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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哲学
第五章早期分析哲学
一、分析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概况
自从摩尔和罗素20世纪初在英国剑桥掀起了反对唯心主义的革命之后,整个20世纪的英美哲学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分析的时代”;而随着弗雷格思想被重新挖掘和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广泛传播,分析哲学逐渐成为20世纪英美哲学的主要内容。
经过“语言的转向”的洗礼和与实用主义等哲学思想之间的交流,分析哲学发展到20世纪末,已然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并非常强大的传统:
它的重要性突出地表现在,分析哲学始终被看作是与欧洲大陆哲学相对抗的哲学思潮;而它的强大则表现在,出现在20世纪英美哲学中的任何一种不属于分析哲学的理论观点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分析哲学的影响。
这些都无可争议地使20世纪的英美哲学打上了“分析哲学”的时代烙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分析哲学运动,是一场激进的反叛传统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缘起,与当时西方文化的基本背景有关,也与哲学界自身的逻辑发展相关.
世纪之交,在西方文明中突现出一个显著的历史事实,同文明内部其他各种文化形态(宗教,艺术,哲学……等)相比,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这种文化形态的重要性上升到了核心的地位.它获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功并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革,迎来了20世纪初的伟大科学革命,震撼了西方思想界.
另外,由于完善传统逻辑的历史性努力从而结束逻辑学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二千多年的停滞状况,由于为消除其缺陷的时代需要,由于建立精确语言的迫切要求,以及为了解决数学悖论的理智考虑,于是,不同于二千年来占统治地位逻辑的崭新逻辑--数理逻辑兴起.这为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逻辑分析工具.
所以,分析哲学的产生是科学主义思潮崛起的结果,是哲学科学化的最新尝试。
另一方面,在方法上,它也得益于现代逻辑——数理逻辑的产生。
同时,就历史角度考察,在整个社会心理和历史性思潮的演变方面,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现代人普遍采取一种非虔诚的怀疑的立场,面前述虔诚的,稳定的心理正是构成一切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信念的基础.于是,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开始丧失了光彩,甚至理性,经验,外界实在……,都受到怀疑式的审视和批判性的考察,任何对象都没有取得豁免权,无论是探讨终极问题的兴趣,还是对任何形而上体系的信心,都较以往时代大大削弱了.这是时代思潮的演变.
在哲学界内部,上世纪以黑格尔巍峨的体系为顶峰的德国古典哲学已日益衰落;与科学进展相比,很多哲学家对哲学界:
停滞不前和意见纷纭啧有烦言,特别是上世纪中叶之后,在黑格尔及其追随者以其思辨的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对抗中,自然哲学声誉扫地败下阵来.于是,整个西方哲学界或先或后掀起了一股非黑格尔化的哲学浪潮,进而成了对整个哲学史的批判性反思.
当时,一位分析哲学家的一段话典型地表现了哲学界的心态:
"没有一门别的科学象哲学这样,有如此多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在哲学中,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数学都以万无一失的步伐整齐向前,数学之所以能如此坚强有力,全在于它的方法.自然科学用实验方法确凿无疑地检验它的论断,人文科学则用观察和历史研究来查对自身.--可是唯独哲学,……却无防身之物,任凭蝶蝶不休的笔墨和口舌之战去摆布."(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论集》第1集,三联书店版,第182页)
这样,一般强大的变革的力量在哲学界内部兴起,这些革新派哲学家希望彻底解决哲学论争,结束几千年来层出不穷的相互争论不休的庞大的哲学体系,这是一种一劳永逸的理想.他们希望单独地,确定地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哲学问题,从语言分析获得突破口,从现代逻辑输入精确性,从现代科学引入方法论,使哲学逻辑化,分析化,科学化,技术化,从而,导致哲学问题解决的确定性.
他们矛头首先针对旧的,体系式的思辨哲学.这种旧式的思辨式的体系哲学,企图在科学之外,去建立一种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这种体系常常用独断的思辨和简单的类比及想象来构造,而每一体系都宣称自己是关于宇宙的绝对真理.在认识论上,他们采用譬喻的,描绘的语言而非逻辑分析来回答问题.
新的一批哲学家放弃并嘲笑了这种宏图大略,他们把宇宙的总图景留给自然科学去解决,而不自己另起炉灶.他们的目标很谦恭:
通过对哲学语言的分析来澄清或取消传统哲学问题,通过对自然科学的逻辑分析来建立知识论,他们的基本方法是分析的.这里的分析,既有对客观对象的分析,也有对语言逻辑形式的分析.这就是"分析哲学"一名之由来.它代表了本世纪英美哲学的一个强有力的鲜明趋向:
体系时代的终结,分析时代的兴起.
