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上的瓷器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下篇.docx
- 文档编号:30073455
- 上传时间:2023-08-04
- 格式:DOCX
- 页数:11
- 大小:29.12KB
一带一路上的瓷器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下篇.docx
《一带一路上的瓷器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下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带一路上的瓷器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下篇.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一带一路上的瓷器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下篇
“一带一路”上的瓷器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下篇)
九、地理大发现与全球物质交换尽管从唐代开始,中国的瓷器就在欧亚非旧大陆上贸易和流通,但在这之前,并未踏进美洲大陆还有大洋洲群岛,即使在欧亚非大陆,由于欧洲的路途遥远,中国的瓷器从未真正满足过欧洲人的需求。
但自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一切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这一改变是由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开始的,1497圣诞节前夕,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终于闯出了惊涛骇浪的海域,绕过了好望角驶进了西印度洋的非洲海岸。
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南部大商港卡利卡特。
这意味着其只要穿过马六甲海峡就可以进入中国南海,直接登陆中国直接进行贸易。
这也意味着中国和欧洲的遥遥相望的历史结束了,这两个强劲地区的人们终于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和贸易了。
还有一条航线是由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开辟的,他从1492年开始,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了美洲大陆。
他的后来者,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又从1519年10月开始,花了一年的时间,到达美洲大陆,穿过南美洲大陆南端和火地岛之间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峡(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由大西洋进入了太平洋,这是欧洲人以往未知的海域。
1521年3月,船队到达了菲律宾,在菲律宾的不远之处就是台湾,以台湾为跳板,很容易到可以到达中国沿海的泉州、厦门等港口,与中国进行贸易。
这些新的交通网络联接了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欧洲水手的水手们通过不断的探险,终于寻找到了通往亚洲市场的新航路,并建立了联接世界各大洋的贸易路线,开始和世界各地的人做生意。
新航路不仅促进了欧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亚洲的直接联系,而且便利了东西半球以及大洋洲之间的互动。
也就是在大约1500年至1800年间,世界各地区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从而把人们带入了世界近代历史的早期阶段。
欧洲的商人利用这些新航路的便利创立了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农产品、手工业品以及其他各种商品,包括瓷器都可以到达遥远的异地市场。
