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会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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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会战
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会战
一、德国的军事机器
自普法战争以后,普鲁士的军事制度逐渐为欧洲各国所效仿。
这就是老毛奇创建并加以完善的参谋本部制度、陆军大学和短期现役的征兵制等一整套军事制度。
每个国家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基本大同小异。
各国都有一个“参谋本部”,它被称为“陆军之脑”。
这个军事机关的首长称之为“总参谋长”。
参谋本部实际上是国家的最高军事指导机构。
按照德国人的理论,参谋本部制度的最重要特点,是其中的所有成员都受过一种严格的教育,无论在战略或是战术方面,对于情况的分析和研判都能遵照一种统一的思想规范。
总参谋长要想实现其作战意志,主要是通过这种思想程序的一致性,能使军队各部分自动协调得象一个有机整体。
因此也就产生了“参谋本部军官团”的组织,凡是能够进入这个组织的军官必须是最优秀的人才,是德国陆军中精华之精华,必须是陆军大学的高材生才有入选的资格。
当然,在欧洲只有德国能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其它国家只是不同程度的趋近这一标准。
与德国相比,他们差距较大。
参谋本部在战时的任务是指导战争,在和平时期则准备战争,即拟制作战计划,并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地加以修改和补充。
19世纪下半期,欧洲的军事组织大都已经典型化,比如一个“师”的概念,在各国的参谋作业中被视为一种共同的计算单位,它的战斗价值几乎成为常数。
所以各国在进行战略上的力量对比时,自然就出现了重视数量的趋势。
如何获得较大的数量优势成了主要问题。
换言之,这是一个如何将国家的人口优势转化为军队数量的优势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预备役问题,即利用长期服役和高水准的军官和士官,来训练服役人员,完成训练后的人员必须退为预备役,以便腾出人手和设备来进行训练下一梯队的人员。
这样即可在平时维持较小规模的军队,以便减轻国家的负担,又可在战时迅速征召庞大数量的预备役人员以供扩充和补充之用。
这样义务兵役制度与预备役动员制度结合在一起,把各国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了起来。
所以,动员计划成了战略计划的基础,在和平时期,各国参谋本部秘密拟定了整套的动员计划,将几百万人员、几十万匹马,几百万吨补给的调度都作了极详细的规定,只需一声动员令下来,动员体制就象一部机器那样无法阻挡地运转起来。
所以在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动员即意味着战争。
虽然动员计划为战略计划的基础,但战略计划也是动员计划的基础。
两者互为因果,但两者又都以铁路为基础。
英国史学家泰勒曾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铁路战争。
最早发现铁路在军事上价值的是德国人,在普鲁士还没有铺设铁路时,德国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利希.李斯特就指出:
普鲁士的弱点是,它处在强大的潜在敌国之间,处在帝国包围的中央位置上,铁路的应用能使它从二等的军事国上升为强大而难以对付的国家。
“日耳曼可以成为欧洲心脏中的一个防御堡垒。
动员的速度,军队从国内的中心移向边界的速度,铁路的运输,以及处于‘内线’地位的其他显著利益,使得日耳曼比其他欧洲国家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
”他提醒道:
“如果邻国的铁路比我们早完成一英里,或是比我们的长一英里,都是对我们不利的……现在,该是我们来决定,看看是否应用工业进步给我们提供的新式防御武器,就象我们的前辈要决定他们是否应用枪以取代弓箭一样。
”以后,普鲁士和法国都进行了利用铁路运输军队的尝试,获得极佳的效果。
从那以后,铁路变成了战略中的主导因素。
铁路系统往往能判断出一个国家的战略企图和战争部署。
欧洲大陆上德国的铁路网最为发达,法国其次,俄国再次。
以每一百公里平方领土计算,德国有铁路为11、8公里,法国为9、6公里,俄国的欧洲部分为1、1公里。
当时,一个军的运输要求是:
军官需170节车厢、步兵965节车厢、骑兵2960节车厢、炮兵及辎重1915节车厢、共需6010节车厢,编成140趟列车,而一个军的补给又需要同样多的列车。
当动员令下达时,铁路网象一部战争机器一样开始发动,人员、装备、补给都自动从铁路线上滚了出来,预备役人员纷纷乘火车到指定地点报到,换上军装,领取武器装备,然后由连而营、由营而团地象滚雪球一样在铁路上不断滚动,越滚越大。
等他们到达国境附近的预定位置时,也就完成了由师而军,由军到集团军的战前部署。
动员速度快的一方可先发动打击,使对方的铁路交通瘫痪,进而使其动员速度减慢、甚至丧失动员能力。
