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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那古老的源泉已经穷尽了,将要去追寻未来的源泉,那新的起源。
兄弟们呵,新生命的兴起,新的泉水,从深渊中喷涌出来,那日子不会遥远了。
——尼采。
这个工作可让学生分组负责收集整理,登在小黑板上,每周一换。
要求学生抽空抄录并且阅读成诵。
其目的在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爱生活,所以内容要尽量广泛一些,可以分为人生、价值、理想、学习、成长、责任、友谊、爱心、探索、环保等多方面。
如此下去,除假期外,一年便可以积累40多则材料。
如果学生的脑海里有了众多的鲜活生动的材料,写起文章来还用乱翻参考书吗?
一
观察内容的选择,我本着先静后动,由近及远的原则,有目的、有计划的先安排与幼儿生活接近的,能理解的观察内容。
随机观察也是不可少的,是相当有趣的,如蜻蜓、蚯蚓、毛毛虫等,孩子一边观察,一边提问,兴趣很浓。
我提供的观察对象,注意形象逼真,色彩鲜明,大小适中,引导幼儿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观察,保证每个幼儿看得到,看得清。
看得清才能说得正确。
在观察过程中指导。
我注意帮助幼儿学习正确的观察方法,即按顺序观察和抓住事物的不同特征重点观察,观察与说话相结合,在观察中积累词汇,理解词汇,如一次我抓住时机,引导幼儿观察雷雨,雷雨前天空急剧变化,乌云密布,我问幼儿乌云是什么样子的,有的孩子说:
乌云像大海的波浪。
有的孩子说“乌云跑得飞快。
”我加以肯定说“这是乌云滚滚。
”当幼儿看到闪电时,我告诉他“这叫电光闪闪。
”接着幼儿听到雷声惊叫起来,我抓住时机说:
“这就是雷声隆隆。
”一会儿下起了大雨,我问:
“雨下得怎样?
”幼儿说大极了,我就舀一盆水往下一倒,作比较观察,让幼儿掌握“倾盆大雨”这个词。
雨后,我又带幼儿观察晴朗的天空,朗诵自编的一首儿歌:
“蓝天高,白云飘,鸟儿飞,树儿摇,太阳公公咪咪笑。
”这样抓住特征见景生情,幼儿不仅印象深刻,对雷雨前后气象变化的词语学得快,记得牢,而且会应用。
我还在观察的基础上,引导幼儿联想,让他们与以往学的词语、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在发展想象力中发展语言。
如啄木鸟的嘴是长长的,尖尖的,硬硬的,像医生用的手术刀―样,给大树开刀治病。
通过联想,幼儿能够生动形象地描述观察对象。
人们读古代国家的文化史,随着时代往下读,直到最后一页,一定会感到有些凄凉,仿佛脱离了春天的温馨,而坠入了秋天的萧瑟;一切萌芽生机都消逝了,眼前只显得一片枯萎凋零。
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就姑且说他是萧条吧。
人类流传到后代的文化,最有力量的大概要算语言文学了。
古代人们的想象,奔驰于大自然那神秘的领域,同万物暗暗地相吻合,在心灵上沟通,表达他们所能表达的,于是就成了诗歌。
他们的歌声,经历过无数年代,而深入人心,不但没有同他们的民族一起沉默而消失,反而比他们民族更加发展了;人民群众停止了歌唱,光辉也就消失了。
这样,读历史的人那种萧条的感觉,就会突然涌现出来,而这些古代国家的文明史,也就渐渐地接近最后一页了。
凡是在历史开头时期享有盛誉美名,曾经闪烁着人类文化的曙光,而如今早已灭亡了的古代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啊!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
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
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
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
