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证主义到人文主义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的转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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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证主义到人文主义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的转变

从实证主义到人文主义——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的转变

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和人文主义哲学思潮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两大思潮，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两朵花。

从时间意义上来说，人文主义（humanism）作为一种思想，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就已经出现，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14世纪兴起于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意大利，15~16世纪在西欧其他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

然而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种表现，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却是在反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本文选取了从实证主义到人文主义转变这一题目的原因。

本文将概括性地谈谈20世纪西方哲学这两大思潮的演变和命运。

实证主义（positivism）自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以寻求科学、捍卫科学的面孔表现于世，尤其是这种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不仅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科学”作了系统的论述，而且在方法论、研究程序、研究方法上也作了具体规范性的要求，如此情况必然引起世界学者对此种哲学的重视。

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众多学者论述实证主义，实施实证主义方法论，但对什么是实证主义的则各行其是。

实证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根本区别。

由于科学已经取代宗教成为无可争议的权威，将自然科学中卓人成效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既势所必然，又合情合理。

孔德是最早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证主义的欧洲思想家。

他对“实证的”一词人含义作了这样的解释：

（1）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

（2）有用的而不是无用的；（3）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4）确切的而不时含糊的；（5）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

关于实证哲学，孔德在那六卷本里给以详尽而系统的解说。

如果从总体上,尤其是从表现于圣西门、孔德和涂尔干思想中去论及法国的实证主义思想，其要旨可概括十二种之多。

但就其与本文所论述的内容而言，这里只择其有关孔德思想中的几点要旨。

第一，在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下，孔德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种类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绝对的观念，拒绝对本体论的研究。

第二，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科学的本质进行探求，因为科学是人类唯一认识客观存在世界的手段。

唯科学能获取知识，进而能发现客观存在世界的最高规律———人类社会规律。

而完成如此之举，则必须结合人类的智力理性和人类认识世界的经验主义传统，简言之，即理性和观察的结合。

第三，孔德偏爱以实证哲学去替代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代人常用的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

在孔德看来，他的实证哲学并非仅仅关于自然、物理世界，而是包括社会在内的一种总的学说。

这种学说不仅解释了人对自然世界知识的探求，而更在于以此为基础去认识社会，去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

正是基于如此原因，孔德相信，对社会的研究可以像研究物理世界那样，能够获取科学的结果；而对社会进行科学的研究也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就是他最先命名的社会物理学或他后来又改之为的社会学。

在历史上，孔德的上述观点都可以从英国经验哲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例如，关于反形而上学的思想,，顿就向他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家呼吁：

“物理，当心形而上学”。

至于经验主义鼻祖培根与激进经验主义者休谟则更以反形而上学为终身任务。

也正因此，当学者们在探讨实证主义的哲学倾向、知识观以及与科学之关系时，总是把它们与培根和休谟的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

孔德提倡的研究社会要追随自然科学的方法，霍布斯也曾明确地有过类似的表述。

然而，尽管如此，系统地把这些思想综合在一起，并把它发展为一种哲学则应归功于孔德。

应当说，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其宗旨都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这种宗旨明了、内容统一的哲学，却在本世纪20年代末，在一个曾受日尔曼帝国时期的学术文化影响的地域，经过一些著名学者的培育，使老根长出新芽，又几经变种，终使原先的实证主义旧貌难辨，以至于从此之后，为辨识实证主义增添了困难。

实证主义的新种（国内有的学者称之为第二代实证主义）是在30年代末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培育成功的。

总体来说，这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仍是遵循经验主义传统的。

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大法是:

知识来自于对可感现象界的认识，任何知识的产生都应完全归于可证实的经验。

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并不满足于这一点。

他们要以对概念意义的逻辑分析加以补充，而这种补充则是区别于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根本标识，也是为什么他们要称如此学说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因。

