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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人物研究之一邵逸夫与陆运涛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港台电影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香港电影人物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有些论文还被多次转载。
现将这些研究论文贴上,第一次贴的是对香港五六十年代的著名制片人邵逸夫和陆运涛的研究文章,以后会陆续推出朱石麟、李翰祥、徐克、杜琪峰、吴思远、关文清等人的研究论文,供朋友们批评指正。
五六十年代竞争格局中的香港国语电影工业
——兼论邵逸夫与陆运涛之间的竞争
(原文发表于2006年第4期《当代电影》杂志)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香港经济开始转型,主导工业由港口贸易转变为制造业,香港也逐渐发展为工业化都市。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批有着南洋资金背景的大型电影制片企业开始登陆香港,使香港电影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特别是1958年成立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兄弟”),更是以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企业理念和经营模式引领着香港电影工业的发展。
之后,香港电影的工业模式逐渐成熟,电影创作也不再拘泥于对旧上海电影的延续,开始建立本土电影的文化品格,香港电影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为抓住这一良好的机遇,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各个制片企业特别是国语片公司之间展开了严酷的竞争,其中“邵氏兄弟”和1956年在港成立的另一以生产国语片为主的大型制片企业——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懋”)之间的竞争尤为突出,成为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工业“变奏”中的“主旋”,也建构了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工业新的格局。
五、六十年代香港国语电影工业的格局
在“邵氏兄弟”、“电懋”未登陆香港之前,香港国语片公司有着较为明显的政治对峙格局。
其中分别改组于1950年和1953年的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和凤凰影业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被视为左派公司;而张善琨主理的新华影业公司、1953年成立的具有美国资金背景的亚洲影业公司以及面临着巨大财政危机的永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永华”)等被视为右派公司;“邵氏兄弟”的前身——邵村人主理的邵氏父子公司(以下简称“邵氏父子”)等则代表着执行商业路线、且在意识形态上非左非右的中间势力。
50年代前半期,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左、右派别电影公司的影片中颇为明显。
直到5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左右对峙由盛而衰,以商业电影为代表的中间力量不断扩大,香港电影中的政治色彩逐渐被商业的需求冲淡。
制作者努力在娱乐、教化和政治之间寻求平衡。
“长城”、“凤凰”等左派公司,无论是出于统战目的或是业务拓展,都要迎合海外侨胞的需求,摄制出更多重娱乐、重类型而非宣扬教条主义的影片。
而新马资金支持的“电懋”和“邵氏兄弟”登录香港后,更是大刀阔斧地进行电影产业的革新,大量生产商业片。
在他们的影片中,那种对道德、伦理的维护,讲究“影以载道”的传统在他们的影片中已不再是主导要素,多样化的商业类型、跌宕起伏的故事、细腻感人的人物、相对考究的电影叙事语言、流畅简明的节奏成为这些影片的共同特色。
50年代中期之后的香港影坛,商业片逐渐取代了政治片,成为香港电影工业的主流。
在香港商业电影逐渐繁盛之际,其国语片市场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
