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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大案之东北军案
(075)军统大案之东北军案
1月31日,于学忠终于来到了西安。
于学忠因何到西安,谁请的,在大家的回忆中,各执一词。
应德田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渭南会议之后,虽然有了一致通过的决议,但是,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却无意遵守,一意破坏这个决议。
他们明明知道无条件撤兵的方案已经遭到全体东北军的反对,仍旧死不甘心,挖空心思寻找出路,他们图谋求救于东北军元老于学忠,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代他们发号施令。
一月三十一日,王、何派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
”
但是,高崇民的回忆,却与应德田的说法正相反:
“于学忠之来西安,是因为一方面西安与潼关谈判好了的条件须要执行,而一方面西安还在和战未决的状态。
杨是支持少壮派的意见,但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如缪澄流、刘多荃等又无把握,少壮派应德田等拟利用于学忠代替王以哲,他们以为于学忠老实,容易包围,故希望于来西安作主战的最后决定。
”
比较起来,还是孙铭九说得最实在:
“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
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
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
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渝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
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
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
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前来西安主持一切。
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 不管大家怎么看于学忠,此刻,元老派和少壮派两方都在争取于学忠的支持是真的,于学忠是张学良“手谕”的东北军临时统帅,哪一方面把他抓到手,就可以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
于学忠一下飞机,听说王以哲一直生病,立刻就去看他。
据孙铭九回忆,这时应德田马上让孙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
”
孙说,当时先后到王家的有:
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人。
当时,“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童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
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
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着说:
“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
”屋里气氛马上变得十分凝重,大家都在等着听于学忠的态度。
此时,于、王、何三个军长先是谁也不说话,然后又互相推,何柱国让王以哲说,王又请于学忠说。
于学忠说:
“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罢。
”
对此,应德田说:
“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
”
王以哲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于学忠看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于是说:
“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
”
当天晚上,由杨虎城召集,召开了“三位一体”的联席会议,由于王以哲生病,只好把会场由新城大楼搬到王以哲家中,就在王的卧室开会。
参加会议的人员,根据应德田回忆:
十七路军:
杨虎城;
东北军:
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据张政枋回忆,还有董英斌);
中共中央代表:
周恩来。
旁听人员:
在里屋的是应德田、何镜华,因房间太小,外屋还有张政枋、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人。
会议由杨虎城支持。
决定东北军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却谁都不说话。
应德田说:
“会场上呈现出少见的长时间沉默,谁也不先讲话。
”
杨虎城只好请周恩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周恩来能说什么?
于是周说:
“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好。
”
应德田说,当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推你,拖了一个来钟头,最后还是杨虎城将军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他说:
‘孝侯(于学忠字),你先说说吧!
’”
于是于学忠说:
“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在营救副司令一事上东北军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
我觉得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应该按照鼎芳和柱国的意思办!
”
于学忠讲完,杨虎城又请王以哲说,王说:
“我和柱国自来就是主张暂时不必坚持要求救副司令回来的,坚持要求,不撤兵,等于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定会使中央认为我们还在与他们对立,怎么能放副司令呢?
其结果会导致中央军进攻我们,我们怎么能胜过中央军呢?
打不过,副司令怎么能回来呢?
我们不是白白付出牺牲吗?
