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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罪的司法认定
故意伤害罪的司法认定
故意伤害罪的认定,往往比较复杂,不仅是因为在暴力案件中,对于致伤、致死的原因认定比较复杂,即便有法医鉴定结论,人们也还可能对于造成上述结果与被告人行为的关系存在不同熟悉,而且还因为有一些问题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要取得共识还有待于研究。
(一)区分故意伤害罪与非罪的界限
上文已经指出,一般殴打行为,未造成伤害或只造成轻微伤,一般属于违法行为,可给予批评教育或治安管理惩罚,不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可是,这并非仅仅因为未造成伤害或伤害轻微,而且是因为事实证明行为人没有伤害他人的故意,或是不能证明行为人有伤害他人的故意。
这就是说,区分本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只看危害结果的轻重,而是应当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深切调查、分析案情,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切忌主观性、表面性和片面性。
实施故意伤害行为,但因行为人意志之外原因未造成伤害结果,是不是组成故意伤害罪?
是不是能够按犯法未遂惩罚?
笔者以为,在实践中以故意伤害未遂判罪的案件很罕有。
主要原因不外是:
(1)行为人对他人身体实施暴力(如拳打脚踢),未造成伤害,尚不能有力地证明行为人确有致人伤害的故意,例如,因杂事发生厮打,当即被他人劝开,再也不继续施暴。
(2)即便不可否定有一般伤害的故意,因为实际上无伤害结果,也会被以为情节轻微,不宜定罪判刑。
有的案件,能够分析认定行为人有放任伤害发生的态度,实际未造成伤害结果,也不可能定罪判刑。
因为间接故意犯法只有已经造成危害结果才能成立,它是不存在犯法未遂的。
可是,正如前面所阐明的,用意致人重伤而未遂的,应当依法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二)区分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的界限
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由于客观上行为动作往往一样,都可能产生死亡结果,主观上又都出于故意,因此使两罪的界限往往不容易分清,这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
故意杀人能引发他人死亡,故意伤害也能引发死亡,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立法不注意到这种事实的存在。
可是,如何区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致死的界限,却有不同的规定。
例如,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实行客观主义原则,只看死亡是如何发生的,而不问行为人的故意内容为何。
例如,我国唐律就是以死亡发生的时刻来区分的。
其中关于“保辜”的规定是:
“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
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
在其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
”这就是说,只要行为人殴、伤他人,在上述保辜期限内死亡的,不论行为人有无杀人的故意,一概以杀人罪论;在上述期限之外发生死亡的,或在限内死亡而与行为人的殴、伤没有因果关系的,一概以殴、伤的规定论处。
清朝著名法学家、法律改革家沈家本也说过:
“故殴伤人因此致死者,以故杀论”。
①在英国也曾实行“一年零一日”规则,即谋杀和非预谋杀人罪的认定,以被害人在一年零一天之内死亡为条件,若是是在一年零一天以后死亡,则不能按上述罪惩罚。
可是这一规则已被《1996年法律修改法(一年零一天规则)》所废除。
②
在实施了故意的冲击,结果发生了死亡的案件,如何认定是故意杀人,或是故意伤害致死,在我国的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有的说:
“关键在于弄清犯法的目的”,因为,“犯法目的是决定犯法行为的性质和方向的根本条件”。
③照此说来,证明有杀人的目的,就是故意杀人罪,有伤害的目的,就是故意伤害罪。
有的更直截了本地指出:
“认定故意杀人罪,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目的,就不能组成故意杀人罪。
”④
上述观点,在刑法学界受到普遍的批评。
笔者以为,若是案件事实证明行为人有杀人的目的,固然组成故意杀人罪,可是,有什么理由否定不是希望,而是放任死亡发生的间接故意杀人的存在呢?
若是以为,故意伤害致死对死亡也能够表现为放任态度,那么,这同故意杀人罪的界限不是完全混淆了吗?
