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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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对策

一、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原因分析

关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本课主要讲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原因分析。

第二，关于我们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原则和任务及目标。

第三，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措施。

（一）存在问题

在讲问题之前，还是得先充分肯定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有相应的推进，应该说纵向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应该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工资是56块钱，到今天我们的民意工资都增长了100多倍。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我们国家人均GDP已经达到4400美元，这个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这么一个阶段，到了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阶段，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敏感度更高、期盼更高，也显得问题较之以前反而更加突出。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分配关系不合理；第二，分配秩序混乱。

1.分配关系不合理

问题的基本表现可以概括为“两降四大一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

（1）两降

第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

1995年我国的居民收入占GDP的67.3%，这个比例与国际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来比是不低的，但是后来又逐渐下降。

2005年降到了54.1%，2007年再降为50.6%，12年间下降了16.7个百分点。

当然，居民收入比重的算法有多种结果，我们所算的2007年是57.5%。

但是不论哪种算法，纵向比居民收入的比重都是下降的。

第二是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

据社科院的数据显示，1990年—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由53.4%下降到39.7%。

我们所算的数据是下降了48.3%，纵向上下降了8个百分点，按照社科院的数据是13.6百分点。

不论哪种算法，纵向都是是下降的。

（2）四大

第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启动，小岗村按手印、写血书，搞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来中央肯定了这些一个好的政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面发挥出来。

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农村农民的收入增长很快。

那个时候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1.8：

1，也就是说城镇如果是168块钱，农村能够拿到100块钱，这个比例关系在国际上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

但从1984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转入城市，接下来城乡的收入差距就持续扩大，近三年一直保持在3.3：

1，这个差距是相当大的。

我们的近邻日本，它的城乡差距大概是1：

0.8，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在1倍以内，我们是3.3倍，差距显然是太大了。

也正因为如此，中央把“三农”问题始终作为首要问题之一，历年的一号文件都是讲“三农”问题。

第二是地区收入差距偏大。

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的条件差距很大，所以有地区差距是难以避免的。

“十一五”期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现在总的看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还是偏大，最高收入省和最低收入省绝对额相差到15706元，收入之比为2.43：

1，差距仍然偏大一些。

因此，前些年发生“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也就是西部、中部的人才纷纷涌向沿海、东南等地的经济发展省份。

这样一种结果，更加不利于控制和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三是行业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

2008年非农行业细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是证券业，人均17.21万。

我上周看到一个材料，好像现在到了20多万、30多万。

最近说中海油也达到了38.6万，当然工资、福利、社会保障都在里面。

而最低行业的畜牧业人均收入只有1.083万，二者相差15.93倍。

这种分细行业16倍左右的差距，在国际上是很少见的。

特别是和外国专家聊起来，人家就很奇怪，说这么大的差距，这些人怎么不到收入高的行业去。

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我们的人力资源市场现在与城乡统一的市场还有很远的距离，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特定行业，它是有人力资源壁垒的，一般人进不去。

这个差距是相当惊人的。

第四是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

首先表现在少数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与其他员工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2002年以前，国有企业的高管跟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并不大，社会上的其他非公企业的差距也不是很大，但是2002年以后就迅速地拉开了差距，当时来说有必要合理地拉开差距，但是没想到拉过了头。

2007年，高管年酬最高的达到6600万，是同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647倍。

这种差距在日本、韩国、台湾是很少见的，当然这个差距跟美国来比还不算大，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特别是“国”字头的，国有的，如果差距这么大，显然于情于理于归都不合的。

金融企业作为一个特定行业，它们的收入高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差距这么大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居民10%最高收入组是10%最低收入组的23倍，这是抽样调研的平均数。

如果说绝对数，就是把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比，差距会更大。

有关专家估算，大概是65倍，23倍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我估计实际差距肯定比23倍大一些。

（3）一不顺

组织层级之间、机关事业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尚未理顺。

组织之间的分配关系，这可能是中国特色，倒挂。

下级行政机关的工资高于上级行政机关；中小型金融公司的薪酬远远高于大公司，特别是母公司、控股公司。

浙江有一家银行，这个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的年薪分别是130万、120万，可是它的董事会秘书拿200万。

