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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东亚多边合作政界和学界的主要观点
美国与东亚多边合作——政界和学界的主要观点
魏红霞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东亚的政治经济经历了重大的结构性和机制性的变化。
多层次、多渠道的多边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以多边方式处理该地区国际问题的趋势日益加强。
美国政府在其东亚的外交政策中,已经渐渐接受并积极参与到东亚多边合作中来。
而在东亚多边合作的问题上,美国学者看法是多样化的,他们认为,从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多边合作着手,进而推进安全合作,是可行的选择。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观点和建议中,没有一个认为一个类似北约的多边军事安排适合于东亚。
冷战结束后,东亚的政治经济经历了重大的结构性和机制性的变化。
多层次、多渠道的多边合作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以多边方式处理该地区国际问题的趋势日益加强。
这些变化表明,东亚政治经济正经历着重新组合,这种组合正在日益增强亚洲国家的战略互信,培育集体认同,甚至形成了多边合作的“亚太方式”。
有人认为,这种战略互信和集体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东亚的霸权,也逐渐改变着美国朝野对东亚多边合作的看法。
目前,虽然东亚还未真正形成一个有效的全面多边合作机制,但美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们已经纷纷对此发表评论,分析东亚合作给美国利益带来的影响,并向政府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美国政府和专家学者们怎样看待这一地区的多边合作?
他们是否认为美国应当参与这一地区的合作?
为什么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战略选择与欧洲如此不同?
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使我们能够了解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意图,而且可以通过分析美国的视角来预测其未来政策的取向。
一美国政府对东亚多边合作的态度
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决定其对多边合作的态度。
曾任哈佛大学卡尔政策中心主任的加拿大籍学者迈克尔·伊格纳提夫(MichaelIgnatieff)对当代美国外交政策有过这样一句总结:
“当美国想要单边行动的时候就采取单边政策,不得已的时候就采取多边政策。
”但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马克(AndrewMack)认为美国的亚太政策是“双边主义加‘照单点菜’式的多边主义”。
当它希望成为多边时,它就是多边的,而当它不能根据其喜欢的双边模式行动时,就采取单边主义。
其实,这两种评论都可以用到美国政府对待东亚多边合作的态度上。
回顾冷战后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要公开发表的言论(如讲话、声明、证词、文章等)和政策文件(如安全战略报告等),以及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政策行动(参与和创设多边安全安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东亚多边合作的态度的转变及其实用主义立场。
(一)老布什政府对东亚多边合作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在欧洲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多边军事合作机制——北大西洋公约,在亚洲构筑了以美国为轴心的“轮轴—轮辐式”双边同盟体系结构。
1960年代中后期,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和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美国政府开始追求在亚洲的多边合作目标。
约翰逊总统及其国务卿腊克斯、罗斯托等人认为,民族主义的狭隘目标不足以对付现实问题,只有通过地区合作,才能使“安全、繁荣和稳定得到保障”。
1965年4月7日,约翰逊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了题为“实现和平无须征服”(PeaceWithoutConquest)的演讲,极力支持亚洲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尤其呼吁东南亚国家团结起来,扩大合作。
与其讲话相呼应的结果就是1965年成立了亚洲开发银行。
1966年10月17日至11月2日,约翰逊利用参加马尼拉会议的机会,对亚洲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访问。
所到之处,他总是尽力宣扬推进亚洲地区合作。
但是,他所强调的是亚洲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作用是在“被需要或被邀请时”帮助其实现和完成合作。
约翰逊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其实推动了两个亚洲多边合作组织的成立或发展,即亚洲开发银行、亚洲与太平洋理事会(ASPAC),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发展。
这三个组织其实涵盖了经济、安全和政治三个方面。
多年来,亚洲开发银行承担了很多发展援助的义务。
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类似于北约的防务条约组织,其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加强,而ASPAC则主要处理政治问题。
不过,除了亚洲开放银行之外,其余两个多边合作组织都渐渐销声匿迹。
约翰逊的建议当时在美国国内也并未得到支持或重视,因为人们关注的是美国如何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走出来。
多边政治、军事合作试验的失败,以及国内的不支持导致冷战结束前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一直持冷淡和消极态度。
之后,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一直由美国学者参加,政府没有实质性地参与。
1970年代,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议建立一个泛太平洋组织。
