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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综述
屈原综述
摘要:
屈原的生年;屈原士履;屈原“流放江南”;屈原的爱国主义;屈原“否定论”;屈原的评价;关于研究现状的总结。
一、关于屈原的生年
生年。
关于屈原生年的几种影响较大的说法是公元前340年(郭沫若说)、公元前339年(浦江清说)、公元前340年左右(游国恩说)。
此外任有公元前353年(胡念贻说)、公元前342年(汤炳正说)、公元前341年(陈久金说)等。
在《屈原考》中,郭沫若引经据典,在驳斥胡廖的观点后,郭沫若为了进一步坚持他的立场,又开始对屈原的生卒年进行了一番考证,他根据王逸认为屈原生于寅年正月庚寅日的观点,得出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卒于公元前278年5月5日,享年62岁。
浦江清先生撰写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试图对屈原的观点进行修正。
他的结论是公元前341年岁星在星纪,太阴在寅,太岁在子;而公元前339年岁星在娵訾,太阴在辰而太岁在寅。
因此,他推断屈原的生辰应该是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庚寅。
而这一时
间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记述的屈原的事迹也很符合,因此,浦先生认为屈原的生辰是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从而修正了郭沫若的说法。
继郭沫若和浦江清后,胡念贻先生对他们的观点都进行了否定。
他主要是依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反驳。
认为公元前341年和339年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是这两年出生的话,那么与《史记》所记载的情况就有冲突。
因此,他认为屈原的生辰应该推迟12年,即公元前353年正月二十三日,这样,就与史书和《离骚》中关于屈原的记述相符
合了。
胡先生的观点受到金开诚等人的支持。
楚辞研究专家汤炳正先生在他所撰写的《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探讨》中对屈原的生辰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对“摄提”“孟陬”“贞”“庚寅”的解释都是承袭王说,只是他对屈原具体的出生时间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
除了以上提到的关于屈原生辰的一些有影响的观点,还有许多其他的千奇百怪的说法。
这些说法虽然未能有大的影响,但也是屈原生辰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李延陵在他的《屈原的生辰与离骚的著作时期》中认为屈原生于楚宣王八年,即公元前362年正月初一。
钱贵成先生在《屈原生年考略》中认为屈原生于公元前353年正月二十三日。
何幼琦先生在《屈原的生年和诞辰》一文中认同浦江清先生的观点,即屈原生于前339年正月十四日。
常健在《屈原生年的再探讨》中认为屈原生于公元前353年夏历正月庚寅日。
郭元兴先生在《屈原生年新考》中提出屈原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十月初一。
徐锡祺在《关于屈原的生日》一文中认为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九年正月庚寅,即公元前342年11月6日。
黄崇浩在《屈原生辰及相关问题》中认为屈原生于公元前351年夏历正月初五(周历三月初五),与周文康的观点相同。
……
屈原生辰研究,不仅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屈原的崇敬和爱戴,也体现了中国学者求真求实的探索精神。
虽说屈原的具体生辰还未尘埃落定,但这些研究对屈原生辰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成果,为后人继续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应该相信,随着文物的不断发掘,科技的不断发展,历史的不断还原,屈原的生辰之谜最终必然会被揭开。
二、关于屈原士履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列传》: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
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
一、谏官说。
唐代张守节《史记·屈原列传正义》日:
“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
