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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货币问题的一些探讨朱建鹏
关于货币问题的一些探讨
摘要:
人类的交换孕育了货币的萌芽,但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是信用创造者出现以后才产生的。
它是信用创造者与信用主体相互协商、相互作用、相互共识的产物,一出生便具有信用货币的特质。
多元化、多中心的欧洲社会孕育了自由货币制度,促使了民间金融市场的繁荣与发达;一元化的中国社会孕育了统制货币制度,较早的找到了权威的货币创造者。
两种模式的融合便形成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中央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代理政府承担信用创造者主体的角色,是现行的信用制度具有更强大的信用创造能力,于是依赖实物(包括贵金属)来弥补信用创造能力不足的历史便结束了,纯信用货币------纸币便应运而生。
这是人类对自己的智慧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是人类组织能力上的一次新的突破。
信用货币在狭义上是人类的财富和资产,是国家队公民的负债。
在广义上包括所有的具有流通性与兑换性的信用工具。
这是货币成为一个复杂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复杂性不在于信用货币本身,而在于他代表的信用关系------信用创造者与信用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博弈与合作。
同时信用工具的无限量创造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复杂性。
通货膨胀的顽症使信用货币在复杂性的基础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雾纱。
在没有出现世界范围内的强势权威的创造者出现之前,世界货币只是一种美好的期望,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进程也会因此而步屐艰难。
但不可否认的是,信用货币是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纽带,人类将会不遗余力用自己的智慧推动其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信用货币信用工具信用创造信用创造者信用创造者主体
一、货币的起源与发展形态
货币是在人类交换在频度、广度与深度上不断延伸下孕育的。
人类的第一次交换行为并没有产生货币,也不可能产生货币,它仅仅是一次偶然性的实物交换。
作为人类历史必然进化过程中的偶然现象,应该出现在原始社会的氏族群居时代,交换最早应该是在氏族与氏族之间或不同氏族的成员之间进行的。
在氏族内部是不存在交换的,所有的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并且按照特定的方式分配和享受这些财富,这种特定的分配方式将可能增强氏族与大自然斗争的能力,推动氏族部落的成长与壮大。
这些偶然性的交换应有这样一些前提:
第一,氏族之间应该有相互沟通的渠道,没有相互的接触与共同的语言是无法有效的交流与沟通的;第二,氏族内部有一定的剩余品出现,这是交换有了可能。
第三,交换的欲望,这一点尤为重要,这是交换的最根本的动力所在。
第四,所交换的物品具有不同质性和不同功能,这是产生交换欲望的根源。
随着人类与自然界斗争能力的增强,能够从自然界获得更多的物品,人类所拥有的财富增加,交换的欲望就可能就更强了。
交换范围的扩大,是人类发现了更多的不同质的物品,刺激着他们的需求欲望。
另外还必须注意的是,氏族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部落或者部落联盟,这种动机可能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生存能力与发展机会。
因为他们不仅面对的是令他们畏惧的大自然,还有更为可怕的异族入侵,入侵的目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掠夺财富和物资------这是另一种变相的交换,不过它是强制性、侵略性的。
这种变相的交换的根本原因是物资的稀缺性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这是一对天敌,构筑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战争、罪恶与进步、发展。
另一个方向是氏族内部的解体,变为更小的生活和生产单位------家族与家庭。
此时的社会可能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允许以家族或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生活,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这种水平。