如果要举一个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例子,最恰当的就是印度。
印度古代有经典《吠陀》四种,奇丽而深远,被称为世界上的伟大作品。
他们的《摩呵婆罗多》和《摩罗衍那》两大史诗,也是非常美妙的。
后来产生了诗人迦梨陀娑(Kalidasa),以戏剧创作著称于世,有时还写些抒情的诗篇。
德国大诗人歌德(W.VonGoethe)甚至推崇为天地间的绝唱。
等到印度民族逐渐失去了活力,文化也一起衰颓了,雄伟的歌声慢慢地再也不能从他们国家人民的心灵中产生出来,就好像逃亡者一样流传到别的国土去了。
其次就是希伯来,他们的文学虽然大都涉及宗教信仰,但以深沉而庄严著称,成为宗教文化的源泉;对于人们精神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未停止。
而在以色列民族,也只有耶利米(Jeremiah)的歌声。
以色列历代帝王昏愤无能,上帝极愤怒,于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了;这民族从此也就寂然无声了。
当他们流亡异乡时,虽然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国,而且还念念不忘祖国的语言和信仰,但是耶利米的《哀歌》以后,就没有续期的作品了。
再其次是伊朗和埃及。
这两个古国都是半途衰落下来的,就好像割断了的汲井的绳索,在古代是光辉灿烂的,如今却都萧条了。
而我们中国竟能逃出这样的行列,那么人世间的最大幸福,没有超过这个的了。
这是为什么呢〉英国人卡莱尔(T.Carlyle)说过:
“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而豪迈地抒唱民族的心志而生存的,乃是国民头等意义的事。
意大利虽然四分五裂了,但是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她产生了但丁(DanteAlighieri)。
她有意大利语言,庞大的俄罗斯的沙皇,有兵刀炮火,在政治上能统辖广大地区,创立了宏大的事业,但是为什么寂然无声呢?
他们内部也许有什么伟大的东西吧,但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哑巴。
……等到兵刀炮火都摧毁了,而但丁的歌声仍然存在。
有了但丁,国家就会统一,而没有声音迹象的俄国,却终于只能支离破碎了。
”
尼采(Fr.Nietzsche)不厌恶野蛮人,认为他们中间有着新的力量。
这种说法也得确是有推不翻得道理的,因为文明的萌芽本来就孕育在野蛮之中;在野蛮人那种未开化的形状中,就蕴藏着隐隐约约的光辉。
文明仿佛是花朵,野蛮好比蓓蕾;文明犹如果实,野蛮则有似花枝。
人类就这样往前发展,希望也正在这里。
然而,文化发展已经停滞的古代民族却不是这样。
他们的发展已经停顿了,衰败就跟着来了。
更何况长期以来,依靠老祖宗的光荣,曾经高高地处在周围落后的邻国之上,暮气发作,往往自己不知道;却自以为是而又愚昧无知,污浊得仿佛死海一样。
他们在历史的开端有辉煌的地位,而终于在历史的末页衰亡消隐了,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俄国虽然是无声的,却潜伏着激越的声响。
俄国好像是孩子,但不是哑巴;俄国仿佛是一条暗藏在地下的河流,而不是一口枯竭的古井。
十九世纪初叶,果然产生了果戈理(N.Gogol),以他看不见的泪痕和悲愤,是他的祖国人民振奋起来。
有人将他比作英国的莎士比亚(W.Shakespeare),就是卡莱尔所赞扬和崇拜的那个人物。
我们放眼看看全世界,新的声音争先竞起,没有不是以自己独特的雄伟而优美的语言,振作他们民族的精神,而把伟大而优秀的东西介绍到全世界去的。
至于沉默无闻而没有什么作为的,只有前面所列举的印度以下那几个古代国家罢了。
唉,那些古代人民的文艺创造,未尝不庄严,未尝不崇高伟大,但是他们的声气不能与现代的相通。
那么,除了供给怀古的人们玩赏咏叹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遗留给后代子孙呢?
