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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杨维桢书法的艺术价值
论杨维桢书法的艺术价值
摘要
任何艺术家风格的形成都离不开他所在的社会背景,本文第一章论述的就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杨维桢及其书法。
元代统治下的汉文人的思想是消极的,由于元代统治者重武功,轻儒学,并且这种思想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所以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轻视文人的现象。
杨维桢的命运和众多汉儒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无论曾经有过多么强烈的爱国治国热情,最终还是被粉碎,带着一颗受伤的心,隐逸山水间,以诗词书画为乐,甚至做出狂怪疯癫之举。
而这些则是他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他擅长传统的古朴清劲的楷书,同时又有狂放不羁、融古出新的行草书,这不得不说他的作品是他人生遭遇的真实表达。
文章第二章论述了杨维桢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体现。
杨维桢的书法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当然在古代传统儒学以中和为美的思想界定下,人们很难认可杨维桢,而随着现代人们对艺术追求的多元化,艺术越来越追求自由和表达人性。
杨维桢的艺术作品首先蕴藏着深厚的传统功底,通过和赵孟頫对比,让我们明显感受到杨维桢作品中的取法高古和惊人的用笔结字变化,但是看赵孟頫的作品让我们觉得比杨维桢的要单调和乏味。
杨维桢书法的艺术性同样表现在他的行草书中。
在空间处理上,打破了中和之美,拉大了空间节奏的变化,使空间的节奏和人的生活阅历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又夹杂以墨色的浓淡枯湿,整个作品在二维空间上有了深度变化,具有了三维的感觉。
最后一章论述了杨维桢书法风格对现代的影响。
现代书法强调的展厅效果使得杨维桢的空间处理方式有了用武之地,并且使得杨维桢的书法进一步得到了推动和发展。
关键词:
杨维桢;书法作品;艺术价值;用笔;空间;影响
ABSTRACT
Theformationofanyartiststylearecloselyrelatetothesocialbackgroundthattheylivein.ThefirstchapterofthisessaystatesWeizhenYangthecalligrapherandhiscalligraphyunderaspecialhistoricalbackground.UndertherulingoftheYuanDynastytheHanwritersareverynegative,therulersattachesgreatimportancetomartialartsbutlesstoConfucianism,andthisthoughtwasneverbeenchangedfundamently,sothewriterswereunderesimatednaturally.
YangWeizhen'sisalsonoexception,Nomatterhowstrongpatrioticenthusiasmhehadbefore,hisdreamturnstobebubble.Withabadlyhurtheart,heleadarecluselifeinlandscapeandenjoysinpoetry,calligraphyandpaintingwithwildactsometimes,buttheseareimportantreasonsfortheformationofhisartisticstyleincalligraphy,hespecializesinthetraditionalancientandfreshregularscriptandwildnessrevolutionaryancientcursive,hisworkapparantlyistherealexpressionofhislifeexperiences.
ThesecondchapterstatestheartisticvalueofWeizhenYang’scalligraphicworks.WeizhenYang'scalligraphicworksareofhighartisticvalue.ThemiddlebrowandmoderatethoughtisthemainstreamintheancienttraditionofConfucianism,itisdifficultforWeizhenYangtogetrecognitionatthattime.Butasthediversitypursuitofmodernpeople,thepursuitoffreedomandexpressionofhumannatureismuchmoretrendy.WeizhenYang’sworks imbuedwithaprofoundtraditionalskills,bycontrastwithZhaoMengfu,wegetastrongsenseoftheamazingchangesofhischaracters,MengfuZhaoworkspresentsmuchmoremonotonousandboring.
WeizhenYang’sartofcalligraphyalsopresentsinhiscursive.inspacehandling,hebreakingthemiddlebrowandmoderatebeauty,widenedthechangeofspacerhythm,andcombinetherhythmofspaceandhumanlifeexperiencetogetherorganically,butatthesametiemwithconcentrationofdrymixturedarkink,thewholeworkshasgreatdepthchangesintwo-dimensionalspace,thewholeworkstakesonathree-dimensionalfeeling.
ThefinalchapterstatesWeizhenYang’sbutMr.HingWahYukstatementonspacealsostepsintheWeizhenYangspaceapproach,throughhisworksimpactonmordencalligraphy.ThemordencalligraphyemphasizeexhibitioneffectthatmakestheWeizhenYang’sspaceapproachturnstobeuseful.,andalsopromotesWeizhenYang’scalligraphygetfurtherpoweranddevelopment.