分析哲学家以「澄清」哲学语言作为哲学论述之主体.二十世纪可说是语言的世纪,当代语言哲学之滥觞,虽可远溯至希腊时代,苏格底常问之「什麼意思」(whatdoyoumean),「你如何知道」(howdoyouknow)
分析哲学要义:
1,哲学是分析,是对於逻辑与语言的关心,目的在釐清思想.
2,哲学是一种活动.
3,哲学是要去澄清命题.
4,哲学思想工作正是要使其清楚,并清楚界定哲学的范围.
5,能说的就要说清楚,不能说的就要保持沉默。
石里克在《哲学的转变》一文中说:
“我确信我们正处在哲学上彻底的最后转变之中,我们确实有理由把哲学体系间无结果的争论看成结束了。
我断言,现代已经掌握了一些方法,使每一个这样的争论在原则上成为不必要的;现在主要的只是坚决地应用这些方法。
”石里克所说的方法是指由于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而产生的逻辑分析方法。
石里克:
“我们现在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
……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
”
关于分析哲学的特征:
1、分析哲学与现代逻辑的产生
历史地说,分析哲学的出现是现代逻辑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现代逻辑为分析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工具。
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现代逻辑,就没有20世纪的分析哲学。
在基本精神上,现代一阶逻辑的主要特征就是构造形式语言和建立演算系统,而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对逻辑的形式化要求。
传统亚里士多德逻辑虽然也是演算系统,但却不是形式化的,就是说,它还要借用自然语言来表达符号的演算、推理的关系;而现代逻辑的工作则是先要构造形式语言,然后再建立演算系统。
与传统的逻辑系统相比,这样的形式语言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它是没有歧义的,它是从最少的初始符号出发,通过定义的方法,引入其他的符号,并在运算这些符号的基础上形成推演;
第二,它刻画的是类词,而不是单个词,如命题联结词和量词,这些类词都是说明类的事物,而不是个别的事物,这就使得形式语言具有了普遍性;
第三,形式语言的公理推导和定理证明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就是说,由于公理和推理规则是给定的,我们从公理出发、利用推理规则推出一系列定理的过程是既定的,推导出的定理应当包含在这个过程之中;同时,推出一个定理也就是在证明它,对定理的证明就是对含有逻辑常项的句子的证明。
总之,“形式化的本质是构造形式语言和建立逻辑演算,这样可以使我们关于推理的刻画非常精确,没有歧义,而且可以使我们对一类一类的逻辑要素进行研究,并且对形成的逻辑系统本身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
所谓“逻辑分析”,简而言之,就是以现代数理逻辑为工具,着重从形式方面分析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中的命题,以求得出准确的哲学结论。
现代逻辑对分析哲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在诞生之时对分析哲学的产生起到了助产婆的作用,严格地说,整个分析哲学的精神都与现代逻辑密不可分。
在这种意义上,不了解现代逻辑,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分析哲学。
“实际上,分析哲学研究中所应用的基本方法和主要方法是现代逻辑,分析哲学吸收了现代逻辑的许多重要成果,分析哲学的研究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深入。
”
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现代逻辑是分析哲学的理论基础。
从维也纳学派对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阐述上看,没有现代逻辑就没有对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就没有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也就没有彻底的还原论思想。
后来的分析哲学发展同样是以现代逻辑为基础的,无论是蒯因的“本体论承诺”还是戴维森的意义理论纲领,无一不是根据现代逻辑为基础建构起来的。
第二,现代逻辑是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和研究方式。
分析哲学的产生与现代逻辑的密切关系,就决定了分析哲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现代逻辑的烙印。
虽然分析哲学的后来发展并不是完全通过使用了现代逻辑的手段,如日常语言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但分析哲学家提出的每一个重要思想或观点都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了现代逻辑,或者说,他们的思考都与他们具有的现代逻辑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一定意义上说,凡是自觉地运用了现代逻辑而提出的理论观点,都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并能获得更多的哲学支持;相反,如果对现代逻辑没有充分的自觉意识,在分析中没有使用逻辑的方法,那么由此提出的理论观点往往就显得漏洞百出,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
例如,日常语言哲学中的许多哲学家对现代逻辑就知之甚少,他们对概念的分析往往借助于常识推理或心理推定,这就无法使他们的论证更为充分有利;相反,斯特劳森虽然也是日常语言哲学家,但他对现代逻辑非常熟悉,能够自觉地运用逻辑的方法去分析语法结构中的主词与谓词和命题内容中的殊相与共相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了他的关于个体的理论,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具有很大影响。
从哲学性质上说,逻辑分析决不仅仅是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它决定了分析哲学的性质和任务:
分析哲学正是一种建立在现代逻辑成就基础上的现代哲学,它与近代哲学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以逻辑的精神研究哲学的崭新方法,这种精神就是突破常识、关注知识表达的普遍形式;分析哲学的任务不是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体系,相反,它是要用“逻辑的显微镜”仔细观察哲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用法,发现并力图克服其中违反逻辑句法的错误,以一种更为精确的语言或理想语言表达思想,或者是按照逻辑的要求重新确定日常语言的用法。