要不然,也只是诉说自己民族从前的光荣,以衬托今天的寂寞,反而不如那些新兴的国家足以令人崇敬;即使他们的文化还未昌盛,可是未来却是大有希望的。
所以,所谓“文明古国:
,只是一个悲凉的名称,讽刺的话语罢了。
那些破落人家子弟,家业已经衰败,却偏要罗罗嗦嗦地告诉别人,说他们的祖宗在世时,才智与声威是如何了不起;有过什么样的高楼大厦、珠宝珍宝以及猎狗骏马,如何比一般人高贵显赫。
听到这些话的人,哪一个不哈哈大笑的呢?
谈到民族的发展,虽然对于古代历史的怀念,思想必须明朗,就像照镜子一样,时时迈进,时时回顾过去;时时奔向光明的前程,时时也怀念光辉的旧有文化。
这样,新的东西就可一天天地新起来,同时古老的东西也不会死亡。
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只是一味夸耀,自我陶醉,那么,黑暗的长夜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现在请到我们中国的大街上走一走吧,就可以看到有些军人徘徊往来,张开嘴巴,高唱军歌,痛骂印度和波兰的奴性。
还有随意作“国歌”的人,也是这个调子。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也很想一一夸耀以前的光彩,不过不能说出来,于是只能说什么左边的邻国已经成了亡国奴,右边的邻国也快要灭亡了;同那些已灭亡了的国家来相比,试图显示自己的优胜。
至于印度和波兰这两个国家,同中国相比较,究竟哪个差些,现在暂且不去说它。
如果说这是赞美篇章,国民的声音,那么,世界上歌颂的人虽然很多,却实在还没有见过有像我们这样的做法啊。
一个国家没有了诗人,这事看起来极为细小,但是那种萧条的感觉,往往就会随之而来,侵袭人心。
我认为,如果要发扬祖国真正的伟大的精神,首先在于认识自己,同时也要了解别人。
有人周详的比较,才能产生自觉。
自觉的声音一旦发出来,每一个声响一定能打动人心,那声音显得清楚而明彻,不同于一般的声响。
假如不是这样,大家都哑口结舌,沉默无言,那么,我们便会比以前更加感到沉寂了。
正在昏沉做梦的民族,怎能发出声音?
即使受到外来的震动,自己勉强振奋起来,不但不能强大,而且只能更加悲叹罢了。
所以说,民族精神的发扬,同世界见识的广博是很有关系的。
如今暂且放下古代的事情不去谈它,另外到国外去追求新声吧,而这个起因就是对古代的怀念所激发的。
新声类别很多,不能详细地去研究。
但其中最能振奋人心,而且语言较有深长意味的,实在没有比得上“摩罗诗派”的了。
“摩罗”这一名称,是从印度借来的,原来是指天上的恶魔,欧洲人称为撒旦,人们本来是用来称呼拜伦(G.Byron)的。
现在把那些立志要反抗,目的在行动,并且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统统归并到这一派里,叙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以及他们的流派和影响,从这一诗派的领袖拜伦开始,最后谈到马扎尔(匈牙利)诗人。
这些诗人外表很不一样,各以本民族的特色发出光辉,但是他们的大方向却却都是趋于一致的。
他们大都不愿唱那种随波逐流,和平欢乐之歌。
他们放声呐喊,使听到的人们奋起,与天斗争,反抗世俗;而他们的精神又深深地打动后代人们的心灵,流传下去,永远不止。
除非那些还未出世的,或者已死的人们,才会认为他们歌声是不值得听的。
如果让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处身在自然界的束缚之中,流离颠沛,而又无法摆脱的人们,听到了这种声音,就会感到这是最雄壮、最伟大、最美丽的歌声了。
但是,把这些告诉喜欢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会更感到恐惧了。
二
和平这种事,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勉强可以叫做“和平”的东西,不过是战争才停止,或者尚未开始以前那段时间罢了。
外表上仿佛是一片平静,暗中的激流却早已潜伏着;时机一到,动荡就开始了。
且看那大自然吧,和煦的风吹拂着树林,及时的雨滋润着万物,看起来似乎没有一样不是为人间造福的。
但是烈火藏在地下,一旦火山喷发,万物都被毁灭了。
所以那时是降临的和风细雨,只是暂时存在的现象;世界并不能永远安逸,好像亚当的老家那样。
人类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