”左徒对内得图议国事,发布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等等,那就负着国家重大的责任了”。
需要说明的是:
其一,张守节用一“盖”字,表示推测之意;其二,级别不对,左徒为卿级官员,而拾遗级别太低;其三,根据楚国官制,楚有谏官,如“溉尹”或“缄尹”。
二、令尹副职说。
关于左徒的职掌,文献只有一处记载: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
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
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
楚使左徒傅太子于秦。
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
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
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
(《史记·楚世家》)
三、莫敖说。
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推测,左徒“盖近内官,其职颇与汉制太常相似”,“余疑即春秋以来之所谓莫敖也”。
其理由为,第一,莫敖亦卿阶,压建以莫敌为令尹,与春甲君以左徒为令尹事相合;第二,“莫敖为近内官,人则禁御左右,出则应对诸侯,主为盟会之事,与原传‘图议国事,接遇宾客’之语合,’;第三,“楚自鲁桓公十二年之后,始有莫敖之官,直至春秋末屈瑕、屈重、屈完、屈荡、屈到、屈建、屈生七世相承为之,为莫敖者更无他姓人”,“楚无二屈,官制容有小变,不容有大更,则原世其官,本极可能”;第四,战国以来楚之为左徒者,仅原与春申君二人,按春申君亦本楚之近亲(《韩非子·奸劫轼臣》篇以春申君为楚庄王弟),则左徒必以亲族为之,与莫敖之制同。
四、司徒或司徒副职说。
路百占以为,“左徒”即“左司徒”的省称。
段熙仲以为,“比例之令尹之下有左尹、右尹,司马之下有左右司马,司徒之下可能有左徒为其佐贰”。
此说亦难成立,理由为:
其一,“左徒”与“左司徒”之间的等同关系,没有文献与考古的依据;其二,楚国官制本来就比较复杂,左尹、右尹未必是令尹属官;左右司马更不是司马的属官;其三,楚本有“司徒”之官,《左传·宣公十一年》:
“令尹蔫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
”杜预注:
“艾猎,孙叔敖也。
司徒掌役。
”司徒之下是否有左右司徒。
则属于臆测。
五、左史说。
王汝弼提出,“左徒之职,当即《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之所谓‘左史’。
何以知其然也?
《玉藻》云:
‘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艺文志》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王氏以为:
“徒当为史字的楚译”,“楚史谓之祷机,疾读之成徒。
’,。
案:
楚设左史之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语·楚语》下记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又能上下说于鬼神”,说明楚国左史除记载史实外,还能读古籍,道典,通鬼神,以其广博的专业知识,在一些问题上出谋划策。
六、太子傅说。
林庚则说:
“左徒所以是宫廷的亲信。
因为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吴郁芳说:
“屈子职为左徒,于史有载。
而楚人以左徒为太子之傅,于是亦有载。
《史记·楚世家》‘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
’然而《春申君传》中,秦人径称这位侍太子的左徒为‘楚太子之傅’。
”⑩黄歇担任过太子之傅是实,但不能据此推理:
黄歇担任过左徒,屈原也担任过左徒;担任过左徒的黄歇曾为太子之傅,担任过左徒的屈原也可能做过太子之傅;因此左徒的职掌为太子之傅。
七、登徒说。
汤炳正(“左徒”与“登徒”》一文,利用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文字,提出“左徒”与“登徒”是一个官职的两种不同的简称。
“左徒”即“左登徒”的省称,而“登徒”即为“左登徒”或“右登徒”的省称。
“左徒”很可能是上大夫之职,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主要活动在外交方面。
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三闾大夫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
一、“公族大夫”说(取王逸论述职掌之前半而推论)。
王逸原文为:
“三阎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