这样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高屋建瓴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零打碎敲的,是循序渐进的,更是就事论事的。
所以,分析哲学家把他们的工作称作“零碎的”(piecemeal)。
这种工作性质正是反映了逻辑分析具有的细致入微的特征。
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索姆斯(ScottSoames)把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归结为提供了清晰、严格的论证、旨在追求真理和知识、放弃宏大哲学的目标而选择更为细微、更为彻底和更为严格的研究方式、以及哲学研究的更为专业化。
这些特征都体现了现代逻辑的基本精神。
第三,研究和把握分析哲学,首要条件就是要了解现代逻辑的基本精神。
如果把弗雷格看作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之一,那么他的《概念文字》就是“形式逻辑的第一个真正广博的系统”。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弗雷格对现代逻辑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建立第一个谓词演算系统而确立了现代逻辑的基本原则,即语言的形式化和演算的系统化。
对现代逻辑而言,这两条原则是密不可分的:
形式化原则要求逻辑语言必须是摆脱了日常语言的束缚,仅仅通过符号的运算就可以从前提到结论,并且保证这个运算过程的保值性;而演算的系统化又是对符号的运算结果,是对形式化语言的系统处理,并且保证任何一种这样的系统是可靠的和完备的。
从现代逻辑的这两条基本原则中,我们可以把现代逻辑的基本精神理解为这样两个方面:
其一是突出任何语言符号的形式化特征,强调这种特征带来的研究的严格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性,这就使得逻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学科以及人文学科等区分开来;其二是突出符号演算过程中的必然性,就是说,强调形式语言推演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系统性原则又保证从几个初始符号和形成规则就可以推导出一整套语言。
正是从这种基本精神出发,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主要从这样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方面,通过分析语言的意义,澄清或取消传统哲学问题,努力使哲学研究更为严格精确;另一方面,强调哲学论证的重要性,特别重视研究逻辑后件、逻辑真理、必然真理以及先天真理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形式的必然性有关。
在第二个方面,分析哲学家的工作主要是要表明分析论证的结论应当尽可能地符合理性。
“无论哲学家是提供了一般的世界观,还是试图解决某个概念混淆,他或她都被看作是阐述了清楚的原则,对已然提出的观点提供了严格的论证。
对世界可能的状况制定思辨的可能性,而不对这样的信念提供有力的理由,这是不够的,这样的信念就是:
以这种方式观察世界在理性上高于以其他的方式观察世界。
即使最终表明,没有一种观察事物的方式会得到每个人的赞同,但它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地推进理性的研究手段。
”
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的论证过程比哲学家从中得到某个结论更为重要,可以说,哲学论证构成了分析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论证本身就体现着演绎的系统性。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来阐述分析哲学与现代逻辑的密切关系。
归根结底,现代逻辑对分析哲学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规定了分析哲学的性质和任务,提供了分析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式,从而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这种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发生的“语言的转向”。
2、分析哲学与“语言的转向”
从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看,“语言的转向”经过了一个酝酿、发生和完成的过程。
严格地说,从历史的角度看,罗素和摩尔等人的思想尚属于这个转向的酝酿时期。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虽然激烈地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但在追求的哲学目标上却仍然继续着黑格尔式的哲学梦想;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停留在笛卡尔以来的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范畴内,而是借助于新的逻辑方法和对常识经验的朴素理解对传统哲学问题进行了改造。
虽然这种改造是不彻底的,尚未完全摆脱试图为知识提供最后支柱这个传统哲学的阴影,但罗素运用逻辑手段对命题和语词意义的分析以及摩尔凭借常识对概念的剖析,这些都把哲学家们引向了哲学发展的全新道路:
通过对哲学命题的逻辑分析重新建立对哲学以及世界的认识。
正是由于逻辑和摩尔的工作,通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维也纳学派才得以真正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由此就出现了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
关于分析哲学与“语言的转向”之间的关系,西方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达米特认为,如果把分析哲学的产生看作“语言的转向”的开始的话,那么,这个转向就应当开始于弗雷格的《算术的基础》(1884);
但是英国哲学家哈克则认为,“语言的转向”在时间上要晚于分析哲学的诞生,应当看作是开始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12)。