从1500年至1800年的欧洲人虽然征服了菲律宾和许多印度尼西亚岛屿,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最多利益,但这绝不能证明他们是近代早期世界事务的主宰者。
因为面对强大的政权,如中国、印度、西南亚和安纳托利亚,甚至岛国日本,他们都毫无威慑力可言。
但无论如何,欧洲人“终于将马可·波罗所形容的富饶中国,以及那里数不清的新奇事物,拉到唾手可及的近距离内。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也在探索着更广阔的世界,然而只有欧洲人把东、西半球和大洋洲的土地与人民联系在一起,是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平衡。
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以及绕经好望角前往印度航线的成功,将“寰宇”的范围推向全球规模。
世界各地的人都开始身陷与日俱增的交换活动,包括商业、科技和智识。
“寰宇”的范围转型扩大,其中一项影响的后果便是亚洲商品可在欧美两洲取得。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瓷器成为一项真正具有世界性身份的商品。
所谓物质文化的“全球化现象”。
自此时开始,中国瓷器的纹饰、色彩和形制,得到了真正的全球化式的首场展示。
因为16世纪之前,中国瓷器虽然大量销往亚非大陆,但却很少现身欧洲,屈指可数的几件珍品受到物主高度爱惜。
因此,1497年,当达伽马自葡萄牙出发,展开他绕过非洲前往印度的划时代之旅时,葡萄牙王曼努埃尔一世千叮万嘱,交代他务必带回两样西方最渴求的物事:
一是香料,二是瓷器。
1514-1516年间,葡萄牙大帆船第一次在广东沿海靠岸,自1540年起出现于福建,1542年之后靠泊日本。
1543年,西班牙人到达东亚诸海,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
从那时开始,欧洲人终于可以直接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美丽的青花瓷器。
当时欧洲正值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文化和思想的革命运动,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启蒙和文化资源,欧洲遥望着东方的伟大帝国——中国,充满着想象与向往:
国家盛行读书,讲究礼教人伦,让中国成为欧洲向前发展可以参照的一个先进标杆。
但在16、17世纪交通的不便,文字语言的不通,使东西方的相互了解充满了神秘的猜测。
当16世纪中国大量美丽的青花瓷开始输入到欧洲,装饰着美丽华草图案和木刻版画中的戏曲故事的青花瓷,使欧洲人对中国这一遥远的国度有了更直观的形象认知。
所以欧洲人说,青花瓷是中国送给欧洲文艺复兴的最好的礼物。
十、全球化陶瓷贸易的首次登场葡萄牙和西班牙由于航海上的优势,使他们在地理大发现的早期成为世界贸易中的佼佼者,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以那里为据点与中国做瓷器生意,并固定在印度转口装船,一次载运瓷器高达六万件。
其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之后,每艘船装上20万件瓷器更成常态。
16世纪晚期,其他国家的投资人开始组织自己的探险队去开拓亚洲市场。
跟随葡萄牙进入印度洋的国家中,荷兰和英国最为出色。
英国和荷兰的实业家们开始建立起了全球性的商业网络,英国商人集中在印度,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建立商埠;而荷兰则广泛活跃在开普敦、科伦坡和巴达维亚(现在爪哇岛上的雅加达)建立商埠。
比起葡萄牙即西班牙前辈,英国和荷兰的商人有更快捷、更廉价、装备更强劲的船只,使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竞争优势。
英国及荷兰的商人们很快就取代葡萄牙及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
在17世纪初,英国和荷兰商人组织了两个非常强大的股份公司,即:
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
个体商人募集的基金支持了公司的启动,並为公司装配船只和海员,提供贸易所需的商品和资金。
虽然有政府的支持,公司仍然是私人所有的企业。
