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劳务经济的发展现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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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劳务经济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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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重庆直辖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庆市改革发展提出更高要求,赋予重庆市新的使命。
而加快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更是当前重庆工作的重中之重,它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是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提供示范的需要,是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的需要,是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
重庆是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直辖市,农村面积占99%,农村人口超过70%,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任务繁重,统筹城乡发展任重道远。
为实现重庆发展“314”总体部署,通过实施城乡统筹,到2020年,全市城市人口将超过2200万,农村人口会下降到1000万,整个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重庆市委三届四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2009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的文件,为统筹城乡改革,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明确了道路和方向。
在2007年5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劳务经济工作会议上,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提出把劳务经济打造为重庆的“第一经济”,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时期,明确了发展劳务经济的重要性。
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是城乡统筹、“两翼”振兴、库区安稳致富这三件大事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农民致富的关键所在,更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
因此,了解劳务经济,总结分析重庆市劳务经济的发展现状、特点及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建议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希望能为统筹城乡改革与发展出言献策,并能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实现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我们的任务作出贡献。
一、我国农村劳务经济的概念及发展历程
(一)我国农村劳务经济的概念
我国的劳务的经济与国外许多学者所研究的劳务经济不同,他是具有中特色的劳务经济。
我国许多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等都对中国的劳务经济进行了研究和定义,从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定义中可以发现,我国的劳务经济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主体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即在本户以外就业;
(2)目的是为获得收入或劳动报酬;(3)对象是除自家农业以外的所有行业。
与西方只把“第三产业”作为劳务经济的定义比较,我国劳务经济的概念和范围都更广泛,所承载的意义也更具有中国特色。
因此根据以上特点,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劳务经济定义为:
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以优势的劳动力资源为要素,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流动,在常驻户口以外地区,从事劳务活动,获得经济收入,从而带动本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提高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经济发展形式。
这种劳动包括生产物质产品也包括非物质产品的服务活动,其核心是劳务输出。
由于我国的劳务经济是由于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而产生的,因此有的人在劳务经济面前总要加上“农村”两个字,叫做农村劳务经济(为了便于理解,以后的内容中将劳务经济统称为农村劳务经济),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追求更高的比较利益和自身发展机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增长相作用的结果。
(二)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发展历程
在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理论认为:
农村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且收入水平较低,从而对劳动力产生巨大的推力;城市预期收入较高,就业机会较多,对劳动力产生强大的拉力。
因此,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密不可分,而且与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紧密相连,总结我国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年)。
改革之初,农民对发展农村生产寄予厚望,生产积极性很高,劳动力就业结构单一,流动意识不强,外出务工只是极少数农民的行为,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不明显。
这一阶段农民收入超常增长,主要来自于农村的贡献。
198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3.78元,比1978年增加157.88元,年均增长18.8%。
外出务工得到的工资性收入42.93元,仅占纯收入的15.7%。
第二阶段(1984-1987年)是劳动力流动高速增长阶段。
中共中央发布4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方针,这一阶段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也是乡镇企业反哺农业的时期,劳务经济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从萌芽走向繁荣,劳务经济对收入增长起到了很大的贡献效应。
这一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性收入增长强劲,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较大。
198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87.01元,比1983年增加113.23元,年均增长9%,工资性收入由42.93元增加到78.41元,年平均增长16.2%,在纯收入中占20.3%,这一阶段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4.4%。
第三阶段(1988-1990年)是劳动力流动“低潮”时期。
为控制经济的过快增长,我国从1988年底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
这一阶段国家提出整顿经济秩序和环境的方略,压缩基建规模,控制乡镇企业贷款,使第二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缩小,流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现象较为普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增长贡献不大。
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89年、1990年当年转移的劳动力不足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
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94.28元,比1987年增长53.6%,而同期工资性收入略有增长,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仅为13.3%,比1987年降低了7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1991-1993年)是劳动力流动快速增长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了高潮,大规模的“民工潮”不断涌向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