衣食、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斗争,都表现得很明显,已是不能掩盖的事了。
甚至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一起呼吸空气,就发生争空气的斗争,肺量强的人就会得胜。
所以说,残杀的动机,是随生命开始的;所谓和平这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在人类开始的时候,原始人都以英勇、顽强、猛烈的精神,进行着反抗战斗,逐渐地发展到文明社会了。
他们有了教化,风俗也变迁了,便开始变得懦弱起来。
他们知道前途是那么艰险,就索性保守,想逃避斗争了。
但是,战场就在眼前,又明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就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理想过来。
他们或者把这种理想寄托在人们所不能到的地域,或者把这种理想推迟到不知多少年代以后。
从柏拉图(Platon)的《理想国》开始,西方的哲学家们抱着这种想法的,不知有多少人。
虽然从古代到现在,绝对没有这种和平的征象,但是他们仍然伸长头颈,遥望将来,心神奔驰到所向往的目标上去;成天追求,不肯放弃,这也许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因素吧?
我们中国的哲学家们,却根本不同于西方。
他们的心神所向往的,是在唐尧虞舜那么遥远的时代,或者索性进入太古时代,神游于那个人兽杂居的世界之中。
他们以为那时候什么祸害也没有,人们都可以顺从自然,不像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污浊而艰险,使人无法生活下去。
这种说法,同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事实对照起来,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远古人民在发展和迁移中,进行着的抗争和辛勤劳动,即使不比现在更为艰苦,也绝不会比今天稍微轻松些。
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历史记载没有遗留下来,他们流血流汗的痕迹,都已统统消灭了,因而后人追想起来,好像那时代是非常快乐似的。
如果教这些哲学家们生活在那个时候,跟古代人民一起同患难,他们便会感到颓唐失望,进而追念盘古氏还没有出生,天地还没有开辟的世界,这又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
所以,凡是有着这种念头的人,必定是没有什么希望,不想前进,不肯努力;这同西方的思想比较起来,就有如水火不能相容。
如果不是自杀去追随古人,就必定一辈子毫无希望,无所作为,使大家奔向所信仰的主要目标;只好束手无策,长声哀叹,精神和肉体一起堕落罢了。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他们的论调,还可以看出我们古代那些思想家,决不认为中国是一片乐土,好像现代人所宣扬的那样。
他们只感到自己十分懦弱,无所作为,于是只希求超脱尘世,神往于远古,让人类堕落到爬虫、野兽的地步,而他们自己可以隐居山林,了此一生。
哲学家是这样,而社会上却吹捧他们,说他们是超脱清高的人,而他们自己则说:
“我是禽兽虫豸,我是禽兽虫豸啊!
”也有些想法不同的人,就著书立说,想把人们一起带到那遥远的古代,像老子这种人,就是最杰出的代表。
老子写了五千字的著作,主要的意志就在于不触犯人心。
为了不触犯人心的缘故,就得首先是自己做到心如槁木,提出“无为而治”的办法;用“无为”的“为”来改造社会,于是世界就会太平了。
这方法真是好得很呵。
然而,可惜自从星云凝固,人类出现之后,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物无不存在着拼死的斗争。
就算自然界进化也许会停止吧,但是生物绝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如果阻止它向前发展,那就势必走向衰落。
像这样的具体例子,世界上是很多的,看一看那些古代的国家,都是可靠的例证。
如果真能逐渐使人类社会,回到禽兽、爬虫、草木以及原生物的状态,又逐渐变成无生命的东西,那么,虽然宇宙还是那么广大,有生命的东西却都已不存在了,一切都成了虚无,那岂不是最清静了吗?