如此的结果,只能致使重罪轻判,减弱了对人的生命权利的保护。
而且,把一种性质更严峻的犯法的组成作为另一种危害性质较轻的犯法的加重结果,无论在法律上和理论上说,都是不适当的。
在理论上,还有人主张,“从犯法行为来认定杀人罪与伤害罪”,⑤若是这里所说的“犯法行为”是指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相统一的犯法行为,这种说法是无可非议的。
因为,说实施故意杀人行为定故意杀人罪,实施故意伤害行为定故意伤害罪,没有任何错误。
可是,当谈到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的区别时,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认定行为人有无杀人的故意。
这本来是个需要充分调查和分析案件的各类事实才能作出结论的复杂的问题,有的人却企图用简单的方式来解决。
例如,有的说:
“凡是在当场一击或一刺杀死的,都不能以为是伤害致死,应当以为是故意杀人。
”⑥而且“由此得出结论,伤害致死,在伤害和死亡之间必需有必然距离,没有必然的距离,就难于辨别是伤害致死,仍是故意杀人。
”⑦
有的人说,判断是不是有杀人的故意,不该当以故意的内容为准,不然的话,被告人不承认有杀人的故意,咱们就不好定案了。
他们主张,判断的标准就是看被告人是不是“利用致命的工具,冲击致命的部位”。
若是利用了致命的工具,冲击了致命的部位,造成了死亡,就是故意杀人:
反之,就是故意伤害致死。
笔者以为,不能简单地用如此一种公式来判断。
第一,致命的工具本身的范围,就是很难绝对肯定的,例如,刀、斧、枪支能够说是致命的工具,但它也能够作为伤害的工具,不能说拿刀的,就必然是要杀人;砖头、石块或木棒,常常被用来作伤人的工具,可是,用来杀人的也不乏其例。
因此,单从工具性质上是难以认定是杀人或伤害的。
说打中要害部位造成死亡,就必然是故意杀人,也不妥当。
打中要害部位造成死亡,能够是由于各类原因。
有的是有目标地选择要害部位;有的是在两边的搏斗当中,无心当中击中要害,乃至于有的被告人本来是想冲击非要害部位,但由于被害人躲闪却正好误中要害部位。
可见,打中要害的部位,并非等于被告人就有杀人的故意。
所以,用简单的方式,难以作出正确的结论。
笔者主张,对这种案件,要综合案件的各类情形加以判断,不能简单地按照某一个事实做结论。
按照司法实践的经验,在区分上述界限时,有以下事实是值得考虑的。
1.案件的起因。
行凶案件是如何起来的,是由于生活小事,仍是由于两边积怨很深,素来有仇恨引发的,是由一时激动仍是通过密谋策划,这些能够帮忙咱们分析被告人有无产生杀人的思想基础。
2.被告人和被害人平时的关系如何。
是好仍是一般,或是素不相识,或是连年的仇人。
这也能够帮忙咱们分析认定被告人有无杀人的思想基础。
若是平时关系专门好,由于一时口角发生殴打,一般情形下,杀人的可能性小。
若是是仇人见了面争斗起来,俗语说,“仇人见面,额外眼红”,那么,杀人的可能性就较大。
3.犯法有无预谋和预备,和是如何预谋和预备的。
凡是预谋杀人的,一般通过周密预备,要选择最能致人死命的工具,例如,想用匕首刺,惟恐匕首不快,还要磨一磨;要选择最容易杀人的时刻和地址。
而伤害案件,一般情形下,不需要做这么周密的预备,也不需要特殊的工具。
他能够随时抄起一根棍子,砖头等等,冲击对方;更不会选择最容易致死的工具。
固然,不能说用木棍就不能组成杀人罪。
4.伤害的部位。
一般地说,故意杀人的,总要朝致命的部位冲击;而故意伤害的,往往是不选择部位,乃至于成心识地避开要害部位。
比如有的打人,拿棍子和皮带专门打人的屁股,以为打屁股打不死。
其实打屁股,大面积的淤血,一样能够造成死亡。
可是,一般不了解这一点,以为打屁股没事。
这里要注意,虽然伤害的是要害部位,但还要看是如何造成伤害的。
因为,在两边搏斗中,不必然是被告人成心地冲击要害部位的、所以,打中要害的,不意味着就是故意杀人。
5.犯法行为有无控制。
一般地说,故意杀人的,专门是以杀人为目的,往往表现为行为没有控制,不置被害人于死地不会住手。
而伤害犯,因为是以造成对方伤害为知足,不想造成对方的死亡,所以,往往比较有控制。
6.犯法人的一贯表现。
是平时表现很粗鲁、凶残、放荡不羁、流氓成性,或平时比较胆小怕事,比较懦弱、温顺。
这能够帮忙咱们分析被告人产生杀人企图可能性的大小。
7.犯法后的态度和表现。
一般说,故意杀人的,当把人杀身后,他往往表现为一种比较知足的表情。
专门是在流氓杀人案件中,他会为杀死人而感到“神气”,有的还向同伙夸耀,乃至有的被害者没有死,而他误以为已经死了,来夸耀自己的“胜利”。
这足以证明他有杀人的故意。
若是行为人只是故意伤害的,当他明白被害人死亡时,往往表现为惊讶和出乎意料的表情,乃至于表示不相信被害人已经死亡。
以上几点综合起来分析,能够帮忙认定被告人有无杀人的故意。
例如,有一个小孩,17岁,一天晚上,他母亲把饭做少了,他没吃饱,就把碗往地上一摔,赌气地走了。
走到门口,碰着他12岁的弟弟,就打他弟弟一耳光。
他弟弟哭着归去告知他爸爸,他爸爸很生气,拿个铁勾子出去追他。
他正在门外玩,他爸爸上去就用铁勾子在他头上打了两下,把头打破了。