这样就使交换的频度增加了,同时也意味着交换的深度增加了。
人类交换的深度、广度、频度的增加,实物交换就难以满足时代的要求,于是便出现了像一位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即在当时当地销售里最大的财货,在交换中最为一般人所乐于接受,因而也最能与其他货物相交换。
对于这样一种财货,我们的祖先曾以‘通用’,即‘服务’、‘支付’来称呼它,到最后才命之为‘货币’”。
这一现象被马克思抽象的总结为扩大的价值形式或一般价值形式,而其实质还是纯实物交换。
只不过这时作为扩大的价值形式或一般价值形式的物品具有信用货币的一个重要特性------在特定的范围内具有可兑换性------尽管这种可兑换性范围还非常有限,并且还不稳定。
但正是这一点,是这个时候的交换以及不完全是等价的性质了。
可兑换性本身具有信用的存在。
可以说,信用是随着这可兑换性的出现而产生的。
此时的信用之所以能够维持,可能是受交易范围的限制,也可能市场内部已经孕育出某种机制,形成这种机制的动机应该是明确的------确保交换的便捷与安全。
但形成的原因很难揣测,很可能是氏族或部落权力力量的推动,也可能是大商人出于经营的需要推动的,还可能是民众自发形成的社会契约,不同的社会形态又不同的成因,不能一概而论。
同时此时的信用非常脆弱,可兑换性也是比较差的,这是因为作为交换中介的实物的稀缺和不便捷造成的。
总而言之,用人们乐于接受俄、有价值的实物作为交换中介,只能被动的适应着当时的社会需要,这种性质注定要被新的形式所取代。
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是在信用创造者出现之后产生的。
早期的纯实物交换不利于交换范围的进一步扩大,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加,知识与经验的丰富,社会组织形态的日益高度成熟与规范化,以及通过征服而不断扩大的地域范围与政治权力,是寻找一种合适的交换中介成为社会的必然,而又谁来承担并保证交换中介的信用,即担当信用创造者的角色也被社会意识到,并开始孕育。
但有限的历史资料表明,当时在新的币材没有出现之前,社会中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资财来承担基本信用的创造之前,信用创造者的角色是由多方力量所承担的。
如在古罗马,军饷是用食盐发放的,商人与大财主业已不同的方式创造自己的信用,但是这些信用都是以实物的形式实现的,以保证有足够的价值。
关于币材的选择,从牛、羊、斧到盐、贝,然后选择铜、铁、银、金、。
中国文献记载的铸币历史至少有2500年。
这说明人们在选择币材的过程中已逐渐认识到,作为货币必须具有自由兑换的特性,这就要求货币要轻便、便于携带与分割,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也就是说,要有足够的信用保证。
保证新必须做到:
一是物资的稀缺性,不论是在客观上(如金矿的稀缺与不易开采)还是在主观上(如金矿的开采被政府所垄断)都应保证币材的稀缺性,这样才能保证货币有足够的价值。
二是信用创造者的信用问题,它必须十分的珍惜并慎重的应用它所拥有的这种信用。
有了这些条件之后,信用货币材真正的产生了。
它是不同的信用创造者利用不同的币材子各种特定的范围内流通的货币。
这种鱼目混杂的货币局面是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局限下产生的。
信用创造者的信用创造能力有限也与之密切相关。
但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强,社会经济的发展,各个独立且不相联系的地域获国家都不约而同选择金属(铜、铁、金、银)作为货币,并且用这种铸币统一国内的市场。
铸币在人类的历史的进程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历史意义十分深刻。
以至于卡尔马克思不由得惊呼出“货币的天然是金银”著名论断。
挡铸币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世界各地的经济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同时也出现了典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自由货币制度和统制货币制度,并行不悖的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空间存在着。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组织的力量推动了货币的形成。
这种组织可能是以经济权力为核心组建的,也可能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组建的,还可能是以军事权力为核心组建的,他们因社会形态的不同而决定的。