这一阶段,非农业就业增长较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规模逐年增加,1993年当年转移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9%,比1990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
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外出务工。
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67.04元,仅比1990年增长12.2%,同期工资性收入增长70.3%,远超出纯收入增长幅度,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6.9%。
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回升到20.1%。
第五阶段(1994-1996年)。
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再次调动了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从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中得到了更多好处,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不高,转移规模徘徊不前。
1996年当年转移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5.1%,比1993年降低了2.8个百分点。
这一阶段农民纯收入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工资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份额明显降低。
1996年农民纯收入1415.78元,比1993年增长了1.1倍。
工资性收入仅增长55.2%,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6%。
第六阶段(1997以来)是劳动力流动的新阶段。
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劳动力外出流动性增强。
2000年向外转移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6.7%,比1997年回升了3.7个百分点。
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显著。
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1%,比上年回落了27.4个百分点,1998年主要农产品全面丰收,农民收入出现暂时性增长之后,1999年又回落到2%,2000年下降了3.7%,但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份额迅速增加,2000年达到31.2%,比1996年上升了16.5个百分点。
2000年以后,随着“新一代”农村劳动的成长,向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逐年上升,2007年,全国转移的农村劳动数量约为1.19亿人,占了劳动力总数的15.5%,较2000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较2000增长83.7%,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份额也达到了38.6%,较2000年上升了7.4个百分点。
分析十年收入增长的原因,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份额迅速增加,这一阶段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1.7%,意味着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起了关键作用。
重庆市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历程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并且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作为剩余劳动力大市的重庆劳务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二、重庆市农村劳务经济现状、特点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重庆市农村劳务经济现状
重庆作为西部最年青的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农业大市。
2009年,全市户籍人口为3275.6万人,农业人口为2326.9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71.0%。
据重庆市2009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全家外出户占了农村家庭户的13.9%,全市外出(跨乡镇、街道)人口为782.98万人,比上年增加30.99万人。
据市就业局资料显示,2009年全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1513.1万人,比2008年增加了22.1万人,全市累计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总数达到了814.7万人,比2008年增加了36.7万人,增长4.7%,全年实现了劳务总收入达到了465亿元(快报数),比2008年增加了51.2亿元,增长幅度为12.4%,农民人均劳务收入也由2008年的1755元增加到1998元,增幅为13.8%。
劳务经济已成为我市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二)重庆市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特点
1、劳务经济规模大,农民增收效果好
2009年,全市劳动总收入达到了465亿元,占全市GDP的7.1%,为地方财政收入的39.9%。
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4478.35元,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919.68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2.9%,比重比1996年提高了24.2个百分点。
劳务收入已成为我市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2、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
一方面,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农民将挣到的钱寄回家里购买农用产品或农业机械等,以改善自家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那些在外创业有成或是当上了老板的农民,带着资金、技术、信息及先进的管理经验,走上了返乡创业的道路,壮大地方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本地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并加快城镇化进程,改善了农村产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加快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对接。
劳务经济正是通过输出劳动力,带回资金和技术,并在城乡之间实现人力和资金、技术的双向流动的方式,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重庆市就业局资料显示,2008年,全市返乡创业人数达到了13.5万人,比2007年增加了1.3万人,占外出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1个百分点。
另据国务院研究中心农村部对100个劳务输出县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2003年以后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人数是上世纪90年代的3.1倍(崔传义,2007)。
3、区域较广,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区域
2009年,全市外出市外劳动力的比例为52.0%,外出市内县外比例为17.6%,而在本县内务工的比例为28.7%。
在市外务工的劳动力主要集中流向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占全部市外务工劳动力的78.5%,其中又以广东、浙江和福建为最多,共占57%;而在中部、西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则分别只占市外务工劳动力6.0%和15.5%。
重庆市内跨区县务工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一小时经济圈,有82.2%的务工劳动力选择了该区域,其中又以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和渝北区为最多,共占46.3%;相对欠发达的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分别只占务工目的地的13.5%和4.3%。