KeyWords:
YangWeizhen;CalligraphyWorks;Artisticvalue;CalligraphyTechniques;Space;Impact
前言
第一节选题缘起与意义
元代历史不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少数民族统治、历时相对短暂等等都构成了元代历史的特殊性。
元代中晚期,社会状况相对稳定,诸如杨维桢等一类文人,想通过科举或是其他形式走上仕途,胸怀憧憬,报效国家。
然他们由于在特殊历史时期,官场生活处处碰壁,一颗伤残的心难以得到慰藉,并对当官为民,忠君爱国思想产生了怀疑,最终辞官归隐,或谈笑人生,在江山风月中消沉,或在诗书画中发泄,过着神仙一般又不像归隐的生活。
在文学艺术上,元代时期非常特殊的。
汉儒在仕途中的失意与彷徨,自然而然会在人性上追求自由与解放,以及对前人的有意识的追忆和模仿,就使得元代的文艺既有着复古的倾向,又有着在复古的基调上追求个性释放,强调个性意识的双重性,所以他们的风格没有了汉魏、两晋以及五代以来,对文艺追求的一种崇高之美,在他们的笔下更多反映出的是一种复古、随和、任意、多变、平淡的艺术倾向。
这种倾向的领导者是赵孟頫。
而他的书法风格几乎笼罩了整个元代书坛。
然而,在赵氏书风这座“巨峰”的笼罩之下,却崛起了另一座书法的“孤峰”,他像一支狂飙,反其道而行之,同样追溯魏晋却与赵氏书风迥然不同,由于经历的特殊性使得他将赵氏书风的秀丽、流转、随和、平淡转向生拗、倔强、苍老、乱世。
杨维桢的书法可谓前无古人,而这种革新的精神,以精神为上的创作思想对赵氏书风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到了很好的矫正作用,也直接影响着明朝书风,尤其是明中晚期的叛逆革新书风的出现。
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杨维桢的书法评价可谓贬多褒少,而因此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书画史》只说:
“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新可爱。
”建国以后的书法史上,一般也很少提及,近些年出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杨维桢还没有一席之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种不合理,恐怕是基于对杨维桢书法艺术缺乏了解所导致。
因此,本文主旨在于论述杨维桢的书法艺术价值,通过对其作品的细节分析和对比分析,确定杨维桢书法艺术价值的具体体现方面,从而让人们更加了解杨维桢,了解杨维桢的书法艺术价值,了解他应有的地位。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人基本上从以下一些文献资料上查阅了对于杨维桢的想关研究,在《中国书法》2001年第11期上楚默先生撰写了“胸中奇气蛟龙蟠---杨维桢的书法艺术”一文,介绍了杨维桢的艺术思想、书法的艺术性、杨维桢在书法风格史的地位,但对于他的书法艺术价值没有明确的论述,只是陈述了他的艺术价值应当被重视而已,没有广泛论据支撑,感性东西较多。
而陈海良先生也曾出版了《乱世奇才---杨维桢的生平及其书法艺术》一书,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到杨氏书法风格特征形成的社会根源、艺术思想的形成、书法风格以及与赵孟頫做了相应的比较,最后简要介绍了古人对他的历史地位评价,对于杨氏书法艺术究竟艺术价值的体现仍没有过多论述。
而其他对于杨维桢的研究的文章并不少,散见在《中国书法》、《书法研究》、各版本的书法史、一些高校的学报当中。
譬如黄惇著的《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其中涉及到了杨维桢的生活经历、书法作品风格以及地位的简单评述。
1991年第三期《书法研究》中,孙小力先生发表了“杨维桢年表”一文,较系统的概括考证了杨维桢的生涯、交游、作品等相关内容。
2003年第3期的《书法研究》中,杨尔先生撰写了“杨维桢的籍贯别号考”一文。
1991年第一期《书法研究》中,乔光辉先生撰写了“杨维桢之“桢”字演变与其心态关系探微”一文。
王莲起撰写了“杨维桢的哲学思想”一文,《复旦学报》,1994年第4期,杨尔、方爱龙共同撰写了“杨维桢独特的生活道路和他独特的书法艺术”一文,也是介绍了他的特殊阅历和书法风格的形成因素。
张伟在2001年第一期《浙江学刊》中发表了“杨维桢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考”,其他学报亦有杨维桢的相关文章发表,在此只列举一些代表性的进行概括。
总之,关于杨维桢的文章的确不少,有系统陈述的,也有从杨维桢的“桢”字更替去研究其思想转变的,但是却几乎没有系统论述杨维桢的书法艺术价值的,这是最遗憾的地方。
偶有关于其地位的论述,也只是陈述了古人的一些观点评价,无疑只是重复过去,有的是呼吁应当对杨维桢的书法艺术价值予以重视,可论据何在?