人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
”但一般学者仅取前半,即“三阁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如姜亮夫《屈原列传疏证》云:
“三间之职盖专守宗姓之事,而以教宵子为主。
”其《楚辞通故》“制度部第六·三阎大夫”条云:
“按三阁之职,王逸以为掌昭、屈、景,则即列国之公族。
”次引米代程公说((春秋分纪))”公族大天”余“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凡卿之适子属焉”、“公族专主教诲也”、“就闲官”等,复云:
“举屈子一生事迹,教胃子固为其最重之职,则与晋之公族大夫,正相类矣。
且晋之公族,皆晋之同姓,则与屈氏为同姓之义亦合。
”
二、宗伯宗祝说。
吴永章《楚官考》提出,“三间大夫职掌王之宗族,与周的春官宗伯和秦的宗正类”。
吴郁芳认为楚之三闾大夫即是《周礼》中的小宗伯,宗伯就是宗祝或谓祝宗;屈原的职业是主持宗庙祭祀的宗祝,是祝宗卜史。
其说亦不可信:
其一,周的宗伯、秦的宗正、汉的太常等,只是在职掌职能上与三闾大夫相近相类,但不能等同。
其二,宗伯与巫、祝、卜、史不是等同关系,它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其地位悬殊。
其三,巫、祝、卜、史在社会发展史上发挥过作用,但在屈原时代,已经逐步淡出政治中心,见于文献与考古的类似职务只有“太卜”一职。
三、多种职能说(取王逸论述职掌之全部而推论)。
李诚提出,王逸《楚辞章句》明确了“三闾大夫”的职能,“以今天眼光看,屈原这一职务竟包含有教育、内政、监察、外交等多种职能,而‘序其谱属’更说明这一职务甚至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颇有些不伦不类。
但是只要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王逸的说法,应当有一定的来历而非凭想象虚构。
屈原先祖鬻熊曾任周文王之‘师’一职,其职主要为君王提供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及措施;协同君王处理战争、祭祀、外交的等重大事宜;负责督促贵族子弟学习、修养等。
十分清楚,‘三闾大夫’正与‘师’有明显的继承性,故其职能颇多一致。
就此而言,‘三闾大夫’并非学术界所惯认的相当于北方‘公族大夫”。
“王逸多出司马迁的‘掌王族三姓’、‘监察群下’等几句话,正是最能与‘师’的职责相互发明”,“王逸《离骚序》对屈原职责的记载不是抄撮《史记》的结果,而是有自己的接受源流”。
“三闾一职具更多内涵,其职责涵盖左徒,而左徒职责更专施于外交领域”。
四、三闾为邑名说。
钱穆《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认为,“三闾乃邑名”,三闾大夫是“以公邑称大夫”;三闾即“丹析之三户,实楚人开国发祥之地”。
钱氏的根据是,应劭《风俗通》“三闾大夫屈原之后有三闾氏”、《元和姓纂》称屈原后嗣以“屈南”、“三闾”为氏。
饶宗颐先生尝驳之,以为昭、屈、景,楚之三大公族,其始与楚之发迹无涉。
此三族皆芈姓之后,为楚王族之强者,故合称之曰“三闾”,掌此三姓之官,谓之“三闾大夫”。
而且通观古今记载,无有“屈南”、“三闾”二氏人物,《姓纂》之说,殊不可信。
故三闾非邑名,而屈原当无子嗣。
通过以上考释可知:
王逸关于“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的记叙是可信的,昭、屈、景三族的确是战国时期楚国王族的大姓;三闾大夫的职掌即为“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而“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一段文字,是王逸将前人关于屈原任三闾大夫的记载与《史记》关于屈原任左徒的记载杂糅在一起而造成的误解,应从“三闾大夫”的职掌中剔除出去;“三闾大夫”的职掌与中原的“公族大夫”的职掌是比较相近的。
“左徒”、“三闾大夫”关系
一、左徒、三闾大夫即莫敖说。
左言东认为,“为了更有利于君权的集中和行使,楚武王最后几年建了可随时任命与撤换的令尹制,令尹的权力在莫敖之上。
后来又有司马的设置,莫敖亦在其下。
随着君权的提高,莫敖的地位与权势日益削弱。
春秋前期尚可领兵作战,受王命参与会盟;后来成为只管王族事务”。
其后裔屈原曾继任为三闾大夫,管理王族屈、景、昭三大姓的门闾,“三闾大夫当是莫敖的俗称,与周族的宗伯相近”。
刘先枚也提出,莫敖即三闾大夫,官阶在卿位。
其区别仅仅是时代的差异:
“莫敖之称,盛行于春秋之世,至战国楚威王时尚称莫敖,至怀王时只见三闾大夫”。
左言东从而得出结论:
“楚国职官”有“莫敖”,其别称为“左徒、三闾大夫”,其“职掌”为“掌王族事务”,“任职人举例”为“屈原、黄歇”。
二、左徒、三闾大夫即祝史说。
吴郁芳以为“左徒”即“三闾”,三闾职掌即宗祝、祝宗、祝史;三闾当是楚人的俗称,左徒为官方职称,左徒是其全称;屈原终身职在三闾。
三、左徒、三闾大夫即左史说。
过常宝认为左史、“三闾大夫”和“左徒”之职掌相近,皆为王族宗族事务,那么,“三闾大夫”或者就是“左徒”的别称?