但实际上,这一新种名称并不是单一和恒定不变的，其内容经过了重大的改变。

逻辑实证主义之名由费格尔于1930年首先提出。

1936年后，赖欣巴赫、费格尔等人又改之为逻辑经验主义。

这种名称的变换由它的内容变化所致，因为这种新种的实证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现象主义到物理主义的转变。

维也纳小组的实证主义开始时追求的是所谓现象主义。

信仰如此学说的人坚持认为，知识的唯一源泉是经验，一种来自于人类感官获取信息的经验；他们同时相信，哲学的任务仅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寻求有意义的命题。

关于经验和知识的准则，无论是石里克，还是卡尔纳普、魏斯曼，他们都坚持认为“可证实性原则”，即一切有意义的命题，真正的知识，必须首先在逻辑上确保构成命题成分的可观察性。

反之，任何不可观察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依据这种原则,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当然无法容身。

但同时“由于它过分简单化，以致对科学语言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不仅把形而上学语句排除出去，而且也把某些具有事实意义的科学语句排除出去”。

这种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过分狭窄的限制，很快受到众多人的反对。

然而,真正使现象主义发生变革的原因还是它那强调个人经验的直接性。

维也纳小组的实证主义固然在很多内容上与以孔德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有相同之处，但在对概念需求的有意义性的分析、科学研究和知识获取必须要进行严格的证实方可接受等方面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30年代末，由于当时的世界形势、希特勒的政治迫害以及其他的原因，“维也纳小组”不得不彻底解体，其骨干分子或死亡，或外流于他国，一些外流到了美国。

于是，实证主义在美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又得以新的发展，而且在40～50年代，通过一大批社会科学理论家、方法论学家、研究者的努力和改造,最终又产生出一种所谓实用性的,或按布利安特的术语，称之为操作性的实证主义，从而使之在运用上进入了最兴旺的时期。

这种新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实证主义，时至今日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自实证主义在美国生根之后直至70年代初，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可以说是独领风骚。

甚至到了70年代之后的“方法论大战”期间，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定量研究仍是主潮（但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了）。

然而，实际上在20世纪初至中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人们普遍地对科学产生怀疑，人们对科学的发展是不是一定会带来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感到疑惑，因而这种情绪不能不反映到哲学思想上来。

这就在20世纪产生了对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的反思。

另一方面是实证主义哲学自身在方法论上由于时代局限而直接引起了其它哲学思潮的反思。

“科学像是文化体内的癌瘤，它的增殖威胁着要破坏整个文化的生命，”，“它不仅威胁人的物质存在，而且更狡猾地、它还威胁着要破坏最深地扎根于我们文化生活中的传统和经验”。

于是人文主义崛起，并与之抗衡。

人文主义要寻回人的价值、探究非理性世界，重视生命、存在、命运、人性、自由、自发性的研究，力图用“质的和感知的世界、我们在里面生活着、爱着和死的世界，代之以另一个量的世界、具体化了的几何世界”。

“于是科学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变得陌生了，并且与生命的世界完全分离，而这生命的世界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形成了西方文化上两军对垒的潮流，彼此你消我长，你长我消，交替更迭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是二者对峙分立的局面始终有增无减。

李凯尔特严格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认为：

“在研究自然实存时，一般说来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而在专门科学研究文化生活时一般说来则可按照历史的方法来进行。

”胡塞尔强调人文科学必须摆脱科学主义的哲学实证主义的误导，而接受人文哲学指导。

克罗齐只主张“用艺术即直觉这一定义，否定艺术具有概念知识的特性”。

直到本世纪90年代美国的昂利·拜尔仍主张：

“任何一门科学也不能按照另一门科学的样子来裁剪；科学的进步在于它们相互之间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它们每一门服从于它所研究的对象。

文学史要想具有一点科学性，首先就应该避免滑稽可笑地模仿任何个别的科学。

”

