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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形成与流布
第二章文献的形成与流布
一、文献的形成
可以归结为著、述、编、译四种。
(一)著
也叫做“作”、“造”、“著作”。
指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工作,所谓“仓颉作书”、“奚仲造车”皆是。
(原创性成果)
《史记·报任安书》: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
《史记·太史公自序》:
“作《五帝本纪》第一”,“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这是自谦之辞)
《史记·报任安书》:
“仲尼厄而作《春秋》。
”(注意)
古人对著作的要求很高。
《礼记·乐记》说:
“知礼乐之情者,能作。
识礼乐之文者,能述。
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
”郑玄注:
“述,谓训其义也。
”
孔颖达疏:
“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穷本知变,又能著诚去伪,所以能制作也。
”“述谓训说义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训说礼乐义理。
不能制作礼乐也。
”“圣者通达物理,故作者之谓圣,则尧、舜、禹、汤是也。
”“明者辨说是非,故修述者之谓明(按:
修字疑衍),则子游、子夏之属是也。
”这里强调了著作者应“通达物理”、“穷本知变”、“著诚去伪”,这种人叫圣。
而有能力对著作进行训释讲述的人,只能谓之明。
孔子也只谦虚地说自己: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论语·述而》)可见古人对于“作”要求很高。
对于著或者述,古人有不同的评判标准:
班固继司马迁《史记》作《汉书》,就只称“述”,不称“作”。
《汉书·叙传》则只称“述《高纪》第一”、“述《惠纪》第二”。
自叙作《汉书》亦仅云“故探篹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
”唐·颜师古注云:
“史迁则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列传。
班固谦,不言作而改言述,盖避‘作者之谓圣’,而取‘述者之谓明’也。
”班固不仅自己不把《汉书》称为作,而且也不把司马迁《史记》称为作,而是称为“述”。
《汉书·司马迁传》凡引述司马迁之语,则沿用司马迁之旧称“作”,至班固叙述之语,则称“述”。
如谓司马迁:
“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麟止,指汉武帝获麟,《史记》叙事至此而止。
非春秋止于获麟也。
)不仅班固自己这样认为,王充也这样认为,《论衡·对作》:
“《五经》之兴,可谓作矣。
《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
”古人之所以不轻言著作,是因为著作标准极高,绝非常人所能为。
王充把自己的《论衡》看作“论”,比“述”还低一等。
《论衡·对作》自称“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
论者,述之次也。
”“桓君山《新论》……可谓论矣。
”“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
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
”
清代学者焦循对“作”下过明确定义:
“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
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
”(《雕菰集》卷七《述难篇》)焦氏强调的也是原创性。
当然这里的先知先觉,不是指生而知之,而是韩愈《师说》所说的“其闻道也先乎吾”,就是首先知道,首先觉悟到。
所以
张舜徽先生进一步概括说:
“将一切从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性认识以后,抽出最基本最精要的结论,而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这才是著作。
”(《中国文献学》)所以在讲创造、讲原创性时,不可以绝对化,而应当客观地、辩证地来认识所谓创造。
一种崭新的认识,崭新的理论,要有客观的或历史的依据来支撑,也就是说来自实际或实践。
因此,著作,关键是结论是不是新的,是不是前已有之,是不是仅就旧说稍加变通或稍加损益,而且所谓全新的结论,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证据确凿而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一朝一夕炮制的册子,炫人耳目的标新立异,尽管是新,都不是合格著作。
(二)述
著作,强调的是“无本于前”、“前始未有”,那么“述”则是“古已有之”,有所承因。
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庸》也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尧 、舜、文、武皆古圣贤,孔子学习、讲述、阐发他们的道德典章,作为当代人的榜样。
《说文》:
“述,循也。
”即遵循之义。
前面有人开创,后面有人遵循,开创者为作,遵 循者为述。
清代学者焦循也为“述”下了定义:
“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
或其义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义复明,是之谓述。
”(《雕菰集·述难篇》)可见这种因循还不能止于简单的继承,对于前人的创造,要有个消化过程、理解领 会过程,在领会过程中,可能还会有所增益,使之更完整。
或有所删订,使之更正确。
对那些渐趋隐晦的道理,还要作一番探微索隐工作,古人所作的大量注释,实际上就属 于索隐工作。
凡此,皆谓之述。
有时述的难度,甚至不亚于作。
张锡厚(任半塘的弟子)《王梵志诗校辑》,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一出,即成权威注本。
项楚《寒山诗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这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著作。
作者不仅对传统的古文献的掌握深厚而渊博,而且精熟佛典、语录、敦煌俗文学,是以对寒山诗这样看似浅易、实则要真正了解却颇为艰难的诗歌的注释能做到举重若轻,触处逢源,真切、深入地显示其义蕴。
与作者的另一部著作《王梵志诗校注》均为二十世纪古籍校注方面的第一流科研成果。
(章培恒)
1940年出生,1962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四川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庞石帚教授攻治六朝唐宋文学。
文革中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又当了10年中学教师。
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5年8月至1968年8月,四川军垦农场劳动。
1968年9月至1980年2月,四川阿坝康定中学任教。
1980年至今在四川大学任教,1986年晋升为教授,2004年评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全校共2位)。