首先内地国语片市场已经消失,除了部分有进步倾向的国语片外,其他大量港产国语片都被拒之门外。
其次,香港本土市场和传统的南洋市场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在新、马两地,国语片又要与流行的荷里活电影、各种方言片(粤语、潮语、厦门语)、以至配上国语的外语片(例如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竞争。
另一方面,香港的电影档期又遭粤语片和大受中产阶级欢迎的荷里活制作垄断。
[1]”;再者,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政权,在文化政策方面鼓吹文化民族主义,推行电影本土计划。
愈加恶劣的文化和商业氛围,使得香港电影在东南亚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市场资源变得越来越有限,对所有国语片制片公司而言,不管是福音或是灾难,面临商业竞争成为无法逃避的实事。
国语片公司一方面加大竞争力度,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继续寻求本土和南洋地区之外的其他市场,而台湾从这时起便进入了香港国语片制片家们的视野。
台湾是一个香港电影以前未曾开发的市场。
在日占时期,日本对台湾实行文化强制,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电影不可能插足。
光复后,其官方语言由日语改为国语,后国民党政权又南移此地,台湾市场从一个日片的殖民市场,变为国语电影的主要消费市场。
而且台湾的电影工业发展缓慢,50年代初仅有少量台语片,国语片制作尚未形成气候。
台湾市场无疑给正欲寻觅出路的香港国语片一个良好的机遇。
最早看准这一时机者为右派影人张善琨,他离开“长城”后立即赴台考察,并认识到开发台湾市场才是发展香港国语片的长久大计。
“电懋”和“邵氏兄弟”成立后,两大电影企业的当家人陆运涛和邵逸夫都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台湾市场,为更快、更多地占据台湾这一海外华语片最为庞大的市场,两大公司积极在台布置发行网,特别是在制片方面,他们积极迎合国民党政府,和台湾电影界进行大规模合作,赢得了台湾方面的首肯而渐渐呈现出一种“右转”的趋势。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语片公司都能寄希望于台湾市场。
由于政治的原因,“长城”、“凤凰”等国语片公司不可能去开发台湾市场。
他们一方面拍摄进步电影,最大限度地争取内地市场;另一方面力图改变那种旧上海电影的制片策略,将着眼点转向香港本土和南洋市场。
他们适应香港观众观赏趣味的变化,从5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品表现香港社会和与南洋华侨有关的电影,在形式上开始创作以城市轻喜剧为主的各种类型电影,如《禁婚记》(1951)、《娘惹》(1952)、《一板之隔》(1952)、《三恋》(1956)、《情窦初开》(1958)、《小月亮》(1959)等,以满足本土及南洋地区不同观众群的需求。
至60年代中期之前,“长城”等左派公司在竞争中逐步发展,和“电懋”、“邵氏兄弟”成为鼎足而三的大型国语片公司。
但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这一轮的残酷竞技中,“邵氏兄弟”似乎并未和“长城”等左派公司有过激烈的“搏杀”,而是和同时“右转”的“电懋”拼得你死我活,这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现象。
究其原因,首先是“邵氏兄弟”和“长城”等左派制片公司终极目的的差异。
邵逸夫本来和三哥邵仁枚在新加坡主理邵氏院线的发行业务,当其发行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香港负责制片的“邵氏父子”却仍停留于小本经营的旧“天一”理念上,日益萎缩,制片节目量远不能满足新马地区院线的需求,其发行业务严重受阻。
于是邵逸夫北上香港,自组现代化大型电影企业,大规模摄制影片,希望通过对制片与发行重整形成“垂直整合”的现代化电影企业经营模式来挽救其发行院线的危机。
因此“邵氏兄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邵氏电影业的更大发展,是促使邵氏电影业早日起飞,以跟得上国际电影工业的发展步伐,是一种在商言商的纯商业目的。
“邵氏兄弟”的“右转”亦并非意识形态目的的使然,而是为了开拓广阔的台湾市场,这种行为是一种为商业而政治的市场行为。
而对“长城”等左派公司来说,其终极目的似乎是统战的需要。
香港著名粤语影人卢敦在回忆中曾谈及另一粤语左派公司——新联影业公司成立的缘由及资金运作背景:
“‘新联’是国家直接投资的。
解放后,中国被全世界帝国包围,惟一缺口就是香港,所以要在香港搞电影,用这个渠道将要说的话说出来。
新联的创业作《败家仔》(1952),及之后的《夜夜念奴娇》(1956)等都是掩饰来的,不能太左。
最初全是中国官方资本,负责领导的是周总理(即周恩来)……当年有个口号:
‘背靠祖国,面向海外’,祖国遭封锁,只有我们能面向海外。
”[2]他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涵盖了当时国语片左派公司的最终目的:
统战是首要的,而赚到多少钱是次要的,其他的商业手段最终从属于这一目的。
似乎可以说“长城”等左派公司的一切商业运作是一种为政治而商业的运作,与“邵氏兄弟”为商业而政治的行为截然相反。
既然双方的终极目标如此南辕北辙,那么互相之间很少会有利益的冲突,也就没有了那种你死我活的“拼杀”。
其次,“邵氏兄弟”在南洋具有庞大的院线,而“长城”等左派公司在南洋并未有与之竞争的院线,双方在这一地区构不成利害冲突。
此外,为了满足其院线所需节目量,“邵氏兄弟”还购买了大量左派公司的影片,双方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
第三,“长城”等左派公司不可能染指到台湾市场,在此方面对“邵氏兄弟”也构不成威胁。
因此,在激烈竞争的氛围中,“邵氏兄弟”并没有也不可能和“长城”等左派公司区形成“搏杀”的局面。
而“电懋”却与“邵氏兄弟”有着极为相似的境遇,同样以扩大家族的电影业为最终目的;同样在南洋地区也拥有着庞大的电影发行院线,同样致力于台湾市场的开发,力图在台湾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些因素都使得双方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冲突,两者必将成为市场上的劲敌,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激烈竞争。
邵氏院线Vs国泰院线:
攻城掠地Vs现代化攻略
五六十年代“邵氏兄弟”和“电懋”的竞争,表面上看是香港两大国语片公司之间的商业竞争,而实际上确是“两大”的当家人邵逸夫和陆运涛斗智的延续。
因为从40年代起,邵逸夫和陆运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就开始了院线竞争的第一轮拼杀。
两人的出身、性格、学历背景及经历均不相同,但却先后经营起了庞大的电影生意,各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营风格。
商业对峙的背后,更是两人的个性与商管理念的较量。
邵逸夫出身于中国传统的商业世家,从小接受的是以儒家伦理观为主的传统教育,经受了中国传统观念的浸透。
他身上传承了邵氏家族务实、灵活、节俭、稳健、勤奋等传统经商理念,他在经营中始终保持在商言商,不唱高调的特色,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
邵逸夫和邵仁枚于20年代就远赴新加坡,为“天一”公司组建南洋地区的发行网络。
邵氏兄弟经过艰苦打拼在南洋站稳了脚跟,在1927年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发行院线。
之后,面对“明星”等6家公司组成六合公司在南洋地区的商业围剿,邵氏兄弟以新马为突破口,采用自带设备和胶片在各地巡回露天放映等办法,突破了“六合”的封锁。
这些举措充分显示了邵逸夫即灵活务实又艰苦勤奋的经营思路,在以后的经营中,邵氏兄弟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采取以量取胜的策略,进一步扩大发行网络。
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在新马地区大量购置影院,扩充规模。
1931年邵氏兄弟公司在南洋地区直营或间接经营的戏院就达139家。
[3] 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初,邵氏兄弟在南洋华侨富商黄文达等人的资助下,以先租后买的形式购入新世界、大世界游乐场,一跃成为娱乐业大亨。
南洋地区的娱乐业院线稳固之后,邵氏兄弟从1937年起经常收购新马之外的其他南洋地区戏院,或与大型院线签约上映邵氏发行影片,扩充了邵氏在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泰国的发行势力。
尽管邵氏院线的许多影院毁于后来的战火之中,但战后邵氏兄弟立即开始了院线的重建,重整设备与发行人员,并于1945年11月恢复运作。
经过商战和炮火洗礼的邵逸夫,此时的经营理念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他和邵仁枚长期在南洋地区开拓发行业务,和香港的邵氏制片公司——“天一港厂”/“南洋”/“邵氏父子”一直保持着一种漠视政治界限、追求市场利润的跨国商业关系。