杨维桢却是元代书法创作的一座“孤峰”,曰其“孤”是因只此一人,曰其“峰”是因他的艺术确实有相当高的价值,绝非平庸之辈,现在杨维桢的艺术成就已日益被重视,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而我的这篇文章可能会是发展趋势中的一小步。
第三节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法。
在相关资料的搜集过程中,详细查阅了以《中国书画全书》为主的古代文献,以及各种书法类期刊杂志,另外还参照了当代几乎所有有关杨维桢的论文,杨维桢自己的文集也是查阅的重点,另外现在对于书法美鉴赏以及批评的相关材料、书籍亦是重点参考内容。
第二,比较法。
在资料的整理筛选过程中,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相对可信合理的论据;在论述过程中,通过杨维桢的和赵孟頫、王羲之的作品比较,使得杨维桢的书法作品风格更加明显,并将杨维桢的作品中的个别代表性的字剪切下来,做具体的单元空间、字内空间的比较分析,使得行文更加详尽而有说服力。
第三,逻辑推理和论证法。
本文在论述观点得出结论的过程中,根据相关材料的引证进行严谨的逻辑推理与论证。
第一章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杨维桢及其书法
第一节元代统治下汉文人思想的特殊性
元代历史只有九十六年,自蒙古王灭金、统一北方到元代最终灭亡也只有一百三十余年,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可谓国之一隅、墙之一角,但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土中原并顺利完成统治的王朝,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了特殊而又不可或缺的一页。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领蒙古贵族,凭借着勇猛善战和伟岸报复,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创立蒙古汗国。
短短数十年灭西夏,有把疆域向西北扩展,并征服了俄罗斯与中亚、西亚,又将铁骑挥向长城关内。
1234年,成吉思汗的儿子与南宋联军灭了金国,从此占据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并再度大军压境挥师向南。
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元,第二年定都大都(今北京)。
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从此我国三百年来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被最终结束。
元政府定都后,为了更好的统治汉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
蒙古族是个游牧民族,他们擅长骑射征战,却不识汉文,不懂农业,要统治汉人,就不得不学习汉文化的统治,而最好的学习方法便是启用汉人。
于是他们大力效仿汉法,借鉴中原的典章制度,接受和崇拜儒家思想,提倡程朱理学,召修孔庙、复兴学校等等。
早在元太宗五年(1233),元政府就在燕京设立学校,选蒙古子弟十八人专修汉人言语文字,目的便是掌握汉文字,学习汉文化,更好的为政治统治打好基础。
忽必烈即位后,正式设立国子监,教授儒学经典,将学习汉文化的浪潮又推进了一步。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连年战乱兵祸的局面,安邦定国是摆在元政府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任务。
其实不然,虽然元政府完成了统一,由于统一后的朝代是一个多民族复杂朝代,而元人居少数汉人居多数,所以只是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而民族矛盾其实异常矛盾。
虽然忽必烈重视汉文化甚至启用汉人做官,但只是为形势所迫,是达统治之必经之路。
随着政治地位的确立与稳固,而本能的保护本族利益,对汉人仍旧是疑心重重,并未真正做到以诚相待。
尤其是对他的汗位确立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儒士,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提防和限制。
据《元史·赵良弻传》记载,在至元年间,早已重视儒学的忽必烈问赵良弻:
“汉人惟务课吟诗,将何用?