即使双方实力旗鼓相当,因动员速度的快慢也会造成悬殊的结局。
所以,塞拉热窝危机发生后,各插手的大国的军方都不约而同地催促自己的政府下达动员令。
二、欧洲主要国家的军备
当时欧洲国家的军队编制中,最大的作战单位是集团军,由3到6个军组成,还包括一些直属骑兵、工程兵、炮兵部队。
1个军由2、3个步兵师、还有一些军属辅助性兵种部队,如骑兵、炮兵、工兵、通讯兵、航空兵后勤运输部队等。
1个步兵师由2个步兵旅组成,另有1个炮兵旅(团)、2、3个骑兵连和一些特种部队。
1个步兵团由3到4个营组成,每营4连。
各国的营的人数几乎都是一千多人。
各国的陆军师在1万6千人到2万1千之间。
德国1个师为16600人,法国为15900人、俄国为21000人,英国1个师为16000人。
到战争爆发时,各主要交战国拥有的兵力情况:
法国62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英国6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俄国114个步兵师、36个骑兵师;比利时6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塞尔维亚11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德国87个步兵师、11个骑兵师;奥匈49个步兵师、11个骑兵师。
当时步兵的主要轻武器为步枪和重机枪。
步枪的主要型号有莫辛1891年式弹仓式步枪,勒贝勒1896年式步枪,李.恩菲尔德1903年式步枪,毛瑟1898年式步枪,曼利黑尔1895年式步枪。
射程在2500米~3000米之间。
主要机枪型号是马克沁重机枪,哈奇克斯重机枪,施瓦尔茨格泽重机枪。
射程为3000米。
步、机枪的口径均在7.62毫米~8毫米之间。
重武器有轻、重野战炮;轻、重野战榴弹炮;速射炮;巴日式短管炮。
口径在75毫米~155毫米之间。
射程在5.7公里~12.7公里之间。
炮弹重量在6.5公斤~43公斤之间。
另外还有极少数更大口径的攻城炮和要塞炮。
在1914年各国军一级单位的装备和编制大同小异。
俄国1个军有机枪64挺、火炮108门、马13500匹马车3770辆;法国1个军有机枪56挺、火炮120门、马12600匹、马车2240辆;德国1个军有48挺机枪、160门火炮、马16800匹、马车2880辆。
德军在炮兵上占明显优势,奥军炮兵是各国中最弱的。
战前不久发明的汽车,当时也已用于军事目的。
到各国军队动员时,法国约有5500辆载重汽车、4000辆轻便汽车;英国约1141辆载重汽车和拖拉机、213辆轻便汽车和半载重汽车、131辆摩托车;德国有3500辆载重汽车、500辆其它类型汽车;俄国有475辆载重汽车、3562辆轻便汽车。
1903年由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也已迅速进入军事领域。
大战降临时,各国航空兵大致情况是:
俄国有263架飞机、法国156架、德国232架、奥匈65架、英国258架。
一般飞机发动机功率为60马力~80马力,个别达到120马力,时速一般不超过100公里,升限为2500米~3000米,上升2000米的时间是30分钟~60分钟,续航时间2~3小时,战斗负载120~170公斤,其中包括20~30公斤的炸弹,机组人员两名,即飞行员和观察员。
三、“施里芬计划”
德国的参谋本部在普法战争不久,就在考虑未来的欧洲大战问题了。
老毛奇已预见德国在未来可能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认为由于铁路的发达,德国可以一方面对付进攻之敌,另一方面对付动员迟缓之敌,“我们能否调动大部分兵力先去对付一个敌人,然后再去对付另一个敌人,仅仅取决于定下决心是否及时”。
但他同时又认为,在很短的时间内,不能指望以一次迅速而成功的进攻摆脱一个敌人,然后再去进攻另一个敌人,因为欧洲国家已经空前地武装起来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一二次进军中被削弱到认输的地步。
老毛奇已意识到未来战争的长期性。
他的计划是在未来的两线作战时,对法国先取守势,快速击败俄国后,再反攻法国。
老毛奇的计划只是一种防御攻势战略,只想迅速挫败对手,获得有利的和平,目标有限而无追求总体性胜利的野心,同时还出于法国刚遭惨败,一时难以恢复元气的考虑。
瓦德西接任参谋总长后仍遵循老毛奇观点,在1887年,瓦德西曾主张西面暂取守势,对俄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但受到俾斯麦的制止。
1891年,施里芬接任德军参谋总长后提出第一号备忘录,由于法国迅速地恢复了元气,他对德军在未来战争中,能否迅速突破日益加强的法军在法德边界上的筑垒地区开始怀疑。
从而提出了绕道比利时迂回法德边界的设想。
由于法国再次变得强大,施里芬判断战争一开始法军就会迅速进攻德国,而俄国的动员速度较慢,所以德国要掌握战争主动权就必须先迅速打败法国,然后再同俄国交战,“要想赢得胜利,则我们在接触点上必须是较强的一方。
所以唯一的希望就是对于行动能做自由的选择而不消极待敌。
”1894年他提出了第三号备忘录,彻底抛弃了老毛奇的计划,决定先同法国交手。
确定了首战目标后,接下的问题是:
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击溃法国?
