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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讲沈从文
第20讲沈从文与他的湘西世界
第十五周2008-12-11星期四
教学目的
大致了解沈从文的生平,尤其他特殊的身世经历对他文学道路的影响;
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理解沈从文创作立场及其文学贡献;
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及与之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
教学重点
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及与之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
分析《萧萧》《丈夫》《柏子》,尤其《边城》等小说。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步骤
一、边地湘西的叙述者、歌者
1.沈从文的生平
(1)简历。
生于1902年12月28日,(比鲁迅小21岁,比老舍小3岁,比巴金大2岁,比曹禺大8岁),卒于1988年(终年86岁),湖南省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
原名沈岳焕。
父亲为当地中医。
湘西偏僻的地域特点和他身上独有的苗、汉、土家三个民族的血统,对他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2)少年时代。
1917年(15岁-)从凤凰县第一小学毕业,这是他的最后学历。
同年8月,即按照当地的风习进入地方行伍,先后当过士兵、班长、司书、文书、书记等,在部队活动的沅水流域各县,见识了“湘军”的强悍雄武和杀人如麻的残忍,也见识了地处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湘西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美好人性。
(3)进京求学。
1922年(20岁),在接触新文学后,出于内心的憧憬,独自闯荡北京,升学失败后,住在“酉西会馆”(半年后迁入银闸胡同一公寓“窄而霉斋”)自学,并开始文学创作。
这时期,主要用“休芸芸”、“沈从文”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和《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
郁达夫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在1923年收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给他的回信。
(4)初露锋芒。
1926年(24岁)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包括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1927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蜜柑》,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
(5)升堂入室。
1928年1月,到上海,8月应胡适之邀,以小说毕业的资历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讲授写作。
这一年,他还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入伍》、长篇小说《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和第二卷、《篁君日记》,短篇小说集《好管闲事的人》、《不死日记》,以及《老实人》、《雨后及其他》等。
1929年1月,开始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创办文学杂志《红黑》和《人间》,并参加新月社。
1930年夏,任武汉大学国文系讲师。
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入狱,2月7日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并称“左联五烈士”)被枪杀于上海龙华。
4月,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及孩子回家乡湖南常德。
这年秋天,应杨振声之邀赴山东,进入青岛大学任教。
1932年秋天,又应杨振声之邀到北京,进入教育部的“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
在这期间,沈从文每年都出版有多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呆官日记》、《旧梦》、《一个女演员的生活》,中篇小说《神巫之爱》、《一个天才的通信》、《泥涂》,短篇小说集《男子须知》、《十四夜间及其他》、《沈从文甲集》、《沈从文子集》、《石子船》、《龙朱》、《虎雏》、《都市一妇人》,长篇传记《记胡也频》,以及散文集《旅店及其他》等。
(6)锋芒毕露。
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失踪,引起文坛瞩目。
两个月后,当人们快要忘记丁玲时,沈从文发表了《记丁玲女士》一文。
同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
同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引起著名的“京海之争”。
这一年他还出版有中篇小说《一个母亲》,短篇小说集《阿黑小史》、《慷慨的王子》和《月下小景》等,并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
1934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
这年1月,他返回湘西看望病中的母亲后,写出了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并写出了他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1936)和《湘西》(1939)中的许多篇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游园集》、《如蕤集》,以及他的第一部自传《从文自传》,还执编了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了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组织者。
