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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与流传
发现与流传
体例与编辑
内容之差异
叙事模式
记述人物
体现思想
结论
《国语》:
一、编排体例
二、记言特色
第一章、《国语》《左传》在先秦叙事文中的地位
一、甲骨文至《尚书》《春秋》——中国叙事文体的孕育期
二、《国语》——中国叙事文体的转型期
三、《左传》——中国叙事文体的繁荣期
第二章、《国语》叙事特色
第一节《国语》叙事结构
1、分国记事
2、不均衡分布
(1)、国别之间
(2)、言事之间
3、因果照应方式
第二节、《国语》人物形象
现在我们来看看《国语》的记人。
万平在《论〈国语〉的人物形象》中说:
“一部《国语》,出现人物达四百余
人,其中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下四十人。
天子诸侯、大夫将帅、谋夫说客、筮官卜者、妾妇优伶纷
纷登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发表对形形色色事件的看法评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
会图景。
《国语》刻画人物,不光写某一个人,而是通过成百人物的活动来展现一系列历史事件及其过程,因人
以记事。
”谭家健分析了《国语》在刻画人物时采用的集锦、对比、丛见、映衬四种手法。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集
锦法和丛见法。
有意把某个人言行集中一起,通过许多的小故事将他的主要表现、思想品质乃至个性特征呈
现出来,有向人物传记过渡的趋势,即所谓集锦式的写法。
如晋文公重耳从遇难出逃到复国即位到称霸中原,
其事迹都集中在晋语四中这样人物性格表现得相对集中比散见于各年的左传更好把握一些丛见法
1、暴戾荒淫闭塞言路的暴君
2、知仁守礼智慧超群的谏臣
3、性格各异千差万别的女性
第三节、《国语》《左传》叙事含义
1、《国语》尊神敬天
2、《国语》民神共重
3、《国语》重德守礼
第三章、《左传》叙事特色
第一节、《左传》叙事结构
1、《左传》编年记事
2、《左传》注重情节
3、《左传》叙事方式灵活多变
4、
第二节、《左传》人物形象
1、量力而行相机而动的霸主
2、才高礼达安邦定国的贤相与名臣
3、德才兼备行高言妙的行人
4、义薄云天慷慨赴难的勇士、深明大义的下人
5、奸诈自私玩火自焚的佞臣、与愚昧残暴自掘坟墓的莽夫
第三节、《左传》叙事含义
一、《国语》尊神敬天《左传》兼重现实
二、《国语》民神共重《左传》兼顾民本
三、《国语》重德守礼《左传》兼顾革新
第四章、《国语》《左传》比较(上)
第一节、《国语》《左传》叙事结构之区别
1、《国语》分国记事
2、《左传》编年记事
二、《国语》《左传》叙事结构成因分析
1、《国语》国别体成因分析
2、《左传》编年体成因分析
第二节、《国语》《左传》叙事方式比较
一、《国语》重在记言《左传》重在记事
二、《国语》注重因果《左传》注重情节
三、《国语》重言不废事《左传》重事不废言
四、《国语》叙事模式相对单一《左传》叙事方式灵活多变
第三节、《国语》《左传》叙事语言比较
一、《国语》驳杂
二、《左传》统一
三、《国语》驳杂之中存在统一《左传》统一之中间有驳杂
第五章、《国语》《左传》比较(下)
第一节、《国语》《左传》人物形象比较
一、《国语》《左传》人物类型分析
(一)、相同人物类型分析
1、暴戾荒淫闭塞言路的暴君
2、知仁守礼智慧超群的谏臣
3、性格各异千差万别的女性
(二)、《左传》独具的人物类型分析
1、量力而行相机而动的霸主
2、德才兼备行高言妙的行人
3、义薄云天慷慨赴难的勇士
4、愚昧残暴自掘坟墓的莽夫
二、塑造方法与艺术成就比较
(一)、《国语》写人以言《左传》言行并重
(二)、《国语》注重矛盾冲突《左传》兼顾侧面衬托
