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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作业2篇

《西方经济学》作业（2篇）

1、什么是政府失灵？

如何防范政府失灵？

2、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的如何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浅议政府失灵及其防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曾经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他说：

“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运行的效率或（导致）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

”我们认为政府失灵就是政府为了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事与愿违的结果，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

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无效调节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却由于财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致使政府应该进入的领域而没有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政府有心无力，调控手段缺乏力度，调控机制运转不灵，调控效果难以到位，从而造成了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社会保障能力偏低。

亚当.斯密曾指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的”。

有资料表明，一个巨富人的背后，至少有500个穷人。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严重，必然影响社会稳定，这就客观要求政府营造“安全阀”。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体制仍不健全，很多地方的社会保障基金还未完全建立，覆盖面还不完全。

二是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偏低。

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主要表现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打击预防职务犯罪、遏制权力寻租这两个方面。

由于法制法规不健全、不完善，不法商人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加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个别公职人员特别是司法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势力、经济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致使我国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尽理想。

三是政府汲取社会资源能力偏低。

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

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较低。

（二）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在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政府应该退出的领域而没有退出或没有完全退出，权力集中，责任无限，结果不仅没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扬短抑长，妨碍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失灵。

一是政府仍然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

有资料表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行政审批最多的国家，中央和中央各部门颁布的各种审批规定就有2500余项，至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颁布的种种审批项目，其数量也不在此下，致使政府仍然或多或少地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并对企业的产、供、销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

政府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导致市场运行主体（企业或私人）缺乏应有的自主经营权，活力不强，而且容易助长惰性，什么都找政府，市长昨天帮助跑资金、跑项目，今天到企业现场办公，后天接待职工上访。

二是政府仍然配置部分资源。

政府配置资源，不但难以保证资源合理使用，而且资源的安全性也成为问题。

始于1998年的国债建设资金至今已发行了9100亿元，尽管在拉动内需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审计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国债项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违规违纪问题。

三是政府越界抢夺市场和社会的职能。

除了纯粹公共产品（如外交、国防）必须由政府承担提供外，我国政府还承担了许多应由企业或社会承担的准公共产品，不但滋生了腐败和浪费，而且扭曲了市场机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天职是创造有利于企业自由竞争、自主发展的市场环境。

市场经济有一基本假定：

廉价政府。

所谓廉价政府是指纳税人不需要更多钱的政府。

其基本观念是将国家视为“必要之恶”，主张政府少干预经济生活。

因为一是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会受利益集团的左右，而偏离公共利益；二是政府决策信息不充分，会错误决策；三是政府决策者能力有缺陷，可能“好人”办“坏事”。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活动，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因此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定位是当好“五大员”。

（一）当好保安员。

政府不仅要全力提高稳定社会秩序的能力，而且提高保护各类财产权完整和安全的能力。

市场经济强调政府的天命是守夜人。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政府要具有外有抵御侵略，内有保护公正的能力。

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天职有三：

“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

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其他人侵犯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

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目前公检法乏力，法院不但办案难，而且执行难，缺警力，缺经费。

政府要少搞国企，最大限度保证国防和社会治安。

政府要维护社会稳定。

只有树立“民利大于天”的理念，顺民心，重民意，保民权，兴民利，政府才能把工作做到点子上。

对群体事件，只能疏，不能堵。

必须推动建设社会管理网络，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体系，从而真正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二）当好裁判员。

市场经济要想充满活力，政府必须努力扮演好“裁判员”的角色，公正裁决好“债权与债务”、“公权与私权”、“劳与资”、“内资与外资”、“国企与私企”等各种官司，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诚信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决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首先要确立市场规则。

政府制定市场规则是市场运行不可或缺的前提。

市场规则是规范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其中自然也包括着政府调控行为本身的规范化。

要切实把政府的经济职能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

其中实现政府调控程序的法制化尤为重要。

让人们的经济行为规范化，不但要立法，还需要严格执法。

其次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保证政府调控的公正、超脱。

按照原则，政府是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应该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立场上，维护经济运行的效率，维护全体纳税人的利益，而不能有所偏袒。

但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切断政府与企业的利益联系。

否则，官商一体化的格局，很难避免政府在调技市场运行时以集体寻租代替公众无私，以权利垄断代替公平竞争。

最后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

政府在鼓励人们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富裕起来的同时，可以利用财政、税收、保障、福利和救助等工具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调节。