起初,施里芬曾想在法德边界上直接发动进攻,但很快就发现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后来他又考虑当法军进攻时,设法将其引入伏击圈围而歼之,不过,他又认为这种机会太不可靠。
直到1897年,施里芬才下定决心,在战略上,避开法德边界上法国要塞防线,采取从侧面进行大迂回的作战样式。
这就是近现代军事史上著名的“施里芬计划”的核心。
从1897年到1905年的八年多时间里,施里芬不断地在修改其计划的细节,在他领导下进行的德国参谋总部军官军事演习和野外旅行作业中,对合围和俘虏五十万至六十万“敌军”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演练,并对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作了充分的考虑。
“施里芬计划”规定:
德国全部作战兵力对俄国战线和法国战线分配的比例为1:
8。
即开战初以少数兵力10个师和一些地方部队,在东线借助奥匈军队遥相呼应,来和庞大的俄军周旋,目的是在法国崩溃之前,把俄军牵制在东普鲁士边境地区,于此同时,在西线集结大部兵力进攻法国。
用于西线的全部兵力又分成左、右两翼,分配的比例为1:
7。
在西线全部兵力的72个师中,53个师都分配在旋转的右翼上,10个师作为旋转的枢轴布置在面对凡尔登的中央地段,仅以9个师部署在240公里长的法德边境上,构成德军左翼。
很明显,施里芬要把左翼消弱到最低限度以使右翼达到最大的攻击强度,即使法军攻入洛林,将德军左翼压迫到莱茵河一线,也不能妨碍德军右翼穿越比利时的迂回进攻,而且法军主力东进越深入,以后的危险也就越大,因而也就留下了诱敌深入的余味。
当德军右翼迂回成功,席卷整个法军后方时,深入德国境内的法军因远离后方就更易崩溃。
这好比一扇旋转式门,越是用力推前面一扇门板,后面旋转过来的另一扇门板打在背上的力量就越大。
左翼的任务是牵制法德边界上法军主力的正面,如果顶不住,就后撤以引诱法军向莱茵河深入,进入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口袋”,将其捆住。
如果右翼得手法军后撤,就紧咬不放,从正面协同聚歼法军主力。
右翼的任务是绕过法德边界上法军主力的正面,向其侧面实施战略迂回,从背后将法军主力全部包围。
这是一个典型的“右肘弯击”,整个右翼以梅斯——提翁维尔地区为轴心,向西南方向旋转,横扫比利时中央平原后,由法比边界进入法国,其右翼右端在里耳地区进入法境,施里芬力求最大限度地向西展开,“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再沿瓦兹河流域南下,到达巴黎西边,再折向东南,然后以宽正面向东挺进,以打击整个法军的背部,逼迫法军向德国和瑞士边境溃散,最终使整个法军主力落入一个巨大的包围网中加以毁灭。
在这个巨型的轮转运动展开时,为确保右翼兵力的绝对优势,预定从左翼再抽出两个军来增强右翼,以保持最初强大的攻击力(日益扩大的占领区需不断地从进攻部队中抽兵驻守,会使攻击力逐渐减弱)。
计划实施的时间表就象火车时刻表那样准确、刻板,计划要求右翼部队主力,自动员下达后第十二天前打开列日通道,第十九日拿下布鲁塞尔,第二十二日进入法国,第三十一日达到提翁维尔——圣康坦一线,第三十九日攻克巴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施里芬期望整个西线战事在6~8里结束,这也是他估计中的俄国动员所需时间。
“施里芬计划”虽然是一项军事计划的杰作,但其中却充满了冒险性。
在政治上,该计划的实施粗暴地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践踏了国际法。
施里芬曾经想把右翼迂回限制在法国境内,普法战争时的色当会战,德军的迂回没有超出法国境内。