董事长秘书是为董事长服务，是为董事会服务的，是在董事长领导之下的。

我们非常奇怪，后来一想也好理解，董事长、行长的薪酬是被上级机关直接管控的，所以不敢定太高。

董事长秘书的年薪是由董事会自己定的，把它抬高一点。

这样一种薪酬倒挂的结果，无非是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董事长秘书傻哈哈地把这200万就装到兜里了，估计第二年没他的事了；另一种可能性是董事长秘书腾出100万，50万送给董事长，50万送给行长，还能继续干下去，肯定要有第二次分配，但是这样就把一个本来制度化的东西又搞得很不正常、很不规范。

与此同时，行政机关参考企业薪酬水平确定调整公务员工资的机制尚未建立。

2006年算是加了一次工资，到现在5年了还没动过，但也可以理解，其中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企业普遍效益不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果公务员加工资，肯定在社会上会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加的依据是什么。

因为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企业工资水平是多少，我们相对应地人员，比如司局长应该是一般大中型企业中高层的工资水平，当然是具有可比性，根据他的工资及其水平的变动来相应地调整公务员的工资，这套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4）四低

农民、贫困居民、部分退休人员和企业普通劳动者收入低。

农民的收入低前面已经讲了，城乡的收入差距偏大，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结论。

贫困居民包括城镇的和农村的，有些还是相当的困难。

我当年在部机关的时候，到基层送过三次温暖。

曾经到一个贫苦户家里，那是真正叫做家徒四壁，光溜溜的，什么东西没有，就一张破木床，有一个破蚊帐，那年是送给他500块钱。

真是，老泪纵横，马上就跪在那儿。

我们部长把500块现金送给他，感激的涕泪交流，确实太困难了。

部分退休人员收入偏低，主要是企业的，这也是现在社会上关注的热点问题。

企业退休人员跟机关事业退休人员的落差很大，特别是企业复转军人。

很多人同志说，当年听了党的话，到了企业去，结果当年比他级别低的，能力比他弱的，到了机关事业，退休金可能差了3000块、4000块。

我每年大概收到三、四百封信，就是反映退休待遇问题，其实我是研究收入分配的。

前几年有一封信我印象很深，是1952年进疆的处于局层次的，在企业退休的干部，当时他的退休金大概是870块钱，而社会上跟他同职级的平均数都在1400—1500，机关事业跟他同职级的可能在3000，落差太大。

企业普通劳动者收入低，2008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9229元，其中制造业只有20884，相当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4%。

国际上，制造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社会的标杆。

我们制造业连平均工资都达不到，所以中国的制造就难免要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本来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就少，制造的时候心里不高兴，就偷点工减点料，出问题就更多了。

（5）一慢

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慢，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慢。

其中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小企业工资的增长非常慢。

我们做了一个五省的抽样调查，2003—2007年，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平均工资分别增长7.9%和8.9%。

而同期，国有企业平均增长是13.1%，低了6.0和4.2个百分点。

（6）两并存

不少用人单位，主要是公有制单位分配关系“两个并存”。

一个并存是许多低岗工资偏低和某些低岗工资不低并存。

农民工、劳务派遣工、非全日制工和某些从事一般性岗位工作的城镇正式职工工资很低；但同时，部分垄断行业、收入偏高行业等一般岗位的固定工工资又很多。

比如，前些年传的电力系统抄表工年收入12万，后来也有否认的。

我去年问了一个在广东电力系统工作的中学同学，我说你那儿抄表工年收入有12万吗？

他说我们这13万。

我说如果到社会上招一个招标工大概多少钱？

2万块钱够了。

我说凭什么他拿13万？

他在我们系统工作年头久。

干一样的活，有的拿2万就够了，有的要拿13万。

第二个并存是相当部分高岗工资偏高与少数高岗工资不高并存。

某些高岗工资偏高或过高是指低才高配，或者说这些岗位上的人拿到的薪酬远远高于他的能力、所承担的责任、所冒的风险，这在部分国有单位是比较常见的。

同时，也有少数高岗工资不高，一些企业关键重要人员的待遇低于市场上可比价格的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机关，像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现在按标准的话，最高标准大概只比公务员最低职级的工资标准相差10.8倍。