这个提议得到了美国国会的重视,结果,美国派代表参加了1980年在堪培拉举行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Conference,PECC)。
PECC是非官方性质的,美国参与的原因是“支持发展地区合作对提升美国政府的形象有重要的作用”。
1983年,里根总统委派了一位太平洋地区大使(PacificAmbassador),但这位大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太平洋地区合作的怀疑论者。
1989年,另一位太平洋大使在作证时开始强调建立一个地区机制,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保护伞作用,以及美国对该地区市场的占领、对民主的支持等。
1989年前后,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及两位参议员曾经提议在该地区构建政府间政治协商机制,但这些提议只是得到了学术界和少数面向太平洋的企业的响应。
1989年1月,前澳大利亚总理霍克(DavidHawker)提议成立APEC,并在日本的支持下付诸行动后,刚刚上台的老布什政府对这个以经济和贸易合作为主旨的多边机制开始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JamesAddisonBakerIII)亲自出面,进行积极的外交努力,使美国成为第一批加入APEC这个多边组织的成员。
然而,美国依然对多边安全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而且一直倾向于认为,前苏联之所以积极主张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是为了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甚至是将美国力量从亚洲地区赶出去。
1990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首先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类似于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模式的多边安全安排。
加拿大外长乔·克拉克(JoeClark)建议将OSCE模式进行改进后应用到北太平洋地区,而澳大利亚外长加里斯·埃文斯(GarethEvans)则提出在亚洲地区完全套用欧安会模式,并将它命名为亚安会(CSCA)。
但老布什政府对这两个就亚洲安全问题进行地区性多边对话的倡议相当冷漠,甚至将地区多边安全论坛或制度视为“令人厌恶的东西”(anathema),因为它们被认为会削弱双边同盟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当时要求澳大利亚撤回CSCA建议,他的理由是,这会给美国造成麻烦。
不过,在加入APEC时,他的论调则是:
在亚太盆地国家间建立多边合作体系的时代已经来临,美国“卷入这样一个新体系的创建显示了我们对该区域全面的和正在进行中的广泛参与。
”其前后矛盾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参与倾向于停留在经贸合作层面,而不愿让任何多边机制危及其在该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
然而,1992年东盟国家开始积极筹划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亚太地区国家对多边安全的怀疑态度的逐步改变,以及日本、中国等对美国霸权地位带来的挑战,开始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深远影响。
正如保罗·埃文斯(PaulEvans)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老布什政府后期,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1991年11月,几个月前还对多边安全倡议表示忧虑的詹姆斯•贝克在东京发表演讲,开始承认多边行动可以补充双边安排。
紧接着,他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亚洲安全的维持越来越取决于一套灵活而特定的政治与防务互动,“我们应该重视采取多边行动的可能性,而不能将自己封闭在某种过于结构化的途径中”,因为“功能应当决定形式”。
(二)克林顿政府的态度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东亚多边合作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积极支持在亚太地区建立和发展多边安排。
1993年3月31日,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Lord)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了建立亚太新世纪的主张,将多边合作称为克林顿政府在东亚地区的十大优先政策之一。
他在这次听证会上的讲话被认为是“美国对多边安全态度发生变化的第一个明确信号”。
他提出的主张和“新太平洋共同体”(ANewPacificCommunity,也有人称为“亚太共同体”)这个概念很快被克林顿总统所采纳,并在其当年7月对日本和韩国的访问中被广泛宣扬。
克林顿在访问韩国时提出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四大目标之一就是促进新的多边安全对话。
在这一主张的推动下,美国提议将APEC部长级会议提升为峰会,并于当年11月主办了第一次峰会。
这对APEC机制化进程、美国与这一组织的关系,以及美国对东亚多边合作的参与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95年,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Nye)在《外交》杂志上解释美国当时的东亚战略时,把建立多边安全机制视为同前沿军事部署、加强双边军事同盟以及扩展非盟国的安全联系这三者并列的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之一。
。
奈指出,地区制度
“为该地区在较长时期内的制度演变提供了前景。
在经济领域,克林顿政府进行了较大的努力来发展和加强亚太经合组织论坛。
在安全领域,它支持东盟地区论坛。
此外,克林顿政府发展了同该地区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安全对话。
有些这样的对话可能朝多边方向演变。
例如,克林顿政府在东北亚国家之间进行非政府间的对话,以试图建立一个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
这些多边活动将补充我们的双边关系”。
克林顿政府对亚太多边安全的积极支持态度还可以清楚地反映在1990年代美国国防部发表的4份战略报告上。
特别是1995年和1998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两份战略报告。