但施里芬所处时代各国军队已急剧膨胀,用上百万军队去包围上百万军队,240公里长的法德边境实在太狭窄,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所以施里芬就打起了比利时的主意,因为在他看来,比利时的中立比起事关德意志帝国存亡的“时间差”的利用,根本不算回事儿。
施里芬刚开始拟定这一计划时,只要求横切穆斯河以东的比利时一个小角,以后随着对计划的不断修改“小角”逐渐扩展成很大一片地区,这将在政治外交上承担很大风险,事实上,比利时中立问题成了英国参战的重要原因。
在时间上,它忽视了老毛奇关于战争长期性的告诫,把赌注都押在速战速决上,确切地说,企图利用俄国动员的迟缓,打一个“时间差”,对法、俄实行各个击破。
这就必须冒法军突破薄弱的左翼,长驱直抵莱茵河、以及俄军攻入东普鲁士的风险。
施里芬一生沉缅于“坎尼战”的研究,他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要想出现一次坎尼会战,必须一方有一位汉尼拔,另一方又有一位法罗。
”他把对法国的战争想象成一个巨型的“坎尼会战”,这就需要一个前提,对方最高统帅必须是一个法罗式的蠢货。
事实证明,法国的霞飞远不是法罗,德国的小毛奇更谈不上是汉尼拔。
从作战样式看,“施里芬计划”也并非属于他本人所热衷的汉尼拔的“坎尼型”,而是一种放大的“斜行阵”,属于菲特烈大帝的“鲁腾型”。
从德国为实施该计划而作的动员规模来看,属于孤注一掷的性质,他一反预备役部队只从事占领和后方勤务的传统,大胆将预备役部队用于第一线,没有留下战略预备队,当时德国的指挥教令中建议“甚至把最后一个营也投入战场”。
普鲁斯军官的体型大致分两类,一是颈粗如牛,二是腰细若蜂。
施里芬虽属后者,却“胆大如卵”,其空前的冒险精神激发出闻所未闻的“灵感”,施里芬在其代表著《坎尼战》中写道;“与其在战线后面积蓄只能是无所作为的预备队……倒不如关心一下如何更好地补充弹药。
汽车运去的子弹是最好的、最可靠的预备队。
所有从前留在后面用来夺取决定性胜利的部队,现在都应当立即派到前面去进行侧翼进攻。
投入战役的兵力越多,进攻就越坚定有力。
”他始终强调,德军在未来的战争中已不再占有数量上的优势,然而只要能以自己全部兵力和大部兵力投到敌人一侧和其后方,迫使敌人掉转正面在对其不利的方向上接受交战,那么数量弱势的一方同样可以战胜优势之敌。
只有最大限度地削弱用以攻击敌人正面的兵力,才能有强大的、侧翼进攻所必需的兵力优势,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敌人的正面受到攻击。
“施里芬计划”就是这些观念的直接产品。
四、小毛奇的折衷方案
1906年,施里芬退休,小毛奇接任参谋总长。
1913年,80岁的施里芬临终时仍一再叮嘱:
“必有一战时,切莫削弱我的右翼。
”不过他九泉有知,一定会失望,他的继承人小毛奇是个生性多疑且又天生悲观之辈,他不具备施里芬那种作乾坤一掷式豪睹所需的自信、决断、冒险精神和非凡气魄。
施里芬有知人之明,小毛奇接任时,施里芬在日记里失望地写道:
“一位新的参谋总长已开始领导德国陆军,作此任命的君王相信他所指派的人选是一位战略家,他将会感到严重失望,因为一位战略家不是可以随便指派的,而是天生的和命中注定的。
”德皇选中小毛奇,是因为他和威震欧洲的伯父老毛奇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认为“毛奇”这个大名就足可使其它国家心惊胆寒。
小毛奇不是参谋本部军官出身,他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庸才,这多少有些过分。
只是和施里芬的气魄相比确有相当的差距。
施里芬的风格是大胆、再大胆,小毛奇信奉的是不要过于大胆,他的性格不适合执行施里芬计划”,也不适合担任参谋总长,对此他有自知之明,当德皇提出要他接任参谋总长一职时,他说:
“一旦发生战争,我不知道将如何是好。
我对自己很不满意。
”至少,小毛奇知道他这个“毛奇”毕竟与老毛奇不是同一个等级的“毛奇”,他问德皇是否奢望“一张彩票中两次头奖”。