如果从强调把逻辑的方法用于分析哲学命题的角度看,分析哲学的确开始于弗雷格,因为正是他首先确认,哲学的基础和开端不再是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而是现代诞生的数理逻辑;哲学研究的方法也不再是对个人感知的心理分析,而是具有客观性和形式特征的逻辑分析。
事实上,西方哲学家们已经普遍把弗雷格看作是分析哲学的主要奠基者。
但分析哲学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已经出现了“语言的转向”。
英国哲学家伯格曼在最初提出“语言的转向”这个说法时曾指出,这个转向是关于哲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策略,就是说,通过谈论恰当的语言去谈论世界。
但事实上,这个转向不仅仅意味着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对哲学性质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这个转变就发生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
《逻辑哲学论》的核心在于为思想的表达划清一条界限,严格区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
凡是可说的都是有关经验事实的陈述,而凡是不可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
这个思想的积极结果是使哲学变成了一种关于命题意义的逻辑分析活动,而不再具有传统哲学认为的那种科学世界观的性质;它的消极结果则是彻底抛弃了传统哲学问题,这不是通过指出它们的错误,而是通过逻辑分析表明,这些问题是以违反逻辑句法的方式提出的无意义的假问题。
这样,真正的哲学问题就不再是如何使认识成为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语言表达成为有意义的问题;哲学家们也不再关心如何使概念符合认识模式,而是关心如何使哲学语言不违反逻辑句法或遵守日常用法。
石里克在他的哲学宣言《哲学的转变》中把《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看作是实现“语言的转向”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而最后完成这个转向的则是受到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影响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
这个历史事实充分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在“语言的转向”中的重要作用。
《哲学研究》的核心就在于,不要追问语言的意义,而应注重观察语言的实际用法,因为意义就存在于可以称作“语言游戏”的各种语言用法之中,或者说,意义就在于用法。
维特根斯坦在书中强调对日常语言用法的观察和分析,强调在语言游戏中遵守规则和消除悖论,这些思想促使赖尔、奥斯汀和斯特劳森等人对日常语言的分析研究。
从牛津哲学家们的思想发展线索来看,日常语言学派经历了一个分析表达心灵活动的概念(赖尔)到分析日常语言的用法(奥斯汀)再到通过分析自然语言的逻辑结构达到揭示思想结构(斯特劳森)的过程。
这表明,日常语言哲学家们不满足于把哲学的任务仅仅限定在澄清语言意义的活动,而是提出了通过语言研究达到理解认识结构的要求。
这种要求的提出尽管是在语言研究的层面上,但它毕竟不同于维也纳学派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和哲学任务的理解。
一方面,在斯特劳森和达米特这些当代牛津哲学家看来,虽然认识论问题最终必将转换为语言问题,但在讨论感觉、经验和事实的时候,我们又不是仅仅停留在语言表达的层面上,而是试图寻求语言中的思维内容;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语言研究决不是哲学的最终目的,哲学的目的总是要通过概念分析和意义分析达到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
所以,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仍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即作为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斯特劳森)。
在这种意义上,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不仅继续着自维特根斯坦开始的“语言的转向”,更重要的是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向,使得牛津哲学之后的英美哲学沿着这一转向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不断推进。
“语言的转向”带给分析哲学的不仅是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哲学观上的革命性转变。
转向之前的哲学家关心的是认识的内容及其与对象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即使像弗雷格这样的分析哲学之父,他所讨论的和使用的术语也是“概念”、“对象”、“思想”等传统哲学常用的术语,而且他的哲学目的最终也是为了确立思想的客观性,尽管是以他的逻辑研究方法为前提的。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不能把弗雷格的思想看作“语言的转向”的真正起点。
转向之后的哲学家们更关注思想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
这表现在,哲学家们不再问我们如何以理性认识的方式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即不再提出我们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首先要求弄清我们使用的术语是否清晰明白,我们的语言表达是否符合逻辑句法,即提出我们的有意义的语言表达如何可能的问题。
因而,转向后的分析哲学家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概念”、“命题”、“思想”等术语,而是大量和主要使用“意义”、“指称”、“真理”、“证实”、“言语行为”、“逻辑必然性”等术语。
正如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等人所说,传统哲学的错误并不是由于它们没能解决人类的认识问题,而是由于它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错了,或者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所以,哲学的任务不是探索我们的认识与世界的关系,而只是询问我们的语言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我们的认识。
根据这种观念,一切哲学问题也都是语言问题。