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组织作为信用创造者的货币,可以统称为统制货币;以经济权力为核心的组织作为信用创造者的货币,称之为自由货币。
而以军事权力为核心的组织一般是非正常的社会状态,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与短期性,在此可以忽略不计。
这两种货币模式中比较典型的是中国和西欧。
据现存的文字记载和考古证实,春秋时已出现铸币,时称之为布币,盛行与战国时代。
秦始皇横扫六国,废除六国的布币,统一货币为方孔圆形,强制推行于大江南北。
由这段史实可以合理的推测,至少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与其隶属的地方政府以及大商贾共同分享了铸币权,并可能在本国内成为信用创造者重要角色,但这段史实也表明,诸侯国并没有取得法律上的垄断地位,但是各诸侯国管理货币与铸造钱币的技术与经验已相当的成熟,否则秦始皇便不可能在更大的疆域内实现货币的统一发行与管理。
秦皇统一六国货币的史实也可以说明另一个问题:
先秦时代的中央政府以充分的意识到拥有铸币权的益处,并开始主动的去控制这种权力,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铸币权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为历代的王朝政府所垄断。
明朝初期刘基的“货币国定说”是对此前历史的最好总结,也是中国传统货币理论的成熟表现。
秦皇100年后,汉皇武帝再一次果断的把铸币权收归中央政府,起因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之争,被市属称之为“盐铁税”之争,钱穆先生曾从制度的角度对此段历史作过详细的解读。
在此之前,汉朝的铸币权过于分散,中央政府、诸侯及地方政府都可以独立的享有这种权力。
中央政府财政的紧张,使汉武帝决定集中铸币权,其垄断性的收益——铸币税——归少府(负责管理皇室财政收支的官吏)管理,这笔财政曾被汉武帝那用于弥补打击匈奴的军饷。
铸币税存在的史实,足以证明古代的金属货币并非是足值得,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用创造者所创造的信用。
中国的信用创造者过早的有中央政府来承担,比欧洲要早2000余年,这完全缘于政治上的早熟与文化上的智慧。
而此时主要是白银与铸币挂钩,依靠着“白银——物价”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来维持铸币的价值。
与此同时,金、玉、帛等贵重物品也能在市场上广为流通。
欧洲的早期显然是一个自由货币的世界,因为此时的欧洲没有形成国家的概念,也没有国家的存在;中世纪欧洲的国家概念与实力刚刚开始形成,就被基督教文明的阴影所笼罩,陷入黑暗的世界中;文化的觉醒、地方王国实力的增强、商人(实际上是亦商亦盗)经济力量的崛起,几股势力在腐朽的宗教神权统治下碰撞,结果是宗教神权的实力式弱,政治力量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便形成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形态。
这与中国的单一化社会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欧洲的这种社会形态导致经济实力由民间社会所控制,由民间高利贷与大商人转化而来的银行也便逐步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与管理权,而随着中央政府力量与权力的日益增强和商业规模的日益庞大,货币的发行权才转移到中央银行。
据可靠的历史来看,最早的商业银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巴尔迪银行,于1272年成立。
比较有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是1587年成立的威尼斯银行。
1694年英国政府为了同高利贷商做斗争,以维护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成立的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标志着现代银行的产生。
他们发行的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自由兑换的银行券,便是现代纸币的雏形。
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大钱庄的银票也具有很强的可兑换性,甚至清朝政府的火耗(即税银)也是通过银号汇到国库的。
但是国家巨大的政治权威,压抑着工商业力量的崛起与发达,缺乏独立自由的市场环境,没有自动的往现代的方向发展。
近代的欧洲在工业革命与殖民掠夺的过程中,成个社会与经济的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
商业规模的增大与竞争加剧、经济对政治力量的依赖加强、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等为铸币权由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转移找到了支点。