”赵良弻回答说:
“此非学者之病,在国家所尚何耳。
尚诗赋,则人必从之,尚经学,则人亦从之。
”即使至仁宗实行科考后,但中书臣奏言:
“经学实修治人之道,诗赋乃擒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
”因此,在程钜夫看来,“举人应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
”便不难理解了[①]。
原因很简单,元朝的统治者以异族入主中原,当然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原文化,也不可能真正抛弃自己所有的东西。
所以心中仍然重武轻文,重视为他立下赫赫战功的将才,而鄙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
因为将军可以为他打下江山,兵马可以为他威慑四方,而文人吟诗作对“将何用”。
中原的一些大儒对忽必烈的政权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坐稳了的忽必烈不可能不反思曾经的这些功臣对他统治地位的威慑,所以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为了更加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刻意地增加了民族分化政策。
当然,在异族统治中原的一个特定时期,又因为是第一个异族统治中原,在没有其他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小心翼翼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采取的这些分化政策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建国后的元代,不但没有做到民族的大融合,反而按照自己的意志,出台了诸多不平等的法律法规。
首先,元统治者在政治、法律及其他一些权利和义务上出台了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
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歧视局面。
具体如下:
将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契丹人)为三等,南人(指淮水以南原南宋人)为四等。
因此可以看出,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地位卑微,等级低下,故而精神上十分痛苦。
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②](1315),统治阶级采纳了汉儒提出的“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的建议,但是参加科举而高中的汉人仍然少之又少。
国家的主要政权基本掌握的少数蒙古贵族手中,偶有汉人参政,亦为附庸。
各地大小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一般都是蒙古人担任,汉人和南人只能任副职,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构的最高官职非蒙古人不授。
在任用官吏的体制上一般采用三种,分别是荫叙、科举和推举。
推举官员是元代官员的主要途径,而官职一般都比较大,在五品以上。
从一等二等人当中推举担任省台要职,由于此种推举制度的自由性,相当一部分职位被当时的世勋子孙所占有,汉人和南人是轮不到的。
而中下层官员的绝大部分,很多都是由吏员出职,甚者由官复吏,再出职升任相对较高的官职。
此过程非常复杂,时间漫长,一般也要熬上十年,才可逐步从低级衙门吏员升任高级衙门吏员,然后由此出职,担任品从不等的“流官”。
而即使做到这个职位,也只是负责经理钱粮等杂物,并非真正掌握一方之权。
此种经历重吏为官的漫长过程,其实是对汉文人的发展限制,是极其痛苦的,而汉人的传统观念是不愿为吏员的,苦读诗书目的就是能够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在种种限制之下,这种愿望遥之又遥,于是文人儒士心灰意冷,唯有借书画消遣排解心中苦闷之情。
在科举上,汉文人一直以科举高中为入仕正途,但元代一直没有实施科举考试,直到元仁宗时才议定了科举考试的方法。
延祐三年(1316)正式举行乡试,第二年京城举行会试,但通过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数量远远少于推举的数量,所以对官僚机构影响甚微,远不及唐宋。
到至元元年(1335)伯颜秉政时,由于担心汉儒为官对元代的政治体系冲击,毅然取消了科举考试,以致在中书省内,汉人、南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排斥,儒士之境更加岌岌可危。
于是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到脱脱主政时又不得不重开科举考试。
直至元代灭亡,元统治阶级共举行了九次科举考试,其中状元只对蒙古考生开放。
元政府的科举,实际上是为了稳定对汉人统治的让步,是一种中和之法,并没有说明对元代汉儒的信任。
即使汉儒能在科举中脱颖而出,无非就是委以御吏、宪司官、尚书等职务,而非军政要职。
所以汉人通过科举考试道路艰辛而狭窄,大部分的士人成了时代遗弃的“孩子”,他们潦倒贫困,沉沦哀叹,引发了严重社会问题。
造成“士风大沮”的局面。