政治上畅通无阻使公司代理人可集中精力于有利可图的贸易。
1如果翻开中国的陶瓷外销史,我们可以看到自明万历天启以后,荷兰殖民者步葡萄牙、西班牙后尘,大搞贩卖中国瓷器的行当,他们以印尼的巴达维亚(雅加达)为据点,在中国国沿海一带釆购瓷器,或者由中国船舶将瓷器直接运到巴达维亚,再由东印度公司转运东南亚各国及西亚、荷兰本国。
数量之巨,出人意料。
1602年—164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到印尼各岛的明瓷总额在四十二万件以上。
仅1636年一年里,从巴达维亚运到爪哇万丹齐里彭、亚帕拉、第加尔、贝加龙干、桑丹、答里、安汶、苏门答腊詹卑、英德拉哥里、西巴里巨港、苏门答腊西海岸和亚齐、婆罗洲、苏加丹那、马塔甫拉和文郎马神等地的瓷器,总数约达三十八万件,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根据东南亚的需要向中国订购瓷器。
。
当时的英属印度公司也不遑多让,在伦敦仓库储放了大量存货。
十年之后,一艘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载走高达40吨(约等于五十万件),1721年又有四艘船各载了21万件。
根据当年一份销货单显示,1732年某艘瑞典商船一口气运了499061件中国瓷回航。
另一艘瑞典船“歌德堡号”更厉害,1745年装了70万件,连同丝绸、茶叶、藤器、珠母贝和香料等,来回航期足足两年,全程四万公里,却不幸在母港歌德堡近在眼前的距离处沉没,惊传一时。
1777至1778年的航季期间,荷属、英属,连同其他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总共二十二艘船舰,从广州运走了697吨,约合870万件瓷器。
当时的欧洲人到中国来经商,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购买瓷器,他们之所以特别喜欢载送和购买瓷器,是因为瓷器既重又不透水,是最实用的压舱货,可提高船只在波涛汹涌大海中的稳定度。
1672年英属东印度公司驻越南代表回报伦敦总部:
“此地以粗瓷压舱,极有道理”,全都是运往菲律宾、泰国的现成船货。
其不仅可以压舱,还可以和其他的货物混装,如“各式有用的中国瓷器,特别是盘碟之类,可以装得很紧密。
再买一些大中小各种尺寸的碗、大到可以种橘子树的中国大花盆、种小树小花的小盆……你买来的任何中国容器,都把它们装满西谷、米、椰子、淀粉或其他利润更好的货品。
”其实不仅是可以和各种食物一起混装,尤其重要的使其可以跟茶叶混装。
如荷属、英属东印度公司都用铅衬的箱柜运茶以保新鲜,再把茶箱放在装瓷的条板箱上方。
瓷器可保茶叶干燥,茶叶则提供减震缓冲以减低瓷器破损。
由于瓷器又如此如此的种种与其他货物混装的优点,所以几乎所有来中国购物的船只都会购买上一些美丽的各色瓷器。
同时也构成了即使在今天,如果我们去欧美大陆的许多旧房子里或到一些家庭里,都会看到几件祖上流传下来的中国瓷器,可见当时的中国瓷器在市场上的出售量有多么的巨大。
十一、世界瓷都景德镇在17至18世纪的时代,可以说没有那座城市有景德镇在世界的知名度高,即使没有到过景德镇,但是它的名字是随着它所生产的瓷器而传遍世界的。
景德镇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场,不仅仅因为产品精良,也因为生产规模与组织先进;它代表了在蒸汽带动的机器年代来到之前,手工艺产业的最高峰,大规模集中制造生产最壮盛的成就。
殷弘绪笔下的景德镇夜间景象——全城犹如一座熊熊燃烧的巨炉——并不只是幻象错觉,而是如实反映每日生产运作的真实景象。
虽然广东、福建沿海数百座窑也产制了相当数额,供应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地,但欧洲市场上的瓷器却大部分是来自于景德镇,这也是景德镇在欧洲知名度高的缘由。
当时为了获得中国景德镇的瓷器,欧洲大量的银元被流入到中国,当时的欧洲人还没有独立生产瓷器的能力。
于是景德镇就成为急于掌握中国陶瓷技艺的欧洲人的探访之地,他们需要在这座城市了解到中国的制瓷秘密。
于是,1698年,法国耶稣会派遣一位叫殷弘绪的教士,来达中国景德镇昌江边的一所教会担任传教士。
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有关景德镇陶瓷生产方面的技术资料,而殷弘绪的确不辱使命,很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说明他的上级早就就看出他极具打探分析的才干。