这孩子掏身世上带着的小刀,照他爸爸腰上扎了一刀,他爸爸受伤倒在地上。
他一看就吓坏了,赶快找邻居把爸爸送到医院。
结果因出血过量,抢救无效而死。
从案件情形看,被告人是一个17岁的孩子,被害人是他的父亲,平日关系也不错,就为这一点情形,一时激动,没有目标地照他父亲腰部一扎,显然是属于情急致伤。
而且,他在发觉爸爸受伤以后,马上找人送医院抢救更能够证明,他是不想扎死爸爸的。
(三)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未遂的界限
和故意伤害致死同故意杀人的区分相类似的是,杀人未遂和故意伤害的界限。
杀人未遂和故意伤害的相同点是,客观上都没有造成死亡,主观上行为都是故意的。
二者的区别和上面讲的一样,也只能按照案件的各类情形来综合分析判断被告人的故意的内容。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用意杀死他人,因其意志之外原因此未造成死亡,无论是只造成了伤害或是没有造成伤害,都应当以故意杀人未遂论处。
若是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只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并非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亡,事实上也只造成了伤害,就只能以故意伤害论处。
例如,被告人陈某和两个女青年弄三角恋爱,而且和两个女的都发生了关系。
结果两个女的都怀孕了。
后来他看情形瞒不住了,就只好和其中一个女的成婚。
可是,同时和另一个女的仍维持关系。
情形被单位发觉后,就给了他开除团籍、开除公职、留用观察的处分。
他怀疑是邻居刘xx想整他而告发的,就想报复刘。
一天晚上,被告人拿出自己的鸟枪,装了平时用量的1/3的火药,装了一些铁砂和四颗滚珠。
晚上八点多钟时,他暗藏在刘的窗外。
这时刘正背着窗户和另一个人在屋里谈话,他把枪架在窗台上,对准刘的屁股开了一枪,距离一米多远,打到屁股上有6处小指头大小的伤口,屁股外边还有17处像米粒大小的小红点,是铁砂打的。
从左臀部掏出两颗滚珠,住了13天医院就痊愈了。
此案一审法院定的是故意杀人,理由是他利用的是致命工具。
二审法院认定为故意伤害,理由是虽然利用的是致命工具,但在行动中是有控制的,是成心识地选择非要害的部位,而且用药量较少,是不足以造成死亡的。
由此可见,被告人显然没有杀人的故意,而只想伤害对方,达到报复的目的。
笔者以为,二审法院的分析是正确的。
(四)几种特殊方式伤害行为的认定
1.利用要挟、精神刺激的方式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的定性
利用各类方式如要挟或强烈的精神刺激所造成的伤害,能够达到比暴力伤害更为严峻的后果,专门是对少年儿童、妇女、老人及精神状况不佳的人。
故意打要挟电话、在睡觉的被子里放蛇等等,从而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乃至于死亡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并非鲜见。
这种行为是不是应当以故意伤害论,值得研究。
一般而言,这种故意伤害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会致使的结果有明确的熟悉和理解,至少熟悉到产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
这一熟悉是成立在对被害人所处环境、精神状况、身体状况、心理状况的了解基础上的。
第二,这种行为是非暴力的,即便利用暴力,这种暴力也不是用以直接致伤被害人的,若是有身体上的接触,目的也不在于通过接触产生伤害。
总之,行为人的目的虽然不是追求有形的肉体伤害,但却是追求无形的精神伤害。
这种精神伤害不是单纯的情感上的,而是神经上的伤害。
因此这种行为若是的确给他人精神上造成了严峻的伤害,应当认定为成立故意伤害罪:
但如果是这种行为并未给被害人造成任何精神上的伤害,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设立要挟罪,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动身,则宜依照《治安管理惩罚条例》的有关规定惩罚。
2.以故意传染性病或其他疾病的方式伤害他人的行为的定性
故意传染性病和其他疾病,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犯法行为,有时不仅危害到具体特定的被害人,乃至危害公共安全。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域对这种行为做出了刑罚惩罚的规定。
例如,我国台湾地域《刑法》第285条规定的,“传染花柳病麻风病罪”即是。