因此,在元代统治阶级重武轻儒的思想指引下,文人儒士什么都无能为力,他们只能“自娱自乐”、“饮酒把欢”、游荡山水间,做起了农、工、商等买卖,隐于钓,于博徒,于酒家保……,此种景象,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中是很少见的。
由于元代统治者重武功,轻儒学,并且这种思想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轻视文人的广泛现象。
这种轻视士人的现象,必定导致轻视儒学。
元世祖为拉拢汉儒中的有识之士,曾派程钜夫赴江南访贤人,征得儒士二十四人,尤以赵孟頫为首。
尽管元政府的高层开始注重儒学,但是那是因为高层次的汉儒在汉人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们的思想就引导了中下层的士人思想,所以拉拢这些大儒,实在是元统治者的明智选择。
但政府的这种做法只能说是对极少数高层士人的安抚,而对于大多数中下层士人,元政府的政策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社会的这种倾向,导致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的社会阶层的分化。
尽管这种说法没有官方的历史记载,但这些谑语,却道出了元代士人生活低下的不争事实。
因此,在此种社会环境下,元代文人的心态表现是极其扭曲的。
在元初,元统治政权刚刚建立,为了稳定民心,体现出民族融合的想法,用“求贤若渴”的口号招贤纳士,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而在被招到政府做官的少数汉儒也得到了高官厚禄,如赵孟頫、许衡等等,但是寄人篱下的官场生涯并非一帆风顺的,他们深感仕途险恶,如履薄冰,虽然在朝廷中为官品级较高但却无实权,况且时常受蒙古达官的欺压,所以心中不免有归隐之心,晚年赵孟頫曾诗云:
“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于人间作笑谈。
”[③]又有《罪出》[④]一首,深切的反映出了其内心的悲伤: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平生读往愿,丘壑寄怀抱。
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
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
昔为海上欧,今如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
他始终认为虽荣华富贵,却事事堪惭,寄人篱下,只不过是笼中之鸟而已。
而曾经的鸿鹄之志,今日只能“哀鸣谁复顾,毛羽日催槁”,无可奈何的心态和心中的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向往隐逸而不能,常以病辞,同妻归吴兴,他自称道人,从佛、道以求解脱,又与夫人管道昇同为中锋明本和尚之虔诚弟子,一生写下经卷无数。
悲剧的人生促使他把精力投向艺术,如其诗所云:
功名亦何有,富贵安足计。
惟有百年后,文字可传世。
[⑤]
在朝廷官居一品的赵孟頫况且如此,没有为官或官居小吏的士人的生活境况更是可想而知了。
他们早已成了元统治者的“弃儿”。
还有一种是生活在元代中晚期的一些文人,他们通过科举或其它形式走上了仕途,但在官场上处处碰壁,一颗伤残的心难以得到慰藉,并对当官为民,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产生了怀疑,最终辞官归隐,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
或谈笑人生,或在诗书画中发泄,或用狂怪不羁的行为与这个社会对抗。
无论是像赵孟頫被元统治者重视过的大员,还是像关汉卿那种生活在社会基层的士人,亦或是元中后期像杨维桢这样的为官者,最终都由于共通的原因——异族的统治和对汉人的政治文化限制,而都渴望着思想的解放与解脱,或诗或画或书法……,共同追寻着理想的国度。
第二节杨维桢生平
杨维桢,字廉夫,诸暨人。
初号梅花道人,又号铁崖、铁心道人、铁雅、铁崖山人、铁笛道人、铁龙道人、梦外梦道人、铁冠长老、铁冠道人、报遗子、报遗叟、报遗道人、报遗老人、东维叟、东维子、箕尾叟、铁史、老铁、老铁贞、杨边梅、无梦道人、嬉春道人、梅花梦、锦窝老人等。
[⑥]
杨维桢的父亲杨宏,字国器,自号淡圃老民。
治家有方,较富裕,母李氏,贤惠并通文墨。
元泰定四年(1327),杨维桢以《春秋》取进士,署天台尹,后改钱清盐场司令,参与会修宋、辽、金三史,著《正统辩》而深得欧阳选赏识,升江西儒学提举,后罢去。
后逢元末常年兵乱,避难于富春山,徙钱塘,后明武二年(1369),朱元璋“召诸儒纂修礼乐书”,恰杨维桢在列,然其表示宁死也不再入仕途,朱元璋许之。
杨维桢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例略定,即已白衣乞骸骨,帝成全其志,仍然给他安车还山。
抵家松江而卒。
在一三二八——一三三二年的五年中,元统治者三易其主,到元末,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杨维桢正式出生在这样一个乱世时代。
少时杨维桢聪明伶俐,却不喜读书,顽皮淘气,他父亲为让孩子成才,在村口的铁崖山上修了一个小楼。
铁崖山在诸暨枫桥镇东北十里的全堂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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