当时的殷弘绪,对景德镇悠久的制瓷历史背景一无所悉,而且因为瓷器史向来未曾引起过中国文人阶层的重视,所以当地没有任何书面文献可供他搜集,所以他只能去亲自去实地考察,他靠着“出入窑坊之间,自己用眼睛观察、亲口询问参与工作的基督徒”,很显然,他也赢得了许多非基督徒的帮助,包括店东、瓷商,甚至几位官员,尤其是当时的督窑官唐英。
通过考察他获得了惊人的陶瓷知识,他把这些观察到和学习到的知识如实地记录下来,写成一封封长信向中印传道事务部的司库欧里汇报景德镇的制瓷方法。
1712至1722年十年之间,殷弘绪写过多封长信,些信函很快就收入《耶稣会士中国益智奇闻书简》,全书三十四卷,是第一部可供欧洲人广泛取得中国相关知识的巨著。
这份资料后来又收入《中华帝国全志》,作者赫德曾任路易十四的专职司铎;伏尔泰和其他多位哲学家大力推崇中国,就是深受此书影响。
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纪录,景德镇瓷器“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
”过手72,也就是说有32道工序,这在18世纪来说,如此分工细致的流水作业线是非常先进的,殷弘绪看到如此的场面他在信中写道:
“看到这些器皿如此快速地经过如此多人之手,真是令人惊奇。
”在元代时期,景德镇一代又一代不识字的画工,为了应付来自伊斯兰国家的青花瓷订货,他们一笔笔忠实地描摹着那些复杂美丽的植物图案,还有那些看不懂的阿拉伯书法,这份经验累积到了16至18世纪派上了用场,通过长期的训练,使他们有能力依样画葫芦。
当时的来样非常复杂,有在欧洲贵族订制的瓷器餐具上仿绘那些各种不可解的家族纹章,还有来自伦敦或巴黎的各行各业行会,诸如贩鱼业、屠宰业、糕饼业、家禽业、砌砖业和裁缝业的各种行业的纹章瓷器。
面对外来的订单,景德镇的画工除必须解读一大堆令他们困惑不解的各家族,各行业的纹章瓷的图像外,还要面对罗马神话、圣经故事、欧洲当前的时事等各种画面的绘制。
因为需要特别制作处理,所以,这些饰有西式图案的瓷器价格不菲。
广州的荷兰商人转告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群:
“欧式画面或人物会比中国本土纹饰贵上一倍。
”面对这些来自欧洲不同国家和阶层所需要的瓷器,景德镇工匠们的绘画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此时,中国所面对的市场不仅有欧洲,还有东南亚,西南亚、东亚,北非、东非等,但景德镇已经没有精力再接受这些比欧洲次一等的市场的需求,因而这些市场的需求就让位给了福建及广东一带沿海的窑口。
在这里我们依旧看到了文明的反复利用的过程,本来印刷术是来自中国,但从15世纪50年代开始,印刷术在欧洲盛行起来,印书商们在不同国家的首都汇集了各方专才:
画工、手稿饰工、雕工、金工、金属工以及学者,共为同一种产品效力,最后在全欧创造了所谓的“知识共同体”。
17世纪后期,欧洲的这些冒险创业家们,又开始将这些印制的不同图谱送往中国不同的瓷区和景德镇作为外销的陶瓷纹饰的参考。
经景德镇瓷工们描绘的这些图谱被送到世界各地以后,又成为大家争相学习的对象,由此源自于世界各个不同文化的图案、纹饰与符号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全球化的交换混合时代,也由此训练了景德镇一代又一代具有精湛绘画能力的陶瓷工匠,这种传统还一直延续到今。
十二、茶叶与茶壶中的文人气在当年的一带一路贸易中,最重要的物产还是茶叶,当时的茶叶在欧洲是一种时尚的饮料,当时欧洲人几乎对茶着迷,曾有人写了一首诗:
“茶,裨益我们的头我们的心;茶,几乎疗治每个部位,;茶,令老迈者重新得力;茶,令冷寒者小便得暖。
”欧洲人还认为,茶可强化大脑和胃,具有促进消化、排汗等功能,还可“增强体力以防慢性病,因为它有一项很棒的优点:
可令血液变甜而稀释”。
由于对茶叶的入迷,其对与茶叶相匹配的陶瓷茶具也大感兴趣。
中国的茶壶最有名和最有特点的当属是江苏宜兴的紫砂壶,有人认为,宜兴的紫砂器以泥质细腻、呈色丰富烧成后的紫砂壶保温性和透气性均十分理想,是沏茶的理想用具。
但笔者却认为,它的名气并不仅仅是在于材质,重要的和其他地方的差距比较起来其有更浓厚的文人气。
据说,将这种文人气的出现,是由于一位叫供春的工匠带入的。
供春曾是宜兴进士吴颐山家得书童,由于受过文人的熏陶,在他后来从事陶匠的生涯中,就将这些耳濡目染的文人品味带进了自己所作的茶壶中。
供春生于明正德年间(1506-1566),1522年是嘉靖元年,那是供春16岁正值青少年,于1566年嘉靖末年去世。
他的从青少年直至去世都是生活在明嘉靖年间。
笔者强调这一时间段就是想说明,这段时间正是欧洲人进入中国购买茶叶和茶壶的期间。