另外,苏联、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国的刑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我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规定这种行为,但随着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在我国的沉渣泛起且有日趋猖獗之势,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增设了传播性病罪。
鉴于该罪的设置大体上知足了冲击风化犯法、净化社会风气的需要,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该罪的规定稍作修改后,纳入到现行《刑法》第360条中。
按照第360条第1款的规定,传播性病罪是指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峻性病而卖淫嫖娼的行为。
至于传播麻风病等其他疾病的行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则来作任何规定。
因此若是行为人出于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主观故意,实施了传播性病或其他疾病的行为,又应当如何定性处置呢?
对此,我国台湾学者指出,按照台湾地域《刑法》第277条第1项和第278条第1项规定,传染花柳病麻风病罪的成立,不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将其病毒传染于他人之用意为必要,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患有花柳病或麻风病,并加隐瞒,即为已足。
若是行为人用意伤害他人,而以传染花柳病为手腕,则非本罪,而应就其犯意,别离论以轻伤罪或重伤罪。
①大陆刑法对此亦未明确规定。
笔者以为,这种情形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具体情形具体分析。
一般而言,以故意伤害罪论处的情形应当同时具有以下几个条件:
(1)行为人主观上须有伤害他人的故意;
(2)对于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包括造成损害结果的可能性)有明确的熟悉;(3)行为必需针对特定的对象而实施。
因此只有在行为人的行为针对特定的对象,其所传播的性病或其他疾病不具有高传播率特征,且能够治愈或在很长一段时刻内不会致人死亡的情形下,才能够成立故意伤害罪;反之,若是行为人故意传播的是鼠疫、天花、痢疾、霍乱等具有高传播率特征的疾病,或行为人的行为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则应以“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若是行为人对特定的人故意传播的是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等目前人类难以治愈的疾病,且行为人是明知故犯,显然是要置人于死地,则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惩罚。
3.盗取他人体内活体器官或人体血液的行为的定性
行为人利用医学的方式和器具,利用自身医护人员的特殊身份和技术,在不被受害人知晓的情形下,盗取其血液或器官的行为如何定性?
对此,有学者提出,这种行为既不能定诈骗行为,也不能定盗窃行为,而应认定为故意伤害行为。
其所持的理由是:
人的血液和器官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他们有经济价值,具有商品的属性,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是人体的组成部份,是人体健康和存活的条件。
未经受害人本人同意而偷偷摘取,是对他人身体健康的严峻侵害。
这种行为虽然在必然范围内会致使人死亡,但却组成了对健康的损害,是一种十分严峻的故意伤害行为。
①
笔者赞同上述结论,可是,对于结论的论证还值得商议。
人体内的血液、器官是不是具有经济价值和商品的属性?
笔者以为,血液和器官存在于人的身体之内或之上,只能属于维持身体健康和存活的条件,并非具有商品性或财产性,也不可能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刺伤他人的身体器官与损坏他人财物或商品相提并论。
只有当它们与人的身体离开、独立存在而且再也不发挥原有的功能作用的时候,它们才能够取得一般商品的属性,具有了经济价值。
例如医院血库里寄存的血液,是医院的财产组成部份,盗窃该血液的,能够组成盗窃罪。
那么,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的方式抽取他人身体内的血液或摘取他人身体上的器官,为何只能组成故意伤害罪,而不能定盗窃罪或别离定此二罪,实行数罪并罚呢?