我们知道，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对科学的崇拜发展到逻辑经验主义哲学那里达到了高峰，这集中表现在其依据实证科学标准所提出的意义的可证实原则中。

按照这一原则，一切命题必须是在经验中可以证实的，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被作为形而上学看待的哲学，就成了没有意义的东西。

价值论、伦理学的存在也成了问题。

对人的关怀被对科学的关注所淹没。

对这一思潮的反抗首先产生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

胡塞尔也在“欧洲科学的危机”的标题下对实证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

他把这看作是科学意义的危机，人的意义的危机。

随后萨特更是从“自由”的角度论证了人的存在的本质。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对人类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促进了存在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进一步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包括在思维方式上由实证主义方式向人文主义方式的转变。

这方面的一个标志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产生。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强调了认识中的文化与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作用，知识不再被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意义证实的过程，并且意义也被解释为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

以往我们在谈论20世纪西方哲学时,通常提到存在两个思潮，即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

现在，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应当说，人文主义思潮成了哲学的主流。

近代哲学的思考方式深受实证科学的影响，以之为楷模来建立认识论模式。

但是这种认识模式是否适用于人文科学，却早在19世纪下半叶起，就受到了新康德主义者的质疑。

他们认为，由于“人”这一人文科学的对象，与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物”相比，有其特殊性，因此人文科学自有其特殊的思维方法，即与自然科学的“解释”方法不同的“理解”方法。

20世纪哲学对传统哲学模式反叛的结果，进一步促成了人文思维方式的发展。

这方面决定性的转折出现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哲学中，它以“生活形式”概念把哲学的根据放置在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人文基础之上，并且提出“语言游戏”、“家族相似性”、“生活形式”等系列概念，为哲学取代传统的主客体相互对峙的模式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框架，并且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哲学解释基础。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们（如德立达、福科、罗蒂等），主要基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框架，从如下不同的角度丰富并逐渐形成了人文思维的逻辑，这就是，真理与意义的可解释性、多元性；重视差异性，反对同一性；重视个别性，反对普遍性；以对话求得的“协同性”来取代再现事物的客观性；引进“权力”概念来解释知识的本质；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角度来解释理性、主体，等等。

人文主义思潮及其思维逻辑的发展趋向，在20世纪后期集中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

“后现代”是一个与“现代”相对的概念。

在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现代性”中发展起来的。

按照福科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现代性是一种哲学“态度”，即思想和感觉、行为和举止的方式。

它表现为以主体性为核心的理性主义。

这种哲学态度并且决定了现代的观念与文化形态（如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征服）。

康德的“人是什么”的命题，论究的正是思想和行为的方式。

它在认识方面宣称人为自然立法，在道德方面突显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自律。

黑格尔与康德虽然在哲学形态上有较大不同，但在作为一种“态度”的现代性问题上，则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都强调主体性、自由、概念（理念）的普遍规律作用。

这些即为理性主义，它构成现代性的基本内涵。

哈贝马斯曾把黑格尔的主体性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Ａ.个体主义，……Ｂ.批判的权利：

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Ｃ.行为自由：

在现代，我们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Ｄ.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事业。

”

这就是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两大思潮的转变和基本主张，本文意在作简要的和客观的介绍，以期抛砖引玉。

梅洛·庞蒂

　　梅洛·庞蒂（MaureceMerleau-Ponty）1908——1961

　　梅洛·庞蒂（MaureceMerleau-Ponty）1908年3月14日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罗舍福尔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祖父是一位医生，父亲则是一位军官。

父亲去世，梅洛-庞蒂和母亲、哥哥、妹妹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封闭的亲密氛围中长大，以至于后来还很迷恋其童年生活。

　　1926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在大学期间，梅洛-庞蒂与年龄稍长的萨特、尼赞、雷蒙•阿隆、伊波利特初步相识，不过只是后来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这些结识为日后的诸多恩怨埋下了伏笔。