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

机会平等的规则要求摈弃先赋性特权、身份等级等不公正因素的影响，保证每一位社会成员能够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能够得到公正对待，从而拓展自由创造的空间，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

（三）当好指导员。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滞后性”和微观主体的“狭隘性”的存在，需要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宏观的战略规划和产业指导。

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来引导微观经济活动，促进产业升级，引导经济发展，使之尽可能符合全局和国家利益。

（四）当好监管员。

市场经济是秩序经济。

政府应该捍卫各种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捍卫市场“正义”，保证公平竞争，打破行政性垄断，消除产权歧视，强化产权保护，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打击各种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经济犯罪，努力防范各种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各级政府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造成大量的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尤其积累和加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

宏观调控要改变过分依赖政府投资的扩张与收缩的局面，注重政策信号的引导作用，通过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发布制度，提高市场主体依据政策信息自主决策能力。

（五）当好服务员。

打造“服务型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政府要放下“官架子”，放弃只重“管制与审批”，轻视“民主和自决”的传统做法，尊重市场主体的意志和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

小小的香港，曾经是史无先例的经济奇迹。

当时一连三位了不起的财政司他们搞经济的座右铭，主要只有一条：

凡是市场可以处理的，政府一律不干。

政府改革是下一步整个改革的重点，基本的一个方向是把政府经济职能的重点转到公共服务方面来。

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

政府在实施公共服务方面主要应提供面向劳动力市场的“民生性”服务、提供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公益性”服务、提供非竞争性领域的“基础性”服务、提供促进市场主体正常运转和创新的“主体性”服务。

在实施公共服务的同时，政府还应做好自身应当承担的管理职能包括规划协调、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工作，从而把原来的“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管理型”政府。

不论政府职能如何变化，社会管理都是不可缺少的。

现代社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

管理要有指标体系，社会指标体系是管理的指南、考评的依据、发展的导向。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需要政府调控，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干预多多益善，因为如同市场机制并不完美一样，政府调控也有可能“失灵”。

克服政府失灵，必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便把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切实管好，避免无效调控；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防止过度干预。

即要使政府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

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市场经济运行实践来看，哪里的政府能当好“五大员”，哪里的微观经济就充满生机。

浅论治理当前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

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中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迹象，从1999的经济走势来看，确已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而且呈不断加剧之势。

纵观国际经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政府历来都重视运用财政政策应对通货紧缩这一顽症结，罗斯福新政时期如此，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受害国也是如此。

因此，如何运用有效的财政政策和手段来治理通货紧缩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货紧缩对社会经济发展危害极大。

首先，通货紧缩导致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亏损面和亏损额都大幅度增加。

若商品价格每年下降近3%.就意味着企业每生产100元钱的商品，眼睁睁少卖了5～6元钱，而我们现在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销售利润率都达不到5～6%，这就势必使过去的一些盈利企业变成亏损，过去的一些亏损企业亏得更多。

其次，通化紧缩导致企业间的资金拖欠不断增多，“三角债”越滚越多，市场信用和信誉严重下降。

再次，通货紧缩打击了消费，妨碍了经济景气复苏。

去年，我国政府投资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经济启而不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终消费率太低，而最终消费率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通货紧缩引起的。

因为，通货紧缩将直接带来企业效益的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难以有较快的增长，群众对收入的预期肯定也不会看好。

加之要深化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群众对支出的预期却很大；以及习惯于对价格“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影响，势必有钱舍不得花，消费需求就很难有较快增长。

占GDP份额最大一块的消费启动不起来，经济要保持较快增长是不可能的。

最后，严重的通货紧缩还会损害银行的利益，使得潜在的金融风险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多自有资金较少而负债较多，而负债又主要来自国有商业银行。

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不畅，国有企业不仅偿还不了银行的债务，而且只有依靠继续向银行借债才能维持生存，这又反过来使得企业的负债率继续上升，债务的上升又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只得继续向银行举债。

如此恶性循环，一旦难以为继，银行将爆发债务危机，使得现在的潜在金融风险转变为现实的金融风险。

治理我国当前通货紧缩的财政对策，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

通货紧缩的日益加重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当前应当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提出相应的政策。

去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在实际上也已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以防治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未能有效地改变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预期。

这是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