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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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

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

北平是个风沙很大的地方。

很少天然的明山秀水，西山比起南边的山来也是干燥乏味的。

春天风沙一大，满天是黄沙和黑土。

然而人喜欢北平，从各处挤到这儿来，我也是的。

说它是文化都城，那当然也是对的；但许多人却是专来玩，或者因为玩的方便而来住家。

北平的好玩，据我看完全是在于建筑。

大街上摆着红红绿绿的牌楼和城门座子，白石的桥配着更白的白石栏杆，都是很好看的。

当然人到北平来不能光是走走大街就算了，总得还要往各处看看，譬如皇宫，北海，颐和园之类。

现在的故宫据陈援庵先生考证是元人也黑迭儿所造。

[1]中南海和北海是否元人所造很难说，从许多碑文题字看来，乾隆皇帝大概很有过一番修葺增建的工夫。

至于已经给外人毁了的圆明园和还没有给外人毁了的颐和园，这里面的楼台布置，却是经乾隆几次下江南之后参酌了江南的天然山水和许多私家园林而修筑的。

据说北平南海瀛台、玉泉山、畅春园的叠石，还是张然的手迹。

[2]张然是张涟的儿子，张涟是明末江南的叠石名手，《桃花扇》中说到阮大铖的石巢园，便是他所布置。

所以现在北平园林的建筑虽然在国内好傢要首屈一指，但它们的蓝本，却还是江南的山水和园林。

　　江南的园林又大都是从前朝抄下来的。

明朝是一个比较的艺术意味很重的时代，从明人的小说和剧本，以及这些书本的图版可以窥见当时私家园林的一斑。

这无疑是受南宋遗传下来的影响。

宋也是一个爱美的朝代，徽宗对于太湖石的嗜好，竟促成了政府的南渡。

[3]南宋苏杭一带的园林，其盛况恐怕远过于李格非所记的洛阳名园。

而《洛阳名园记》所载的许多园林，都是唐人旧构；如大字寺园为唐白乐天园，湖园为唐裴晋公宅园。

这样一代一代往上推，推到几时呢?

我以为应当推到魏晋六朝。

　　中国的魏晋六朝，和欧洲的中古时代差不多，是一个不大容易被人了解，有宗教热忱而又浪漫意味很重的时代。

“浪漫”是近代人的说法，用古时的话来说，是“旷达”、“风流”。

杜牧之所谓“大抵南朝都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

”一般的说，这时代的人喝酒、服药、清谈、放诞、狂狷、任性、好山水、好艺术，穷奢极侈的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

中国私家园林的起来，也是在这个时代。

　　魏晋以前，除了帝王的宫殿和苑囿以外，私家是很少有园林的。

．大概在那时的封建制度之下，也不容许私家有园林。

现在所知道的，梁孝王的菟园是一个。

《史记》说：

“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

”[4]菟园大概就在东苑之内。

《西京杂记》记园的内部建筑说：

　　梁孝王好宫室苑囿之乐。

作曜华之宫。

作菟园。

园中有白室山（一作百灵山），山上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

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

宫馆相连，延亘数里。

奇果异树，瑰禽怪兽，靡不毕备，王与宫人兵客，弋钓其中。

　　但《西京杂记》是魏晋以后的书，恐怕免不了受了当时园林的影响，参考枚乘的《梁王菟园赋》，作一些想当然耳的记载。

因为“赋”是照例夸大的铺张，而枚乘又曾躬游菟园，也还没有说到：

“瑰禽怪兽，靡不毕备。

”只是说：

“斗鸡走菟，俯仰射钓”而已。

此外就很少见除了帝王还有谁有园林。

孟尝君的客人虽然有“珠履三千”，但他也似乎没有特别讲究的园林可以引起当时写历史的人注意。

邵平大概是有一个园的，但是可怜，他下了东陵侯的任之后，那园子只能让他种种瓜而已，其简陋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想古籍中所说的园，譬如《诗经》的：