但是,不幸的是进化犹如飞奔着的箭,除非掉下来,是不可能停止的;除非落到物体上面,是不会打住的。
祈求飞箭倒过头来,飞回原来的弦上,这是情理上不会有的事。
这就是人世之所以可悲,而“摩罗诗派”之所以伟大的道理。
人类得到这种力量,就可以生存,就可以发展,就可以进步,就可以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中国的政治理想在于不触犯,这同上面所说的观点不一样。
如果有人触犯别人,或者有人受到别人触犯,这是皇帝所严厉禁止的。
他们的意图就在于保护统治地位,使子孙万代,永远做帝王,没有止境。
所以,天才(Genius)一出来,他们就竭尽全力把它毁灭了。
如果有人能触犯我,或者又能触犯别人的人,这是人民所严厉禁止的。
他们的意图就在于平安地生活着,宁愿蜷伏着,堕落下去,而厌恶进取。
所以,天才一出来,他们也要竭尽全力把他毁灭掉。
柏拉图创立一个理想国,认为诗人会扰乱统治,因此必须把他们流放到理想国外面去。
尽管国家有好有坏,见解有高低不同,但是两者的统治手段实际是一致的。
诗人,就是那些能触犯人们心灵的人。
所有人的心中,本来都是有诗的。
如果诗人写诗,诗绝不是诗人所独有的。
人们一读他所写的诗,便能领会,这就是说,人们心中本来就有诗人的诗,否则,他们怎么能够理解呢?
只是人们心中有诗而不能说出来,诗人代为表达出来,仿佛拿起拨子把琴一弹,心弦立即受到感应。
那琴音震荡在心灵深处,使一切蕴藏着感情的人都抬起头来,好像望见朝阳一样;使美丽、雄伟、坚强以及高尚的精神更加发扬起来。
于是污浊的和平状态,就会被打破了;和平一被破坏,人道就发扬了。
然而,从最高的上帝,到最下层的奴隶们,也就不能不因此改变他们以前的生活状态了。
于是他们便同心协力,加以摧残,希望永远保持老样子,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
一直保存着老样子,这就是所谓古老的国家。
可是,诗歌毕竟是不可能消灭完的,于是,他们又造出种种清规戒律来加以约束它。
比如我们中国的诗歌吧,虞舜说“诗言志”,后来圣贤著书立说,则认为诗歌能约束人的性情,《诗经》三百篇的基本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无邪”二字。
但是,既然说诗是言志的,为什么加以约束呢?
如果强加以“无邪”,那就不是言志了。
这样的事情,难道不等于在牢笼和鞭子的抽打下,还说什么给你自由吗?
不过后代的文学,颠来倒去,果然都超脱不出这个界限。
那些颂扬统治阶级,讨好豪门权贵的作品,不用说了;就是那些有感于鸣虫飞鸟,山林泉壑,从而产生的诗篇,往往也受到种种无形的拘束,不能抒写天地间真正的美妙东西。
要不然,就只有那些悲痛愤盖世事,怀念从前的圣贤,可有可无的作品,勉强在世上流行。
如果他们在吞吞吐吐的言辞中,偶尔流露出一点男女情爱的东西,那些儒家门徒便纷纷加以责备,更何况那些大反世俗的作品呢?
只有屈原在临死之前,心里涌起波涛,想投入泊罗江中;他回望那家乡的高山,悲叹着祖国没有贤人,于是抒发哀怨,写成了瑰奇的诗篇。
他面对着江水,一切顾虑都抛弃了;他怨恨世俗的混浊,歌唱自己的美好的才能。
从太古时代开始,一直到万物中最细微的东西,他都提出了种种疑问。
他大胆抒怀,无所忌惮,说出了从前人们所不敢说的话。
但是,他的作品中还有很多艳丽的词藻,凄凉的音调,而反抗和挑战的声音,却始终没有呈现出来。
因此,他的诗对后代人的感动力量不是怎么强大的。
刘勰说:
“才能高的人,就从中吸取宏伟的体裁;内心灵巧的人,就猎取些美艳的词藻;一般欣赏的人,喜欢其中山水的描绘;初学的人只效法美人香草的比喻。
”总之,人们都只是注重屈原作品的外表,没有接触到它的本质。
因此,这位孤独的伟大诗人死了,社会还是那个老样子。
在刘勰所说的这四句话里,包含多么深沉的悲哀啊!