1956年的时候，毛主席的工资经过几次降低，最后是430块，但是当时办事员月工资才22块，大概是18.67倍。

而现在缩小到10.8倍，这个是高岗不高。

2.分配秩序混乱

可以概括为“侵权、不公、无序、繁多、失范、非法”。

（1）侵权

所谓侵权就是部分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薪酬权益。

表现在：

欠薪逃逸。

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仅广东将近78万劳动者被拖欠了大半年的工资，老板跑了，冤找不到头债找不到主。

拖欠工资。

虽然这些年加大了打击拖欠工资的力度，但是拖欠工资问题还是时有发生，就在北京，我们的首善之区，建筑系统拖欠农民工工资，爬塔楼、上访的事件也还时有发生。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返乡的农民工中至少有5.8%（约406万人）被拖欠工资。

（2）不公

就是同工不同酬现象十分严重。

各类经济组织都存在。

原来我们以为民营企业没有后来解剖了几个麻雀发现民营企业也有。

就是“三脑”，就是说三类人肯定是高工资的。

动手创业打天下的、老板的亲戚、老乡，这三类人远远高于社会上招聘的人。

在公有单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更加突出。

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我住的楼，开电梯的员工两种身份，一种是北京的下岗女工，2006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900块钱一个月；另一种是河南来的打工妹，600块钱。

600块钱是什么服务呢？

是站立式、微笑、礼貌服务，电梯门一开，“您好，请问住几楼？

”问一次，再不用问了，再进来，“您好，回来了”，就把电梯的层次按好。

北京下岗女工900块的是坐式服务，自己带个小马扎坐在电梯里面，电梯门一开，第一次还吓我一跳，怎么一个人蹲在这儿，后来一看是坐着，然后是半机械化操作，拿一根棍子捅那个按钮，一捅还捅错了。

“我是14楼”，“有什么关系，再捅一次嘛”，再来一下。

电梯门一关，一电梯的乘客视若无人，掏起电话就聊天了，“李姐，我昨天在哪儿买了一条裙子，特好看，才28块钱。

”搞得乘电梯的人很尴尬，个人隐私的东西在那么一个小的空间里面说。

这是同工不同酬很明确的一个案例。

（3）无序

就是特殊情况工资的支付比较混乱，特别加班工资的支付，包括带薪年休假，法律规定了，但是执行的情况我个人判断是很不理想的。

在这个规定里面，要求个体工商户也要执行，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问个体工商户春节给不给带薪年休假？

给了。

他们回家了吗？

是额外给的还是怎么给的？

“额外给？

我还办不办这个店了。

”

（4）繁多

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

许多事业单位、某些政府机关和有些国有企业工资制度外发放的工资性收入多，其名目繁杂，渠道混乱，发者领者说不清楚。

我认识一个医院的大夫，跟我们家关系很好，突然有几次非请我们吃饭。

我说干吗？

“昨天又发了5000块钱”，类似于购物卡的东西，“赶快吃，什么钱不知道，多多益善”。

不少垄断行业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超出国家规定标准乱定乱发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

有些单位的制度外收入占职工全部工资收入的30%，甚至100%以上。

（5）失范

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

主要是股市价格变动与企业经济效益升降没有实际性的联系。

那个污染严重的公司，那种状况，它的股票价格还往上涨，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所以吴敬链老先生说，中国的股场就像一个赌场。

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对居民收入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6）非法

非法收入占有相当比重。

王晓鲁博士做了一个专题研究，他说有9万亿灰色、非法收入。

如果真是有9万亿非法收入，没有进入到统计范畴的，我们在5年前就超过日本，彻底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但是，没有9万亿，万八亿这个数肯定是有的。

这是我们收入分配存在的两大方面问题：

第一大问题是分配关系不合理，表现在“两降四大一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第二大方面是分配次序比较混乱，表现在“侵权、不公、无序、繁多、失范、非法”。

（二）原因分析

为什么会存在以上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地超前推进，其他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收入分配也同步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为什么到了改革开放31年的时候好像问题越来越多？

这个原因在哪儿呢？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直接的原则；另一方面是深层次的原因。

收入分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水平决定分配水平，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

如果我们生产方式、生产水平、生产关系有问题，那么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分配方式、分配水平、配关系也会有问题。

只有以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探讨、寻找我们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才是正确之路。

单纯的、单一地就分配论分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1.直接原因

（1）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

表现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还有一些不完善、有欠缺的地方；企业的收入分配没有像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没有普遍建立起劳资集体协商确定增长工资的机制和机制。