(三)、《国语》注重心理刻画《左传》兼顾细节描写
第二节、《国语》《左传》叙事含义比较
一、《国语》尊神敬天《左传》兼重现实
二、《国语》民神共重《左传》兼顾民本
三、《国语》重德守礼《左传》兼顾革新
第三节、《国语》与《左传》相关记载之叙事比较
一、《国语·晋语》与《左传》相关记载叙事比较
二、《国语·楚语》与《左传》相关记载叙事比较
三、《国语·越语》与《左传》相关记载叙事比较
第六章、《国语》《左传》性质分析
第一节、《国语》——语体文献的高峰
1、语体渊源考——甲骨文献与《尚书》
2、语体流变析——《国语》的语体特色
3、语体衰败
第二节、《左传》——史传文献的先起
1、史传渊源——《春秋》
2、史传流变——《左传》
3、史传勃起——《史记》
第七章、结语——内外传之说不可信
台湾学者张以仁在谈到比读《国语》《左传》的感受时,认为“读《国语》所得的印象是伦理方面的。
……成败了了,垂鉴良深。
读《左传》所得的印象纯粹是史实方面的。
……固然《左传》里面不乏善行美事的叙述。
但因为它的重点不在这种地方,所以它这方面的色彩也就不大耀目”(张以仁:
《论国语与左传的关系》,第245页,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
该文后收入《国语左传论集》,第19—108页)
第一章、《国语》《左传》在先秦叙事文中的地位
一、甲骨文至《尚书》《春秋》——中国叙事文体的孕育期
二、《国语》——中国叙事文体的转型期
三、《左传》——中国叙事文体的繁荣期
《左传》为古文百世不祧之祖,评点《左传》者,更多的还是欣赏其文采。
如明王鳌谓《左传》之文:
“词婉而畅,直而不肆,深而不晦,精而不假鑱削。
或若剩焉,而非赘也,若遗焉,而非欠也,后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遗之?
是故迁得其奇,固得其雅,韩得其富,欧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后世,则左氏之于文亦可知也己。
”(1王鳌:
《春秋左传详节句解序》)凌稚隆则认为:
“《左传》为文章之冠,亡论他名家无能仰窥藩篱,即太史公称良史才,其所规画变化,亦不越其矩度。
迹其首尾起伏,近在一篇;方之开阖张驰,包括全传者,分量似别。
嗣则班《书》步骤太史,范《书》摹拟两家,盖渊源有自矣。
”(2凌稚隆:
‘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卷首<读春秋左传测言》,续修四库,经部126册,611页)而金圣叹又言:
“临文无法,便成狗嗥,而法莫备于《左传》。
甚矣,《左传》不可不细读也。
”(金圣叹:
《西厢记》卷4《惊艳》批语,(‘金圣叹全集》第3册,4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清方苞则曰:
“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
”4(‘方苞:
《书五代史安重晦传后》,《方苞集·上》页64,上海古籍,1983年5月)而左氏之文,“出奇无穷,虽太史公、韩退之,不过能仿佛其一二,其余作者,皆无阶而升。
”5(5方苞:
‘左传义法举要·韩之战》批语,抗希堂藏板(下引l司))冯李骅则赞《左传》所载,“凡百妙境,任古今作手得其一体,皆足名家,而左氏则兼收并蓄,又皆登峰造极也。
"6(6冯李骅:
‘左绣》卷首‘读左卮言》)周大彰也谓:
“左氏文字,为百家之祖,《国策》、《史》、《汉》、韩、柳、欧、苏,无不摹仿其章法句法字法,遂卓然自成一家言。
欲读古文而不精求于左氏,是溯流而忘其源也。
"7(7周大璋:
《左传翼》卷首《凡例》二,元聚堂刊本)从以上诸家所述可以看出,一则《左传》文辞艳富,为古文之极则,所以为古今所共赏;再则《左传》诸法皆备,古今名家作手多不能出其范围,所以才会吸引众多之评点。
内容上:
《左传》所载内容丰富,韩范谓其:
