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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杨树的记忆
枫杨树的记忆
故乡人称枫杨树为柳树。
枫杨树是一种很贱的树种,不需要培植,一次杨花过程就可能播撒一粒种子,然后,种子接受雨水的滋润,默默拔苗,悄悄长大。
枫杨树的树形虬曲,叶似槐树叶,每到四月,绿色的花像一串串风铃,从枝头垂下来,摇晃着初夏的梦。
如儿和我是共曾祖父的堂姐妹,住在祖辈传下来的一幢两重式青砖老屋里。
老屋的中间是天井,前后两个堂屋,住了三家人。
我家住前屋,如儿家住后屋。
屋后长着一棵高大茂盛的枫杨树,每当初夏时节,枫杨树开出黄绿色的花朵,像长着两只翅膀的燕子,一串串下垂,在风中悠然飘荡。
枫杨树开花时节,如儿家最热闹,我们这些没有上学的顽童全都聚在她家的后院里,有的爬到树上,摘下一串串枫杨花,丢在地上,下面的孩子拾起花串,一左一右地挂在耳边,像两串翡翠吊坠,便玩起了新娘新郎的游戏。
如儿的父亲在家族中排行老三,我们称他三叔,如儿比我大十个月,我们从小在一起玩耍,是最熟悉、最亲近的姐妹。
因为如儿的性格和在家中的待遇,村子里不管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没把她当姐妹看待,都可以欺负她。
只有当枫杨树开花的时候,如儿才成为我们的中心人物,可以骄傲地守着院子,允许谁进来和不许谁进来。
三婶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如儿排行老四。
我想,三婶给女儿取名“如意”应该是有用意的。
生了三个儿子,希望生个女儿,如儿适时而来,也算是天遂人愿,如人之意罢。
然而,如儿的成长过程并不是家中宝贝女儿的待遇,被二哥、三哥、四弟打骂,父亲也不择语句谩骂,唯有三婶在儿子、三叔打骂女儿时,才出面制止一下。
但是,三婶并不时刻与如儿在一起,如儿被打骂成了惯常之事,不被打骂倒有些奇怪。
三婶不是个能干的女人,与邻里的关系也不太好。
三叔惧内,既没能力,还偷懒不做事,家里五个儿女要吃要穿,生活过得窘迫。
儿女们穿的衣服破了没人缝补,鞋子永远趿拉着,冬天手脚冻成肉包子,清鼻涕流到口里,头发永远像蓬乱草。
因为衣食不足,每次见到伙伴吃东西,如儿馋得眼珠子都冒出来。
有时候,我们故意逗她,把吃剩的果核丢在地下,躲在墙后偷看,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如儿走过来,瞅瞅四周没人,迅速捡起果核,在衣服上蹭两下,躲在一边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因为家里人不待见,又穿得破破烂烂,一副可怜相,如儿自然成为我们欺负的对象。
我们一群玩得好的伙伴嫌弃她,不要她跟我们一起玩,她并不计较,眼巴巴地跟在我们后面,远远地看着我们玩。
一天,有个小伙伴飞快跑到我家,气喘吁吁地告诉我,如儿正在我们的“小屋”里偷偷玩“过家家”的餐具。
我听后非常生气,撒腿跑到“小屋”,从地上捡起一粒石子向如儿砸过去,没想到我的手还真准,不偏不倚,正中她额头,血“哗啦啦”流个不止。
我吓坏,赶紧捂住她的伤口,又叫人去求助我大嫂。
最后还是大嫂及时给如儿包扎,拿出珍藏的零食安慰她。
有了吃的,如儿便忘记了伤痛,没有向大人告状。
其实,如儿不会告诉她的家人,一是怕得罪我,从此更加没人跟她玩,二是怕家人骂她老实遭人欺,反过来又打她一顿。