这些报告首先强调的,都是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军事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对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起着“关键”的作用。
但同时美国也开始对在亚太地区探索、利用和发展新的多边安全机制表现出较大的兴趣。
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中有一部分是“希望探索新的多边安全倡议”(TheDesirabilityofExploringNewMultilateralSecurityInitiatives)。
1998年《东亚战略报告》中提出了“安全多元主义”(securityplurlism)的概念。
根据这个概念,美国希望东亚的多边合作成为其东亚双边同盟战略的补充。
该报告还大力赞扬了东盟地区论坛的作用。
克林顿政府对多边安全的支持并非仅仅陷于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实际的政策行动中。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地区性的多边安全制度。
例如,自1994年7月举行首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以来,美国一直派出国务卿和一位来自国防部的高级代表(通常是助理国务卿帮办级别)参加;另外,还积极参与论坛会议的小组行动。
二是在国内设立了相应的机构来促进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CenterforSecurityStudies,简称APCSS);该中心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各大军种以及美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作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国家实行积极安全接触战略的一种补充。
至今,该中心已经组织和主办了不少多边安全会议和论坛,其中影响较大且定期化的是太平洋专题研讨会。
三是单独或共同创设了不少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多边安全安排,如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三方协调监督小组、四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等。
从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东亚多边合作的参与态度和行为来看,美国似乎在寻求某种平衡,一方面美国不能让东亚多边合作危及其双边同盟安排,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国际事务上完全摆脱与东亚国家的多边合作,或放任东亚国家脱离美国自行联盟。
鉴于亚太地区并没有出现主导地区事务的单个力量,美国不大可能采取军事干预的方式介入亚太地区的冲突,因此,美国对东亚多边的参与是试图寻找一种新的介入途径,也就是说,“在地区冲突完全爆发之前,多边安全对话将作为宣泄地区不满的安全阀门”。
同老布什政府相比,克林顿政府对多边安全合作的支持,不单单是为了表明美国将继续在亚太地区维持安全义务的决心,而且从根本上反映了它追求“价值导向战略、自由制度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倾向。
不过,克林顿政府依然将前沿军事存在和双边同盟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石,而将多边安全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安排。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这样一种立场一直没有变化。
(三)小布什政府的态度
2001年乔治·W.布什上台之后,其成员大多是保守主义者或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他们更加偏好于通过军事力量和单边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
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涂上了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例如,布什政府明确反对克林顿政府在1996年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撕毁《京都议定书》,抵制《反弹道导弹条约》等。
不过,在东亚地区的实际政策选择中,其多边倾向仍然是很明显的。
也就是说,小布什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虽然缺乏对多边主义的信念支持,但倾向于将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和利益。
2001年10月20日至21日,也就是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后不久,布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并发表了演讲,这表明,美国并没有放弃在东亚的多边合作,而且将APEC作为美国推进反恐战略、构建亚洲反恐联盟的第一个多边工具。
此后,美国在历届APEC会议中,开始积极推出各种与反恐有关的议题。
以反恐为基点,美国官员在谈论APEC时,更多、更明确地赋予了它安全的功能。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曾特别强调应当让APEC成为一个处理亚洲安全问题,进行多边合作的平台。
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布什将北朝鲜称作“邪恶轴心”国,但并没有放弃以多边合作的方式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努力。
2002年8月,鲍威尔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时提出东盟合作计划(ASEANCooperationPlan),意在加强美国与东盟的关系。
2004年6月2日,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特别强调地区多边组织在东亚的作用,承认它们是地区合作的支柱,并提出:
鉴于东亚多边合作迅速加强,而且有的将美国排除在外,美国应当促进其参与的东亚地区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ASEAN)和东盟外长论坛(ARF)。
小布什政府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多边安全努力是坚持通过六方会谈来解决朝鲜核问题。
自2002年10月朝鲜第二次核危机爆发以来,小布什政府一直拒绝同朝鲜进行双边谈判和接触,而是主张要在多边框架下处理朝鲜核问题。
“六方会谈”进程在中国的努力下于2003年启动。