“事义弘博,既备正变,又兼质文,故行兵可以为资,考历可以为记,礼家志其盛仪,童蒙拾其香草,道不一格,学有万通。
”2(2韩范:
《春秋左传》(韩范评)卷首凡例,光绪11年五融经馆重刊)
前人在点评《左传》的著作中提到的很多。
陆淳说:
“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义,经文可知。
”章学诚说:
“叙事之法,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
其法莫备于《左传》。
”张高评在其《(左传)之文学价值》一书里也说到:
“若斯之比,要皆盛推其叙事之神妙者也。
盖左氏于文,反复低昂,无所不究其至。
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能溯原竟委,前后呼应,观左传之叙事,洵乎规矩方员,不可胜用矣。
”这几种
第二章、《国语》《左传》叙事特色之区别
(一)、《国语》叙事特色
1、分国记事
2、不均衡分布
(1)、国别之间
(2)、言事之间
3、因果照应方式
(二)、《左传》叙事特色
1、《左传》编年记事
2、《左传》注重情节
3、《左传》叙事方式灵活多变
4、
(三)、《国语》《左传》叙事特色区别
1、《国语》重在记言《左传》重在记事
如吕祖谦谓:
“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
’’(2吕祖谦:
《左氏传说》卷首《看左氏规模》,金华丛书本)
2、《国语》注重因果《左传》注重情节
3、《国语》重言不废事《左传》重事不废言
4、《国语》叙事模式相对单一《左传》叙事方式灵活多变
姜炳璋认为,左氏释经,“或长篇而余情自永,或只字而涵盖无遗",总以不肯尽言,使人自得为妙。
并归纳左氏文缓旨远之法:
有似刺而实褒者,有似褒而实刺者,有补经所未备者,有略经所已明者,有言外见意者,下面分别举例明之。
似刺而实褒:
如宣公九年,陈灵公君臣淫乱,泄治因进谏而被杀,《左传》引孔子语日:
“《诗》云:
‘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其泄治之谓乎’’。
论者多以此谓陈国无道,为人臣者当危行言逊,不可独自立异,左氏引《诗》乃贬责泄治。
姜炳璋以为不当以《诗》之表层意思为断,此处似贬而实褒。
其言云:
“引《诗》言上下邪辟,人臣无由立法,盖伤之也。
昭三年传云:
‘伯石之汰也,一为礼于晋,犹荷其禄。
《诗》日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其是之谓乎?
’或议《传》以立辟贬泄治之谏,则将以遄死贬伯石乎?
"(‘姜炳璋:
《读左补义》卷18,330页:
又卷5,庄公六年,“王人救卫”事亦以刺为褒,见187页)4按:
伯石即郑国之公孙段,平日行事多汰侈无礼。
但其于昭公三年,相郑伯如晋,却举动合礼,并得晋国之赏地。
《左传》引《诗》,以无礼之人当遄死,反托礼之重要,非谓伯石当速死。
姜炳璋举其例以明《左传》引《诗》之意不可仅从表面理会。
似褒而实刺:
姜炳璋举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及昭公元年虢之会为例。
襄公二十七年,应宋国向戌之请,晋、楚等国于宋举行弭兵大会。
盟会之时,晋、楚争先,楚国无信而终先歃,《春秋》却书晋于楚前。
《左传》谓:
“书先晋,晋有信也。
”昭公元年虢之会乃寻宋之旧盟,晋赵武侃侃以“信"自许,而《左传》亦直录其言。
观此两篇文字,似皆赞晋之有信。
姜炳璋独以为此乃似褒而实刺者,谓赵武、向戌等倡弭兵之计,乃为虚名,非真为民计。
其于宋之盟后批云:
引以诬道蔽诸侯’,是通篇断结;起处‘欲以为名’,是通篇脉络。
微特向戌以为名也,即赵武亦以为名。
饰其畏楚之实,而以弭兵为名,且任其怀恶欺凌,而又美其名日守信。
后世史官亦以武为真能守信,而其实皆诬也。
"又谓此次弭兵,使晋楚之与国交相见,各小国“忽增倍赋,而取给于残喘之民,是不以兵杀之,而以赋杀之也。
”进而认为此传:
“凡日信日德文辞之多,皆诬也。