但是,这件事后,我对她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
如儿七岁上学,读书没心没肺的,贪玩不晓事,不是钻到桌子底下玩石子,就是不听老师的讲课,下位找别人玩,老师经常罚她站墙角,老实得像只猫,但一出学堂门,就像出笼的鸟儿,欢天喜地的。
到后来,她干脆不上学了。
第二年,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如儿见我去上学,又耐不住了,要跟我一起去上学。
老师见我们是一起来的,就安排她与我同桌。
第二次上学,如儿还是那副德性,猴子的屁股坐不住,更别说听老师讲课,老师又罚她站墙角。
有一次,因为罚站太久,尿急,又不敢向老师请假,憋得没办法,在讲台前尿了一裤子。
学生们看到她尿湿了裤子,哄堂大笑起来,老师很尴尬,拉着如儿回座位,我也躲得远远的,但还是闻到那股热热的尿臊味儿。
我读三年级时,如儿还停留在一年级,三叔三婶见她不是读书的料,正好家里也需要帮手,索性就让她辍学回家。
那还是大集体年代,如儿年龄太小,还不能做田间地头的活儿,三婶让她挑水做饭,打猪草,煮猪食,喂猪。
如儿没心思读书,做家务倒是一把好手,有时候家务事做完了,就来我家玩。
她读书不用心,但听大人讲东家长西家短的话倒是很上心,在我面前装半仙,比如,过年杀猪,女孩不允许子看“点红”(就是用尖刀捅进猪脖子,割断动脉,猪发出尖利的惨叫,血喷得好远);不准看公母猪配种,不准听大人说私房话。
如儿可不管这些,越是大人不让做的,她越做得起劲,回来后就详详细细、神神秘秘地给我说一遍,那架势好像她知道天的一半,地的全部。
如儿虽然跟我住在上下屋,中间只隔着一条巷子,但是我很少去她家,因为她家里都是男孩子,三婶又不爱收拾屋子,即使家徒四壁,仍是不整洁。
如儿多次邀我到她家里玩,我最多在她做饭的灶膛前坐坐,听她摆季婆家的狗下崽了,华婆家的牛在河滩打架扭断了牛角。
说着说着,她往灶膛里添一把柴火,说去菜园子摘几条黄瓜回来,让我等她一下。
几分钟后,如儿拿着几条新鲜葱绿的黄瓜回来,抽出一条,往身上擦了擦,说,“阿玉,你呷!
”
村里小伙伴中,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大约有十来个,如儿喜欢跟我一道玩,这不仅因为我哥在城里工作,姐妹会读书,还因为我家的风气好,兄弟姐妹相处融洽,经济条件比她家略为宽绰,她觉得我家很了不起,将来会有出息。
所以,尽管我欺负她,她还要紧紧跟着我,在众人面前维护我的面子。
如儿不爱读书,脑瓜子全用在旁门左道上,下河玩水,她无师自通,“扑通扑通”就游到河对面去了;上树掏鸟窝,她“噌噌”几下,比猴还快,惊飞了鸟儿,把鸟蛋掏走了;下水捉鱼,她篓子里的鱼比谁都多。
夏天,如儿带我去河里捉螃蟹,我们上游下游地满世界趟水,在浅滩中狗趴式地打扑通。
如儿告诉我把头闷在水里,拼命划动手脚,人就不会沉下去;我学过一段时间后,她又让我抬起头,手脚有规律地划动。
说也奇怪,经她这么一指点,我真的可以用狗趴式游过半条河。
打猪草的季节,如儿领着我偷公家的油菜、草子,到别人家菜园偷瓜果。
打一趟猪草,我俩肚子里塞满了黄瓜、豆角、萝卜、红苕啥的,篮子里也盛满了猪草,真是偷吃和偷猪草两不误啊!
有一年春天,油菜刚刚长出半尺长,如儿与我去打猪草,本来,打猪草应该是在田边地头挑野菜,但我们偷懒,看见绿油油的油菜苗,趁着周围没有人,埋下头一顿狂抓乱扯,竹篮子很快就装满了。
正当我们旁若无人地搞破坏时,守菜人远远地朝我们奔来,一边跑,还一边挥动手臂喊道:
“你们这些鬼伢,看你们还偷!