4、正向有序有组织化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离开土地到小城镇务工经商,主要是在本县、本地区、本市范围内流动,寻找就业机会,其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很快的地区,出现了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通过亲友、老乡帮忙外出务工,劳务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政府也看到了劳务经济的发展潜力,各劳务输出省市的各级政府开始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劳务输出组织,有组织安排农民外出务工,极大地解决了剩余劳动外出务工难的问题,并有效保障了外出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农村劳务经济对重庆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市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不仅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家庭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优化全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起到了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全社会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是全面小康社会及早实现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有力武器。
据有关部门测算,改革开放以来,约有l5~20%的经济增长是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其中农村劳务经济功不可没。
1、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
劳务经济的发展,使农民有了资金、有了技术,不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在农村创办企业,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各项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据重庆市劳务办统计,到2008年,全市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户数达到11.8万户,创办企业的人数近13.5万人,就地吸纳了70万人就业。
劳务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不仅解决了当地劳动力紧缺的局面,并且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加快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形成和促进城镇各行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人是生产诸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组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不仅激活了生产要素,沟通了城乡关系,使劳动力资源配置初步实现了城乡统一分配,还促进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和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自由组合。
促进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1996-2008年间,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升2003元/人。
3、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人口处在两种完全不同且又难以跨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为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局面提供了动力。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大大冲击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管理制度,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封闭的结构逐渐开放,传统的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大大松动,各种为解决农村务工人员的政策也在逐步改革和创新中。
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等。
可以说,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成为撬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杠杆,也是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战略。
4、改善了农民家庭收入
发展劳务经济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民打工工资性收入,最终表现为农民家庭总收入的增加。
1996―2008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农民纯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性收入的增加。
1996年,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为仅为18.7%,到2009年这一比重增加到42.9%,增加了24.2个百分点。
劳务经济逐渐成为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驱动器,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更被农村干部群众称为脱贫致富的“铁杆庄稼”。
5、为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是城乡之间劳动力要素相互吸引和互动的过程,早已超越了人口流动初期劳动力单纯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阶段,更多地表现为追求在城市扩大视野、增长知识、掌握技术等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城市经济的“扩散效应”,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转移的劳动力大多数是农村中文化程度较高、头脑灵活者,他们凭着聪明和智慧,掌握了更多的技术、信息以及提高自身能力的途径。
转移劳动力素质在非农行业和城市生活过程中得到了提高,还影响和带动了他们身边农民的意识和观念的更新,增强了农民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及学习的动力,甚至他们的生育观念、婚姻家庭观念和对子女的教育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他们成为了有现代化知识和思想的新型农民,也是与现阶段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相适应的,为今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储备人才。
四、重庆市农村劳务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重庆市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为其地位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劳务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转折期,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劳务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仍然存在许多普遍性问题,成为制约农村劳务经济向前发展的绊脚石。
(一)发展劳务经济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性的转变
劳务经济的发展具有长期性,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围绕着解决重庆的实际,转变其发展方式。
目前重庆正处在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产业新格局和竞争新优势时期。
要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在突出位置,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而重庆劳务经济发展目前注重的仅仅劳动力转移,认为把劳动力转移出去就是发展了劳务经济,没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全市的主要工作目标任务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进行,对劳务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认识不够深刻。
(二)改革开放、创新制度机制不够
在《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中指出,进一步破除影响扩大开放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为新一轮开放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
坚持改革开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是新时期重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根本动力。
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工作抓手,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全面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建立内陆开放型经济体系。