供春所制作的这种带有中国文人气息的茶壶,被欧洲人一眼看中,并大感兴趣。
这种兴趣也推进了宜兴茶壶的行销市场,虽然在中国的陶瓷史尚没有欧洲人定制宜兴茶壶的记录,但在欧洲的文献中却有不少这方面的纪录。
17世纪中叶,荷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在运送茶叶的同时也把宜兴茶壶运抵到了欧洲,结果和在中国一样,大受欢迎。
欧洲人不仅欢迎宜兴茶壶,还努力的模仿宜兴茶壶,欧洲的银匠们就抄袭了这些中国新颖的设计,并据以造出各式变化,知名的英国安妮女王银茶壶造型,便源自一只梨形宜兴壶。
有位荷兰陶匠专门仿制宜兴壶,1678年在报上登广告吹嘘自己:
“制作之红色茶壶取得如此完美之成就,颜色、纯度、耐久度,毫不逊于东印度进口原版。
”宜兴壶在中国也以其自然主义风格闻名,作品常采“象生”形制,如莲花、瓜果、石榴、葫芦、竹子等等。
西方也纷纷模仿这股异国情调,因为这种有机造型令他们的客户着迷。
大约在1670年,荷兰代夫特的阿里.德.米尔德(ArydeMilde);大约在1690年,英国斯坦福谢尔的约翰和约瑟夫.伊勒斯(JosephElers),大约在1710年,德国麦森的约翰恩.弗里德里奇.鲍特格(JohannFriederichBottger都成功的仿制出宜兴的紫砂器。
宜兴紫砂器在英国女王玛丽二世的收藏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她的的密室“到处填满了中国瓷器,她的披风装饰有中国精美的红色饰物,令人称奇。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各种陶瓷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都使西方人感兴趣。
荷兰画家也在他们的画作中为这型中国茶壶留下永恒纪念。
17世纪荷兰哈伦画家罗斯彻墩的静物画《茶什》描绘一张漆器黑桌,上面方了一把宜兴茶壶、一个气派茶瓮、数盏青花瓷杯,还有一块水晶。
他的另一幅静物画《银器乌木盒》则有一只银镶鹦鹉螺,旁边也是一把宜兴壶,盖上还系了金色丘比特像,显然是暗指这种流行的中国饮料具有春药功效。
作为茶的载体的宜兴壶,在欧洲人的眼里不仅是一种器物,而是一种文化的象征物,其仿生的造型,具有文人气的装饰,书法,当欧洲人拿起茶壶慢慢品尝其中的茶水时,其是在体味一种中国的文化气息,这种气息所代表的是一种高雅,深邃,具有东方神秘感觉的一种心理体验。
所以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讲,他们饮食的茶叶未必对身体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多的益处,他们使用的宜兴茶壶又未必有多高的审美性,最重要的时期代表了一种时尚的引领潮流的风尚。
十三、瓷器传播与物质文化塑造在今天的人们的眼中,瓷器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物质产品,但殊不知,中国瓷器的发明却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
中国瓷器的输入改变了许多地方的生活方式,卫生习惯和文化礼仪。
从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讲,在中国瓷器输入之前,东南亚一些国家没有理想、适宜的饮食器具。
在马来半岛洛坤附近、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文莱一带古国“饮食以揆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有的“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之”,“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
所以当中国瓷器一经输入,就成为了他们理想的饮食器具,这种器具因其卫生、实用、便于清洁等优越性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以致东南亚“寻常人家……盛饭用中国瓦瓮”。
当然那些地方相对比较贫穷落后,所以,中国沿海一带烧制的粗瓷常常被销售到那些地方。
中国瓷器的输入不仅改变了东南亚一带的生活方式,包括欧洲的生活方式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输入得到改变。
在17世纪之前,欧洲很少有人单独进食。
当时的勺子、杯子、盘子非常稀有,所以,用餐是一种社会性的群体行为,即大家共用碗盘。