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典型的想象竞合犯,只能“从一重罪处断”。
因为行为人的目的是使血液或器官离开他人的身体,然后非法占为已有,符合盗窃罪的组成特征。
可是,为此,他必需从抽取他人的血液或割取他人器官着手。
而行为人明知这一行为会对他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而且对这一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符合故意伤害罪的主客观特征。
这就是说,行为人的一行为(从着手行为到占有行为,是完成秘密占有行为的完整进程)同时触犯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两个罪名。
依照理论上对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对行为人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五)关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的认定
《刑法》第247条规定:
司法工作人员对犯法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利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
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惩罚。
此条中最难理解的问题就是“致人伤残、死亡”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1月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同意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一些问题的说明》中指出:
“以肉刑致人伤残的,以伤害罪从重论处应理解为以刑讯逼供定罪,按故意伤害罪的有关条款惩罚;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亦以刑讯逼供罪定罪,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条款惩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那个司法解释在法学界引发了极大争辩,无论从刑法典立法用语的规范性,仍是从立法的角度来限制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恶劣风气而言,以上司法解释都是极不科学的。
但是那个不科学的司法解释却接踵沿用了8年之久而不改。
1997年刑法的修改,避开了这么一个误区,从刑法理论的角度分析,采用了有关转化犯立法例。
可是,刑法的这一规定是不是合理,学者们则是众口纷纭。
有学者以为,将刑讯逼供罪规定为转化犯,有商议之余地。
第一,将刑讯逼供进程中致人伤残、死亡的情形转化为伤害罪或杀人罪,在实际上使刑讯逼供罪形同虚设。
因为司法实践中,很少处置过只给犯法嫌疑人或被告人造成轻伤的刑讯逼供罪(虽然造成轻伤也组成刑讯逼供罪)。
第二,将刑讯逼供罪规定为转化犯,并非符合转化犯的组成要件。
按转化犯的特征,必需是行为人在实施某个犯法进程中故意内容发生了转变,只是在如此情形下,才有转化的必要。
而刑讯逼供进程中致人伤残或死亡的情形,按立法原意,行为人的故意内容和逼取供词的目的并未发生转变。
再次,将刑讯逼供进程中造成犯法嫌疑人或被告人重伤或死亡的司法工作人员视为伤害罪犯或杀人罪犯,乃至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对于行为人及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和亲友来讲实在难以同意。
因为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或死亡的情形异样繁复,既有可能是刑讯逼供所致,也有可能是被害人自身身体为特异体质等因素所致。
①故论者主张,将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规定为刑讯逼供罪的结果加重犯。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
因为,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故意犯法(本罪)的同时,或在本罪造成的非法状态持续进程中,由于行为人实施了特定行为,而这一特定行为与其本罪行为的结合足以填充另一故意犯法(转化罪)的组成,从而使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转化罪的犯法组成,并按照刑法规定以转化罪定罪处刑的犯法形态。
②转化犯的组成特征在于:
(1)在转化犯形态的生成中,存在前后两个不同罪质的故意犯法行为,即转化犯的进展进程表现为一个故意犯法向另一个故意犯法的转化,行为先符合甲罪性质,尔后符合乙罪性质。
而且,前一犯法较后一犯法要轻,只有轻罪向重罪的转化,而不存在重罪向轻罪的转化。
(2)转化犯中两个不同罪质的犯法行为(前一犯法行为为“本罪”,后一犯法为“转化罪”),虽然
罪质各异,但在组成要件要素上具有重合性和延展性。
这种重合性和延展性,具体表现为本罪的组成要件要素能够被转化罪的组成要件要素覆盖、本罪的组成要件要素在客观上(固然,不是说仅仅在客观要件要素上)能够进展为转化罪的组成要件要素。