看你们还偷!
”发现守菜人追来,我们挎着竹篮撒丫就跑,还没等守菜人追上,我俩已经消失在青砖灰瓦里。
我们躲了好久,发现守菜人根本没有进村,就潜回家,换一身干净衣服,又大摇大摆地出门玩。
如儿在外面做的“坏”事,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妈经常亲昵地“骂”道:
“如儿这女子,天掉精哦!
”(注:
形容很顽皮的样子)
妈妈总以为做坏事的是如儿,我只是如儿随声附和。
确实,没有如儿的主意和壮胆,打死我也不敢做。
而且做坏事的时候,大多是我望风,如儿行动,结果,偷来的东西,我拿得多,她拿得少。
后来,我上了中学,与如儿的交往明显少了许多。
我不在家的时候,如儿没事就到我家陪妈妈说说话儿,嘴巴像抹了蜜,总是伯娘前伯娘后地叫着,我妈高兴,对我说:
“如儿这女子,可怜哟,生在那个家里,只是被欺的命!
”有一年初夏,如儿与三哥一起耨田,三哥南儿不知何故暴怒,把她打得瘫倒在田埂上,妈妈说,“像捶猪一样啊!
”多亏畈上还有别的人呵止南儿,不然,后果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
妈妈抹着眼泪对我说:
“可怜的如儿,在床上躺了好多天。
唉,这鬼女子,嘴就是铁,话又多,她不惹恼南儿,南儿也不会往死里打她的。
”
三婶知道了这事,在家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号哭,大骂天杀的南儿不该把妹妹打得这么惨,“黑心的鬼仔哦,如儿是你老妹儿,你忍得下心啊!
呜呜呜!
”但哭归哭,骂归骂,如儿照样是哥哥弟弟的下饭菜,常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可是,这个打不死的程咬金,转眼间又活了,有说有笑地来到我家。
妈妈可怜她,总是疼爱地说:
“如儿呀,你在家里乖点,别惹哥哥们发脾气,未必打在你身上不痛么?
你这女仔,唉,真是让人心疼!
”
生性不安分的如儿究竟在家待不住,想到外面去见识见识,可惜身上没一分钱,哪里也去不了。
十六岁那年,如儿偷偷溜到火车站,扒上一列火车。
火车“呜”的一声,载着她远离了家园。
随火车来到一座大城市,大字识不得几个的如儿,在城市里乱蹿。
我放寒假回家,如儿神秘地告诉我:
“我看到黄鹤楼了,老高老高的,快插到云里去了。
”
我才知道她到过武汉。
我问她去黄鹤楼玩了没有,她说上去了的,因为没钱买票,守门人不让她进去。
天知道她是不是到了武汉,反正我抱怀疑态度,再问她关于黄鹤楼的情况,她也说不清楚。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佩服她的胆量,没有一分钱,不认识几个字,敢于孤身一人往外跑,又安然无恙回家,真是了不起。
如儿十七岁那年,我上高中,是村里第一个考取重点高中的学生。
如儿高兴得像是自己中了秀才,门前屋里地张罗,陪我到二十里外的古镇散心。
我们的天性都是不安份,公路不走,偏在火车铁轨上玩平衡木,东歪西倒地走着,遇上列车向我们冲来,才慌得跳下铁轨,飞驰的列车刮起一阵强有力的风,席卷而过,我吓得躲在如儿的身后,一动都不敢动。
如儿不怕,双手紧紧牵住我,迎着风,不断给我打气:
“玉儿莫怕,火车轧不到我们的!
”
我的高中离家近百里,因为路途远,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每次我回来时,如儿像是算好了,总是站在她家的枫杨树下,远远地朝我招手。
那时候,我的哥哥姐姐们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家里只剩爸妈两位老人,那栋老式的两重堂屋被拆得五零稀散,三家人在原来房屋的基础上改建新房,如儿家还是在我家屋后。
她接过我的行李,“伯娘,玉儿回来了!