所以,那些雄伟壮美的声音不能震动我们的耳膜,也不是今天才如此的。
这大都是诗人们唱唱自己的歌,一般人民是不喜爱的。
试看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以来,直到如今,那些诗家词客能够运用他们美妙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感受,以陶治我们的性情,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的,到底有多少呢?
从古到今,到处寻觅,几乎找不到一个。
但是,这也不能只是责备他们。
因为人们心中都刻着“实利”这两个大字。
没有得到实利的人,就成天劳劳碌碌;一旦得到了,就昏沉入睡了。
即使有激昂的声响,又怎么能触动他们呢?
他们的心灵即不被触动,不是枯死,就是萎缩罢了。
况且实利的念头,又好像火一般在胸中燃烧,而且所谓实利,又是那么卑劣,微不足道的东西。
这样,他们就逐渐地变成卑鄙、懦弱、吝啬,以及保守而畏惧了。
他们没有古代人民的纯朴粗犷,却有末代人世的势力刻薄,那又是必然的趋势了。
这也是古代那些哲学家们所没有料到的吧。
至于说到要用诗歌改变人的性情,使人们达到真诚、善良、美好、雄伟、刚强而敢做敢为的境界,听到的人也许会讥笑这种想法是迂腐的吧。
何况这种事本来是无形的,它的效果也不会在顷刻之间就能显示出来。
如果要举一个明确的反证,恐怕没有比那些古代国家被外来敌人所灭亡的事更恰当的了。
凡是这样的国家,不但对它们加以鞭打、拘禁,比对野兽还容易些;而且也没有人发出沉痛而响亮的声音,触动后代人,使他们振奋起来。
即使有时产生这样的歌声,听到的人也不会受到什么感动。
当他们的创伤痛苦稍稍减轻时,他们就又要营营碌碌忙于谋生,只求活命,不管什么是卑鄙龌龊的了。
外国敌人再来,他们就跟着被摧毁了。
所以,那些不斗争的民族,他们遭受战争的机会,常常比好斗争的民族要多;而胆小怕死的民族,他们的衰落灭亡,也往往比那些强硬不怕死的民众为多啊!
一八零六年八月,拿破仑大败普鲁士军队。
第二年七月,普鲁士求和,成为法国的附庸国。
但是,当时德意志民族随遭到战败的屈辱,但古代的精神的光辉,还仍然保存着,没有消逝。
于是产生了阿恩特(E.M.Arndt),写出了《时代的精神》(GeistderZeit)一篇,以雄伟壮丽的笔调,宣扬独立自由的呼声。
德国人民读了以后,同仇敌忾的心情大大炽烈起来。
不久,他被敌人察觉,追捕很紧,就逃到瑞士去了。
到了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在莫斯科的严寒和大火之中被打败了,逃回巴黎;整个欧洲因此就风起云涌,纷纷组织兵力,进行反抗。
第二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下令征兆人民,建立军队,宣告为三件事而战斗,那就是:
自由、正义、祖国。
青年学生、诗人和艺术家都争先恐后地投笔从戎。
这时,阿恩特也回国了,写了《什么是国民军?
》和《莱茵河是德国的大河,而不是她的边界》两首诗,以鼓舞青年们的斗志。
当时在义勇军里,还有一个人名叫特沃夺·柯尔纳(ThedorKorner)。
他毅然放弃笔墨生涯,辞去维也纳国立剧院诗人的职位,离别了父母和爱人,拿起武器就走了。
他写信给她的父母亲说:
“普鲁士的雄鹰,已经以它的翅膀的拍击和赤诚的心雄,唤醒德意志民族伟大的希望了。
我的歌唱,都是向往我的祖国的。
我要抛弃一切幸福和欢乐,为祖国而战死!