“园有树桃，其实之肴。

”《史记》的：

“梁有漆园，楚有橘柚园。

”以至于曹参的从吏在隔壁饮酒高呼的后园，董仲舒讲《春秋》讲得太起劲，三年不去瞧它一下的园，多半是这类的果园菜园，并不是有楼台亭池的花园。

再不然，就是桑园漆园，听说庄子曾经管过漆园。

《说文》：

“园树果，圃树菜也。

”《周礼》：

“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

凡祭祀宾客，供其果蓏。

享亦如之。

”这也可以看见当时人对于园圃的观念。

《三辅黄图》（卷四页三）引《云阳宫记》：

“云阳车箱坂下有梨园一顷。

梨数百株，青翠繁密。

望之如车盖。

”《三辅黄图》是一部记载汉时宫殿、苑囿、街衢、桥梁等一切建筑的书，而说到“园”的，只此一条而已。

另外有一节是很可注意的，在“上林苑”条下：

　　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

……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山（《西京杂记》作“北邙山”，《太平御览》引作“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

激流水注其中。

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

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珍禽，委积其间。

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

致江鸥海鹤，孕雏产鷇，延漫林池。

奇树异草，靡不培植。

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昝，不能遍也。

　　袁某不过是一个平民，有一些钱，就这样大治园林，那是皇帝所不允许的。

以后怎么样呢?

妙得很：

　　广汉后有罪，诛。

没入为宫园。

鸟兽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

　　广汉有什么罪，书上没有说，也没有人知道。

我们猜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园子盖的太好。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这样看来，截止到汉代为止，私家园林大概是不会有，也不许有的。

　　至于皇帝御用的呢，上面已说到，《三辅黄图》所记，只有宫殿、苑囿、池沼而无“园”。

有之，即是果园。

汉代去周未远，还保存着猎狩的风气。

帝王贵族要打猎，可是又不愿或不敢当真到荒林旷野中去猎，于是想一个中庸的办法：

教别人去捉些野兽来，多半是熊、野猪、狐狸、鹿、兔之类，以可以射逐而不致十分伤人为原则，放在一个大林子内，（我想当时的河南、陕西一带一定还有许多树林，不像现在似的到处是黄土、黄土、黄土!

）又在林子外面筑起围墙，不让它们逃走，于是帝王贵族，就在那儿向着已经吃了一次苦的野兽作第二次的追逐。

这地方便是所谓“苑”。

苑里面当然也有些宫殿、树林。

但如果这样的苑大到三四百里见方，那是不会有整个的园林布置的，不过是断断续续，东一所离宫西一所别馆而已。

举一两个例子，看看那些苑囿究竟是什么回事：

　　上林苑中以养百兽禽鹿，尝祭祠祀宾客，用鹿千枚，腐兔无数。

做飞具缯缴，以射凫雁，应给祭祀置酒。

每射收得万头以上，给太官。

　　上林苑中天子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

离宫观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

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赀不满五千徙置[苑]中养鹿。

因收抚鹿矢，人日五钱。

元帝时七十亿万，以给军击西域。

（《汉宫旧仪》卷下，页八，榕园丛书本）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

主苑中禽兽。

（《续汉书·百官志》）

　　汉西郊有苑囿，林数麓泽连亘，缭以周垣四百余里。

离宫别馆，三百余所。

（<三辅黄图》卷四）孝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

苑中有堂室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

屏风帏褥甚丽。

广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格熊。

后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短（断?

）脰。

后为兽所伤，陷脑而死。

（《三辅黄图》卷四）

　　秦始皇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陈仓。

优旃曰：

“善!

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兽触之足矣!