1930年获得学士学位；获得哲学教师资格证书；1947年开始兼任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出版《人道主义与恐怖》，涉及到马克思主义问题、人学问题等，在苏联问题上保持一种含混姿态：

既批判极权主义，又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同时对苏联的许多做法（诸如对布哈林的审判）表示同情。

萨特正是在梅洛-庞蒂的这些文章影响下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1951年在第一届国际现象学会议上作了题为《论语言现象学》的报告；开始撰写《世界的散文》，目的是为了回应萨特的《什么是文学》。

针对萨特严格地区分散文和诗歌，并且要求文学介入社会和政治的立场，梅洛-庞蒂认为伟大的散文也是诗歌，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工具。

这两个作品以及他在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开始了语言学转向，这不仅深化了他自己的哲学，而且对于整个现象学运动的进展，甚至对结构主义运动的出现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5年出版其代表性著作《知觉现象学》.从《知觉现象学》来看，他无疑是胡塞尔现象学最好的解释者，同时也发挥和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天才思想。

《知觉现象学》的探讨方式是这样的：

以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为整个理解的中枢，然后一方面用胡塞尔发生现象学再去重新解释胡塞尔早期、中期的东西，如还原、意向性等等，认为这两者差别特别大，但是并不一定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合乎道理，合乎理路地突破了意识现象学的藩篱，达到了“身体”的现象学，实际上是身体和意识没有根本区分开的那样一种身－心现象学。

他关注的主题是身体与性爱。

　　梅洛-庞蒂的思想带有更多的理论学术色彩,表现了现象学的风格。

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主要作品有：

《行为的结构》（1942）、《知觉现象学》（1945）、《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辩证法的探险》（1955）、《符号》（1960）、《眼与心》（1964）《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和《自然》（1995）等。

他被称为“法国最伟大的现象学家”，“无可争议的一代哲学宗师”。

[编辑本段]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简介

梅洛·庞蒂喜欢用手跟手的触摸来打比方：

当我的左手和右手相碰触时，右手有碰触左手的感觉，左手有碰触右手的感觉，但这两种感觉却混沌而不可分——在这里，我身体的两部分互为对方的主体，也互为对方的客体，我的身体向自己显示自身，达到内在与外在彼此交融的状态。

梅洛·庞蒂用“身体－主体”的概念，告诉我们身体和主体其实是同一个实在，身体既是存在着，被经验着的客体现象，又是经验着，意识着的主体。

身体各部分主客关系的交替、可逆显示，便证明着我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是我。

物质和精神其实在我这里是同一的，并不是像笛卡儿等二元论者所宣称的那样，精神和肉体是平行关系或主宰关系。

　　梅洛·庞蒂受胡塞尔“生活世界”的观念的影响较深。

“生活世界”的观念宣称：

我们用语言、用科学规律、用理性分析所描述的世界，是内在于意识的，经过了反思后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最初感知的世界本身。

梅洛·庞蒂把“生活世界”的概念改造成为“知觉世界”。

在我们用理性对这个世界进行反思、描述以前，世界其实就已经呈现在那里了——那是个最朴素的，最原初的、与人的知觉有最直接关联的生活世界。

　　举个例子，我用手抚摸一块布料，就会立马有一种感觉呈现出来，那种感觉是不可言说的，是绝对真实的，饱满的知觉。

但当我把这种感觉与抚摸其它布料的感觉进行比较后，当我在心里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感觉后，那种感觉便已经经过了我们意识的改造，被赋予了规定性，可描述性——它已经不是原来那种真实饱满的知觉了，而是被抽象化为近乎单调的概念。

梅洛·庞蒂认为，知觉是先于意识的，知觉材料并不是意识的对象，而是身体－主体与外物接触时，外物对身体－主体最原初的呈现。

知觉事先于意识反思的。

梅洛·庞蒂认为过去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论者，所研究的那个有各种规定性的世界，是经过了意识反思的。