啊,我依靠上帝的力量,已经彻底觉悟了。
为了祖国人民的自由和人生的美好意义,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牺牲吗?
无限的热了在我的心中汹涌着,我站起来了!
”后来他的《琴与剑》(LeierandSchwert)诗集,也都是以这种精神凝结成激昂的歌声。
只要翻开他的诗集一读,热血就会沸腾。
不过,当时像这样胸怀热情而觉醒起来的,并非只有柯尔纳一个人。
整个德国青年,都是如此。
柯尔纳的声音,就是全德国人的声音;柯尔纳的热血,就是全德国人的热血啊。
所以,推广来说,大败拿破仑的,不是什么国家,不是什么皇帝,也不是什么武器,而是人民。
人民都有诗,也就是有诗人的才能,于是德国终于没有灭亡。
这难道是那些死抱着功利,排斥诗歌,或者依靠外国的破烂武器,图谋保卫自己的衣食和家室的人们,所能意料得到的吗?
不过,这只是把诗歌的力量同米和盐相比较,借以震醒那些崇拜实利的人们,使他们知道黄金和黑铁,绝对不能振兴国家;而且德、法这两个国家的外表,也不是我们中国所能生吞活剥的。
这里我揭示他们的实质,只希望我们有所理解罢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还不在这里呢。
三
从纯文学的观点说来,一切艺术的本质,都在于使观众和听众能感到振奋和喜悦。
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本质也应该是这样。
它同个人和国家的存亡,没有什么联系。
它完全脱离实际利益,也不是穷究什么哲理。
所以,从它的功用上来看,在增进知识方面,不及历史书册;在劝戒人群上,不如格言;在使人发家致富方面,不及工商业;在获取功名上,不如毕业文凭。
不过,世间上自从有了文学,人们便因而接近满足了。
英国道登(E.Dowdon)曾经说过:
“世界上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观看、诵读以后,对于人世似乎没有什么裨益,这种情况是常常有的。
但是,我们却喜欢观赏和阅读,就好象在大海中游泳,面前是茫茫一片,我们在波涛间浮游。
当我们游泳完了,就会感到身心有了变化。
而那大海本身,实际上只是波涌涛飞,没有什么思想感情,也始终没有给予我们什么教训和格言。
但是游泳者的元气和体力,却因此而突然增强了。
”所以,文学对于人生,它的功用决不在衣食、房屋,以及宗
教、道德等之下。
这是因为人生活于天地间,必定又是自觉勤奋劳动,有时也会精神颓唐而迷惘;有时必须努力谋生计,有时也会忘记谋生的事情而去寻欢作乐;有时活动在现实世界,有时神驰于理想的境界。
如果只是偏在一个方面努力,这就是不完满了。
严寒的冬天永远存在,春天的生气就不会降临;虽然去壳或者,灵魂却死了。
这种人虽然活着,但是人生的意义丧失了。
文学这种没有用的游泳,那道理就在这种地方吧?
约翰·密勒说:
“近代文明,没有不以科学为手段,以合理为准绳,以功利为目的。
”世界潮流是这样,因此文学的作用更加突出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文学能培育我们理想,培育人们的理想,就是文学的任务和作用。
此外,与文学的功能有联系的,还有一种特殊的作用。
因为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能启发人生的奥秘,并能直接揭示人生的实质和规律,这是科学所不能做到的。
所谓奥秘,也就是人生的真理。
这种真理,是很微妙而深奥的,一般学生都无法说出来。
就好像热带地方的人在没有看到冰以前,你同他谈冰,虽然用物理学、生理学加以说明,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水能凝固,冰是寒冷的。
只有直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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