甚至于，一部分行业是没有薪酬制度的。

建筑行业为什么老拖欠工资？

他们是行规分配，每个月给你150块钱基本生活费，年终再结账。

可是这个建筑行业又是三转包、四转包，最后农民工要讨薪都找不到人。

初次分配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国有企业的利润基本没有上缴，资源占用也没有收税。

这些分配制度的不健全，直接导致了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

（2）二次分配制度亟待完善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体制的框架，但是覆盖面还没有全面覆盖到，而且有些社保制度在某些环节、某些领域里还有逆向调节的作用。

比如本来设想很好的保障房，最近发现很多地方的保障房或者经济适用房无房户、困难户没得到，有房户、房多户反而占到了房。

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本来是要调节收入差距的，但是恰恰我们的纳税的主体是一批中等收入以下，最多是中级收入群体。

那些非劳收入、过高收入反而没怎么缴税。

二次分配里面，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的正常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事业单位的第三步（绩效工资）到现在也没敢走。

制度上的不健全、不完善，直接造成了“两降四大一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的问题，同时也直接造成了“侵权、不公、混乱、繁多、失范、非法”。

（3）收入分配调控体系不健全

我们相应的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信息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还有一个框架。

但有些呢，比如温总理几次讲对各个行业要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

这一套政策实际上1996年就已经提出来了，但就没有落实过。

由于调控不到位、不得力，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偏大、地区收入地区差距变大，特别行业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以及群体社会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得不到控制。

（4）收入分配的基础工作薄弱

表现在很多用人单位两本账、小金库、做假账等等，表现在银行没有全面的掌控居民和经济组织的各种经济交易状况。

去年国际车展会，有一个富二代，大概也是每老板的子弟，开了一辆宝马到国际车展，看中了劳斯莱斯还是什么，一辆顶级车，“这两辆要了”，人家说“您是刷跨卡还是走支票？

”“不用，现金”。

把宝马后备厢打开，用了全身力气从里面提出两麻袋满满的现金，把在场的中国人以及老外都震晕了。

两个结论：

第一，中国人真有钱，几千万；第二，中国真安全，几千万现金就在车后备厢里满世界跑没事。

欧洲、美国大概是6000欧元，还是5000美元以上的现金携带就是违法的，我们这里随便，这也是收入分配基础工作薄弱。

所以这一次的个人所得税改进完善，很多专家都提出想要搞综合所得制。

但是要综合，搞不清楚大家有多少收入。

浙江人均GDP1万多美元，但是申报年收入超过12万的是4500人，申报的数和人均收入水平怎么也对不上。

2、深层原因

（1）经济社会体制存在弊端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很重要的一点是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公平、合理。

资源配置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一个典型案例，我亲身了解的，2006年上半年，一个朋友向我打听，说想到山西承包一个煤矿，行不行？

我说别干那事，煤矿来一个瓦斯爆炸你得承担法律责任。

到了2007年有一次打电话，聊了几句别的，然后就告诉我幸亏没听你的。

我说什么事幸亏没听我？

煤矿。

你承包了？

承包了。

怎么搞的？

100万承包一个煤矿，这100万给乡政府，然后这个煤矿就归了他，想怎么挖就怎么挖，想怎么卖就怎么卖。

按他自己说，4个月100万的本就回来了，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大概一年半，一年的时间就赚了1000多万。

他说大概还干两三个月，再把这个煤矿100万转包给下一家，我觉得好像要出问题了，赶快托手。

钱就是这么来的，这钱是因为分配问题吗？

不是，是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

这个煤矿是山西人民的，是全国人民的，凭什么乡政府100万就让私人想怎么挖就怎么完。

这是经济社会体制的弊端强化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平。

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所以农民工进城，天然地就比城市户口的居民就业要低了一头，因此他们的工资定的低等等。

我们经济社会体制方面，比如对中央两个36条，毫不动摇的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但是落实得不好。

所以劳动力密集型专项企业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就没有能力提高劳动密集型的从业人员的工资。