不过小毛奇无论在个性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个懦夫,对军事形势的许多方面的判断都比较准确,他的不幸在于:
让一个一贯谨小慎微的他,去勉强执行一个胆大包天的人制订的冒险计划。
如果让小毛奇负责东普鲁士的防御或西线左翼的防御,凭他的素质会干得很出色,所以,并非小毛奇有问题,而是威廉二世不能知人善任才使小毛奇身败名裂。
小毛奇主持参谋总部后,开始担心东普鲁士的安全和西线左翼的安全,那两个方面正是施里芬的大胆之处,如果战争按计划打赢了,那两个方面将成为施里芬的伟大之处,以及大气魄、大手笔的象征。
但现在小毛奇的个性特征使他越来越担心这两个方向上,薄薄的防线会不会被对方一下子戳成大窟窿,甚至在短时间内被撕成碎片。
他没有勇气完全抛弃前任“伟大”的计划而重新拟出一个新计划,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功夫。
到大战爆发时,“伟大”的“施里芬计划”已被小毛奇弄得支离破碎,非驴非马。
所以,严格地讲,1914年德军的作战计划应叫做“施里芬——小毛奇计划”。
这个具体部署如下:
在东普鲁士面对俄国的方向的上,布署了德军第8集团军,共4个军、1个预备师、1个骑兵师、和一些地方警备队,约20万人。
基本按照施里芬当初的设想。
但也还是增添些兵力。
在西线左、右两翼的兵力分配上,小毛奇不顾其前任的临终嘱咐作了重大调整,将施里芬1:
7的比例改为1:
3。
西线的78师如果按施里芬的比例,左翼兵力应为9.75个师,右翼兵力应为68.25个师,现在小毛奇把左翼加强到23个师,而将右翼削减为55个师。
原定在右翼开始进军时从左翼抽调2军共6个师增援的计划也被取消了。
这样,小毛奇在决定性进攻方向上,把施里芬意图中的74.25个师减去了近20个师。
在施里芬原来的计划里,德军不仅要进入比利时,而且右翼兵力还要沿荷兰边界展开,越过被称之为“马斯特里赫特盲肠”的一片荷兰领土,迂回比利时列日要塞的后方,小毛奇改为直接进攻列日要塞。
他甚至还准备将意大利20万兵力也算入西线,而施里芬从不对意大利人抱有幻想。
德军在整个西线正面的部署上投入7个集团军,由北向南依次为:
一、克鲁格的第1集团军,共7个军,3个骑兵师,3个后备旅,总数32万人。
构成旋转部队的最右端,一面向法军后方攻击前进,一面在最外侧掩护整个迂回行动。
它应到达艾克斯——拉——卡培里之线,然后攻占布鲁塞尔继续南下,从西南方向包围巴黎并卷击法军后方。
二、比罗的第2集团军,共6个军,2个骑兵师,2个后备旅。
总数为26万人。
其任务是在规定时间内攻占列日要塞,为整个迂回行动打开前进通道,然后进到华费里和那穆尔之线,协同右边的第1集团军一起向内旋转,将法军压进包围圈。
三、豪森的第3集团军,共4个军,1个后备旅,总数为18万人,与右边的第2集团军齐头并进,到达那穆尔和吉弗特一线,以压迫法军。
四、阿尔勃莱希特的第4集团军、共5个军,1个后备旅,总数为18万人,担任右翼枢纽,当1、2、3集团军展开巨大包围时,通过阿登山区北部,缓慢前进到弗拉梅和艾尔仑北面的艾提尔特之线。
五、德国皇太子普林斯的第5集团军,共5个军又1个师,2个骑兵师,5个后备旅,总数为20万人。
其任务性质和第4集团军相同,右翼通过阿登南部山区进攻维尔通和隆维、蒙梅迪两个法军要塞。
左翼留在提翁维尔的旋转轴心上。
六、巴伐利亚亲王鲁普里斯特的第6集团军,共5个军,3个骑兵师,4个补充师总数为22万人。
前进到莫斯里河将正面法军紧紧钉住。
七、黑林根的第7集团军共3个军又1个师,2个补充师,4个后备旅。
总数为12.5万人。
应进至莫尔斯河上。
从小毛奇的部署可以看出,这是个两翼进攻的方案,按施里芬的意图,左翼的6、7两个集团军在开战初应且战且退,引诱法军深入东进,使右翼更便于旋转,猛击法军后背,现在左翼却反而向西推进,富勒尖刻地评价道:
这既不象“坎尼型”,也不象“鲁腾型”,任凭称它为哪一种,都足以使汉尼拔或菲特烈大帝在九泉下捶胸顿足!