”
我像是被簇拥的状元郎荣归故里,如儿帮我妈择菜、洗菜、烧火,招待我这个从“饿牢”里回来的“学生伢”。
高一的五月份,学校放假,正是枫杨树开花季节,满树枫杨花在初夏的风中轻轻晃动,我从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下来,却没看见枫杨树下如儿的身影,心中有一丝惆怅。
到家后问妈妈:
“妈,怎么没看见如儿呢?
”
“如儿那女仔,病在床上两天了,肚子疼得直叫唤。
你三婶让老三找来赤脚医生打了两针止痛针,她还是不停地喊肚子痛,不知道这女仔中了什么邪。
你回来得正好,去看看她吧,跟她说说话。
可怜啊,这女仔!
”妈妈叹了一口气。
我慌忙火急地来到如儿家,空空的堂屋没有一丝声响,可能都下地干活儿去了吧。
“如儿,在吗?
”我大声喊道。
“在这里!
”一个声音从侧房里传出,那是如儿气若游丝的应答。
房门没关,如儿病恹恹地躺在床上,痛苦地捂着肚子,想通过挤压来止住痛。
见我来了,她微微欠了一下身子,挪出位置让我坐,脸上透着无法制止的痛。
我坐下,轻轻揭开被子,看着她浮肿的肚皮,“唉……”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的到来并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她轻轻呻吟着,告诉我,家里人没法,请来赤脚医生也解决不了问题,只能由着肚子痛。
如儿微微抬了抬头,顺着如儿的目光,我看见串串枫杨花在窗外轻轻晃动,茂盛的枝叶遮挡了阳光,屋子里的光线很黯淡,我坐着,什么话也没说。
我再一次回家时,已经放暑假了,枫杨树下还是没有如儿。
因为少了如儿,枫杨树便长成一个大大的问号。
妈妈皱皱眉说,“玉啊,如儿那女仔差点丢命了哟。
”原来,那次肚子疼到最后,如儿喊出凄厉的哀嚎,家人不得不送她到镇卫生院,医生确诊为阑尾炎,但卫生院条件有限,建议家人抓紧时间转到县医院。
如儿的二哥请来一辆手扶拖拉机,载着如儿“突突”地奔向县医院。
可是,到了医院后,因为没有足够的入院费,如儿被堵在医院的走廊上,疼痛交加。
她二哥不得不找到在城里工作的我大哥,才筹到了一笔救命钱。
医生说,再晚来一个小时,阑尾穿孔,命就没了。
“可怜这女仔,在家痛了四天,被子都汗透了。
”妈妈说这话时,心肯定很痛,眉头结成一个“川”字。
暑假里,如儿的身子还很虚弱,不能出去干农活,只在家中做做饭,喂喂猪,因此有大把时间陪我说话。
我们坐在她家后门口,吹着凉风,那些枫杨花像一串串碧绿的风铃,在我们头顶晃来晃去。
高过屋顶的枫杨树,长得像一个壮实的大汉,给如儿家带来浓荫,酷暑也变得清凉。
“可是,我们已经过了爬树的年龄啊!
