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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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

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

王利华

提要：

本文对三至九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略作考察，指出：

此一时期，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麋栖息。

与春秋时代以前的情况相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麋的减少最为显著；但与晚近时代相比，则仍称可观。

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密切相关。

中古华北仍广泛分布有较大鹿类种群的事实，表明当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仍属良好。

关键词：

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问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研究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迄止目前，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以深入探讨，这非常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当地的生态变迁史。

这是因为，在一个确定的地理区域中，野生动物种类及其种群数量的变化，不仅属于生态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对生态变迁的总体反映。

不过，自然界中动物的种类极为繁多，我们无法（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

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文献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

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

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

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

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

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

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

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

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发展，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

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

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

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

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

这些无疑反映：

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

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

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

《诗经》的记颂反映：

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

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

“麋鹿在牧，蜚鸿满野。

”虽是一种政治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

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

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

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

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

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

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

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

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

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

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

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

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历史文献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

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

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

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现代动物学研究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

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

从很早的时代开始，中国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

《宋书》卷28《符瑞》中说：

“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

”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

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自然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

《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

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

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

）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

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

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

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

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

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

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

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

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治疗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

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

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社会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问题将另文讨论）。

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

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

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

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

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

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

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

“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

”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

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

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

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

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

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

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

”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

但孙思勰也曾提到：

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

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

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

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

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

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

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

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

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

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

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

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

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

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

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

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

《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

“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

”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

“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

”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

”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

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

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经济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

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

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

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

黎虎根据《魏书》统计：

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

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

”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

“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

”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

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

”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

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

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

”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

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

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

其一云：

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

”又云：

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

”如此之类，不能俱引。

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

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

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

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时代，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

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

”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

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

“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

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

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

”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

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

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

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

”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

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