重庆是内陆城市,全市40个区县发展很不平衡,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虽然我们在各方面都做出了努力,但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工伤、医疗、失业、养老、社会保险等关注民生的重要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制约因素,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改革创新。
如医疗、社会保险的跨区域流转,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机制创新等,这些制度上的障碍如果得以解决,必然为全市劳务经济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为重庆经济的发展也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著名学者Johnson认为,在今后30年内,如果中国的人口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当,劳动力转移可以对GDP增长率贡献2至3个百分点(程振煌,2004)。
(三)区域劳务经济辐射能力不强
目前重庆正实施“一圈两翼”开发战略。
即着力打造以重庆主城区为核心、一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的经济圈(“一圈”),加快建设以万州为中心、三峡库区为主体的渝东北地区和以黔江为中心、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贫困山区(“两翼”),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在我市的劳务经济中,除一圈中的主城区为劳务经济提供了主要的发展空间外,其他区域中心所发挥的辐射作用不强。
“一圈”的渝西地区,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劳务经济主要面向外省,本地接收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少。
“两翼”是库区和老少边穷地区为主,其受地理因素的制约,工业基础较低,而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等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就地吸纳劳动力人数有限。
随着渝黔铁路贯通,“两翼”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但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应。
(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重庆是大城市带大农村,以丘陵和山区为主,山高路陡,尤其是“两翼”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道路交通设施还不够发达。
2008年,全市人均等级公路里程仅为2.07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地域面积较大,这样的水平与其他直辖市相比差距更大。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户居住在比较边远的山区,居住条件相当恶劣,交通、通讯手段相当落后,无法有效地开展劳务经济,阻碍了全市统筹城乡的步伐。
(五)劳动力市场不适应
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起步晚,目前,虽然各级政府已加大了这方面工作的力度,但与之相适应的配套设施、管理机构、规章制度等还未建立或健全,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服务办法。
作为政府行为的“阳光工程”的劳务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够强,培训与输出机制不完善,培训资金不足,培训服务量少面窄、规模不大等问题,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甚至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没有机会接受培训,使劳动素质不能够得到根本的提高。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没有与现阶段相适应的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影响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更是阻碍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五、重庆市未来农村劳务经济发展对策建议
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全市正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加快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为了重庆能更好的发展,2009年1月,国务院(国发〔2009〕3号)文件为重庆未来的发展确定了主要目标:
第一,到2012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第二,到2020年,各项改革全面深化,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为此,重庆市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应融入这些目标中,为推动重庆市实施的“一圈两翼”开发战略、扩大内陆开放战略、产业优化升级战略、科教兴渝支撑战略和资源环境保障战略作出努力,发挥其特有的功效,为重庆经济社会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
并结合“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促进“两翼”农民快速增收,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一)充分认识发展劳务经济的重要性
“劳务经济”是重庆的第一经济,是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手段,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重庆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
因此,要把发展劳务经济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
1、在指导思想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把劳务经济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强化对发展劳务经济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真正把发展劳务经济当作一项“富民工程”来抓。
2、在政策措施上,要由以往的“歧视”政策向公平对待转变。
由于劳务经济的主体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此,应加快消除城乡壁垒,推行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改革,还农民“国民待遇”。
在新形势下应加快探索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建立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制度。
如重庆成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制度创新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3、在资金投向上,要由过去“重城市、轻农村”向城乡协调发展转变。
加大农村公益事业投资力度,弥补以往政府在完善农村小城镇功能、农村基础设施、市场建设等方面的欠账,为农村经济社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以发展区域经济为依拓,促进区域劳务经济的发展
加快实施“一圈两翼”开发战略。
着力打造以重庆主城区为核心、一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的经济圈(“一圈”),加快建设以万州为中心、三峡库区为主体的渝东北地区和以黔江为中心、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贫困山区(“两翼”),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1、增强“一圈”的辐射带动作用。
建立以主城区为主,以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为中心区的经济发展策略,在主城发挥其特大中心城市优势,进一步健全现代服务业发展体制,促进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全面发展;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促进金融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增强重庆的金融集聚辐射能力,使重庆成为“会展之都”、“购物之都”和“美食之都”,形成区域商贸会展中心,促进实现流通现代化。
以中心区为龙头,带动渝西周边地区劳务经济的发展,构建大型产业基地,发展产业集群,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充分发挥主城劳务经济辐射带头着用。
2、加快北部新区和保税港区建设。
重庆北部新区是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是以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制造及现代服务业聚集区。
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建设,是内陆出口商品加工基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先行区、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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