”始皇以故辍止。

（《史记·滑稽列传》）

　　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四边。

以郎为苑监。

宦官奴婢三万人。

养马三十万匹。

（《汉仪注》，《三辅黄图》卷四引）

　　有时候别人捉来的是虎、豹、大熊、狮子之类的猛兽，那就不能随便放在苑里，得想法子把它们圈起来，免得伤人。

把猛兽圈起来，还有一个用处，像罗马帝国时代一样，可以使罪人搏兽，他们看着玩儿：

　　李禹（按：

李广之孙）有宠于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尝与侍中贵人饮，侵凌之，莫敢应。

后愬之上。

上召禹使刺虎。

悬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

禹从落中以剑斫绝累，欲刺虎。

上壮之，遂救止焉。

（《汉书》卷五四《李广传》）

　　秦王也做过这样的事，那一次倒霉的是信陵君派去的代表朱亥。

袁固则因为瞧不起老子曾经被窦太后放在豕圈中叫他击豕。

　　这是魏晋以前帝王苑囿的情形。

至于宫殿则大都是高大雄壮，很少曲折布置。

最多的是台观。

那是有许多原因的：

第一，古代的都城都在陕洛一带，那里平原多于山水。

华山是很险峻的，那时还没有人去凿石开路，不能登临；平常远远地望着，往往把它看得非常神秘，认为是登仙得道的去处。

[5]渭水和黄河是又脏又浊的。

到处臃肿着泥沙，很不容易使人发生美感。

因此这时代的人尤其是帝王对于山水还没有发现它的可爱，当然也就想不到在园子里收罗山水之美。

（孔子因为生长在泰山脚下，又很游过一些地方，所以比别人更懂得爱好山水。

）但是古代帝王却也不甘心老是站在地面上；要登高处，要望远处的理想是有的。

于是他们就筑了许多高台。

[6]筑台的风气自文王的灵台、卫宣公的新台、秦始皇的琅琊台以来，历代不绝。

在台上筑殿便成“观”，如豫章观，蜚廉观之类。

“观”本来是观望之意。

筑始必须掘土，于是便有了池沼。

所以“台”和“池”常常不能分开，有了灵台便有灵沼，有了太液池便有渐台。

[7]

　　至于私家的园林，却是魏晋以后才兴起来的。

私家园林的起来，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却是对于山水之美的认识和欣赏。

在魏晋以前，知识分子都聚在陕洛；江南秀丽的山水，在当地土人看来是熟视无睹的。

一直到魏晋，这一带的自然风景才被人发现。

说起来似乎不可信，在魏晋以前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描写自然风景的书。

一到此时便不同，我们读王羲之、献之的杂帖，如同读英国前浪漫主义时代诗人葛莱（ThomasGray），在欧游途中写给Walpole和West的书札一样，渐渐透露出作者对于自然景物的爱好，预示一个艺术上新时代的到临——实际上也的确替唐代预备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

中国文人爱好山水的习惯，盛起于此时。

这里只能举几个比较熟悉的人物：

　　王氏一门都是艺术家，自然风景当然是他们的生命。

《晋书》本传说王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

会稽是他的第二故乡，不用说了；其余东南的名山，他跟着采药的许迈，差不多都游过。

王献之说：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王羲之说：

“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莫非亲。

”[8]对于自然之美有这样深刻的欣赏和了解，那是前人所未有的。

他们对自然界有种种的爱好，不仅山川而已。

王羲之又爱鹅，爱听鹅叫；他那千金不卖的隶书只有拿鹅去才能换得到。

[9]徽之则爱竹，住到一个地方便在那儿种起竹来，竹于他是一天都舍不得的。

画家顾恺之尤其酷爱山水。

他从会稽游了山回来，人家问他山川之美，他说：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

”[10]浙江潮、虎丘山，他都游过，还做过赋，写过序，他有文集二十卷，我们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不少描写自然之美的作品，但是他的集子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者已只七卷，现在则只能从《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书中见到一鳞半爪。

《太平御览》卷九一八引到一句他的《湘中赋》，《北堂书钞》卷一五二引到他的《湘川赋》，可见他也一定游过湘、沅、洞庭。

我们看不到这位画家对于山川的欣赏真是一宗极大的损失。

王羲之的好友谢安，不消说更是山水的知己，四十岁以前他的生命完全消磨在山水之中。

比他们更早一些的有阮籍、嵇康。

阮籍一入深山，便是好几天不回家。

嵇康也是的，他在山中遇见不少逃世的隐士，我们所知道的有孙登、王烈。

他们在山中长啸、弹琴；饿了就掘些黄精、野术来吃，渴了饮石钟乳。

他们有一个专事啸傲山川的团体，即所谓竹林七贤。

[11]比他们后一些的有陶渊明、谢灵运。

谢灵运因为祖上做过大官，他自己也很阔绰，他游山是雇了几百个工人替他凿石开路，他自己又特别制了爬山的木屐。

有时明火执仗，呼啸人山，甚至于叫人疑心他们是土匪。

老陶虽然穷而且懒，然而他的游兴可也不浅。

平常我们在他诗中看不出来，他有一篇《祭从弟敬远文》，有一节说：

“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

三宿水滨，乐饮川界；静月澄高，温风始逝。

抚杯而言：

物久人脆。

”可见他出去玩一次也是好几天不回家的。

他如干宝、葛洪、许询、郭文之流，更不用说。

并且在当时仅以栖幽见知的人是如此，一般士大夫，大都以爱好山水自负，傲人。

明帝问谢鲲，你比庾亮怎么样?