”
我们一齐感叹无忧无虑的儿时岁月,她坐在枝干上摘枫杨花,故意把花串挂在耳朵上臭美,那时候的她最骄傲。
她送一大堆枫杨花给我“过家家”,做丰盛的菜肴。
我们回忆儿时的顽皮,脸上飞扬着快乐的笑意。
如儿虽然还在康复期,但她知天知地的禀性并没有改变,仍然跟我讲东家的爱珍姐找了湖南女婿,西家的刘嫂改嫁的新闻。
如儿还说我爸妈动不动就吵嘴,好像不争不吵就不快活,真像一对老小伢儿。
家乡的夏天,河道热闹得很,可是我们已经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不好意思到河里玩水,塘里洗澡,但那些儿时趣事总是我们嘴边离不开的话题。
这个夏天,我们形影不离,我做作业时,如儿不说话,拿起我的书,东翻一下,西瞅一眼,实在无聊,就到外面吹吹风。
这时候的如儿,哥哥再也没有打她,但横眉竖目呵责两句时有发生,倒是三叔,还是改不了责骂女儿的德性,发起脾气来就骂如儿“臭婆娘”“贱货”,但是,类似少年时代的打骂已经少了许多,如儿也沉稳了许多,再也不是小时候那个“天掉精”。
一个暑假就这么过完了,如儿的身体也渐渐康复,我可以放心上学去。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着,如儿在我爸妈吵嘴的时候过去劝几句,安慰我妈妈,说我是古时候的女秀才,将来可以中举。
她的蜜嘴儿逗得我妈笑眯眯的,骂如儿“你个鬼女仔,就会说好听的话”。
高二上学期,我断断续续地回了四趟家,每回家一次,就发现如儿有了新变化,穿着比以前讲究多了,甚至穿上绛红色的西服,这倒是新鲜事儿,凭她家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买这种料子和款式的衣服的。
如儿来我家,羞答答地笑,但我看出了一种无奈。
妈妈打趣说这女仔说女婿了,我才悟出了如儿有所改变的真正原因。
妈妈悄悄告诉我,如儿处了一个比她大十五岁,从上湖南落户过来的女婿,已经行了订婚礼。
“唉,如儿命苦啊!
女婿年龄这么大,长得又黑又瘦,个儿倒是有那么高,就是太大了,已经33岁了哦!
”妈妈叹了叹气。
听妈妈这么一说,我气得跳起来,“如儿昏头了呀,这么老的男人她也答应?
”
妈妈马上掩住我的口,瞅了瞅窗外。
我家与三叔家关系不太好,三叔虽然俱内,却爱与我家明里暗里作对。
我读初二那年,家里拆了老屋,建起一栋两层的楼房。
建房时,三叔不准瓦匠师傅继续砌墙,理由是我家的墙高过了他家,必须把高出的部分拆掉,因为老房子的建制,前屋不能高过后屋。
双方僵持着,砌房师傅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我哥多次赔小心,三叔才勉强让步。
这样的事还很多,爸妈知道他这性格,懒得理他,因此,虽然做邻居这么多年,倒也相安无事。
妈妈悄悄告诉我,三叔三婶是为了如儿的大哥,才答应这门亲事的。
原来,如儿的大哥学了一门木匠手艺,小伙子人不错,已经到了结婚年龄,可是家里穷,媒人不愿为他牵线。
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答应了,女方父母提出三节六礼的要求,如儿家哪有能力满足这要求呀。
眼瞅着儿子闷声不响地干活,三叔三婶急得嘴上冒火泡。
说来也巧,一家有女百家求,恰好有媒婆给如儿提亲,三叔三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还催促媒婆早些行订婚礼。
然后,左手进,右手出,把男方送来的彩礼一古脑儿转送给未来的儿媳妇。
大年初四,父母亲外出做客,留我一个人守家。
那夜,如儿来给我做伴,我们的夜话无非是她的爱情婚姻。
冬夜很冷,我们关掉灯,依偎在被子里,听如儿一笔一笔地算她的大龄男友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
如儿说,她不喜欢那个男人,要退婚。
我是新派学生,反对封建时代的媒妁之言,更何况如儿是“换婚”,我坚决支持如儿退婚。
我们在黑暗中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突然,窗外传来堂哥昌清的喊声,好像是说如儿家里有急事,要她快点回去。
如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抖抖缩缩地穿衣回家。
第二天上午,如儿一脸惊惶地拉着我,躲在墙后,幽幽地说起昨晚的事。
其实,从堂哥昌清喊她回家那时起,她就有预感,当她踏进家门的那一刻,已经吓傻了,三叔手里握着一根拴牛的粗绳子,瞪着牛铃大的眼睛,呼呼地喘气。
三婶颓坐在椅子上,苦着脸,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好在昌清哥跟在如儿后面,才让她稍稍有了些胆气。
如儿知道进不进屋都逃不开一顿打骂,她必须面对父母。
她没有犹豫,抬脚跨进门,三叔随即破口骂:
“这个贱婆娘,想悔婚,你想死啊你!