打破垄断我们说了多少次，但实际上打破的并不太好，打破不好就使垄断行业的收入跟一般行业收入又进一步持续扩大。

我们的财政管理体制，包括最近温总理三令五申要各部门公开三公费用，除了科技部56个字公布了一下以后，其他部门没敢公布。

如果把大量浪费的三公费用用于改善民生，肯定又是利于一种状况。

特别是我们现在社会诚信的缺失，收入分配失范是一种思想基础，所以做假账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些问题不解决，想要解决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不可能的。

（2）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本来城乡的生产力水平就不一样，因此使农民增收很难。

经济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从业的供需关系、供过于求，所以二产，特别是劳动密集类型行业、企业员工的收入要想增长，要想与资方协商要求加工资，他天然地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我们的三驾马车，外需依靠地大，我们外贸依存度60%左右，所以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我们这种外向型经济就受很大的影响，员工的收入也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要特别看到两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二、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基本思路、原则和任务及目标

面对以上两大问题，四个直接原因，两个深层次原因，我们怎么？

我们首先理一下思路，明确一下原则，再考虑一下主要目标和政策导向，及其发展预测。

（一）改革基本思路

“十二五”规划纲要讲得很明确。

基本要求就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这是一种国家意志的表达。

我个人把改革基本思路概括为四句话“统筹规划，标本兼治，重点突破，配套改革。

”

由于收入分配问题有四个直接原因，两个深层次原因，又有两大方面那么复杂的表现，所以整个改革必须是顶层设计、统筹规划，而且一定要标本兼治，特别是两个深层次原因，如果不能得到缓解、不能得到根本的破解，我们要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不可能的。

同时要重点突破，我们不能老拖着，因为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收入分配问题必须重点突破，抓紧解决。

特别是四低一慢的问题，农民收入低、贫困居民收入低、企业退休人员收入低、普通劳动者工资低。

另外，要抓好配套改革。

四句话三抓：

抓标本兼治、抓主线、抓重点。

主线是提低控高扩中规灰打非。

提低就是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十二五”规划纲要讲得很明确，温总理也多次强调。

同时要控高，因为只有控高才能把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尽快地遏制，并且扭转。

然后再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规范灰色收入。

去年人大的法律把规范灰色收入给否定掉了，其实我个人是不太赞成的，灰色收入确实差别存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东西，但是它又不在制度规范之内，这是一种模糊地带，现在基于对非法收入的遗恨，灰色收入就干脆不提了，实际上是不利于规范分配秩序的。

只有规范了灰色收入，才能更好地打击非法收入。

（二）改革原则

是四个坚持：

坚持效率公平相统一。

以往我们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十七大反复强调，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所以我们要更多强调效率与公平相统一。

坚持居民收入、劳动报酬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以往我们是讲两低于，最早毛主席说，“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在战争时期、建国初期这个可以，但到了今天如果再是这样就肯定不行了。

这次“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两同步”，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坚持突出重点与系统改革相结合。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补充。

有一段时间，我们认识上有些偏差，认为初次分配领域就是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就不用操心了。

实践证明，还调节还真不行。

最鲜明的例子是美国的华尔街200多年的很成熟的市场经济，结果搞出次贷危机，让华尔街的精英们在重大亏损背景下，这些精英、高管还敢撒手放大胆子去捞钱，搞得奥巴马总统都怒不可遏，说明不调控不行。

所以要坚持市场套介于政府调控相补充。

（三）主要目标和政策导向

规划纲要要求：

加快增长，两个同步，明显提低，继续扩中，扭转趋势。

就是要加快城乡居民的增长，坚持居民收入、劳动报酬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要使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明显得到提高，继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预期性指标，到2015年，在我国GDP年递增速度保持在7%的基础上。

我估计最后执行下来应该会比7%高一点。

城乡居民收入的年实际递增速度达到7%以上。

我个人判断8%以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十一五”时期城镇的是9%以上，农村是7.8%。

如果是实现这两个7%，争取使城乡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比重在现有基础上分别提高4个百分点，争取使全社会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提高5个百分点，全社会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年递增速度达到11%。

如果能够这样一个速度，考虑到“十二五”时期的CPI大概在4—5个百分点，那么民意工资增长率可以达到年均15%。

如果达到15%，“十二五”期间民意工资翻番就有可能实现。

当然这个前提是“十二五”期间整个经济还能够比较平稳、持续、健康地发展，不会受到大的外部经济、福利环境的影响。

同时，尽快扭转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