从30年代开始,邵氏兄弟在家族关系的基础上把内地、香港、及东南亚结交成一个跨国娱乐网。
因此,邵逸夫的经商策略和管理经验颇受海外华商的流散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兼具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现代的管商理念,处事讲求务实灵活,视野广阔。
”[4]除保持灵活务实等传统理念外,他渐渐具备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全球化视野。
反映到其具体操作上,邵氏兄弟在战后成立了英美影片发行部,代理英美法等国的影片,亦购入印度影片发行。
邵逸夫还远赴好莱坞和欧洲考察其电影制片业与发行业,并在南洋改扩建原有戏院,并涉足银行及房地产业,形成以娱乐业为主的庞大财团。
尽管如此,邵氏院线的发展依然以其传统的“扩张”影院数量为主要策略。
至1956年,邵氏兄弟在新马、越南、泰国及爪哇等地已经拥有100多家影院和10座大型游乐场,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50年代末,邵氏兄弟实行“每月一院”的方针,在南洋地区到处选址建影院,邵氏兄弟旗下的影院数超过了130家。
[5]“邵氏兄弟”成立前后,邵逸夫还在台湾、日本以及欧美地区建立了自己的院线。
在邵氏院线在南洋地区崛起的同时,另一大规模娱乐型企业——新加坡国泰机构也在不断发展。
作为第二代继承者的陆运涛,1940年从英国学成后回新加坡接管了庞大的陆氏产业。
陆运涛和邵逸夫有着完全不同的个人履历,他出身于南洋富商之家,中学时便在瑞士和英国接受教育。
陆运涛一直醉心于文艺、历史、电影和摄影,虽然他知道自己注定要基层家族生意,但还是在剑桥大学攻读自己真正喜爱的历史和文学,并取得了硕士学位。
他不懂国语,平常操英语和人交流,较少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
还具有喜欢观鸟、爱打高尔夫球等英国绅士的习惯,这一切铸就了他的“洋化”特色。
因此,陆云涛没有简单地重复父辈的经营之路,而是在家族产业的基础上选择了电影业这一独具创新的现代化娱乐业。
他于战后不久便开始涉足电影业,与英国兰克公司签订协议,利用其母创建的两家戏院在新马地区发行该公司影片,并在南洋地区购买了多家戏院。
之后,陆运涛先后成立了国际戏院有限公司、陆氏戏院有限公司和国泰戏院有限公司,以此组建了以电影发行业为主的国泰机构,从此踏上了和邵逸夫的漫漫竞争路。
陆云涛涉足电影业一方面是个人兴趣,另一方面也怀揣了一个使东南亚生活文化更趋现代化的梦想,对此他曾解释道:
“我对影业的如此费尽心力,原不过是个人对于这种事业具有浓厚的兴趣,而在我本人的理想中,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东南亚的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带来欢乐。
”[6]陆运涛的诸多“洋化”背景和现代化生活梦想,决定了他的经营理念将完全不同于以传统型为主的邵氏经营理念,而是更趋于现代化和时尚化。
针对邵氏兄弟攻城掠地式的院线扩张策略,他在和邵逸夫争夺放映资源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改善影院软硬件设施、提高观赏质量等现代化攻略上。
陆运涛的这些举措,充分证明了他所秉承的企业理念是创新和现代化的理念,在他日后创建电影制片企业时,依然遵从着这种现代化的创新企业理念。
1946年年初,邵氏与国泰两强便开始交锋,开始了对地处新加坡闹市黄金地段的首都戏院的争夺。
首都戏院属于新加坡大型戏院,共拥有1688个座位,且又有冷气设备,这使它很快便成为当地观众的首选戏院,票房收入一直都很好,和国泰、奥迪安等戏院同属传统的热门戏院。
[7]能购得首都戏院这一龙头戏院,便能一定程度上掌控新加坡的放映业务,而且也能提高士气,在竞争中获取更大的胜利。
两大发行机构各出奇招,斗智斗勇,但最终惯以攻城掠地取胜的邵氏院线更胜一筹,斥巨资将首都戏院收入囊中,在竞争中略占上风。
国泰机构亦不示弱,在新马地区实行其现代化攻略,陆运涛最初在新马地区拥有的数十家新型戏院,就同时引进宽银幕、新式放映机、新式音响设备和空调等,务求达到“每一地区有一家戏院,每一个东南亚人士都能享受到高尚的娱乐”。
[8]在邵氏兄弟的强大攻势下,国泰机构的现代化攻略很快奏效,最初的一轮较量,陆云涛不但未被击垮,而且在南洋发行市场站稳了脚跟,并不断壮大发展。
进入50年代,随着南洋地区经济的发展,选择以观影方式娱乐的市民数量进一步增多,邵氏和国泰两大发行机构在南洋地区的竞争也进入白热化。
邵氏以它旗下的首都、东方、青天、丽士等戏院为首轮院线,和国泰名下的国泰、奥迪安、大华等展开龙争虎斗。