中原分崩,小国就灭,皆由于此。
时有桓文,向戌可斩矣。
将前六段言外之意归并‘诬道’二字,而尽情呵斥向戌,以恶赵武也。
’’(1姜炳璋:
《读左补义》卷30,469—470页)1在姜炳璋看来,这两次盟会表面赞晋国有信,实则贬斥晋赵武等人偷安,贪图虚名而不能攘楚以庇护小国。
应该说,历代学者对此会及赵武还是颇多赞赏的,而姜炳璋则独斥之不遗余力,究竟谁的理解更合乎传意,自可商量。
此处想要说明的是,姜炳璋所发明《左传》释经之方法多带有个人解读的成分,虽能成一家之言,却不必执为定论。
(四)、《国语》《左传》叙事语言比较
1、、《国语》驳杂
2、《左传》统一
3、《国语》驳杂之中存在统一《左传》统一之中间有驳杂
(五)、《国语》《左传》叙事结构成因分析
1、《国语》国别体成因分析
2、《左传》编年体成因分析
第三章、《国语》《左传》叙事中人物形象之比较
一、《国语》《左传》人物类型分析
(一)、相同人物类型分析
1、暴戾荒淫闭塞言路的暴君
2、知仁守礼智慧超群的谏臣
3、性格各异千差万别的女性
(二)、《左传》独具的人物类型分析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2一823页。
鲁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询问应对之策。
伯宗遇见了绛地拉重车的人,向绛之重人咨询祭祀梁山崩的仪式。
绛之重人说:
“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鳗、撤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
”伯宗见他很有学问,便想举荐他,被他拒绝了。
伯宗礼遇一个出苦力的人,足见《左传》人本思想的突出。
而《谷梁传》和《韩诗外传》在记载此事时,加有伯宗鞭打重人的情节,显示了两汉士大夫的尊卑等级观念,他们的民本思想反较春秋落后。
顾栋高字复初,江苏无锡人。
他用4O年精力著成的《春秋大事表》五十卷(《四库全书》本),是清代前期《春秋》经传研究最有分量的著作之一。
该书“以春秋列国诸事,比而为表”,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地理、世族世系、官制礼制、政治外交、军事史实、人物等,凡百三十一篇。
在专门的材料归纳之后,又加以评论。
其中如《卿大夫世系表》、《楚令尹表》、《宋执政表》、《郑执政表》、《乱贼表》、《人物表》、《列女表》等,均是《左传》人物研究的成果。
如其《人物表》之叙论云:
昔班孟坚纂《汉书》,列表十,其终曰《古今人表》。
余读之殊苦其不伦:
自邃古羲皇以至孔子,下逮桀、纣、幽、厉、妲己、褒姒、夏姬之徒,列为九等,猥杂已甚。
且世代辽远,难可悉数。
以余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物号为极盛。
无论孔子大圣,垂法万世,即如柳下惠之和圣,季札、蘧伯玉之大贤,亦古今罕俪。
而谗佞、乱贼之徒,后之殊形诡状者,亦莫不毕见于春秋之世。
无他,国异政则贤否绝殊,世变亟则奸邪辈出也。
谨就其中,区其类为十有三:
曰贤圣、曰纯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独行、曰文学、曰辞令、曰佞臣、曰谗臣、曰贼臣、曰乱臣、曰侠勇,而以方伎终焉。
凡孔门弟子之见于《左传》者,靡不具载,所谓附骥尾而名益显。
其余宁慎无滥。
而向戌、栾书之列于谗臣,卫子鲜之不得列于独行,亦《春秋》推见至隐、原情定罪之意云。
辑《春秋人物》第四十九。
1、量力而行相机而动的霸主
2、德才兼备行高言妙的行人
3、义薄云天慷慨赴难的勇士
4、愚昧残暴自掘坟墓的莽夫
二、塑造方法与艺术成就比较
(一)、《国语》写人以言《左传》言行并重
(二)、《国语》注重矛盾冲突《左传》兼顾侧面衬托
(三)、《国语》注重心理刻画《左传》兼顾细节描写
三、《国语》《左传》人物类型取舍不同的原因
1、《国语》?
