及教育，提出了“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类”的教育民主化要求。

在泛智教育思想指导下，他首次提出创立系统的学校制度，建立广泛的课程体系，主张按年龄实行班级授课制，编写百科全书式的教科书，试图建立分科教案等等。

而他所提出的自然性、直观性、确切性等教育教案原则，反映了教育规律，影响近代整个欧洲，并很快传遍世界各国，奠定了近代教育的理论基础。

可以说，夸美纽斯既是欧洲古代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又是欧洲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性教育家，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谈到《大教案论》的历史地位时，斯佩曼（C.C.Spilmann）曾在该书的扉页中写道：

“倘若各时代的关于教育学的著作全部丢了，只要留得《大教案论》在，后代的人便仍可以把它作个基础，重新建立教育的科学。

”夸美纽斯真不愧是“教育科学之父”。

此后，在西方又陆续出现了众多教育家和许多伟大的教育著作。

如英国教育家洛克（JohnLocke）的《教育漫话》，法国教育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的《爱弥尔》和爱尔维修（ClaudeAdrienHelvétius）的《论人的理解能力和教育》，瑞士教育家裴斯泰罗齐（JohannHeinrichPestalozzi）的《林哈德与葛笃德》，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以及福禄倍尔（FriedrichWilhelmAugustFroebl）的《人的教育》和第斯多惠（FriedrichAdolfWilhelmDiesterweg）的《德国教师培养指南》，英国科学教育的发起者斯宾塞的《教育论》，俄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乌申斯基（ДмитриевичУшинский）的《人是教育的对象》以及“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ΑнтонСемёновичМакарнко）的《教育诗》以及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

这些教育专著的出现，进一步把教育科学引向独立并趋于成熟。

其中，赫尔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1776—1841）作于1806年的《普通教育学》以及1835年出版的《教育学讲授纲要》，乃是近代教育理论系统化和科学化的奠基之作，赫尔巴特本人也被誉为是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和传统教育派的代表。

在该书中，赫尔巴特第一个提出要使教育学成为科学，并认为应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作为教育学的基础。

他说：

“教育作为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与心理学为基础的。

前者指明目的，后者指明途径、手段以及对教育成就的阻碍。

”赫尔巴特把教育分为三部分：

管理、教案和德育。

基于对儿童天性的认识，赫尔巴特把管理置于教案之前，认为对儿童的管理，既不是教案，也不属于教育，仅仅是为顺利教育和德育创造前提条件。

当然，教案问题乃是赫尔巴特全部教育理论的中心问题。

他对此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研究，在《普通教育学》中对教案也论述最多。

在教育学史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教育性教案”的原则概念，从而深刻地阐明了教案的含义，论述了教案与教育的关系。

赫尔巴特指出：

“我想不到有任何‘无教案的教育’，正如在相反方面，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案’。

”他又说，“教案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或者品格教育）如果没有教案，只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

”要求通过教案发展多方面的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格和五种道德观念。

赫尔巴特还根据他的心理学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教案阶段理论，揭示了教案书本知识的客观规律。

后经他的学生席勒和莱因加以发展，成为包括预备、提示、比较、总括和应用的“五段教案法”，在19世纪下半叶后风靡全世界，成了教师提高教案水平的理论指南。

但这是一种关门读书的观念教案法，排除了书本知识与实践的联系。

后在传播中又趋于形式化、程序化和千篇一律，陷入形式主义教条。

20世纪初，“五段教案法”传到我国，盛极一时。

50年代，经苏联凯洛夫的改造，教案五步法——复习、引入、讲解、总结、练习，曾在我国中小学校广泛推行和实施，有些地方甚至发展到用吹哨来整齐教案，以严格遵守五个教案阶段的地步。

时至今日，“五段教案法”仍对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中小学教案模式的选择有着深刻地影响。

1899年，杜威（JohnDewey，1859—1952）在其《学校与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传统教育”这一概念，对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进行了概括，同时把自己的教育理论称之为“现代教育”，从此便开始了两种教育理论派别的斗争。

在20世纪上半期，可以说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独领风骚的一个时期。

杜威针对赫尔巴特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教案为中心等传统教育思想所存在的弊端，从“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观念出发，提出了儿童中心、经验中心和活动中心等主张。