针对陆运涛的现代化攻略,邵氏兄弟在排片、宣传、广告等方面屡出奇招,以争取更多观众。
《新加坡风土志》曾记载过一段邵氏院线有趣的宣传招式:
“1958年,为了宣传在首都戏院上映、光头巨星尤·伯连纳(YulBrynner)主演的影片《手足情深》(TheBrotherKaramazov),还主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剃光头比赛’。
参加者共30人,在停车场上由理发师挥剪剃头,并由评判选出最像尤·伯连纳的三位,颁给现金奖。
”[9]此外,为照顾新加坡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特征,邵氏院线还体现出了什么戏院放映什么片子的灵活战略。
比如市中心的戏院一般为放映首轮西片的戏院,东方、大光等戏院首轮放映华语片,马来人爱光顾的乐宫和丽士两大戏院则放映马来语影片。
邵氏兄弟的这些灵活务实的策略显示了较为典型的邵逸夫式经营风格,使得邵氏院线与国泰机构的现代化攻略对抗中不但未有败阵,而且占据了上风。
而国泰机构仍以其现代化攻略对阵,其新建的影院均为东南亚地区最为先进的影院,这些影院设计优美,技术和设施新颖,装置最先进的音响和放映系统以及从欧美进口的座椅和地毯。
其中陆云涛最喜欢的新加坡奥迪安戏院,最能代表其现代化水准,这座拥有1557个座位的戏院,除有上述先进设施外,还有全球最佳的约克牌空调机、地下大型停车场以及东南亚第一部GB-Kele放映机,戏院还设有专供听力障碍观众使用的特制耳机以及陆云涛亲自设计、有“最时尚装修”的好莱坞式咖啡厅。
[10]如此攻略也使得国泰机构在竞争中发展很快,至1957年,陆云涛旗下的影院数量已超过50家。
由于两个发行机构的良性竞争,南洋地区的影院业发展很快,许多大大小小的戏院在这一鼎盛时期建成营业。
院线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南洋地区对电影节目量的需求日益增大。
邵氏发行机构在香港虽有“邵氏父子”等稳定的片源供应,但却远远不能满足其节目量需求,邵氏兄弟一方面在新加坡设立星洲电影制片厂,开始制片;另一方面,邵逸夫也看准了香港的自由港和影人集中的优势,力图全力扩展香港的制片业务。
而国泰机构为稳定片源也开始考虑在港成立企业,陆运涛于1953年一方面和富商何亚禄成立国泰克里斯制片厂,拍摄马来语影片;另一方面正式登陆香港,成立国际影片发行公司,负责在香港购买影片供应南洋的院线。
香港“国际”一方面购置影片,一方面还染指香港制片业,1954年香港“国际”开始在港制作影片,继而陆运涛开始考虑在香港更大规模地自行生产影片。
两大机构主脑不约而同的设想和之后付诸的行动,使他们在香港国语片制片业掀起了新一轮的竞争。
“邵氏兄弟”Vs“电懋”:
观众至上Vs文人气质
于新加坡最初的一轮电影发行业较量之后,邵逸夫和陆运涛均有试图在香港建立大型制片企业的设想,而陆运涛最先付诸了行动。
1956年,国泰机构将香港“国际”和其接管的“永华”合并,改组为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主营国语片生产与发行。
曾赴美留学并出任过“永华”片厂厂长的钟启文被陆运涛聘为“电懋”总经理。
“电懋”自成立之初,就显示出了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其一,“电懋”的高层管理者和陆运涛一样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他们熟悉欧美影业,将好莱坞的“垂直整合”制片路线和讲究计划运筹的管理模式带进了“电懋”,使其显现出不同于其他香港制片企业的“洋化”特征。
反映到其影片创作上,“电懋”大部分作品有的是以西方伦理剧包装的中式家庭生活故事,有的则是富丽堂皇、洋味十足的大型歌舞片。
影片中也较多展现了西化的生活,而且从故事结构、剪接技巧以至镜头运用都受好莱坞影响。
[11]其二,由于陆云涛本人过重的文人气质所致,“电懋”尤其注重其影片的文学性,因而特别重视剧本,编剧的地位凌驾于导演之上。
这一传统在其开创时期就已形成,早在香港“国际”时期,就成立了由当时著名文人张爱玲、姚克、秦亦浮、汪榴照、宋淇、孙晋三等人组成的剧本编审委员会,“电懋”成立后,这个编委会基本成员被保留,负责提供和选择剧本,“电懋”还邀请擅长剧作的易文、陶秦、岳枫等人担任导演,从而奠定了其重视剧本的传统。
这一传统为“电懋”影片赋予了更强的艺术性。
现代化的制片体制、优秀而稳定的创作队伍,以及“永华”片场的一流场地设备,使“电懋”一跃成为拥有强大制片能力的电影企业,1959年,“电懋”年制片产量达到了22部之多。
陆运涛的成功登陆,让邵逸夫有一种紧迫感,同时又赋予了他成功的经验, 1957年他只身来到香港,欲在制片领域大展拳脚。
为早日实现邵氏电影王国的起飞,邵逸夫首先向港英政府购买清水湾一块面积为46公顷的土地,削山建造邵氏影城。