反思并不是一种再呈现，而是一种主动改造——人所反思的那个世界，已经不是那个原初的世界了。

这种反思会给哲学带来怎样的困境呢？

就是——世界到底是本来就有的呢，还是我们人自己想象出来的？

这就是实在论与唯心论的对立。

在梅洛·庞蒂眼里，两派论者所争来争去的那个世界根本就不是生活中经历的那个原初世界，而是被反思了，被规定了的世界，是值得怀疑其真实性的。

而在最真实的世界面前，所有哲学家都得保持沉默。

　　那个世界就是“知觉世界”。

知觉世界几乎是以顿悟的方式霎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人的身体深深根植于世界之中，与外物“遭遇”、对话——这就是人的生活。

由于身体就是主体，生活同时就被人所知觉。

知觉的来源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最初都是无条件地被人感知的，是没有经过人的意识审查的，是先于意识的。

所有这些知觉圆融为一个大的环境，大的背景，即“知觉世界”。

知觉世界是一种先验的人的结构性生活，而不是一个纯粹实体。

所谓结构性，就是说，知觉世界已经包含了生活中的一切事实形式，但这种结构性是模糊的，圆融的，不可言说的，是意识世界中各种事物规定性和可描述性的最终来源。

这种先验结构，以自然世界的结构为基础，同时，人的精神主体性——包括人对他人的知觉，对整个文化世界的知觉（应该是文化潜意识吧），都被融合在自然世界中，使知觉世界成为了一个人意识活动的大背景、大环境。

“知觉世界始终是一切理性、价值和存在（被描述的具体存在物）的先行的基础。

”在我们使用概念做精确区分，在对其意义作出解释以前，意义就已经存在于知觉世界之中了。

　　所以，知觉世界不是纯粹的外界环境，而是人的因素（包括生理的和文化的）和外物的因素相互能动作用的结果。

故知觉世界不是被人纯粹创造，也不是被外界纯粹给予，而是一种人与外物的对话。

在这里，人与世界彼此开放，全方位交流，交流的内容被记入知觉世界中。

就好比两位学者对坐而谈，假如学者甲随身带了笔记本，可以随时记录谈话内容（象征人拥有感知能力），而学者乙无意记录（象征无感知能力的外物），但学者甲并不会只记录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只记录对方的话语，而是会记录双方互动的交流、交锋和共识。

两位学者的地位是彼此平等的，无主客之分。

知觉世界好比笔记本的记录，它不会单方面记录人或外物，而是会记录人和外物平等交流的双边过程——即人在世界上的的存在情况。

所以，在知觉世界里，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是不存在的。

　　梅洛·庞蒂用世界的“肉身化”来说明外物与人的交流——人固然是知觉世界的前提，但在知觉世界里，人不仅能感知到自己的身心情况，而且能感知到外物的情况，就好像外物也被纳入了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向外界延伸。

不过，就好似感知左手需要右手的触碰一样，感知外物也需要人的触碰，而且左手触碰右手的知觉来自于双方，人接触世界的知觉也同样来自双方。

　　以上是对人与外物关系的解释。

而梅洛·庞蒂还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相当于胡塞尔所说的“交互主体性”。

正如前所述，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封闭对立，而是开放交流，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

好比两位学者都带了笔记本，他们在谈话作记录的同时，还会交换笔记，交流对这次谈话的看法。

没有一个人的知觉角度是绝对的，独立的，个人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人与人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

自我与他人的这种“可逆性”，说明了意义、真理、价值是多元的，也是可以交流、转换、融合的，这使政治上的对话和更广泛的社会交往成为可能。

　　梅洛·庞蒂还谈论了语言和思想的可逆性。

传统的二元论认为，思想是内核、内容，语言是外壳、形式。

语言常常不能恰当表达思想，导致思想和语言的分离。

梅洛·庞蒂却认为思想和语言是意识活动的两个方面，它们本质是统一的。

他区分了“使用过的词”和“正在使用的词”。

人在最初发明某个词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在了那个词上，并流传下去成为具有固定含义的“使用过的词”。