而这个过程也是民间社会力量在与经济权利的斗争中经济权力式弱的一个表现。
英格兰银行淤1694年成立到具体从组织模式上和货币发行商具有中央银行的职能(1844年的《比尔条例》)花费250年的时间,1913年美国联办储备银行的成立,使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得以正式确立。
铸币权终于权落中央政府,不过它是按商业银行的模式组建的。
而非是中国是的未经商业充分发育成熟而组建起来的中央集权式管理体制。
两种货币管理模式在不同的时空下各自独立的发展,尽管途径与方式穷异,但最终都朝一个方向发展——中央政府掌握铸币权与货币管理权。
这是世界融为一体化的过程中两种模式不断借鉴的结果。
但是至今为止,两种货币管理模式的运作观念还有很大的差异,造成了具体管理措施上的一些分歧。
二、货币性质理论与形成的思想
关于货币性质理论,几乎近代的每一位思想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都对此作了研究与探讨。
这种狂热的钻研的气氛,在传统的中国是没有的,传统中国能引起狂热的是“仁”、“义”、“孝”之类的精神。
从这里也许能看到中西方人的追求与文化的差别。
近代的欧洲史告诉我们,近代学者对货币理论热衷探讨的原因是欧洲人对黄金与财富的疯狂追逐。
但是这些学者们在探讨的过程中并没有紧紧围绕着黄金与财富打转,而是具有了更开阔的视野。
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为了克服交换的不灵敏”。
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鼻祖卡尔马克思则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根源于商品,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自发的产生。
而现代货币主义的鼻祖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它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写道:
货币是“一个共同的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它是“建立在普遍接受的传统习惯上,而这一传统,从某种观点看,是一种虚构的信念”,即“货币的价值是建立在虚构的信念上”。
在西方学则的眼里,关于货币的观点不止这些,多侧重于解释与分析,务虚而不务实。
但在传统中国学者的眼里,除了明初刘基的“货币国定说”外,似乎没有更多的声音,完全走的是务实的路线。
亚当斯密的观点为很多人所接受,因为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没有交换就没有产生货币的必要。
所以说每一个学者对货币的分析都是从交换谈起,包括卡尔马克思在内。
但是最初的交换是没有货币存在的,货币在交换发展到什么程度下才存在?
这个命题使人们无休止的探讨下去,由此也产生了万花筒般的异彩纷呈的观点。
卡尔马克思的货币商品观与其“货币的天然使金银”是统一的。
因为在它的理论中,金银本身就是商品,启充当了货币之后就成了特殊的商品。
特认为货币使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目的是为了否定最初的交换便产生货币。
也可以说是他认为货币是高级商品经济形态下的产物,是自由经济体中才需要而且才有产生的可能。
如果自修它的这一思想渊源便可发现,追逐黄金的狂热与19世纪金本位时的施行在它的意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填充了它的全部思维空间,所以它就把货币等同于财富,根本务是当时在流通领域美存在的纸币与其他的信用证权。
这种历史的局限性的责任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于迷住了他双眼和思维空间的时代与生活范围。
其根本的原因是没有看到货币背后信用创造者得的存在。
这也难怪,若隐若现的信用创造者被很多学者所忽视,因为他们更相信自由的力量,不情愿接受政治权力扩大的现实。
卡尔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总结的货币流通规律,很可能是在直接(更可能是间接)的研究创同中国货币管理制度的结果,非常的粗糙、笨拙、不灵敏,一生下来就是个怪胎,在现代经济的宏观微调中根本不发挥作用。
作为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建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无疑是经济学上的大师级人物。
大它对货币的研究,仅侧重于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解释的方法非常类似于美元纸币上英文字母“It’syourgod!
”(这就是你的上帝!