先撤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可以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
”
接着,何柱国发言支持王以哲的看法。
至此,参加会议的三个东北军代表,都发表了一致的意见,即先撤兵而后救张。
杨虎城看到东北军的三个军长都拥护先撤兵的方案,只好说:
“我一直认为副司令不回来,委员长答应的诺言就不能说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极需副司令回来主持,因此,我倾向于坚持先救副司令后撤兵的方案。
现在,孝侯、鼎芳、柱国代表东北军都认为先撤兵有益,那么,我们与以往一样,愿与东北军一致。
” 杨虎城说完,就请周恩来讲话。
周说:
“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而后设法救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都有许多人坚决主张先救副司令后撤兵,为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原来的意见,和你们一致坚持。
现在,你们两方面既然一致了,我们当然也和你们一致。
”
在发言的最后,周特别强调:
“请你们千万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干部,否则会发生问题。
”
对1月31日的会议,张政枋的回忆,与应德田的不完全一致。
张的回忆,虽然没有应德田那么详细,却更加传神,故而似乎也更加可信一些。
据张政枋说,当晚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
“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和战问题听大家的。
”
第二个是杨虎城:
“咱们十七路军兵少力量小,打不打听东北军的。
”
第三个是于学忠:
“我的几个师都在兰州,要打我的队伍也来不了。
”
第四个是周恩来:
“在荆紫关以内我们有点队伍,但数目不多,打吧,帮助也不大,我想张副司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八项政治主张,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就要兵连祸接,替日本鬼子造机会,对张副司令的主张有些不符合,请大家考虑。
” 第五个是王以哲,据张政枋回忆,“他(指王以哲)躺在床上,用两只手托着头说,打就快打,和就快和,既不打又不和,没有准主意,耽误大事情。
”
第六个是董英斌,董的态度反而很鲜明,他说:
“必须打。
不打,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
”
张政枋说:
“在会议过程中,甲说几句,乙讲几句,你推我,我推你,莫衷一是。
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十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
张政枋是西北总部粮秣处处长,散会以后,当于学忠由里屋走到外屋时,张政枋拦住于,问他:
“糊里糊涂和了吧,粮秣如何安排?
”
张政枋说:
“他(指于学忠)带着不愉快的颜色说,开会再讨论,就拂袖而去。
大家也就糊里糊涂散了会,各自回去了。
”
根据张政枋的回忆,当董英斌讲话时,应德田曾发言表示支持,但这个说法却被应德田本人否认了。
多年以后,应是这样回忆的:
“在三方面讨论过程当中,如果我争取发言,是能够得到允许的,而且还必定能够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两种意见都能充分地讨论,尤其是那些心里并不赞成撤兵的人可以畅所欲言,尽述自己的观点,敞开自己的思想,不管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议,都会使大家心平气和,团结一致,三位一体将会更加巩固。
然而,我没有这样做,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也是我当时考虑不周吧。
” 1月31日的王宅会议,完全推翻了渭南会议的那份所谓“决议”,“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一晚上的讨论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应德田等人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一场惨祸由此酿成!
事情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1月31日,渭南前线的105师师长刘多荃就接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说王以哲已经被杀掉了,让前线的将士服从命令。
很奇怪,这通电报,并非出自东北军之手,而是由十七路军的电台发出的,因此,刘多荃给西安的王以哲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副官拿着信和电报交给王,让他注意安全。
同时,刘又打电话给杨虎城,请杨保护王以哲的安全。
另外,远在高陵前线的57军军长缪徵流也收到了同样的一份电报,缪也给杨虎城打了个电话,请他加强对王以哲、何柱国及于学忠等人的保护。
对此,高崇民事后分析:
“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
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
”
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按应德田的说法,渭南会议的召开,就纯粹是为了了解带兵将领的态度的。
因为不管是打还是和,都要靠直接掌兵的军长、师长们,特别是正处于与中央军对峙前线的缪徵流和刘多荃,他们的态度十分重要,光是靠应德田、孙铭九等几个内务军官,是搞不起大风浪的。
实际上不用刘、缪提醒,杨虎城已经发现了问题。
也是在1月31日,十七路军的几个年轻军官旅长王劲哉、许权中、孔从洲;团长任云章、李振西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六人来到新城大楼。
他们是来找杨虎城“请愿”的,王劲哉当场痛哭,要求与中央军开战。
当时杨对他们说:
“我们要顾全大局,要先求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不要授敌以隙,快回去好好招呼部队,不要轻举妄动。
”
这几个人闹了这么一出,再加上刘、缪的电话,杨虎城警觉起来。
据杨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2月1日一早,杨虎城令他派车去接几个人,这些人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十七路军第38军军长孙蔚如、还有东北军的军长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让白将他们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