谢鲲说：

“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

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周顗也说过同样的话。

[12]后来顾恺之替谢鲲画像，因为他说过这句话，就把他画在岩石里；不知道这故事的人问恺之，他说：

“谢云：

‘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此子宜置丘壑中。

”[13]这一条记载在画史上很重要，可以看作中国山水画的矫嚆矢。

前乎此者，中国画的题材不外乎人物车马，如刘向《说苑》所记齐敬君画妻；《西京杂记》载毛延寿、陈敞等六人画宫女；《续齐谐记》所传魏徐邈画鱼；《华阳国志》说诸葛亮画南夷图。

汉武梁石刻的浮雕也只有简单的人物。

汉李刚祠堂石室所雕，也只是君臣官属，飞禽走兽。

[14]武英殿所藏汉猎壶的图案也不外乎人和鸟兽相搏。

晋明帝、卫协诸人多画佛像帝王。

顾恺之自己以画人物著名，也画过佛像，唐甘露寺还有他所画维摩诘像。

[15]在这以前的画家根本没有发现山水之美，当然不知道图写自然风景。

自此以后，有宗炳画他自己所游过的山水。

[16]画山水的风气当然要到唐代才大盛，但是种子却是在这时播下的。

　　魏晋人物好游山水，直接是受道教思想的影响，间接却是受政治的影响。

黄老道士的思想在汉朝虽然也有一部分人信它，如张良、汉武帝、窦太后之流，但毕竟不是当时学术思想的正统。

比起董、郑、马诸大儒所领导的儒家思想来是毕瑟可怜的。

一到东汉末，自灵帝中平元年（一八四）黄巾起义，断断续续内战了五六十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感到厌恶，近乎无政府思想的老庄便合了他们的胃口。

同时政府当局军书旁午，也就没有闲情逸致来提倡正统思想，那些类乎反动的书籍——《老》、《庄》——也就传播得格外快些。

恰巧佛教又是在那时候乘虚攻入，佛经的许多思想又和“无政府”、“出世”的老庄思想气味相投，[17]这样推衍到魏晋，第一流的学者如何晏、王弼，索性不谈经术——他们懂是懂的，只是不谈——专治黄、老、庄、易，便是所谓“玄学”。

继何、王而起的有阮籍、嵇康、向秀、郭象、诸葛厷。

他如王羲之、殷仲堪等虽不著关于老庄的书，也很喜欢这类思想。

殷仲堪说：

“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晋书·阮籍传》云：

“博览群籍，尤好老庄。

”嵇康给山涛的信中说：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郭象所注的《庄子》，王弼所注的《老子》、《易经》，到现在还有权威。

佛教徒好老庄的则有支遁。

同时搜神志怪之书，《山海经》、《神仙传》一类作品也在那时陆续出现。

和这些玄学思想连带发生的，便是养性、服食、辟谷、求仙的那一套。

魏晋名士最初深入重山的目的，许多是为求仙采药，看下列几段记载就可以知道：

　　康尝采药游山泽。

会其得意，忽焉忘返。

樵苏者遇之，咸谓神。

……康又遇王烈，共入山。

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

（《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

　　（葛洪）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

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

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

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

……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

闻交趾出丹，求为句漏令。

帝以洪资高不许。

洪曰：

“非欲为荣，以有丹耳。

”帝从之。

洪遂将子侄俱行。

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

洪乃亡罗浮山，炼丹岳表。

（《晋书》卷七十二，本传）

　　（刘驎之）好游山泽，志存遁逸。

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

见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困。

一困闭，一困开；水深广，不得过。

欲还失道。

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

或说困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

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

（《晋书》卷九十四，本传。

）

　　（陶）淡幼孤，好导养之术。

谓仙道可期。

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

（《晋书》卷九十四，本传》）

　　这里所谓服食，服的大概是些黄精、芝术、石钟乳、松脂之类。

另有一种五石散是当时名士所常服的，那是汉代就有的东西，但那时吃的人少，到何晏才配合得吃起来有效验。

[18]何晏说：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19]王羲之给朋友的信中说：

“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

”[20]大概这东西吃了之后，和鸦片一样，也是很痛快的，所以大家都爱吃。

但它毕竟是药，和鸦片一样，吃得不小心是很危险的；最易犯的是脚肿、生背痈之类。

吃了这东西又得走路散发，这也可以促成和帮助他们爬山。

爬山要身体轻一点便宜；所以许询比人瘦，爬起山来方便，别人就非常羡慕他，说他“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21]但是胖一点人爬山就容易觉得吃力，于是乎不得不乞灵于顽石，等到“膏散身轻”，也就“行动如飞”了。

又譬如吃了药，药性发作了，浑身发热，骨子里都痒出来，生理上的要求，非走动不可．但是走到哪里去呢?