)实际上多少隐含了无奈。
人类非常的智慧,总是创造些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就如同创造了计算机,居然能够打败人脑,创造了货币却无法解释其内涵与运作的原理,这绝对是意义时的披上了神秘的色彩,因为每一种解释都是不全面的,都能遭到人们强有力的反驳。
弗里德曼的解释与论断在现实中也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作为本身没有价值,以中央政府信用为担保的纸币,人们要接受它,受必须有心理上的认同感,没有这一认同感,很难保证不发生信心危机。
这也是二战以来人们认为美元就是美金的原因之一。
弗里德曼的虚构信念论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
货币现象的复杂性。
在现在社会中她决非是央行发行了即可完结的事,更艰难的是随之而来的管理。
现代货币发行的主动权更多的掌握在央行手里,随之衍生出来的名目繁多的各种各样的信用,是央行管理的主动权日渐萎缩,即使是最为发达的美国,形成了有效的金融传导机制,弗里得曼也不由的发出了无奈的叹息。
而所有的问题集中于一点,就是信用创造的无限性。
央行使信用创造者的主体,但围绕它衍生出很多信用与信用创造者。
所以经济学家的另一个巨匠断言:
“在一万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懂得货币问题。
”
上述的货币性质理论探讨是围绕着亚当斯米、卡尔马克思、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展开,以下的探讨将围绕金银铸币与纸币展开。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新航路开辟和海外殖民掠夺,使大量的黄金与白银通过葡萄牙与西班牙流入欧洲,并导致了价格革命。
金银的充足是金银作为本位币成为可能,所以在欧洲便出现了金银复本位制。
而这一过渡的过程,正是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他以其亲身经历与体会得出“货币的天然即金银”的论断。
而这一阶段货币的本质问题是铸币权并没有完全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里,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力量,使大家不得不遵守社会契约论的学说。
法律便是社会契约论的最典型表现。
所谓的金银复本位制和金本位制也是一种法律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社会契约的观点。
以金本币为例,英国政府于1816年颁布法令以确定金本位制度,其他欧洲国家同样是这样。
金本位制度的特点:
一是金币可以自由铸造和自由融化,二是金币可以自由兑换辅币和银行权等价值符号,实质上是可以自由利用黄金或金币创造信用;三是黄金可以自由的输出入国境,以保证物价与汇率的稳定。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制度本身和制度产生的来源是在自由货币阶段,还没有进入统制货币阶段。
而中国在汉武帝时中央政府拥有铸币权后,在流通领域,铜钱、金、银、玉、帛等按一定的比例并行流通,而税收和徭役则以实物或铜钱的形式征收。
直至清朝前期才统一用银两征收,而市场上却以铜钱买卖粮食。
曹龙骐先生认为中国是最早实行银本位的国家,也可能基于此。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信用创造者的主体是中央政府,社会上众多的信用创造者也是依附于这个主体而产生的衍生性创造,只不过依附性的程度不同罢了。
但有一点,绝对没有现代社会的依附程度高,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缘故。
金银本位币制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短暂性表明,金银作为货币是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首先是不具备使用的便捷性;其次是信用创造的能力有限,社会中有限的金银储备量制约了其信用创造能力。
这是金银作为法定货币的一个致命缺陷,他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能够作为法定的本位币是因为这个时候没有足够强大的信用创造者来创造足够的信用来满足社会经济飞跃发展的需要,于是拥有足够价值的黄金与白银便在弱势信用创造者们的支持下充当了这一角色。
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们相信,利用黄金作法定货币不是以信用的存在为基础的,而是以黄金的价值为基础的,而就这一点显然是违背史实的。
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黄金作为本位币,商人与购买者自觉的遵守这一规定,同时允许黄金以5%的误差存在。
这些本身也是以信用为基础的。
没有信用的存在,黄金作为货币的生命力更加有限。
纸币最早出现在中国北宋世纪的四川,时称之为“交子”,随后不久在江浙地区出现的纸币称之为“会子”,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这也许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与印刷术的发明和印刷技术的成熟密切相关,当然也可能是商业的繁荣促成了此动机。
元朝时曾在全国范围内发行过纸币,以弥补金银储备的不足,但却因货币的恶性贬值而导致金融体系崩溃,社会大规模的动乱。
随后便在出现民间出现钱庄、银号等金融机构,他们所发行的银票具有很强的可兑换性,清朝时期政府的税银都是通过银号来转账的,著名的晋商便是以此而闻名天下的。
另一个制的记忆的是美元的产生过程。
独立战争牌是大陆会议以西部土地为储备发行大量债券,建国后债券的大幅度贬值引起了商人与购买者的极为不满,面对这种情况,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把十三州拥有的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政府,把这些土地债券转化为美元纸币,一直到1913年联邦储备银行建立才把货币发行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联邦储备银行独立的执行了这一发行与管理职能。
1944年的布雷森里顿体系的建立打破了金本位制度的历史,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了双挂钩制度:
黄金与美元挂钩,美元与各国货币挂钩。