不管如何,屈原的职掌是王族宗族长官,类似于《周礼》中之“宗伯”;而“左史倚相”的职责也类似于周之“宗伯”,所以“屈原之职掌与左史倚相之职掌是相同的”。
总之,王逸“故官”说值得重视,屈原政治生涯的高峰是任“左徒”之职;而短暂的“辉煌”导致了屈原一生巨大的失落;而“三闾大夫”之职,则与屈原政治生涯相始终;屈原以“三闾大夫”而闻名。
这些看法,既与文献记载相合,亦有屈原作品之内证。
三、关于屈原“流放江南”
从贾谊《吊屈原斌》、刘安《离骚传》、东方朔《七谏》、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到刘向《新序》、《九叹)、扬雄《反离骚)、王充(论衡)、班固《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汉代学人论定了屈原遭受放逐的经历,在解释屈原作品时,总是跟屈原放逐联系在一起,总是局限于江南、沉湘一带。
黄文焕将屈原作品的作地分出了“汉北”与“江南”,并将“疏”与“放”区别开来;林云铭则将“疏”分出层次:
屈原在怀王时遭谗,结果只是被疏;再谏则被迁于汉北,但未遭拘禁,几年后又被召回;顷襄王朝被放江南,永不召回,不能自由行动。
蒋戮则将“放”分为三个阶段:
郑都至陵阳,陵阳至淑浦,淑浦至泪罗。
近现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王逸、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的基础上,作局部的调整或发挥,他们共同的前提是:
屈原的政治生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疏”:
在那都任职、遭谗、被疏;第二阶段,“放”:
在汉北生活了一段时间;第三阶段,“迁”:
被流放江南。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曰:
“王姜斋论《涉江》,又谓原于怀王时,退居汉北,至顷襄王而窜于江南,故有鄂诸之乘.夫怀王之末年,原以谏武关,与子兰交恶,其不在汉北审矣.顷襄即位,子兰之逐原,势不旋踵,安得从汉北而至江南耶?
原于怀世,虽迁汉北,然末年盖以召还,至顷襄之始窜原江南,当以《哀郧》之发郧都为正.”尽管蒋骥强调的整体路线不可取,即《哀郑灰从郧至陵阳也.《涉江灰从陵阳至淑浦也.但蒋氏论屈原流放从邹都开始,还是很有道理的.蒋骥之论可以明确两点:
第一,屈原在怀王末年已被召还,故有谏武关之举,说明屈原在郧都而不在汉北.第二,顷襄王时代屈原遭遇放逐“顷襄即位,子兰之逐原,势不旋踵,安得从汉北而至江南耶?
”由于屈原与子兰的尖锐矛盾,也不可能将屈原先放至汉北,再放至江南,而是将他直接放逐到目的地.因此,张氏所定的放逐路线,即“郭都—汉北—椒浦”,在宏观上并不可取.