白说,当时他两次去接王以哲,都被王拒绝。
杨虎城听了,亲自到王以哲公馆去接他,王仍不愿去,杨只好作罢。
王以哲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好揣测,但总归是托大了,不相信自己东北军的这些年轻人能干出以下犯上的事来。
王以哲错了。
在东北军当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有,而且还为数不少;不但东北军当中有,十七路军当中也有。
2月1日上午10点,东北军会议在新城大楼召开,何柱国、王以哲都没有到会,由于学忠主持,他首先传达了头天夜里王宅会议的精神。
据张政枋回忆,“传达后所有出席人员,都鸦雀无声,没人响应。
”
这时,于学忠说:
“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
”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
于这一哭,会场上更热闹了,张政枋说:
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
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箅晚。
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
这样,会议决定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西北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指张政枋)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川运送一部。
张政枋说:
“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
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
气氛已经不对头了。
当天晚上,在金家巷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
开会的缘由和参加会议的人员。
何镜华是这样说的:
“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
” 按:
何镜华,东北军骑兵军副官处长。
但是,孙铭九的回忆与何说的不一样,孙说:
“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
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
”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也说是三个人:
“这天(指2月1日)晚间,我正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的时候(西安事变后,我虽然任第四处副处长、政治处处长,但还时常到这里来,尤其是晚上),何镜华、孙铭九也先后来了。
按:
张学良刚刚入陕的时候,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孙铭九,1936年9月,孙转任卫队二营营长,应德田接替他负责张的参谋秘书室。
12月12日,事变发生的当天,张任命应为西北总部第四处(即政训处)上校副处长。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仿照红军的做法,取消政训处(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抓了起来),成立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任政治处少将处长。
应的政治处下辖组织、宣传、总务、民运四个科。
其中民运科科长即共产党人罗瑞卿。
应德田说:
“罗瑞卿同志系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联合抗日合作关系,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来暂任这个科长的职务,指导并帮助我们做民众运动的工作。
”
但是,在应德田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二二事件纪实》中却又说:
“这天晚问,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中的刚候,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
最近这些天为营救副司令,晚间我们时常到这里来谈谈。
”
这个说法与何镜华的说法一致,多了一个苗剑秋。
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苗剑秋并不在西安。
苗剑秋其人,以放言无忌,无法无天著称。
高崇民也是留学日本回来的,看苗剑秋看得很透彻,他说苗“热心名利,狂妄自负,以不讲礼貌,大言不惭,为追求名利的手段,因有苗疯子的外号”。
应德田也说过:
“他(指苗剑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放、直率,谈论自己的意见没有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谈。
”
1936年9、10月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为掩人耳目,凡是谈论“联共抗日”的、议论蒋介石的,张学良令孙铭九一律羁押起来,省得他们在外边“胡说八道”,泄露“天机”。
苗剑秋就是这么一号人,当时他正在张、杨搞的“王曲训练团”当教官,经常公开讲“剿共”不对,并大骂蒋介石。
张学良为了避免被老蒋找到借口,命令孙铭九把苗看管起来。
应德田回忆,苗剑秋被软禁以后,非常不满,经常吵吵闹闹。
适逢蒋介石刚刚到“王曲训练团”讲完“攘外必先安内”,于是,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和孙铭九商量,把苗剑秋暂时放出来,让他到训练团演讲,以消除蒋介石讲话的负面影响。
苗剑秋正郁闷得不行,有人让他讲课,岂有不大讲特讲之理。
据高崇民回忆,当时苗讲演的主旨是这样的:
“有人讲,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叫我们不要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讲这种混帐话的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才对。
”
这一段,应德田也有回忆,他记载得更详细,苗说:
“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
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
他这是放屁!
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 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下,苗剑秋发表这样的言论,显然是授人以柄,摆明了就是要张学良的好看!