在随后的两年里,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作了初步的总结,出版了一系列小说选集,如《从文小说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选集》、《沈从文小说集》、《新与旧》等。
[相关知识:
1933年前后,左翼文学的创作面貌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胡也频、丁玲、蒋光赤等“初期左翼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或被杀、被捕、病逝等)相继退出了文坛,张天翼、沙汀、艾芜等“左翼新秀”开始崛起,茅盾的小说创作也进入了爆发期,陆续创作和发表了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
]
(7)辗转流徙。
与茅盾等许多作家一样,沈从文的生活也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发生急剧的动荡。
1937年8月,随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南下,经天津、烟台、济南、南京、武汉、长沙,又回到湘西,再经沅陵、贵州到昆明,先后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联大北京大学教授,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继续任北大教授,并参加编辑了《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等四种报刊的文学副刊。
在这期间,仍然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一个妇人的日记》、《长河》,短篇小说集《主妇集》、《绅士的太太》、《如蕤》(与《如蕤集》篇目有所不同)、《春灯集》、《黑凤集》,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昆明冬景》,以及杂文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8)离开文坛。
由于沈从文在文坛上多次发表文章引起论争,从抗战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继续恶化。
在左翼作家发动的对“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反叛对象,他在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也屡遭批判,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言,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于是,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与京派的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著名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而且,还被赶下了北大的讲台,经于导致精神错乱,从此,离开文坛。
1949年秋,被送入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改行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
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参与了《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1964年完成文化研究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69年被送入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看菜园子,1971的获准回京,1978年“文革”结束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80年曾赴美讲学。
沈从文以一个士兵的身份离开故土,以一个文学大师的称号立足北京,以一个文物研究专家的称呼结束一生,最后回到故乡凤凰。
1988年,沈从文病逝于北京,其骨灰一部分撒在沱江中,一部分葬在凤凰听涛山下。
沈从文墓碑是一块从南华山采来的天然五彩玛瑙石,重约六吨,上刻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选定的沈从文遗文《抽象的抒情》中的一句: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以识‘人’。
”
2.沈从文的文学贡献
1)用小说、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
这一文学世界是用“湘西人”这个主体来叙述、观照的。
沈从文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实际上从进入北京城之后,他就拥有了一个具“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时时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了。
只有这时候,他才深切领悟了宗法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接受“五四”启蒙思想,了解西方文明,动用丰富的乡村性生活积存,来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角色。
沈从文的创作立场——他不是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写农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不是从现代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颓下,他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