姜氏《屈原事迹续考》以为:
怀王十五年被疏,屈原由“左徒”退守其世职“三间大夫”;怀王二十五年,屈原居汉北,怀王三十年南归;顷襄王二年,屈原迁之江南陵阳;顷襄王十二年,屈原自陵阳涉江入辰淑(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5一石3页).而且姜氏以为屈原放逐江南的路线为:
郑都—陵阳—辰阳、淑浦—长沙—泪罗.而张氏以为屈原没有到过“陵阳”.姜氏《屈子游踪图》列出放逐路线是:
1.方仲春而东迁(《哀郧)));2.去故都而就远遵江夏以流亡(《哀郧》);3.过夏首而西浮(《哀郊》);4.将运舟而下浮(《哀郧》);5.今逍遥而来东(《哀郑》);6.森南渡之焉如(《哀郧扔;7.乘鄂清而反顾兮(《涉江》);8.上洞庭而下江(《哀郧》).案:
其一,第二句“故都”,《哀郧》原文为“故乡”,乃姜氏改,或误。
其二,姜氏所列线路较简,而且指向不清,而明确标出的线路只有五条:
1.方仲春而东迁;2.过夏首而西浮;3.今逍遥而来东;4.森南渡之焉如;5.乘部诸而反顾.可以说既不完整,又有缺漏,而且与姜氏的学术观点亦不吻合.对照两图,则有两点差别:
其一,张氏着眼于《哀郑》、《涉江》两篇,而姜氏似乎主要侧重于《哀邪》一篇,《涉江》仅点到为止.其二,汉水与长江交汇之处,张氏标为“夏首”,姜氏标为“夏口”。
由此可见,由于对屈原放逐的不同理解,必然导致对屈原放逐路线、地点理解的差别.鉴于屈原生平记载的较多缺项,只好选择“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屈原的放逐路线作出界定:
1.《哀郭》“发那都而去间兮”;2.《哀郧》“遵江夏以流亡”;3.《哀郑》“过夏首而西浮
兮”;4.《哀邹》“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5.《姗江》“旦余济乎江、湘”;6.《涉江》“乘鄂诸而反顾堂”;7.《涉江》“乘能船余上沉兮”;8.《涉江》“朝发枉萝兮,夕宿辰阳”;9.《涉江》“入淑浦余释?
兮”。
通过屈原作品、历史记载、出土文献互证,可以证明,屈原《哀郧》、《涉江》记载的放逐路线是比较真实的,带有明显的“自传性”。
四、关于屈原的爱国主义
对屈原的爱国问题的审视,研究者有不同的角度。
从楚国与中原的关系这一角度看待屈原的爱国问题。
楚国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东周时代却还不具有一个独立国家的性质,而且受到周代礼乐文化的探厚浸染,屈原的思想也不会超越时代的局限,现代爱国主义的范畴并不适合屈原,热爱宗国是他所处时代的较为准确的表述,从宗庙社樱立场上看待屈原的爱国问题,屈原的“存君兴国”就更容易理解。
屈原的爱国,应该是不存在疑问的,当然是爱他的族姓的楚国,但是以今天意义上的爱国观念来扣合屈原的情况,恐怕并不合适。
如果说屈原的爱国中“国”是指楚国的话,那么他又是怎样看待楚国与中原的关系的?
他是否已经有了楚国为独立于周王朝之外的一国的意识了呢?
似不尽然。
从屈原的作品中可见他对中原文化的熟悉,而且中原与楚国一直没有中断过交往。
东周历史上有明显的几次中原文化大规模迁移楚国的例子。
再看中原各国对楚国的态度,中原各国虽一再称楚为蛮夷,但在正统典籍中,史家仍遵礼制而称其君为楚子,而中原各国的挞伐,也带有奉周王诏命,以征叛逆的意思。
再看楚国自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史记·楚世家》中楚王自称蛮夷者凡两次。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可见楚国与中原各国以及周王朝的微妙关系。
屈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当然其思想也不会超越时代的局限。
周天子统治下的各诸侯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周室播迁,王室控制力大大削弱,更加有利于各国的相对独立发展。
楚国由于受到中原各国的歧视,同时受到楚地风俗的影响,相对于中原,更有其独立性。
楚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有其独立性。
楚国立国较早,早在周文王时期,楚国已经与周开始有交往,可见证于周原出土的甲骨碎片。
《史记·楚世家》中有两段记载,“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日蓄熊。
胃熊子事文王,蚤卒。
”“楚熊通曰:
‘吾先胃熊,文王之师也,蚤终。
”楚国立国时间久远,文明的积淀也较为深厚。
屈原正是受着周代礼乐文化和楚地特殊风俗的浸染。
屈原爱国思想从现在意义上讲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楚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爱国思想用在一个诸侯国身上是不合适的。
那么从屈原身上发出的那种信息又该怎样解释呢?