今夜里,你给老子说清楚,悔婚,老子就吊死你!
”
三叔抖了抖手中的拴牛绳,大步向如儿逼来。
幸亏昌清哥跟在后面,挺身拦住三叔,劝他息怒,有话好好说,才免了如儿一顿好打。
在三叔的怒骂和三婶的哭诉中,如儿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我们在屋里说得高兴,三叔却在墙外偷听。
当他听说如儿要退婚,他那个气哟,恨不得一脚踹了我家的门,把如儿揪出来,打个半死,但想着大过年的,又是在我家,多少要顾及一点面子,便忍着怒气回家与三婶说了。
正好昌清哥在他家,昌清哥怕三叔做出格的事,自告奋勇,提出由他去喊如儿回家。
在三叔威胁,三婶哭骂,昌清哥苦劝下,如儿答应绝不退婚。
为着哥哥的婚事,为着父母的威逼,如儿认命了,不得不与那个没有感情基础的大龄男人结婚。
那年,她十九岁。
如儿出嫁时我不在家,待我回家时,只见枫杨树默默伫立,茂盛的叶子被强烈的阳光晒蔫了。
妈妈说,如儿好希望我能成为她的伴娘,可我那么远的地方读书,不好打搅我。
妈妈说,“如儿那女仔哟,结婚时最乖,穿着红色的衣裙,真是个新娘子!
”可不是嘛,如儿本来就是新娘子,只是因为与新郎的年龄和长相悬殊,才让人觉得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如儿出嫁了,很少回娘家;我高中毕业,上大学,爸妈随二哥搬到镇上,我和如儿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
再后来,我工作,结婚生子,成为生活的奴隶,除了偶尔从妈妈口里得到有关如儿的消息,也只是片言只语,不经意地从耳边掠过。
直到2001年深秋,妈妈裹着一身寒气来我家,像是揣着天大的新闻,对我说:
“玉啊,如儿那鬼女仔死了!
”
妈妈话语里的低沉音,犹如一声闷雷,震得我头皮发麻。
“什么,如儿死了?
”
我从沙发上跳起来,瞪大眼睛盯着妈妈,以为妈妈年纪大了,记忆发生错乱。
妈妈叹一口气,缓缓地向我讲述了如儿死去的经过。
如儿出嫁后,她大哥也随后娶了嫂子。
如儿在婆家的日子过得倒是轻松,老公虽然年龄大了些,但勤劳,体贴,知冷暖。
如儿的肚子乖,连续为婆家生了两个虎头虎脑的小子,公婆高兴得成天合不拢嘴,家里的大事小事全包揽了,外面的农活让老公全部承包,如儿闲着没事,学会了打麻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她本是个没心计的人,打牌完全凭兴致,常常输多赢少,持家的婆婆把钱看得重,对如儿输钱流露不满,说些门子话,在儿子面前煽风点火。
如儿的老公是个实诚人,如儿又是他家的功臣,正是风韵有加的年龄,老公哪里舍得责怪如儿,婆媳之间的龃龉使他在夹缝里生活,久而久之,脾气也大了,甩脸子,拿孩子出气,甚至婆媳吵得凶的时候还动手打如儿。
渐渐的,日子过得不太平,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家里经常弥漫着硝烟。
如儿结婚几年,娘家的经济并没有什么改善,大哥二哥相继娶媳妇,三叔三婶靠着几亩薄田,哪来给儿子娶媳妇的本钱啊,没事儿就到女儿家唉声叹气,如儿只好明里暗里周济,进一步加剧了家庭战争。
再加上如儿打小就不知天高地厚,该说的要说,不该说的也要说,在村里的口碑很不好。
这一团糟的日子,使天性就野的她,像当年一样,踏上一列不知方向的火车,离家而去。
日子已经滑过九十年代中期,社会的混乱程度早已超过八十年代,如儿遇上人贩子,对她一哄二骗,就卖到河南某乡下当了媳妇。
这家人有七个儿子,为了续香火,罄其所有买回如儿,新丈夫倒还体贴,如儿随遇而安,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妈妈说:
“如儿那鬼仔,是喝农药死的,死得好惨啊!