这一体制明显的透露出了黄金储备资源的有限性,黄金的这一致命缺陷终于导致了1971年布雷森林顿体系的崩溃,代之而来的是1976年牙买加体系的建立,他完全抛弃了黄金在货币史上的地位,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纯信用货币制度,并通过协约加强与协调各国信用货币的管理,以维护国际贸易的实现与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展。
现代的货币制度除了有中央政府担当信用创造主体之外,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加强国际间的协调与约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强中央政府信用创造着主体的地位和对货币市场有力有效的管理。
纯信用货币——纸币的出现,伴随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认识,一种是传统中国式的,一种是欧美式的。
传统中国是的理论认为,纸币是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一种价值符号。
这种论断至少体现两种思想:
“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完全是刘基“货币国定说”的翻版,是对传统货币思想的一种延续。
“一种价值符号”则是取意于马克思学说,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他履行了货币等价交换的职能,本身拥有足够的价值。
纸币仅仅是这种价值的符号,他代替货币履行货币的流通职能,本身并不是货币。
显然这种思想依然停留在19世纪中期,如果没有信用理论的出现,两者很难融合在一起。
然而依照现代官方经济学的解释,这里面没有信用的存在,因为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根本的特征就是专制,货币便是国家强制垄断的产物。
这也许便是纸币理论中国式解释的理论渊源。
与之相反的另一种解释是欧美式的。
这种理论认为,货币是国家对公民的负债,国家仅仅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履行的是一种管理职能。
基础货币的所有权属于所在国的国民,除此之外的其他货币则属于信用创造的产物。
该解释体现了这种思想:
一是主权在民,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利益,保障自身的人权与安全是由来已久的思想;二是产权意识与产权制度,产权在民与主权在民是一对孪生兄弟,在欧美社会里同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渊源,强烈的产权意识与完善的产权制度是信用创造的基础。
这种思想的现实模式就是:
货币既然为公民所有,货币的发行与管理就必须为公民负责,保证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全与繁荣。
在这里指的说明的是,这中国对公民负债的货币是狭义上的货币,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强力货币),它的内涵是以此为基础可以创造更多的信用货币,于是他就成了所有其它信用货币的母体,而它本身也同样是信用货币,但是其创造的信用货币是基本的信用货币,是信用创造者对信用主体的负债,这些基本信用货币是信用主体的财产。
基础货币以外的货币是派生性货币,他们均具有流通性和可兑换性,但是这种流通性与可兑换型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不像基础货币被法律赋予了其无限的流通性与兑换性。
两种货币理论认识上的不同,正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与文化理念。
如上所述,自由货币制度和统制货币制度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交往中不断融合,从西方的角度看,货币制度从自由货币制度转向了统制货币制度;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从统制货币制度转向了自由货币制度。
在国际经济贸易的推动下和国际契约制度的约束下,双方在制度的形式设计和功能设计上越来越没有区别,但是所持的观念却无法弥合,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全球多样化表现。
三、信用创造者与信用货币
但两个个体或群体进行实物交换时,双方的角色即使信用主题,又是信用创造者。
只有当交换中介出现之后,信用主体与信用创造者的角色才实现分离。
每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的场合下都是信用主体的角色,只有极少数人或群体才有资格在信用主体的信任与支持下担当信用创造者的角色。
但当这个角色的人或群体非常复杂,可能是以政治力量为核心的国家组织,也可能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割据政权,还可能是以经济力量为核心形成的商业联合,还可能是在某种社会力量下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
总之,信用创造者的出现和信用创造者信用能力加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才诞生。
这个时候的信用创造者这绝对不是凭空虚构的,也绝对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所能承担的了的,而是由多个组织或多个人或联合或独立的承担的。
揣按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信用创造者的信用创造能力低。
同时他们也选择稀缺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甚至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实物来作为货币。
也可能把这种货币负伤某种神圣的宗教色彩来加强其信用,这在古代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
不过,这种货币流通的广度、频度、深度还是非常有限。
用马克思的人类历史进化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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