五、霞飞的“第17号计划”
法国在普法战争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攻击主义”的军事思想,他们摈弃一切有关防御的观点。
这一军事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兰西战争学院院长福煦。
他认为:
克敌制胜的意志是胜利的首要条件,只有当一个人认为他的会战失败了,然后才是真正地失败了,因为从物质上来说,会战是不可能失败的。
反之,只有当一个人不承认他自己是被击败了,这个会战拆毁胜利。
福煦强调的“意志”有如巫术那样令人神秘莫测,在《战争原理》和《作战指导》这两本书中,福煦经常从玄学的凌空翱翔中急转而下,降落到战术的地面上来,谈一些具体的军事问题,但他对法国年轻一代军官的影响还在于对“意志”的玄妙阐述。
少壮派军人领袖、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德朗梅松上校对福煦过于偏激的理论如痴如狂,他在1911年战争学院的两次演讲对意志决定一切和攻击主义在法国的盛行,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只有一个人在唱反调,他就是法国战争会议副主席米切尔将军,内定在战时出任法军总司令,在1911年的最高军事会议上,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要求法国采取一条防御的战略。
他判断:
德国人不可能希望在洛林赢得一个决定性的会战,从卢森堡和穆斯河以东的比利时一角所发动的进攻,对热衷于战略大包围的德国人也提供不了作过的空间。
因此,米切尔认为,德国只有利用整个比利时领土,才能对法国发动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大攻势。
他主张法国应沿着凡尔登——那慕尔——安特维普之线展开100万大军,也和施里芬的想法一样,法军左翼末梢应擦过海峡。
米切尔还建议用1个预备役团来配合1个现役团的混编方式,来使第一线兵力增加一倍。
事后来看,米切尔对德国人意图的分析和判断非常深刻、准确,他要求重点设防之线,正是德国人主要突破区域。
然而他的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而且法国预备役人员除了年轻的编入现役部队外,其余一律编入后备部队,担任后方勤务和充任要塞守卫,是法军的传统惯例。
“后备役不顶用”则是法国军官团的传统见解。
米切尔的计划提出后,他的顶头上司,陆军部长梅西米认为他的神经有问题,早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他就认为米切尔是个犹豫不决的人,若在战时担任总司令,那是国家的不幸。
这次,梅西米伙同加利埃尼、霞飞、波、和迪巴伊、四位老资格将军,在最高战争会议上一致否定了米切尔正确的防御计划,并解除了他的职务,几经考虑后,在加利埃尼的推荐下,霞飞接替了米切尔的职位。
霞飞将军是一位工兵专家,身躯魁梧,大腹便便,面目慈祥象个圣诞老人,他具有无比坚定的自信心。
他的副官亚历山大少校曾经问他战争是否指日可待,“我认为这不成问题”,霞飞回答说。
“我一向是这么看的。
战争是要来的。
我要指挥作战,我要取得胜利。
不论干什么我都会成功的,就象我在苏丹那样,这一次也如此。
”副官肃然起敬道:
“要是那样,你就会有一支元帅仗了。
”霞飞语气坚定地说:
“对!
”霞飞接任后便全力以赴修订《野战条令》,1913年修改过的新《野战条令》是“攻击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它一开始就刀光剑影,豪气非凡,“法国陆军,现已恢复汽船同,自今而后,除进攻外,不知其它律令。
”在这种狂热的蚣精神指导下,霞飞抛弃了原来对德作战的第16号计划,在1913年4月制订出一个新的第17号计划。
5月份,未经任何讨论即由最高战争会议通过。
以后八个月中,法军就按照第17号计划进行部署,到了1914年2月,法国对战争大致准备就绪。
法军计划和部署要点是从阿尔萨斯的贝尔福到伊尔松略呈弧形的一线上展开五个集团军,这条战线包括整个法德边境和法比边界线的三分之一,而法比边界另三分之二的距离,也就是伊尔松到海岸之间几乎处于完全无防御状态。
这一地区正是米切尔计划的重点防御线,也是施里芬计划中战略迂回的重点进攻地段。
法国总参谋部的意图是:
取道梅茵兹直取柏林,即准备在南锡东北130英里的梅茵兹渡过莱茵河,其中2个集团军从麦茨以南攻入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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