美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中采取的这种多边化和地区化的方法,或许体现了美国一种新的地区安全思路。
(四)军方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军方对多边安全的热情度较高。
如前所述,美国军方在冷战时期就创设了太平洋区域高级军官后勤保障研讨会和太平洋地区陆军管理研讨会这两个多边安全论坛。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军方又创建了三个新的多边安全论坛:
太平洋地区空军参谋长会议、太平洋地区防务首长会议和太平洋地区陆军参谋长会议。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构建的双边同盟主要是军事同盟。
五角大楼反对在东亚采取与欧洲同样的多边安全政策,因为美国认为其在这一地区的力量明显地于苏联,所以没有必要采取集体防卫。
在行动上,除了进行一些有限的多边军事合作演习之外,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努力基本上限于较低层次的军官之间的对话。
其中有两个较为成功的例子,它们是始于1971年的太平洋陆军高级军官后勤保障研讨会(ThePacificArmiesSeniorOfficerLogisticsSeminar,PASOLS)和始于1978年的太平洋陆军管理研讨会(ThePacificArmiesManagementSeminar,PAMS)。
这两个多边安全论坛主要由美国军方(主要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创办,并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它们的层次比较低级,而且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现役军官之间的对话与理解,通常避免讨论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1990年代,美国国防部出台了4个有关亚太安全战略的报告。
这些报告首先强调的都是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军事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对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同时也开始对在亚太地区探索、利用和发展新的多边安全机制表现出较大的兴趣。
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中有一部分是“希望探索新的多边安全倡议”(TheDesirabilityofExploringNewMultilateralSecurityInitiatives)。
1998年《东亚战略报告》中提出了“安全多元主义”(securitypluralism)的概念。
根据这个概念,美国希望东亚的多边合作成为其东亚双边同盟战略的补充。
该报告还大力赞扬了东盟论坛机制的作用。
强调美国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加强并调整我们同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关系,在必要时建立新的关系和架构。
”报告在论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时,提出将继续以克林顿总统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为基础,加强美国作为在更加一体化的亚太地区的一支保持稳定的势力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该报告肯定了中国在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中的作用,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支和平与稳定的力量。
它帮助我们说服北朝鲜冻结它的危险的核计划,在‘四方会谈’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该报告提出美国应继续“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东北亚安全对话中的积极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
也有一些五角大楼的官员在不同场合表示要利用多边对话或合作推进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安全战略。
1998年1月12日,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会见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时强调了这样的方针:
作为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政策来说,美国将推进多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他认为,东盟地区论坛这样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讨论安全利益是有益的,但如果设想召开关于整个亚洲的国防部长会议,则“为时尚早”。
他所强调的是积极谋求“同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安全同盟关系”,特别希望中国“进一步参与地区(安全)问题的讨论”。
同年5月7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特·斯洛科姆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论述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战略问题。
他提出了四项基本战略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抓住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论坛和东北亚合作对话等这样的多边论坛提供的机会,加强该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
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丹尼斯·布莱尔(DennisC.Blair)对待东亚多边安全合作的观点更具积极性。
2000年3月16日,他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演讲中谈到有关东亚地区多边军事安排的前途。
他认为,“除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特别是国家军事权力的相互作用以外,我们的确需要寻求其他形式的安全保障,”东亚地区今后要走的道路是发展安全共同体。
建立共同体的道路是加强交流,养成合作的习惯,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合作,树立解决安全问题的共同责任感。