《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最系统、最集中和最综合的体现。

在该书中，杜威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他在芝加哥实验学校以及当时教育改革理论研讨中基本形成的教育思想。

杜威认为教育是社会生活之所必需，主张教育为眼下的生活服务，为青年的生活做准备，并主张在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中获得教育，也就是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

杜威批评传统教育为儿童确定下他们不理解、不需要的目的，提出教育无目的论，他认为生长和生活是无止境的，儿童和青少年在生长和生活过程中，通过扩充、提高、更新和重组，逐步成长并最终成为社会合格成员，教育目的就在这种过程中，他要求把目的与活动统一起来，主张“从做中学”，在问题中学，从经验中学习。

他认为，教案的任务不仅在于交给学生科学的结论，更重要的是要促进和激发学生的积极反思思维，使他们掌握发现真理、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以及反映在他的其他教育著作中的教育思想，直接促成了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的开展。

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使学校教育有了新的活力，更为世界教育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杜威在1919—1921年间曾来到中国，他的教育思想通过胡适、陶行知等的传播，对我国民国时期的学制、课程和教案方法等方面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和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都可以看作是规范教育学形成的标志。

但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出来，始于英国哲学家培根。

1623年，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发表了《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一文，他在对科学的分类中，首次将教案的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提了出来，并把它理解为“讲述与传授的艺术”。

当然，在培根那里，作为教育学雏形的讲述与传授的艺术仅是在科学分类中有了一席之地，在其涵盖内容等方面，还有待填充。

而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在大学里讲授，最早始于康德。

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于1776年在德国的柯尼斯堡大学的哲学讲座中讲授教育学。

二、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

虽然中国的教育学在20世纪初才出现，但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思想作为人们认识教育现象的产物，作为教育史实在理论层次上的反映，却构成了我国现代教育学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历代政府的文教政策，教育家的教育主张、教育理论、教育学说、教育理想以及不同时期的教育思潮等又都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实际以指导和影响，发挥了教育学的功能。

也就是说，传统的教育思想依然是当今教育学发展的理论源泉之一。

如果说原始社会由于教育与社会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人们还只是对教育有一种朦胧的认识，那么到夏、商、西周，伴随着学校的出现和教育经验的积累，便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教育思想。

但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等一大批教育思想家的出现，才使我国教育思想发展进入系统化、理论化时期。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他十分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他首创私人讲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实行“有教无类”，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编订“六经”教材，保存了古代文化。

特别是他全面总结了教育实践经验，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重视因材施教，倡行启发式教案，讲求学思行结合，要求教师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人师表。

这些都是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和观点，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伟大奠基者。

此外，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以及道家、法家等代表人物，各自都有许多独特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见解，共同构成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这一时期不仅在《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礼记》等典籍中保存了大量的教育思想资料，而且还出现了《礼记·学记》、《礼记·大学》、《荀子·劝学》、《管子·弟子职》等教育专著。

《学记》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已初步具备了“教育学的雏形”。

《学记》辑于《礼记》之中，作者不祥，一般认为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末期。

《学记》共20小节，1200字左右，篇幅虽短，但内容却涉及教育的作用、学校教育制度、教育教案原则、方法以及教师和学校管理等许多方面。

因而，《学记》实际上是对先秦时期教育教案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奠定了我国古代教育的理论基础。

要建立和发展我国现代教育科学理论，必须首先研究和学习《学记》这部伟大的教育著作。

汉以后，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中的家庭教育思想；韩愈的教师论名著《师说》；朱熹的“朱子读书法”；王守仁的儿童教育主张；颜元的实学教育思想等都曾是崭新的教育理论精华和中国优秀的教育遗产，很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这些教育思想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体系，其中大量的论述都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人生态度、治学方法等交织在一起，真正教育学意义上的独立命题和范畴还不多，“在论述问题时，往往还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形象的比喻和简单形式逻辑的推理上。

理论的论证往往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不免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臆测性。

”加之普遍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致使我国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教育科学。

西方教育传入中国，发端于明清之际的来华耶稣会士。

到19世纪末，中国人自己开始直接从国外引进西方教育理论。

1901年，罗振玉发起、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第9、10、11号，连续刊载了由日本人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这是中国目前可考的第一部《教育学》著作。

从此，教育及教育学之名在中国广泛流传，各种教育学科著作如雨后春笋，纷呈于世。

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中国新式教育的迅猛发展急需大量师资，而师范教育的地位在学制中的初步体现，又为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和制度保障。