所以张大怒,要枪毙苗剑秋,要严办放他出来的孙铭九。
最后还是黄显声站出来说:
“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应该惩办我,与苗剑秋和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不要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自己毁灭自己的蠢事。
”
张学良本不是真心要处死苗剑秋,于是苗秘密离开西安赴北平,后又去了日本。
因此西安事变发生时,苗剑秋并不在西安,他是事变发生以后才回来的,当时张学良已送蒋去南京。
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肯定有应德田和孙铭九两个人就行了,因为连应德田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与孙铭九两人,是“二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
先说话的是何镜华,他说,他在何柱国家中看到,何的参谋刘本厚正在起草撤军命令,他建议:
“我们是不是找人就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
”
苗剑秋表示反对:
“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王以哲不会听大家的话,更不会听我们的话。
” 接下来的事情,何镜华、孙铭九和应德田三个人都有回忆: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是这样说的:
“何镜华提出请他们两人到副司令公馆来开会,然后像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们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我们的力量办不到。
于是又提出把他们两人杀掉的问题。
事情太重大了,我虽然痛恨她们,也不反对这个意见,但十分犹豫,没有表示意见。
苗剑秋也表示很犹豫。
”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是这样说的:
“这时何镜华提出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那是我们的力量所不及的。
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两人杀掉,事情太严重了,我一时犹豫不决,没有表示意见,孙铭九也没说什么,三个人便沉默了。
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
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的两份回忆材料,意思基本一样,即:
对王以哲等采取行动,出自何镜华的倡议;孙铭九表示有困难,力所不能及;应德田自己则犹豫不定。
我们来看何镜华是怎么说的:
“当时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
孙铭九说:
‘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
连何柱国也打死他。
’我说:
‘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
’孙铭九说:
‘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我对我的部下没有把握。
不能用暗的,只有用明的办法,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
’
对孙铭九的提议,何的态度是:
“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
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的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分,住在他家附近,已经有了戒备。
就是能打死他,缪徵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
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和我们对立起来,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
” 何还说:
“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
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们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
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来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激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副司令公馆开会,由大家商谈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内部的整个局面的。
” 据何镜华回忆,当时,苗剑秋问孙铭九,对何镜华这个一件有什么想法,孙说:
“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
”
何镜华说:
“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语以后,对他很觉失望。
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
从上面的材料看,何镜华的说法与应德田正好相反:
是孙铭九主动提出要干掉王、何二人的;何镜华表示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但反对杀掉他们;应德田没有表示明确态度。
最后,该听听孙铭九的说法了:
“何镜华首先说:
‘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
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
……我看行。
’我立即说:
‘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
’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
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
‘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
’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
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
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
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
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象大势已无可挽回。
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
‘不快决定就晚了。
’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
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
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 在这段回忆中,孙铭九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
何镜华最先倡议杀掉王、何,且连续出了几个主意,态度非常坚决;应德田明确支持何镜华的意见。
孙铭九本人则比较犹豫。
大家都在回忆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记忆上的误差。
但是,三个人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努力地撇清自己,谁也不肯承认自己首先提出杀人。
但不管怎么样,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当晚,何镜华、应德田、孙铭九、可能还有苗剑秋,几个人曾议论到用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二,杀人的任务要由孙铭九承担。
按:
孙铭九原任张学良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艳晚事件”后改任卫队2营上校营长,卫队2营是负责张学良及“西北剿总”直属机构的警卫工作的。
另外还有一个卫队1营,营长是王玉瓒。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为加强保卫工作,张学良以原第1、第2两个卫队营为基础,成立特务团,孙铭九为上校团长。
后来,为加强抗日力量,张学良又成立“抗日先锋队”,任命孙铭九为总队长,少将军衔。
接着,原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辞职,张又任命孙铭九为军警督察处处长。
同时,孙铭九还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部长。
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都分驻于陕、甘各地,因此,孙铭九是东北军在西安唯一的带兵将领,也可以说,孙铭九是此刻西安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了,因为只有他手下有部队。
应德田、何镜华都是内务军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搞政工的。
苗剑秋则根本不是东北军的人。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孙铭九知道,如果要对王以哲等动手,肯定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个任务,换句话说,出主意的是别人,挨骂的是自己,而且,万一搞不好的话,掉脑袋的可能都有。
孙铭九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正是他的顾虑。
别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孙铭九不能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第三,当晚的会议,“不了了之”,“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
这是1936年2月1日到2月2日的夜间。
何镜华说:
“我们三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说:
“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
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则说:
“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四个人就在这悲哀愤慨而无可奈何的沉默中分别回家了。
”、
孙铭九说:
“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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