2、“人”不但在社会中,亦在《左传》作者的心目中成为了时代的主题
第四章、《国语》《左传》叙事含义比较
一、《国语》尊神敬天《左传》兼重现实
二、《国语》民神共重《左传》兼顾民本
三、《国语》重德守礼《左传》兼顾霸业
以宣公二年晋灵公被弑事为例,《春秋》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据《左传》,则弑君者实为赵穿,因晋史官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孔子不过从晋史而记之。
《左传》还引孔子之语作结,谓: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也,越竞乃免。
”对于此事,论者历来褒贬不一。
贬之者如吕祖谦,认为赵穿弑晋灵公乃出于赵盾指使,因此,弑君者实即赵盾。
其言曰:
“盾之弑君本无可疑,灵公之殒,虽假手于赵穿,然桃园之难不作于盾未出奔之前,而作于盾方出奔之后,盾身朝出,穿变夕兴,盾若不奔,穿亦不弑,是弑君之由实起于盾,穿特为盾役耳。
使穿专弑君之谋,则事捷之后,当席其威而窃国灵,何有于一亡大夫,复推之秉大柄乎?
则穿之弑,为盾而不为己明矣。
盾闻君弑而亟反,不惟不能讨穿,又遣迎新君以固其宠,是德其为已用而阴报之也。
’’1(吕祖谦:
‘左氏博议》卷24《晋赵穿弑灵公》)因此,书赵盾弑君,乃“法所当然”,所谓“为法受恶”必非孔子之语,而是左氏之托词。
至于“越竟乃免”,吕祖谦以为悖谬尤甚,谓:
“审如是,则后有奸臣贼子如盾者,逆谋既定,从近关出,候于竟外,闻事克而徐归,遂可脱弑逆之名矣,是为奸臣贼子画逃罪之策也,夫岂圣人语邪?
”2(同上)也就是说,在吕祖谦看来,左氏记载此事,不仅不得孔子本意,而且还贻误后世,所以深贬责之。
同样是此传,姜炳璋却有不同看法。
他虽也认为晋灵公被弑之主谋是赵盾,但却不认同左氏不达经义,贻误后人之说。
其言日:
“盾未尝弑君,何以弑归之?
传盖言盾不弑君,而实弑其君之故,以发明经义也。
’’3(3姜炳璋:
《读左补义》卷17,续修四库经部122册,321页)又谓左氏“引仲尼之言,一以见赵盾之恶所由著,凡贼无主名者,由国无良史故也。
一以见盾良心未死,为法受恶无辞。
凡书国、书人、以疾卒者,由贼臣矫饰以赴也。
而诸弑君皆准诸此。
’’4(322页)可见,在姜炳璋看来,左氏此传恰切解释了为何弑君者为赵穿,《春秋》却书为赵盾的原因,并认为左氏所引确实出于孔子,而非伪托。
可见对于《左传》此事,不管是褒是贬,基本未脱解经之范畴。
与他人不同的是,王源从《左传》文本出发,对其命意加以解读。
其言日:
“大书‘灵公不君’、‘君无道也’,而通篇处处借他人写赵盾,见弑君之罪,非其罪也。
初以士季并序,观士季之忠而盾可知;继序组魔,观组麂之侠而盾更可知;既又序提弥明、灵辄,观明与辄之义勇而盾愈可知。
究之,弑君者赵穿也,大史之书,以其不越竟、不讨贼而已,引孔子之言,而盾为法受恶,非弑君之贼,不亦彰彰较著乎?