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在本国得不到重视时,常常投奔他国。
如商鞅弃魏相秦,孟子游说齐梁,荀子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等,在当时士人们以谋取权位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己任,屈原却不能。
“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自小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受到了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
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和楚国危难现实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变革,使他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
屈原是楚国的优秀儿女,是楚民族的灵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优秀文化遗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是楚民族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另外,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体现在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上。
他在《离骚》中列举了启、界、寒泥、浇、夏莱、殷封等暴君的身败
名裂,以及禹、周的兴旺发达之后,紧接着说: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纵观古往今来,人民群众考虑问题的准则,他们反对什么,拥护什么,岂不是很清楚吗?
哪有不善不义的人能够行得通、得到人民拥护的呢?
这就清楚地反映了他重视人民群众的民本思想。
对人民群众是重视还是蔑视,这一点历来就是区别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标志之一,正因为屈原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所以他才能重视人民群众。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想。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这是《哀邹》的开头四句,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在这里表示的对人民的同情,是和“哀郑”、哀悼楚国的前途紧密联系的。
国家的败亡,致使人民群众流离失所,蒙受重重灾难;而面对难民流离的惨景,自然更加深了诗人的亡国之痛,也更加激发了诗人的爱国热忱。
屈原的爱国思想,又是和“忠君”密切结合的。
在他当初任怀王左徒时,他把国家富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怀王身上,只要怀王能走上富国强兵的正道,他自己愿意充当一名拼搏的马前卒,这就是他在《离骚》中所说的,“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
乘哄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然而昏啧的怀王对他的愚忠却并不赏识,而是听信谗言,“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见疏之后,又把楚国的前途寄托在怀王的醒悟上。
他在作品中反反复复地用“香草”、“美人”来比喻楚王,并以此表示自己对怀王的一颗忠心,如他在《离骚》中说: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怒。
”
五、关于屈原“否定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股作计否定屈原的存在和贬低屈原作品成就的逆流。
这里面既有学术研究的不同观点的论战,也有假学术之名而间接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斗争。
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本来是不成问题的.白廖季平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以后,胡适紧步其后尘,又提出了“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的间题.接着是何天行、卫聚贤、朱东润等准波助澜,①对问西越说越离奇。
近来日人三泽玲尔也认为屈原是“想象中的作家”.据说日本还有别的学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否定屈原.
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晚期,我国就历史地出现了屈原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和卓越的爱国者,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然而由于时代的久远及其它许多复杂的原因,关于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献资料所存寥寥,且多语焉不详,这就给我们认识和研究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造成了困难。
但所幸从汉以来所流传下来的一些材料中,尚可钩稽寻绎而见其端倪。
其中最为完整,也比较可信的就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列传》,以这篇宝贵的本传为线索旁通其它,完全可以理出屈原生平事迹的基本情况。
尤为可贵的是,屈原的绝大多数作品还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这是研究其思想特点、文学成就以及对后代影响的至可珍视的第一手材料。
事实上自汉以来,迄于清季,对于屈原其人虽屡有褒贬减否之词,但还没有人否定屈原及其作品的存在。
然而民初以来,随着政治舞台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复杂斗争的发展,在楚辞学的研究中却出现了一股否定屈原的存在、贬低屈原作品的成就的逆流。
这种“屈原否定论”时起时伏,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后的五十年代。
按照时间的顺序和问题的性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但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中,郭沫若都是以文化战士的姿态和科学研究的方法参加了论争,在这场关乎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论争中,他是立了大功的。
在“否定论”诸论文中,最系统周密、最得当推何天行《楚辞新考》①,后改题《楚辞作于汉代考》②.在此文中,何认为,屈原这个人物实际不存在,前汉时代涉及屈原的文献(贾谊《惜誓》、《吊屈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等),均系前汉末之伪托或实际与屈原毫不相关。
作为重要资料的《史记·屈原列传》,又如历来所指出的那样,有种种刁飞完备之处;这并不是后人增补生误,而是表明了《屈原列传》本身全篇都是后人所写。
《屈原列传》的作者大有可能是刘向或刘欲,而定名“楚辞”也是从刘向开始的③。
《离骚》的作者本是淮南王刘安,一则因刘向父子僧恶刘安,二则因刘向要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因而虚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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