根据伯格曼的解释,“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这句话包含了两层含义。
其一是指,传统的哲学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弄清语言的逻辑句法而提出的无意义的假问题,因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只能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语言问题”正是由于忽略了这种逻辑句法而产生的问题。
其二是指,哲学家们试图谈论认识、世界和事物等,归根结底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些谈论的语言的分析和理解,而对语言的分析或接受一种语言框架,并不实际蕴涵着一个关于所谈对象的实在性的承诺和判定。
罗蒂进一步指出,“语言的转向”的出现,是由于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无法清晰地提供支持或反对其观点真实性的论据而感到失望,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语言的分析达到对所谈问题的共识,以便使持有不同哲学观念的哲学家们也能在获得共识的问题框架内进行对话和讨论,换言之,希望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基础建立一种统一的或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哲学。
可见,当代哲学从认识研究转向语言研究完全出自哲学家力图重建哲学的内在需要。
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日常语言学派都承认,当代哲学区别于近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他们是通过谈论恰当的语言方式去谈论世界的,尽管他们对这种意义上的“语言”是什么以及又是什么能够使得它成为恰当的语言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
3、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
历史地看,分析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语言有着直接的联系,更为准确地说,对语言的逻辑结构的分析正是分析哲学建立之初的首要任务,或者说,分析哲学的出发点正是试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达到对实在的认识。
在这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诞生就意味着语言哲学的出现。
所以,达米特把弗雷格既看作是分析哲学之父,又称他为“第一位语言哲学家”。
在西方文献中,通常也把“分析哲学”称作“语言分析哲学”(analyticphilosophyoflanguage)。
这种称呼就明显反映了这种哲学的基本特征,即在研究方法上是分析的,而在研究对象上则是语言的。
如今,许多西方哲学家都承认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都是以重视研究语言或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为特征的。
有哲学家甚至认为,“语言的转向”不仅出现在英美哲学中,同样出现在了欧洲大陆哲学中,例如,胡塞尔在20世纪初对意义与意向性关系的分析、海德格尔在世纪中叶对语言与诗歌的阐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以及结构主义的出现等。
在宽泛的意义上,有的研究者把这些研究也称作“语言哲学”。
这表明,西方哲学家们对“语言哲学”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也使得“语言哲学”这个概念有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
从广义上说,只要是把语言问题作为主要对象的哲学研究,就可以看作属于语言哲学的范围,在这种意义上,“语言哲学”就是指一个哲学研究分支领域,来自不同的哲学传统和立场的哲学家都可以在这个领域中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会看到有“法国的语言哲学”、“德国的语言哲学”、“欧洲大陆的语言哲学”、甚至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等。
但从狭义上说,西方哲学文献中的“语言哲学”通常是专门指以语言分析为特征的分析哲学,特别是指牛津日常语言哲学以及之后的分析哲学思想,在这种意义上,“语言哲学”就代表了一种特定的语言研究方法,即通过对语言结构和用法的细致分析,展现隐藏于其中的实在的结构(罗素、维特根斯坦),或者是描绘日常语言用法的细微差别(奥斯汀)或思想的概念结构(斯特劳森)。
在西方文献中,这种意义上的“语言哲学”也被称作“linguistic
philosophy”(“语言的哲学”),[34]用以区别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语言哲学”。
毫无疑问,我们这里谈到的“语言哲学”就是在这种狭义上的概念。
事实上,作为研究领域的语言哲学是从作为一种语言研究方法的语言哲学发展而来的,分析哲学家们研究语言的独特方式使得他们提出的语言问题以及相关的哲学问题逐渐成为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基本问题,例如,意义、指称、真理、必然性、言语行为、意向性以及语言与实在的关系等等。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弗雷格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不仅开启了哲学研究的语言方向(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实现“语言的转向”),而且直接带来了后来分析哲学的重要话题。
达米特指出,弗雷格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意义理论”,而这种意义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语言哲学的主要部分。
因此,完全有理由把弗雷格看作是“第一位语言哲学家”。
他这样写道:
因此,可以把弗雷格看作是“语言的哲学”(linguisticphilosophy)之父,这个说法并不是指众所周知的“日常语言哲学”这样的临时派生物,而是指所有这样的哲学,即把分析概念看作是研究它们的表达式意义的关键。
“日常语言哲学”的确是语言的哲学的一个分支,但它在两个方面与弗雷格的精神是相反的,即它武断地否定了体系的可能性以及把自然语言看作是免受批评的。
受到达米特工作的影响,目前大多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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