老在屋子里转不是事，何况屋子里铺着席子不一定可以转；总在这几条街道上走多腻?

于是只好爬城，等到城也爬腻了的时候，只能爬山了。

所以吃药和爬山，是相互为用的。

　　至于黄精、野术、灵芝之类，是山产的植物，很补的，吃了之后，当然可以不吃米饭，即所谓“辟谷”。

杜甫逃难的时候，在山里饿的无法，靠他那支白木柄的长饞，常常掘黄精来充饥。

我也吃过黄精，在华山半山腰一个道观里，两年以前的春假。

那里经道士们用糖来渍过的。

形状一条一条像萝卜干，吃起来像陈年的干枣，可就没有那枣子的香味儿。

至于别的“服食”，因为我不懂药物学，说不清了。

服食养性以求长年，当时人是信之颇笃的。

嵇康以为人可以长年，假使他顺自然的法则。

他说神仙非积学所能致，只在导养得理。

按自然之理，他以为人是可以长年的，然而不能者，其原因多半是因为醇酒腐肠，妇人伐性，喜怒悖气，哀乐伤神。

所以他以为普通人的寿不能长至百岁以外，全是不会摄生：

　　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其自用甚者，饮食不节，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绝；风寒所灾，百毒所伤，中道夭于众难，世皆知笑悼，谓之不善持生也。

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中智以下，谓之自然；纵少觉悟，咸叹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众险于未兆。

　　因此他主张：

　　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菅；非欲而强禁也。

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

……旷然天忧患，寂然天思虑。

……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

（《养生论》，《文选》卷五十三）

　　他以为这样便可以“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

”他这思想的根据，完全是从老庄思想发展出来的。

他的基本主张是“返乎自然”。

　　“返乎自然”是各方面的；舍去人事的扰攘，回复到大自然的怀中，欣赏各种自然之美是一方面。

用率真坦白的态度处世，任自己的性情，爱说什么话就说什么，爱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不顾传统的礼教，当代的俗套，后世的毁誉是另一方面。

魏晋风流中最可爱的一点，便是他们率真坦白的任性。

但也就是这一点，最为自以为正人君子的人所不容，从那时候起，[22]一直把他们骂到现在。

譬如说，既然是人，而又常见面，当然有感情，见了问好，别时说再见，那是最普通的人情，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阮籍和她作别，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正人君子们却非议了，因为《曲礼》上说，嫂叔是不准通问的。

阮籍说：

“礼教管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吗?

”于是正人君子们更哗然了。

[23]但这班人却一切不顾，还是爱怎么样就怎么干。

阮家隔壁酒店里有一个女人是很美的，阮籍常去她那里喝酒，喝醉了便在她身旁睡着了。

她丈夫知道阮籍平常为人，也不以为意。

（李白喝醉了在胡姬酒肆中睡，也许是学阮籍的）他乡里一个女子死了，她很美，又很有才，他觉得悲伤，便到她家里大哭一顿，虽然他并不认识她父兄。

[24]王徽之在会稽，一天晚上刚下完雪，月色和雪色上下朗照，他睡不着了，起来打开门窗，望开去到处是纯洁和澄澈的银光，他一面喝着酒，一面念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朋友戴逵来，便立刻去找他。

在银色的天地中，在清静的寒夜里，坐在小船里听橹声的咿唔，听篙水滴下去的丁东是很有风味的。

戴逵住的很远，小船摇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口，月色消逝了，他又忽然不想找他了，便把小船掉了一个头，独自回家了。

他爱竹，上面已说过；他在吴中的时候知道有一家有许多好竹，便坐轿到那家，坐在竹子下讽诵啸傲，也不管主人洒扫了等着他。

弄得主人没办法，只好把大门关起来，他走不了，才不得不和主人说笑。

[25]诸如此类的行为，当然要被人目为狂狷的。

还有，儒教的传统训条是教人立德、立功、立言，可以“扬名于后世”，这个他们也反对。

名誉本来是别人对于一个人行为思想的评价，但如果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扬名”上着想，那就未免卑鄙而可怜；卑鄙，因为一个人好自己的“名”和好钱、好地位、好权势没有什么分别；可怜，因为一个人做“名”的奴隶和做不论什么的奴隶是一样的。