在当时的风俗画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共食是常态:
众人共享一杯、一碗、一盘、一勺吃喝,当时的礼仪手册指示:
“喝前,切记先用布把你的嘴和手擦净,才不会弄脏杯子,否则同桌的人都不想和你共饮。
”其实这种习俗,在今天的某些基督教堂里还仍然保留着,当做完礼拜领圣餐,喝象征基督血的葡萄酒时,仍然是大家共用一个杯子。
当中国的瓷器进据餐桌成为普遍现象之后,欧洲集体共享的进食风俗开始从上流阶层撤退,此时,卫生观念、自我节律、社交礼节也同样发生改变。
来自中国的全套瓷器的餐具的出现,不仅为每个人的进餐空间画下范围,促使同桌互动遵守自制,同时,餐桌礼仪的重点也开始从如何共享公碗,转向如何正确的用刀叉按住烤牛肉,单独使用属于个人的整套杯盘刀叉的餐桌文化,使欧洲人的饮食文化进一步走向高雅化和卫生化。
瓷器不仅是一种是用于日常生活的器具,其还具有文化的象征意义,当中国瓷器进入到东南亚的一些区域时,那些地方还处于原始的部落状态。
作为从中国一个如此高级文化中输入的瓷器,就被当地土著赋予了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色彩。
这些中国瓷器被土著们用作巫术仪典上摆放高级供品的器具,举行仪典或给人治病时,少不了使用这些瓷碗、瓷碟,一边舞动,一边敲击,或把该病的符写于瓷器上,置水饮之,以求神灵的到来,让百病远离。
这种将中国的瓷器赋予神性的习俗,不仅是在东南亚,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一样,他们用青花瓷装饰城门、墓壁以及墓柱。
另外,瓷器还是一种文化的礼仪用品。
当中国的瓷器到达邻国日本时,其连同茶叶及禅宗一起,形成了茶道文化,直到今天日本仍遵循唐宋旧制的点茶法:
以竹筅将茶膏搅成绿色汤花,再端给客人饮用。
整个过程和技巧费时、费工,需要大约三十种茶具,遂成为“茶之汤”或谓“茶道”的中心焦点。
在日本“唐茶”茶叙大受欢迎,常伴有博弈与清酒。
雅致寂静的“茶室”自成一隅,与宅中日常起居作息区域分开,成为赏花、诵诗、赛香(参加者辨嗅各式香料)之场所。
在这样的茶空间里必备之物包括:
漆画屏风、带轴的绘画、带座的瓷瓶、青铜香炉与彩绣锦缎。
这些道具和享用这些道具的人构成了一种以茶为中心的文化气氛,这就是茶道。
这种茶道是唐宋时期的中国文化,但在其本土的中国这套高度结构化的社交、精神仪式已经消失了,却完整地保存在了日本。
今天,其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传统文化。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物质产品的介入,往往改善的不仅是某种生活中的某个局部的器用方式,其还连带了一整套的文明和习俗的再生产。
十四、被“粉碎”的中国瓷器当欧洲人第一次进入亚洲市场,并能直接与中国人做生意以来,他们狂热地从中国进口瓷器,透露了自从他们展读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记事以来,对中国抱持的那份又慕又羡之心。
当时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都以能拥有中国的瓷器为荣耀,但由于大量的购买中国的瓷器、茶叶、漆器等,导致了欧洲的银元都被流入了中国。
1571至1821年间,欧洲自南美与墨西哥进口的四亿银圆中,有一半供西方诸国购买中国产品之用,其中当然包括了中国的瓷器。
由于银元的不足,导致路易14国王大量融化宫中的银器,以换取中国的瓷器。
也因为大量销毁银质餐具,进而造成更多的白银流向中国以购买瓷器餐具。
更有甚者,某出法国喜剧曾描绘一位贵夫人打碎了俗称为荷兰瓷的代夫特陶,宣称自己今后只用中国瓷器。
欧洲人如此的喜爱中国的瓷器,被当时的人称之为“瓷热病”,这样的“病”实际代表的是当时的欧洲向这个世上最古老帝国的文化展现的第一波最高敬意。
但这种敬意不久就动摇了。
为了摆脱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仰赖,17世纪之后,欧洲开始致力于仿制中国瓷器,并进而挑战后者的产业实力。
最后终于在18世纪末完成了欧洲瓷器生产在商业方面的胜利,一举将中国瓷器逐出国际市场。
这项胜利,也预示了西方在现代世界将要获得的压倒性支配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瓷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全面崩盘,这种崩溃正是与中国在世界事务上划时代的衰退同步进行,也与西方势力上升、前进成为全球重心的时序相互对应。