出版《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寒山诗注》等专著多种,其中《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等系列论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敦煌文学丛考》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获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熟读佛经和四部典籍,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在研究中熔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的治学特色。
他在佛教文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实绩,并开创了系统而大量地运用佛教文献进行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先河,他对敦煌学的研究折服了自诩“敦煌学在外国”的外国学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述”,要求准确领会其本义,而不能主观臆断。
《尚书》有 序,《毛诗》亦有序,讨论各篇宗旨的叫"小序",全书之序叫"大序"。
以各篇意旨而言 :
“《关雎》,后妃之德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 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是《关雎》之 意也。
”《关雎》这首诗究竟是为何而作,当其创作之初,必有所触发,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其创作原因没有文字资料为之说明,于是后代传授《诗经·关雎》的学者就根据自己的研究作了补充说明,这位经师力图说出《关雎》作者的本意,而所依傍的首先是《关雎》这首诗,另外可能还有先儒旧说,再加上经师对周初社会风俗礼仪道德的理解。
这种对已经隐晦的道理进行的发掘工作,应当叫述。
而这一“述”的结果,尚不完全被后人认可,于是又出现了不少类似于诗小序的所谓“解题”,其目的完全是一致的,即说明那本来存在而后来隐晦的作诗的宗旨。
可见“述”实在是不容易的。
汉魏以来大量著作,说起来实际上大都是“述”,其中篇幅较大的是那些传、注、义疏。
还有一些理论性的“经说”。
另外,一些语录,如《朱子语类》,其中也有相当多的经解经说,都是述。
儒家系统汗牛充栋的书籍,几乎都是祖述六经的,基本上应归于“述”的行列。
《诗》之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三礼》之郑玄注,《春秋左传》之杜注,《水经》之郦注,以及《汉书》颜师古注,《史记》之三家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之裴注,其价值均极高。
可见,著、述虽不同,而其产品之高下,却不可依据是著是述而论,述的作品也不乏传世力作,其难度亦未必在著作之下,这是我们应当弄明的。
《诗》之四始
《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此为四始。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是谓四始。
《诗》之至也。
”
(三)编
又叫纂、辑。
是根据一定体例缀辑旧文,其重要特点是原始条文都是其他文献的原文,不加窜改。
最常见的编纂有
总集(如《诗经》、《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
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
丛书(如《汉魏丛书》、《四库全书》、《四部丛刊》)
档案类编(如《曲阜孔府档案选辑》、《四库全书档案》、《清代文字狱档案》)
资料摘抄(如《清稗类抄》)。
其中《太平御览》等类书有出处,而《册府元龟》及《清稗类抄》等就不注出处。
我国封建社会的几部大书,都是靠编纂而成的。
目前有些文学作品选,各种参考资料,诸如: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以及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系列的《三曹资料汇编》、《杜甫卷》、《韩愈资料汇编》等,都是编纂而成。
编纂是一门大学问,比如《诗经》、《楚辞》、《昭明文选》保存了大量古代文学作品,《太平御览》及《太平广记》保存了大批已亡佚的古籍文献。
一些精加搜辑的资料类编,如《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及《杜甫卷》、《红楼梦卷》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可见,编纂也有高下之别。
有人说:
“抄,也得会抄,没有丰富的文献知识,抄也找不到地方。
”这是很有道理的心得之言。
还有一门大学问,那就是辑佚,也属编纂范围。
古书绝大部分亡佚了,存下来的可以说只是一小部分,汉魏六朝著作十不存一,但靠类书及其他古注保存了不少佚文,后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又把这些佚文一条一条搜集起来,按古书本来的体例排列起来,从而使亡佚的书又出现一个或几个辑本,大大方便了读者和研究者。
有些大书如《旧五代史》,是由清人邵晋涵根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类书辑成的,基本恢复了原貌。
(四)译
译,就是翻译。
把一种语文的文献转换成另一种语文的文献。
它与著、述、编都不 同,是一种独特的文献形成方式。
郑鹤声先生《中国文献学概要》有专章讲翻译。
我国文献由翻译而来者为数甚夥,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方面:
佛典翻译、学术翻译、文学翻译。
佛典翻译
佛典翻译始于东汉。
据说东汉明帝七年(公元64年。
一说明帝三年)派张骞、秦景、王遵等十八人到西域访求佛法。
明帝十年(公元67年。
一说明帝十八年)使者在大月 氏国遇到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佛经,便一同用白马驮到首都洛阳,明帝特为建白马寺,二人译出《四十二章经》,成为最早的佛经汉译本。
这一传说见《 广弘明集·笑道篇》引《老子化胡经》、《广弘明集·汉法本内传》、《出三藏记集·四十二章经序》、《弘明集·理惑论》、《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论录》、《高僧传》、《魏书·释老志》、《历代三宝记》等书。
各书记载出入颇多,故疑信未定。
可信的汉译佛经,则起于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期(公元二世纪),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今伊朗一带地方)来,支谶、支曜从大月支国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祥从康居国(今吉尔吉斯斯坦一带)来,各有传译,佛经翻译事业渐盛。
其中安世高 、支谶影响最大。
汉译佛经、藏译佛经中都有大量印度早已失传的佛教典籍,也包括中国学者对佛教原理的创造性阐释,不仅是佛教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也是一般学者研究东方古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学术翻译
学术翻译主要是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汉译。
主要有三个时期:
一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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