(P.276)
2)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
可叫做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P.283)。
这种小说,不重情节与人物,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情绪的体操”/“情绪的散步”。
“造境”的成功与否就成了最高的目标——沈从文通过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情绪的体操》《抽象的抒情》
“湘西”人的天然文学才能:
关切俗世的情趣,情绪记忆的高度发达,把握生活的细节,“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将生命形式和生活形式高度统一。
这就是抒情。
(P.277)
二、乡村叙述总体及其对照的世界
1.湘西世界
沈从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协调、化外境界的重新发现,并大量渗入作家的情感、情绪,把自己童年的记忆长久地带进当下的记述,从而有意增强了叙事作品的抒情倾向。
(P.277)
“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湘西”世界的精魂所在——湘西人:
农民、兵士、终生飘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等等。
(P.278)
沈从文描述的汉、苗两种民族精神的差异,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观察家的首肯。
他指出苗民不读书,结婚不管对方是什么阶层,不说谎,做买卖不懂得怎么赚钱。
沈从文对苗民的这些气质赋予道义上的意义,说明苗族的坦诚率真,并未被汉文化所造成的文质彬彬、贪得无厌、等级森严等约束所玷污。
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民关心的只是辛勤劳作以求生存,祭祀无处不在的鬼魂和守护神,通过喝酒、唱歌、比赛、自发的爱情活动等简单的乐事在情感上得到抒发。
在沈从文的笔下,苗民思路奔放不羁,对世界有直截了当的美的鉴赏力,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显得富于创造性,他们对生活的激情在各种节日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时常达到发狂、着魔的程度,这似乎表明他们成功地和神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而在这点上汉人却只能说说而已,或者更确切地,只能写写而已。
(《凤凰之子·沈从文》.[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1-3~4)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人,苗族。
出身行武世家,1918年小学毕业即随当地土著军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江一带。
1922年在“五四”思潮的冲击下,来到北京,升学未成而到北大旁听,并在郁达夫、徐志摩等的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
自1924年起,其作品陆续见载于《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
仍“希望自己有一个小小周刊”,因而于1928年与好友胡也频、丁玲南下上海,创办《红黑》杂志。
不过到1929年前夕,他的创作仍属于习作阶段。
其回忆故乡的小说虽然展现了秋夜明火捕鱼、冬日围山赶猎、街头单刀独斗、岩洞“山鬼”游宿的湘西世界,生气勃勃,如《鸭子》等篇,但作家还不善于作深入的开掘,不免失之简陋与浅露。
另一类都市题材的小说,或暴露都市人的生活空虚,如《晨》等;或宣泄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带有明显的郁达夫小说的痕迹,却缺少郁作的力度,如《篁君日记》等,都还未寻找到沈从文自己的艺术个性。
1929年前后,以《柏子》、《阿金》、《菜园》等小说为标志,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期。
同时到大学任教的经历(1928年8月被胡适聘为上海中国公学讲师、1931年秋到青岛大学任教)又促进了他对中国新文学经验的总结和探讨,进一步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
以废名式“抒情诗笔调”叙写“乡下人”纯朴优美的人性和丰盈饱满的原始生命力,和他故乡那原始氏族遗风与封建宗法关系并存的湘西边地社会(汉、苗、土家等民族混居)及其秀丽幽森的自然景物融合起来,构成了沈从文小说最具特色与魅力的部分——即“湘西世界”。
而且与废名小说比较起来,沈从文小说也作了多方面的开拓。
作家曾自评说,虽然“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冯文炳君只按自己的兴趣做了一部分所喜欢的事,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是《雨后》作者的兴味和成就。
”又说“表现出农村及其它去我们城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而言,似较冯文炳君宽而且优。
”(注:
《雨后》为沈从文描写性爱的小说)。
而且就笔致而言,沈从文也不像冯文炳(废名)那样晦涩飘逸,而是融注进更多的世俗性的写实。
他不是像冯文炳那样以一个隐逸的古典知识分子立场来建构飘逸的理想世界,而是以一个民间艺人的眼光来观照他所经历的人生世界。
因而他不仅以抒情诗的笔调来展示西南边地纯朴人性的诗意,如《三三》、《边城》(如同《竹林的故事》“三姑娘”和妈妈相厮守,翠催和外公、三三和妈妈也具有相同的命运,并具有相似的性格。
如看灯与端午节);以民间传说的形式对少数民族神话与传说加以发掘与重构,如《龙朱》、《月下小景》;也以恣肆怒张的笔调来赞颂原始生命活力,如《雨后》。
实际上作家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自在状态的生命形式,一种“人与自然的契合”。
虽然它还不乏愚昧、粗野与混沌,但却灌注着一种与“现代文明”的病态人格构成鲜明对比的原始生命力。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
……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