于是在清末民初新的形势迫使下，基于发展师范教育的需要，国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大量译介了日本的教育学著作。

如1902年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的《教育学教科书》；熊谷五郎著的《大教育学》（1907年）等。

更多的是根据日人原本译编、改编和自编了许多教育学教材。

如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蒋维乔编译的《新教育学》；1913年周维城、林壬编译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实用教育学讲义》等。

特别是由张子和编著的《大教育学》，在商务印书馆1914年出版后先后印行8版，是当时流传较广的教育学教科书。

西方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尤以杜威来华讲学为契机达到高潮，并且从此以后到1949年，中国把学习的对象主要转向美国。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教育界思想十分活跃，各国各派教育观点几乎都在国内得到传播和实验，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蔚为壮观的重要发展时期。

此间，如夸美纽斯的《大教授学》（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洛克的《教育漫话》（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卢梭的《爱弥儿》（魏肇基节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康德论教育》（瞿菊农编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裴斯泰洛齐的《贤伉俪》（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斯宾塞的《教育论》（任鸿隽节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等西方著名教育家的著作大都被翻译介绍进来。

特别是在大力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此间，国人还编撰出版了许多内容广泛、特色明显、堪称经典的教育学著作，中国的第一代教育家群体基本形成。

从数量上看，几十家出版社或机构出版了本国学者编著的七八十种版本的教育学；从质上看，影响大或较大的，如舒新城著的《教育通论》（中华书局1927年版）、庄泽宣著的《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28年版）、范寿康编的《教育概论》（开明书店1931年版）、朱兆萃的《教育学》（世界书局1931年版）、孟宪承编的《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罗廷光编的《教育概论》（世界书局1933年版）、吴俊升和王西征编著的《教育概论》（正中书局1935年版）、范任宇著的《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孟宪承和陈学恂合编的《教育通论》（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等。

另外还有王炽昌的《教育学》（中华书局1922年版）、余家菊的《国家主义教育学》（中华书局1925年版）、汪懋祖的《教育学》（正中书局1942年版）、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等反映不同教育思想流派的教育理论著作以及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的著名代表作等都相继问世。

三、教育科学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教育改革浪潮不断兴起，这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科学的发展。

苏联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造就了一大批如克鲁普斯卡娅、加里宁、马卡连柯以及凯洛夫、赞科夫、苏霍姆林斯基等著名教育家。

尤其是由凯洛夫（ИванАндреевичКаиров，1893—1978）主编的《教育学》，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强调加强基础知识传授和基本技能训练，重视课堂和教师的作用，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者的基本思想，正好与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需要和实际相吻合，于是不同版次的凯洛夫《教育学》被很快引进和翻译出来，中国的教育学界进入到一个学习苏联教育学的热潮。

据统计，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在中国，1948年版共印10次，印数为291516册；1956年版共印8次，印数为193897册。

两个版本总计印数为50万册左右，城市中小学教师几乎人手一册。

中国教育学进入了全面“苏化”阶段。

这样一来，教育学理论自身的建构，就让位给了对既有的教育学形态——苏联教育学特别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学习，换句话说，人们探索的是如何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着重的是学习方法和教案方法问题，而不是对教育学理论本身的分析；关注的是如何在实际中运用这些教育学结论，而极少过问教育学自身的建设。

以至于翻开当时的任何一本《教育学》，我们都不难寻觅到凯洛夫《教育学》的痕迹，对比凯洛夫《教育学》与任何一本《教育学》，几乎都可见到它们之间多少有些雷同。

“教育学的中国化”是国人近世以来的孜孜追求。

但最初只能是借鉴和模仿。

在经历了照搬日本、仿效欧洲、接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和全盘“苏化”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尝试建立自己的教育学理论体系。

“文革”前和“文革”后都陆续出版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教育学著作，但由于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教育学的中国化过程又逐渐演化成“语录教育学”，并对国外所有教育学理论加以排斥，致使我国的教育理论在“文革”时期愈加贫乏，几乎濒临绝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教育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2002年，我国已公开出版的各种类别、不同层次、多种语言的《教育学》大约有140本左右。

影响比较大的有由华中师院等五院校协作编写的高师本科公共课《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南京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