’’1(王源:
‘左传评》卷4,234—235页)其实,姜炳璋也提到左氏对士会、组麂、灵辄等人的描写,不过他认为左氏写此三人,正是为了反衬赵盾之恶,而不是要表赵盾之贤,揆以左氏文义,似王源之说更合乎情理。
王源又谓从经义角度看,则弑君者实为赵盾,左氏所论有悖于孔子之说,其言日:
“论《春秋》之义,必以欧阳子之言为是:
使实弑君者赵穿,而盾不与,孔子断无舍穿而归其罪于无辜之盾者。
孔子既书为盾,则穿不过供其驱使,或承其意旨,若司马昭之成济、公子光之专诸而已。
如《传》之言,盾特为法受恶,而孔子之言偏矣。
其可信耶?
吾特赏其文,不取其义。
序三义士,为盾生色,各极其致,尤妙在追叙灵辄一段,横遮硬断,另划一天,总是阴阳不测。
’’2(王源:
‘左传评》卷4,235页)由此段可知,在王源看来,若从史事来说,则弑君者为赵盾,若从《左传》纪事来看,则弑君者赵穿而已,赵盾不过因法受恶,因此,他分析《左传》也只就文法上立说,而“不取其义”。
冯李骅《左绣》也多能摆脱经学影响,从文章角度揭示左氏意旨。
如其于郑伯克段事之评,谓:
“选《左传》者,无不以此称首,大都注意克段一边,否,或兼重武姜,竞以‘君子日’与‘书日’作对断章法,皆未尽合。
盖依经立传,本在郑庄兄弟之际,开手却从姜氏偏爱酿祸叙入,便令精神全聚于母子之间。
故论事以克段于鄢为主,论文以宾母于颍为主。
玩其中间结局兄弟,末段单收母子,与起呼应一片,左氏最多宾主互用笔法,细读自晓也。
”3(冯李骅:
《左绣》卷1,隐公元年,“郑武公取于申”之眉批。
)可以看出,在冯李骅看来,此事若从解经角度看,则当着重记郑伯兄弟之事,而从左氏之文来说,其着眼点实在于母子之间。
第五章、《国语》与《左传》相关记载之叙事比较
一、《国语·晋语》与《左传》相关记载叙事比较
眉批则以论事为主。
然多泛泛而论,少特出之见。
如评晋骊姬之谮,云:
“以骊姬之馋,犹借二五优施为本,计祸之作也,有自来矣。
夜半而泣,以危言劫献公,里克徒能强谏献公帅师之故事,不能深明择嫡之是非。
闻死枯之歌,克曰中立,丕郑曰君为我心。
晋无良臣,申生终以不免,悲夫!