……虽然如此,我还预备继续我这个工作,且永远不放下我一点狂妄的想象,以为在另外一时,你们读者中少数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能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边城》:
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的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像一颗晶莹剔透的珠玉。
以《边城》为中心,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向两个方向延伸:
一个向原始的自然人性(《龙朱》、《月下小景》、《神巫之爱》、《阿黑小史》等);一个向摧折自然人生的社会现实(《萧萧》、《柏子》、《贵生》、《丈夫》、《会明》、《虎雏》等)。
1)第一思维方面的作品系列大多数以苗族和其它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
为依据加以想像,通过这些故事展示了原始的自然人性或生命原生态。
这种生命形式,是通过爱情、婚姻、两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而获得定性的。
这是一种人的自然交往。
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具有较充分的自由,作品中的男女爱得真挚、热烈,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着自然之趣。
但这种自由亦非纯生理的吸引,而是在有所场合,爱必须以爱为前提的。
如《龙朱》中所说:
“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是热情真实的歌。
”
分析《月下小景》
分析《龙朱》
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版的《月下小景》,采用美国爱特华@华惠克的套色木刻《会见》作封面画。
两只健美的麋鹿在密林野花之间含情相对,可视为这种奇异的民间传说境界的极好象征。
卷首同题的短篇叙写小寨主傩佑与恋人在月光下的古堡石墙下,以情歌表达灵魂的战粟。
本族习俗:
女子把贞操给了第一个男子,须与第二个男子结婚,不然要受沉潭的惩罚。
他们必须以死来换取爱的永生,于是双双服毒,躺在枯萎的野花铺就的石床上,唱着爱情圣歌等待死亡:
“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
”作品以清柔绚丽的月景、恋人、情歌、妙语,织成了古典风格的情感和命运的绣锦。
2)沈从文是徘徊于出入于梦与真之间的作家,当他离开对古老的梦的回记
而进入真的人间时,他发现这里存在血泪和哀怨。
体现他描绘“湘西世界”第二个思维方面的主题是:
摧折自然人生的社会现实。
代表作:
《丈夫》、《柏子》、《萧萧》、《贵生》、《会明》等。
学生分析——
《萧萧》:
童养媳萧萧的悲凉命运,正在于对自身生命的毫无意识。
《柏子》:
水手柏子始终脱离不掉“自在状态”。
《丈夫》:
混合了原始男性主义的人性觉悟。
——促成作者对坚韧生活能力的赞美,和人的命运不可知的深重哀叹。
总结:
如果说原始的自然人性这种生命形式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乃是原始封闭性,丝毫没有封建宗法关系,“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侵入,那么萧萧、丈夫、柏子、会明等“乡下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已逐渐置身于封建宗法关系——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中去了。
童养媳制度、雇工制、卖淫制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尽管他们仍然拥有雄强、热情、善良和纯朴,但与他共生的则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
萧萧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抱着她的小儿子毛毛心安理得地坐在门槛上听着十二发的牛儿迎亲的热闹的琐呐声,这一结尾,使人产生震惊和悲凉。
大约1928年后,沈从文表现湘西下层人民特异“生命形式”的小说纯熟了《边城》,而到40年代,沈从文开始了重造民族品德的探索:
《长河》
如前所述,《边城》的“牧歌世界”表达了一种从古老的民族习俗中去寻求民族的精神血脉与人性理想(从而是现代中国获得新生)的愿望,但是这一理想却在现代经受着考验,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作家很难再把目光瞄向那遥远的“过去”,而开始更多地注目于“当前”。
因而作家在1943年出版的长篇《长河》之中,就不仅一如既往地描写了那种保留在湘西山民中的“正直”和“热情”,而且还对“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屈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
或者如作家所说是“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不过这种描写与解剖仍然是与民族性格和理想的重造相联系的,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
可以说,这是一种自觉反思解剖民族性格,从而探索重建民族理想的文学努力,是当时民族文化反思文学思潮的一部分。
不过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这种努力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实现。
《长河》按照沈从文的原计划至少具有三卷以上的规模,由于涉及到当时错综复杂的湘西政治背景(蒋介石的中央政权、何健的省府势力、陈渠珍的湘西地方势力及苗族武装起义力量错综交织),第一卷便经过多次曲折和被大量删节才得以出版,因而其它几卷也就始终没能写出来。
不过就现存第一卷来看,作家的意图还是部分地得到了实现。
作品描写的是辰河(它与《边城》中的酉水同为沅江的上流支系,沈从文小说大多与“水”相联系)里一个小码头吕家坪抗战前夕的社会现象。
当那饱经风霜的老水手满满在听到“新生活运动”就要来了的消息之后惶惶不能终日的焦虑既渲染出大战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又在喜剧性的形式里刻写出湘西人民所遭受到的残酷的民族压迫与歧视的深刻印痕。