”
如儿浑身发青,孤单地躺在床上,死了两天才被发现。
妈妈说:
“唉,这鬼仔真是命苦,在家吧,受哥哥弟弟的欺负,好不容易结婚过上好日子,又不晓得珍惜,落得惨死他乡。
算起来,也就是三十岁多点儿……”
妈妈絮絮叨叨说如儿在河南安家后,与新男人出外打工,但没有手艺的人到哪里都挣不到钱,一年又一年白忙乎,连饭钱都没有。
其间,如儿回过娘家,到前夫家探望过儿子,因为她没钱,亲情变得冷漠,娘家人怨她,前夫恨她,曾经的温馨再也找不到了,如儿只好随后夫怏怏而去。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几年,如儿因为做了结扎手术,不能生育,夫妻俩便抱养了一个孩子。
河南的穷乡僻壤,收入无着,男人在外打工也没钱寄回家,人穷心累,不堪其苦的如儿,终于扛不住了,抛下所有,用一瓶农药带她永远离开了人间。
她来到人世是热闹的,而去时冷成一窖冰寒。
我不禁悲从中来,陪着妈妈抹眼泪。
得知如儿死去的消息两年后,我遇到如儿的二哥,当我问及如儿的死因,二哥颓然坐在一只小凳上,眼睛红红的,长长叹了口气:
“唉,我那老妹命苦啊,她死的消息传来后,是我去的。
她家可真穷,三条腿的床,第四条腿用砖头垒起,床上是单薄的棉絮,如儿孤单单地躺在那里,浑身发青。
幸好天气不热,死了四天身体还没有气味……”
我知道,如儿二哥的心是痛的。
如儿打小不长记性,是兄弟们的“下饭菜”,第一次亲事为大哥赚来聘礼,离家出走也与娘家有着多多少少关联,唯一的老妹就这么凄凉地死了,做哥的哪能不痛心。
我什么话也没说,唯有用沉默来结束这个悲凉的话题。
今年清明节,我们兄弟姐妹为父亲上坟,家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曾经我的家杳然无踪,门前池塘填平了,变成京珠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原来的菜园、水田里,竖起了一排整齐的二层小楼。
时间过得真快,三婶也是年近古稀的老人,原来眼睛就不好,现在更加模糊,她独坐在自家小楼前,一个约摸三岁的男孩子在场子上跌跌撞撞地跑着,三婶不时吆喝两声。
“三婶,您老还好吧?
”大哥走上前,问候三婶。
三婶眯着眼睛辨认了好一阵子,“啊呀,是老大,看我这瞎眼老妈儿!
”三婶又一个个猜了出了我们,“你们都来给爷上坟的吧?
快坐快坐!
”
清明节的阳光分外明亮,上下高速公路的大型车辆不时从门前驶过,三婶七手八脚从屋里搬出几把椅子,招呼我们坐下,我们聊起家乡的变化,三婶流露出闲在和喜悦的神情,说,儿子们都在外打工,场子上玩的孩子是老幺伟强的儿子,小夫妻俩在上海打工,把孩子留给姆妈带。
三婶眯着眼睛看我,说:
“这是玉吧,你也老了!
作孽我那死鬼如儿,唉……”
话没说完,三婶眼眶里早就盈满了泪水。
我起身安慰三婶,又踱步到小楼后面,曾经如儿引以为自豪的枫杨树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细长的樟树在四月的阳光下勃勃成长。
我知道那棵凝聚着儿时记忆的枫杨树一定是如儿的弟弟盖楼时砍掉的。
一粒枫杨树种子落入泥土中,在风里雨里无声地长大,因为树形弯曲,不能打家具,不能做房梁,即使可以成为观赏性的树种,也无补于实用主义农人的刀斧,最后归于一灶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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