所以张翰的朋友看他一味任性自适，一番好心的劝他说：

“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

”他说：

“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26]

　　他们这样放纵任性，有许多事是现在看来也有点可异的。

其实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一是因为反对汉儒的拘守礼教，局促虚伪；有意提倡率真任性的思想行为：

既是矫枉，势必过正。

二是因为生当乱世，放纵一点可以分散不利于他们的人的注意力，可以遮盖他们的愤怒。

换句话说：

是以“玩世”来代替“嫉世”。

我们细看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知道。

现在先说反对礼教，再说玩世。

　　阮籍对于汉以来儒教所孕育出来的所谓正人君子，有极深的厌恶。

他讨厌他们胸襟陋窄，定了许多法则礼教来束缚自己，教训别人；不认识天地之大、宇宙之美。

他痛恶他们志趣卑劣，除了做官之外，不知道人间尚有更高尚的事，并且还欣欣然有得色。

他有一个比方，比那些钻在礼教中的君子，正如钻在裤子缝里的虱子。

他说那些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

”正如同那些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

”他甚至于说：

“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

”[27]这简直是无政府的思想了。

　　但如果我们以为阮籍因为有了无政府思想才不问政治，厌恶政治，玩世不恭，那就错了。

正惟因为他太关心政治，把政治问题看得太认真，觉得实在没有办法，才来一个反动，才有这类无政府思想。

正如同曹雪芹把恋爱看得太严重太认真了，才发出“因色悟空，由空见色”一套议论。

至于刘伶，则不仅发发议论而已，他简直和世人开大玩笑。

他在屋子里不穿衣服，别人见了讥笑他，他说天地是我的屋子。

屋子是我的裤子，谁教你跑到我裤子里来了?

[28]他把万物看得极小。

以为只如江海之载浮萍。

他把自己的生死也看得极透彻，常常坐着鹿车，带一壶酒出去游玩；雇一个佣人扛了一个铁铲子跟在后面；对他说，我要是死了，便掘一个坑子埋我。

他是爱开玩笑的，不但和别人，也和他的妻子，他妻子痛哭流涕的劝他戒酒，他说很好，可是他自己戒不了，得在鬼神前面立个誓，要他妻子预备酒肉祭神。

他跪了下去说：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

”于是神桌上的酒肉一起祭到他肚子里去了。

[29]

　　但他们喝酒也并不是无意识的胡闹，是有原因的。

简单的说，就是王忱所谓“阮籍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

”[30]当阮籍的时候，正是五六十年大乱以后，人命是和现在一样，很不值钱的。

孔融、何晏、王弼、祢衡……一班稍有气骨和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被统治阶级用这个名义或那个罪名杀掉，连他们同时的嵇康都不免。

这当然是很可惨痛的事。

他们不满于当时的政治，但又不准表示，不准发表思想。

喝酒是装糊涂的妙法：

譬如发了很危险的议论，他可以说，是酒醉了说的，算不得数。

他们又是才名很高的人，统治者又往往要表示“延揽人才”或者“礼贤下士”，有时候还得“奉召”去做官。

你若不愿去，统治者也有话的，譬如说：

当今圣明之主在上，你还不出来，安着什么心?

罪名是很重的。

所以嵇康的朋友向秀本来可以很安心的和嵇康喝酒、弹琴，谈讲庄子、在柳树底下打铁；等到嵇康被杀之后，他反而跑到洛阳去了。

文帝挖苦他道：

“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

”他只能撤一个谎说：

“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

”[31]

　　当时内战虽然暂时停了，可是各级的统治者虐杀文人的事却常有的。

各政治势力的一度消长，便有一批人要牺牲。

还有党羽之间，互相凶杀报复的事。

做官的滋味，在感觉敏锐一点的人是知道并不好尝的。

于是他们就借一些名义来推诿。

李密是说他祖母太老了。

阮籍要做步兵校尉，可以整天喝酒装糊涂。

张翰却说，因为看见西风起了，想起江南莼菜鲈鱼的滋味，要回家去吃。

其他“以病免”、“以疾辞”之类，多到不可胜计。

其实这些都是遁词。

阮籍是把世事看得很清楚的。

本传说：

“籍本有济世志。

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