所以虽然作品也不乏《边城》式的田园牧歌的图画,但更多的画面却是在“地方特权者”(外来者)与本地人的潜在对抗中展开的。
那些委员、队长、局长、副爷们不仅以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来搜刮地方的钱财,而且仗势欺人,为所欲为。
因而这些外来者不仅打破了湘西古朴的宁静,而且造成了湘西人格的蜕化与变异。
商会会长和萝卜溪大橘子园主滕长顺为了求得安宁,面对保安队长的无理敲诈(以买橘子为名),也只好赔钱、赔罪了事。
然而压迫者的欲壑是难以填满的,保安队长进而又对滕氏小女夭夭虎视眈眈,从而孕育着新的更深刻的危机。
不过湘西先民那种原始的淳朴、正直与热情也还仍然流淌在年轻人的血液和梦里。
夭夭不仅是一个美丽机灵的姑娘,而且她在保安队长面前不卑不亢的自尊自重,她对正义与公平的想往都显示出湘西人恒久的人生理想。
三黑子的雄强硬朗也传达出湘西人的原始抗争精神和坚韧顽强的民族个性。
而这种努力是与《边城》的探索一脉相承的,同样寄托著作家重建民族品德,从而复兴民族的理想。
2.表现优美“人生形式”的《边城》
沈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农村十分熟悉,十分喜爱。
用他自己的话说:
“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
这地方人民的爱恶哀乐、生活式样,都各有鲜明特征。
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成长,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
”
他描写“湘西世界”的第一杰作当推《边城》。
1933年夏,沈从文与夫人在青岛崂山一条溪边,看见一个十几岁穿着白色孝服的姑娘在哭,化过纸钱,提着水走了。
他想到湘西也有“起水”习俗,长辈断气后,孝男孝女便到溪边井里取水,在死者脸上身上举行擦洗仪式,好让他干干净净进入阴间。
崂山一瞥,唤醒了湘西梦魂,于是他向人们讲述起小溪、白塔、老人、女孩与黄狗的故事。
《边城》是近于童话般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了,作者在借此表达一种“人生形式”。
★理想人性的生命之歌:
《边城》
出版于1934年的长篇小说《边城》是作家拟以故乡沅水为背景写作的“十城记”中的一部分,不过其余九城并未写出来。
作品叙写川湘交界处一个小山城茶峒的一段人生悲歌。
在城郊碧溪嘴咀的古渡口边生活着两个奇异的摆渡人,一个是年已七旬的老船夫,一个是他十五六岁的外孙女翠翠。
他们在善解人意的黄狗和作为古文化象征的白塔的陪伴下,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但在一次(二年前)端午节龙舟会上翠翠与城里船总的小儿子傩送的巧遇,在俩人心里都留下了一段难言的心事。
不料傩送的盛名引起了中寨王团总的注意,愿以一座新碾房来与船总结亲。
而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倾心于翠翠的美丽,让父亲派人去结亲(走车路)。
老船夫不明翠翠的心意不敢冒然答应。
后来兄弟俩挑明心事后决定以传统习俗的唱歌(走马路)让翠翠抉择。
自知无法获胜的天保离家出走,不幸遇难;哀伤的傩送也离开了故乡。
与此同时,老船夫却听到了傩送要与用碾房陪嫁的王团总的女儿结亲的传言(王团总家探口风的人/米场经济人的谎言)。
疼爱翠翠的外公到船总家去打听消息时却遭到冷遇(船总不愿把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忧心忡忡的老船夫终于在一个大雷雨之夜伴随着白塔的坍塌而辞世,只剩下孤独的翠翠留在古渡口等待那曾用歌声把她灵魂载浮起来的年轻人。
作家说,《边城》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
的确,作品虽然描写了一个令人肝肠欲断的爱情悲剧,却很难发现悲剧的原因。
(悲剧的明暗线贯穿始终,包括老船夫、翠翠母女、傩送兄弟的命运)无论是天保与傩送的出走,还是翠翠的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翠翠的天真纯洁表现为她毫无心机的超出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爱情之中),都是“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
即使傩送的父亲船总顺顺虽然偏向碾房,但也并没有强迫儿子,而是尊重了儿子的选择(这也是当地的风俗:
“若照当地的风气,这些事认为只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管不着,二老当真喜欢翠翠,翠翠绿又爱二老,他/顺顺也并不反对这种哀怨纠葛的婚姻。
”)并且他作为一个水码头管事的正直公平,也受到人们的爱戴。
实际上这是一个合奏着“爱”的主题曲的牧歌般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无论老幼,也不分贵贱,都保持着忠厚善良、诚挚纯朴的人性美、人情美,即使吊脚楼上的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乃至为自己钟情的水手徇情自尽)。
这样,《边城》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边城”,而且是一个文化的“边城”(“三”章: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变故发生。
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
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它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由于独特的民族渊源、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和政治格局所形成的现代的桃花源(——无论是孩子的婚嫁、还是水上的纠纷,乃至人生的命运,都尊重习惯,尊重“天”。
如天保的死,顺顺:
“一切是天”。
而老船夫对外孙女的忧虑总联想到女儿的“命”/循环。
还有老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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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讲 沈从文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