1958年,邵逸夫在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自任总裁,周杜文任总经理。
至此,“邵氏兄弟”正式接管“邵氏父子”的制片业务,仍以拍摄国语片为主。
邵逸夫虽没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但他的灵活务实风格以及长期海外经商形成的现代化理念和全球化视野,同样打造出了一个大型工业化制片企业,并推行了一套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和大厂制片体制。
同样是追求高效率、制度化和程式化,“邵氏兄弟”与推行欧美管理模式、制片模式的“电懋”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清水湾大型片场的落成为“邵氏兄弟”制片业务提供了更加完备的硬件设施,灵活务实又颇具现代化特色的制片体制也为其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证,大量的艺术、技术人才为其提供了艺术保证,邵氏电影王国在此基础上开始起飞,在高峰时期,“邵氏兄弟”电影年产量超过40部,书写了香港电影史上的一个神话。
“两大”先后登陆香港,又几乎同步发展,均想多侵占一点有限的市场资源,其短兵相接在所难免。
邵逸夫和陆运涛这两个“劲敌”,经过南洋发行业热身之后在香港制片业又再次交手。
但由于双方主脑个性和理念的不同,“邵氏兄弟”和“电懋”也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制片路线。
陆运涛欲以电影促进东南亚文化现代化的梦想一直都在延续,他涉足制片业后,将原来的“使每一个东南亚人都能享受到高尚娱乐”的理想发展成为“在东南亚社会中营造一个具有崭新生活方式和思想模式的现代化世界”,他的这一现代化理想也与他一贯的“洋化”风格完全吻合。
在这样的制片路线引导下,“电懋”将创作重点放在了以时装文艺片为主的现代都市题材上,故事均围绕都市人的遭遇如男女爱情、情贼骗子、舞女生活、家庭恩怨等,特别偏重于女性题材;并以好莱坞的轻歌曼舞、浪漫温馨的路子为主导,迎合中产趣味,如《四千金》(1957)、《曼波女郎》(1957)、《空中小姐》(1959)、《香车美人》(1961)等。
在商业和艺术之间,“电懋”基本上以前者为主,然而陆运涛酷爱艺术的性格以及他所追求的现代化理想,再加上“电懋”重视编剧的先天因素,导致其有时的出品也会偏重后者。
如五六十年代“电懋”将许多当时流行的文艺小说搬上了银幕,他们主要选择了偏重于女性及城市感觉题材的郑慧与杜宁,而更加商业和流行的杨天成等人的小说则一直未被纳入视野,主要是后者以男性角度出发的作品,不符合“电懋”的一贯风格。
而“邵氏兄弟”遵循的则是一条更为纯粹的商业制片路线。
邵逸夫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理念中,原天一公司的“观众至上”论是其中心内容。
邵逸夫很了解一般市民观众的心理,以及观赏习惯和兴趣,他审阅编导提供的故事剧本,以是否具有票房为取舍,因此“邵氏兄弟”在选材时都切准了市民观众的喜爱和情趣,选择通俗性和娱乐性较强的题材。
“邵氏兄弟”的导演与明星是否受重用,也是以票房纪录为依据。
在具体创作方面,“邵氏兄弟”一方面延续原“天一”公司的创作传统,以当时作为主流的内地移民观众所喜爱的中国古典名著、民间传说和中国传统戏曲曲目为主要选题,侧重古装戏。
成立之初的“邵氏兄弟”便拍摄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系列的《貂婵》(1958)、《杨贵妃》(1962)等影片。
1957年,内地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港公映引起轰动,香港观众对黄梅调音乐如痴如醉。
这一现象更是引起了对市场高度敏感的香港影人的重视,邵逸夫于是重用导演李翰祥拍摄了多部古装题材的黄梅调电影,如《江山美人》(1959)、《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等。
为吸引观众,“邵氏兄弟”的黄梅调电影对传统的黄梅戏加以改良,加重了温婉而饱含情感的“上海式时代曲”唱腔,特别是女主角的清唱段落。
这种唱腔“细腻地将歌词意境与剧中人物的心情透过音乐的迭荡起伏传达出来;它讲究的是一种风韵、一种气质、一种古典印象,一种不强调时间性、地域性而重剧中人感情、心理活动、关注戏剧环境氛围的美感呈现。
”[12]这样的改良使黄梅调电影更具备了时尚性和现代性,从而更受观众喜爱。
另一方面,在台港及海外的大批华人与中国内地隔绝而又充满无限怀念的时候,“邵氏兄弟”在邵氏影城中营造出的这种古“中国梦”对他们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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