在发明词的那一瞬间，思想和语言是同一的。

后人在重新使用那个词的时候，会遇到与前人相似而不同的生活情境。

这样，“使用过的词”又变为“正在使用的词”，被后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从而与该词从前的词义有所差别，但仍与被重新使用时的新思想相一致。

在诗人身上，这种词语的内涵更新以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进行着···这样，“使用过的词”与“正在使用的词”相互转化，它实际上就记录着人类意识的历程，表现着人类思想的不断更新。

　　在晚期著作中，梅洛·庞蒂把语言、思维所展现的世界称为“可见的世界”，而知觉世界的本源则为“不可见的世界”。

“不可见的世界”其实就是人在世界中的的“存在”（Being）。

“存在”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先于意识的结构性领域，这种结构就是人与世界“对话”的先验形式。

“存在”是一种“活语言结构”，是语言表达和思维活动，即“可见的世界”的来源和境域，是人与世界关系背后的最终“本体”。

与康德提出的不可知觉的“物自体”本体相比，“存在”本体是可知觉的，却与“物自体”一样是不可描述的，不可见的。

而且，如果说“物自体”是完全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物的自在实体的话，那么，“存在”则是与人息息相关的，外物与人共在的结构，是不纯粹的“物自体”。

　　存在结构的不可见性，表明了人不可能认识纯粹的外在世界，人的认识其实是一种对世界的“介入”，实质上改造了世界。

量子物理学中的粒子“测不准原理”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世界之间同样存在着可逆性。

“不可见的”因素被意识反思，转变为“可见的”经验和意义。

而“可见的”经验和意义会导致关于世界的理想的新观念，即思想和词义的不断更新，进而为人的未来开辟新的实践领域——这样，“可见的”经验和意义又完成了向不可见的人的在世“存在”领域的转化。

梅洛·庞蒂赞扬了艺术对“存在”的直接表达性，认为不拘于形式规定的它，表达了一种先于反思的，世界的原初结构。

与之相对应的是梅洛·庞蒂对现有操作性的科学的批评，他认为操作性的科学只知道“可见的世界”，却[1]忽视了与最真实的“不可见的世界”的可逆性转化——即只重视规定性的经验，不重视主动性的实践和创造。

　　梅洛·庞蒂对“可逆性”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其哲学的“模糊性”——二元对立的模糊。

他是想以此来明确：

包括人在内的世界，其基质只有一种，就是他所谓的“肉体”。

“肉体”是“存在”结构唯一的元素，没有主体和客体之分。

或者说，肉体世界内的一切二元对立——身体－意识，主体－客体、自我－世界、思想－语言···都是模糊的，暂时的。

梅洛·庞蒂实际上就以“知觉第一”的原则，透过知觉世界找到了一种关于存在的“一元论”。

梅洛·庞蒂并非要把世界归结于感觉，而是想把知识的原初，归结于一种直接可感的本源，并以之作为一切理性意识的来源。

胡塞尔

胡塞尔，E.EdmundHusserl（1859～1938）德国哲学家、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

　　1859年4月8日出生在奥匈帝国摩拉维亚（Moravia）的普罗斯尼兹（Prossnitz）的一个犹太家庭，今属捷克。

因肺炎逝于德国弗赖堡。

他早先攻读数学、物理，1881年获博士学位，1883年起在维也纳追随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F.布伦塔诺（1838～1917）钻研哲学，先后在德国哈雷、哥丁根和弗赖堡大学任教，1938年病逝于弗赖堡。

胡塞尔的大量著作有些发表于生前，有些出版于死后，有些仍在整理编辑中。

　　重要的著作有：

《算术哲学》（1891）、《逻辑研究》（190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