(3)犯法性质发生转变,是在前一犯法即本罪的行为实施的同时,或前一犯法造成的非法状态持续期间。
这是转化犯成立的时刻条件。
(4)犯法性质发生转化,是基于行为人实施了特定的行为,特定的行为表现为后一犯法(转化罪)的部份组成要件要素事实,而这些事实与前一犯法(本罪)的组成要件要素一路,正好足以填充转化罪的组成要件。
(5)转化犯是实质上的数罪、法律规定以一罪论的罪数形态。
而结果加重犯则是行为人基于一个犯法故意,实施一个犯法行为,在成立大体犯的基础上,由于行为造成了超出大体犯的法定结果,刑法规定对其加重惩罚的犯法形态。
可见,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区别主要在于:
其一,前者是实质的数罪而法定为一罪,后者是形式的数罪而实质的一罪;其二,前者中本罪与转化罪虽共有某些组成要件要素但罪质完全不同,后者中加重结果不影响犯法组成的性质,犯法行为的罪质不因加重结果的出现而改变,如致人重伤、死亡的抢劫和未致人重伤、死亡的抢劫即大体犯的犯法组成性质并无质的区别(都是抢劫罪),只是在符合同一犯法组成的基础上要素不同进而影响到罪责之轻重。
以此为标准仔细分析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情形,不难发觉,其并非符合结果加
重犯的特征,而是典型的转化犯。
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已经超出了刑讯逼供罪的组成范围,亦即罪质上已经发生了转变。
众所周知,司法工作人员对犯法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利用肉刑或变相肉刑的目的在于逼取供词。
其中,肉刑是指行为人用拳脚或器械等物质性工具,直接作用于犯法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给其造成痛苦或伤害之行为。
常见的肉刑有:
拳打、脚踢、警棍电击或抽打;打铐紧夹;悬吊、水灌等等。
实践中,有关司法工作人员在实施刑讯逼供进程中,对肉刑的利用,有时采用一种,有时则数种结合利用。
所谓变相肉刑,是指不直接利用拳脚及物质性器械作用于犯法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肉体的方式,而是对其予以折磨的行为,如车轮大战,连番审讯,长时刻站立,不睡觉,哈腰,饥饿,“金鸡独立”等等。
以上对犯法嫌疑人、刑事被告人逼取供词时所采用的肉刑、变相肉刑的方式,也即是说,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肉刑与变相肉刑方式,肯定会对犯法嫌疑人、刑事被告人造成必然程度的伤害,因此刑讯逼供罪的犯法组成中固然包括对犯法对象造成的伤害结果,但这种伤害只能以轻伤害为限。
若是将致人重伤、死亡也视为刑讯逼供罪的固然组成要件结果,则无疑有鼓励刑讯逼供、放纵犯法分子之虞,而这显然是有违我国刑事立法设立刑讯逼供罪的初衷的。
因为,刑讯逼供罪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惩处已然之罪;而另一方面,则主如果出于立法威慑的考虑,避免刑讯逼供于未然,从而在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陋习。
所以,上述论者所提出的将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规定为转化犯,有可能使刑讯逼供罪法条虚置的理由,因有悖于刑讯逼供罪的立法精神,而显然难以成立。
另外,论者关于将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情形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处置,可能伤害广大司法工作者和亲友的担忧,笔者以为,纯属多余。
道理很简单,并非是刑讯逼供一旦出现了被逼供人伤残、死亡的后果,就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概成立转化犯的。
只有行为人对被逼供人的伤残、死亡后果的发生主观上至少存在着放任的心理,刑讯逼供罪才有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余地。
至于行为人在刑讯逼供的进程中,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的,笔者以为,从我国一贯提倡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量刑原则动身,似应以刑讯逼供罪的结果加重犯规定为宜。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刑讯逼供罪的转化犯的规定,也并非尽善尽美,而是仍有需要检讨和改良的地方。
综上,笔者以为,刑讯逼供转化为故意伤害罪的条件是:
在客观方面,发生了刑讯逼供致人重伤或残废的结果;在主观上,行为人对于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持一种希望或放任的心理。
(六)一路故意伤害案件的认定
一路故意伤害犯法是指二人以上在一路伤害故意的心理支配下所实施的一路犯法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一路故意伤害犯法发案率高,涉及人数多,案情复杂多样,因此,要准确地界定其性质、状态并进而解决其定罪量刑问题。
以下试从简单的一路伤害、复杂的一路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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