这个共同体“可以以诸如地区论坛东南亚国家联盟这样的非军事同盟组织为基础,它们也可以是只以地理或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为基础”,但他强调这个共同体不是“以一项多边安全为基础的国家组成的集团”,是一种“安全社区”。
在这个社区框架下,“人们可以指望发生和平演变,把动用武力来解决争端的想法抛诸脑后”。
2001年,他与约翰·汉利(JohnT.Hanley)在《华盛顿季刊》上撰文指出,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就是需要进行地区多边合作;培养多边合作的习惯;任何单边和双边的行动都会造成地区内的紧张。
而且,他还认为,美国并不一定要介入所有的合作,也不必成为所有合作机制的领导者。
他肯定东盟+3(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对话机制有利于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加强进行安全合作。
并且,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乐见中国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二学界的看法
在美国,学者们关于某一问题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潜在地影响政府的政策选择,尤其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旋转门”在学界和政界之间进行角色转换。
在东亚多边合作问题上,美国学者多从制度视角、政治学视角和现实国家利益的理论角度来探讨美国对东亚多边合作的政策,并给政府提出各种政策建议。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在东亚多边合作对话或会议中的参与者主要是学者。
60年代中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休·帕特里克(HughPatrick)曾参加过“太平洋贸易与发展(PAFTAD)会议”,并于1979年对该地区构建地区内贸易组织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
他关注的是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
80年代初期,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成立之后,主要的参与者仍然是知识阶层的一些专家学者,他们的主张仍然多停留在经济层面。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一直主张美国积极介入亚太经济合作,通过海外投资建立结构性的贸易伙伴关系,确保美国的竞争优势。
这种确保优势战略后来成为克林顿政府对外经济战略的支柱之一。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曾经就建立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围绕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而展开了争论。
新现实主义者以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D.Krasner)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等为代表,提出“霸权稳定论”。
他们认为,一个霸权国家可以为创造诸多国际机制而发挥决定性的领导作用;霸权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新自由主义的合作理论主要有博弈论和功能论。
博弈论的代表学者是罗伯特·阿克塞罗德(RobertAxelrod)。
他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的状态下,合作是可以通过国家之间的相互战略作用来实现的。
国际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功能理论的代表学者是罗伯特·O.基欧汉(RobertO.Keohane)。
他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marketfailuretheory)来解释国际机制如何克服政治性市场失灵(politicalmarketfailure)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即阻止合作的因素)而实现合作。
基欧汉承认,霸权国会主导合作,但他也提出了在霸权国不存在时(AfterHegemony)国家之间的合作如何形成的问题,以显示霸权国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然而,无论是在现实的意义上,还是在历史范例中,这两种理论都遭到了许多批评。
不过,学者们在对东亚多边合作进行分析时都没有脱离这些理论框架。
例如,有人认为,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支持。
没有坚定的双边同盟关系,很多亚洲国家对多边合作就没有信心,因为一些国家把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看作是地区安全的基础,认为有些问题只能通过双边来解决。
也就是说,美国霸权在东亚的存在是东亚国家对多边合作产生信心的基础。
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多边机制最基本的意义是制订准则,限制成员的行为,以及协调地区或局部冲突。
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纳入这样一个机制,以这个机制的规则来约束它,将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
如果中国参与了这样的机制,美中之间就会避免一场新的冷战。
ARF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地区合作中推进中国的利益,可以将中国纳入一个国际关系范式,使它能够遵循国际规范,承担责任,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单独行动。
还有人认为,美国的霸权对东亚建立国际机制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直接。
实际上,美国霸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东亚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平衡的,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开放政策在这里遭到了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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