然克以中立祈免,自谓知矣,而终以不能免。
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于弑君,是亦不知命之敝也。
”(明唐顺之编,徐鉴评《左氏始末》十二卷)
二、《国语·楚语》与《左传》相关记载叙事比较
三、《国语·越语》与《左传》相关记载叙事比较
第六章、《国语》《左传》性质分析
第一节、《国语》——语体文献的高峰
4、语体渊源考——甲骨文献与《尚书》
5、语体流变析——《国语》的语体特色
6、语体衰败
第二节、《左传》——史传文献的先起
1、史传渊源——《春秋》
2、史传流变——《左传》
3、史传勃起——《史记》
第七章、结语——内外传之说不可信
面对有关左氏身份及《左传》成书时代的诸种质疑,凌稚隆谓:
……说者以为六国时人,盖以所载虞不腊语,至秦始称腊月也,则腊取腊祭之义,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矣。
又以为楚左史倚相后,故述楚事极详,不知事详大国,小国之事易举,史体宜尔。
窃观左氏文丰润华艳,自是春秋文体,绝无战国粗豪气习。
迹其记事之详,疑是史官;信圣之笃,疑是孔门弟子。
又考戴宏《序》所载,公羊氏五世传《春秋》,因疑左氏当是世史。
其末年传文亦疑是其子孙续而成之者,以故通谓之《左氏》,而不著其名,理或当然也。
朱子曰‘传中无丘明’,陈止斋曰‘左氏别自是一人为史官者’,又日‘自古岂止一丘明姓左’,意正如此。
”(凌稚隆:
《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卷首《读春秋左传测言》,《续修四库》经126册611页)
可见,在凌稚隆看来,《左传》乃世为鲁史官之左氏所修,其中有后人增补的内容,故仅谓“左氏’’,而“不著其名”,但全书之主体当成于春秋时。
至于始修之人,也即其书主体之作者,则“时当春秋”、“亲承圣教”1,虽非孔子所称之左丘明,却亦是孔门弟子。
因左氏兼具史官与圣人之徒的双重身份,故《左传》不仅是为解释《春秋》而作,而且与《公羊》、《毂梁》等传相比,是对《春秋》经的最可信解释。
2
将《左传》中对鲁国历史的记述与《国语》中《鲁语》的部分进行对读,颇可发现一些同中之异。
如成公十六年,晋人执季文子,鲁使子叔声伯如晋谢之。
晋郤犨以亲故,欲为声伯请邑,声伯弗受。
《左传》记声伯曰:
“婴齐,鲁之常隶也,敢介大国以求厚焉!
承寡君之命以请,若得所请,吾子之赐多矣,又何求?
”完全是一副大公无私的形象。
而《国语》记声伯回国以后,却对鲍文子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考虑:
“夫苦成叔家欲任两国而无大德,其不存也,亡无日矣。
…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之邑?
”并因此得到鲍文子的称许:
“今子图远以让邑,必常立矣。
”
如果说这个例子中声伯的话尚有人前人后之别,那么不妨来看看在同一情境下,《左传》和《国语》所记人物言行的差别:
襄公二十八年,鲁以宋之盟朝于楚,及汉水,闻楚康王卒,襄公欲还,叔仲昭伯谏止。
《左传》云:
叔仲昭伯曰:
“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
行也!
”子服惠伯曰:
“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
饥寒之不恤,谁遑其后?
不如姑归也。
”叔孙穆子曰:
“叔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
”荣成伯曰:
“远图者,忠也。
”公遂行。
昭伯之坚定,穆子与成伯之首肯,使襄公此行富于英雄精神。
而《国语》记同一事则云:
叔仲昭伯曰:
“君之来也,非为一人也,为其名与其众也。
今王死,其名未改,其众未败,何为还?
”诸大夫皆欲还。
子服惠伯曰:
“不知所为,姑从君乎!
”叔仲曰:
“子之来也,非欲安身也,为国家之利也,故不惮勤远而听于楚;非义楚也,畏其名与众也。
夫义人者,故庆其喜而吊其忧,况畏而服焉?
…有御楚之术而有守国之备,则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
”乃遂行。
这样写来,我们仍然可以肯定昭伯的忠心,但其畏惧大国的心态和重利轻义的理论,无疑使这一事件的性质及评价均与《左传》迥异。
又如昭公元年,虢之会,楚人以鲁背盟伐莒,将戮叔孙穆子。
晋乐王鲋向穆子索贿作为求情的条件,穆子拒绝。
《左传》云:
叔孙曰:
“诸侯之会,卫社稷也。
我以货免,鲁必受师。
是祸之也,何卫之为?
…”召使者,裂裳帛而欲知,曰:
“带其褊矣。
”赵孟闻之,曰:
“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
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国语》则云:
穆子曰:
“虽可以免,吾其若诸侯之事何?
夫必将或循之,曰:
‘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
’则我求安身而为诸侯法矣。
君子是以患作。
作而不衷,将或道之,是昭其不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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