中国生产的瓷器在欧洲没落,英法工厂生产的瓷器在国际市场称胜——反映了欧洲和亚洲之间关系的大逆转。
此时的欧洲,不再接受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巨斥了中国瓷和中国情调。
中国瓷器和中国美学,此时引发的都是负面反应。
熟悉中国的欧洲商人开始反驳耶稣会士描绘的,被理想化了的中国形象,并详细地指出,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官吏腐败衰弱的一面。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当年欧洲对中国瓷的狂热,预示了一个崇拜中国时代的到来,而一旦中国从模范榜样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中国的瓷器也随之一起摔到了地下。
多少世纪以来,景德镇以天下瓷都的称号一向雄踞瓷器产业的霸位,此时终于遇到了无法击退的劲敌。
景德镇代表工业革命之前手工业的最高峰,它的劳力密集的工作方法、大规模分散化的结构,足以应付来自日本和东南亚大陆的挑战。
然而,这一切优势、自信,却在1800年之后很快丧失殆尽,因为世界体系的重心移转到西北欧各国,机器代替手工,集约化,规模化代替分散化,多样化的时代终于来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句名言,点出了世界秩序此番大洗牌的关键前提:
“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群岛航线的开发,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两大事件。
”正是由于这两件大事的出现,使当初最多不过是欧亚大陆一处边陲成员的欧洲,却在近世初期开始崭露头角,攫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
它不仅开拓了全球海运航线,还在南、北美洲植入欧式社会,并将亚洲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它的殖民地,塑造出新型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最终一手催生并主导了现代的诞生。
在这新的一场较量中,中国的瓷器不仅是失去了长期以来的巨大的海外市场,还是失去了整个国家的文化竞争力。
长期以来西方人膜拜的并不真正是中国的瓷器,而是中国的文化和礼仪制度,当这些东西不再能引起西方人膜拜的时候,中国的瓷器也就自然的被西方世界丢弃并摔碎。
十五“黄色”与“蓝色”的中国选择尽管中国在历史上曾驰俜海洋,将自己的茶叶、丝绸、瓷器等优秀的手工艺品贡献世界,但这样威武的业绩和工作,在中国文人的笔下却常被漠视,因为中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商业向来被视为“末业”。
在这样的观念中,代表了中国商业文化的瓷器贸易,自然会拜倒在重视商业文化的欧洲人的手上,这是一场蓝色文化和黄色文化的较量。
欧洲是蓝色文化的代表,中国是黄色文化的代表。
但如果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包括我们阅读了中国瓷器贸易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历史上,中国都长期处于某种可称为“黄中国”对“蓝中国”的紧张关系之中。
简单地说,前者代表黄河、长城、农业优先、大陆至上、命令式经济体制、儒家文官制度、漠视海洋世界。
后者则意谓长江下游、市场经济、自给自足、文化互动、长距离贸易、迎向海洋。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虽然中国趋向于重农轻商,但也向来是“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共存,中国人常说自己是黄河的儿女,其实也是长江的儿女,长江是一条通往大海的重要通道。
从唐代一直到郑和下西洋为止,中国人都是通过长江到达海洋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一带 一路上 瓷器 贸易 世界 文明 再生产 下篇
![提示](https://static.bdocx.com/images/bang_ta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