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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史述要
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史述要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
“就一件青铜器而言要从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和工艺五个方面,综合地观察探讨。
”[1]但青铜器纹饰的研究较之于器型、铭文、铸造的研究相对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其背后隐喻涵义极其玄奥之故,并且青铜器不是单纯的装饰艺术,而是同古人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政治意识紧密相连的,这就要求从多重视野下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张光直先生指出:
“政治、宗教与艺术的紧密结合在古代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在中国,这种结合就集中体现在青铜器纹饰上。
”[2]因此探讨青铜器的隐含意义就需要美学、哲学、艺术、文学、宗教等各方面的知识和修养,这无疑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但从古至今也取得了一定实绩,特别20世纪更是成绩斐然。
虽然前辈大家对纹饰多有论述,如容庚先生所著《商周彝器通考》。
但纵观历代有关青铜器研究著述,对青铜器纹饰研究史的总结都还不够。
囿于篇幅,本文只对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史做简要的论述,提及的文献也只是纹饰研究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不免漏薄,撰此小文以乞正于方家。
一、宋代以前商周纹饰研究
最早对青铜器纹饰做出明确记载且资料丰富的著作是《吕氏春秋》。
其中有记载如下: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为不善亦然。
《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
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
理通,君道也。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
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
《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
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
以见极之败也。
《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
周鼎著鼠,令马履之。
不阳者,忘国之俗也。
《吕氏春秋·恃君览·达郁》
我们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已经把青铜器纹饰作为独立研究的对象,文中涉及到了饕餮纹、窃曲纹、象纹、鼠纹等纹饰的名称,并对它们的形状做了生动形象的描绘。
但是对此类纹饰的描绘还是语焉不详,仅从文献中还难以窥见当时青铜器纹饰的整体风貌。
《春秋左氏传》中也有关于纹饰的记载: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谓之饕餮。
古者铸鼎象物,以知神奸。
鼎有此象,盖示饮食之戒。
宋代以前其他文献中也有关于青铜器纹饰的零星记载,摘录如下: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纹赤鼎,绝膑而死。
《史记·赵世家》
宝鼎见兮色纷缊,焕其炳兮被龙纹。
班固《宝鼎诗》
枭养豺狼,猰貐驱象,鸟菟之族,犀兕之党,钩牙锯齿,自成锋颖,精若耀星,声若震霆,名载于《山经》,行镂于夏鼎。
左思《吴都赋》
罢官无物唯古鼎,雕螭刻篆相错螭。
唐·韦述《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
上述文献中对龙纹、螭纹都有记载,但是可以看出宋代以前的纹饰记载大多零星散落,且不成系统,另外这时的记载有些只是传说而不是历史史实,比如上面左思的《吴都赋》关于夏鼎的记载,其可信度值得商榷,并且宋代以前不是从自觉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研究纹饰,尚未出现真正意义的有关青铜器纹饰的学术著作。
二、两宋青铜器纹饰研究
宋代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举足轻重,宋代青铜器研究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代的青铜器研究是真正从学术的角度而出发的,真正走向了自觉研究的道路,出现了不少对后世极有影响的青铜器研究著作。
重要著作主要有:
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其中对青铜器纹饰有专门研究的主要是《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两种。
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对纹饰的分类和定名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宋代以前的文献已经有零星的记载,但大多不详细且未为形成系统。
对其进行较详细论述是上面提到的《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
下面简要论之。
吕大临《考古图》约成书于宋哲宗元祐七年,即公元1092年,其一共收录青铜器及玉器共224件,其中青铜器148件。
每件青铜器都描绘了其图形,并作说明,《考古图》在青铜器纹饰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二点:
第一:
为纹饰定名。
如《考古图》卷一:
五癸鼎曰:
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
书中有关纹饰的名称还有云气、牛首、篆带、方乳曲,环、兽首、蚩尤、螭、龟、象、虎首、龙等。
同时该书在描摹器形的同时也描绘了青铜器上的纹饰,使之形象化和直观化,这也成为后世青铜器著录的通用范例。
该书首次将纹饰的名称和纹饰形象建立起了对应关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二:
利用纹饰给青铜器命名。
青铜器的定名主要是才用器皿铸造者的名字命名,例如《利簋》、
《天王簋》、《大克鼎》等名称皆采用此法。
但青铜器也有大量的没有铭文的,为之定名则成一问题。
吕大临第一次大量采用根据青铜器纹饰来给青铜器命名的方法。
例如:
云鼎、饕餮鼎、象尊、牛鼎、虎彝。
这就大大凸显了纹饰在青铜器上诸要素中的重要作用。
王黻《宣和博古图》约成书于宋徽宗宣和五年,即公元1123年。
共收器839件,绝大多数为先秦时期的青铜器。
该书继承了《考古图》对于青铜器纹饰研究的重要成果,并进一步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博古图》较之于《考古图》规模更大,体例更完备。
其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
对纹饰的描绘更加细化。
例如其对夔纹的描绘:
夔,一足,山林之异兽,又名神魖。
古人作字以象其首、足、盖防其为害。
又如卷二《周文王鼎》关于蜼纹的记载:
足象蜼形,
上为鼻,下为尾,高而且长;其两耳亦镂蜼。
关于蜼,《尔雅·释兽》载:
蜼,卬鼻而长尾。
郭璞注:
蜼,似猕猴而大。
黄黑色,尾长数尺,似獭,尾末有歧。
鼻露向上,雨即自县于树,以尾塞鼻,或以两指。
江东人亦取养之。
为物健捷。
该书对纹饰的描绘对后人研究提供了更为直观有效的条件,为后来了纹饰研究提供了便利。
第二:
对纹饰工艺美术的研究
对纹饰的工艺前人记之甚少,该书的记载却较为详细,如卷六关于“周召公尊”的记载:
此尊有五指痕,执之而不坠失,以示其谨于礼。
今此五指痕以蜡为模,以指按蜡所成也。
上述的记载使我们对青铜器纹饰的工艺可以窥视一二,使对青铜器的了解更为深刻全面。
第三:
对于纹饰含义的研究
青铜器纹饰背后所隐藏的含义是以往青铜器纹饰研究所缺乏的,纹饰只是一个表象,对其含义的挖掘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对纹饰含义的研究,来挖掘古代人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心理等深层次的东西。
该书对纹饰的含义研究甚多,诸如:
“以蟠虬为之饰,亦以示其不可妄动之意;”;“禅又取其趋高洁而不沉于卑秽”;“山以取其仁之静,花以取其礼之纹”;“象饕餮以戒之其贪,象蜼形以寓其智,作云雷以象泽物之功,著夔龙以象不测之变。
至于牛鼎、羊鼎、豕鼎,又各取其象而饰焉”。
以上分别阐明了蟠虬纹、禅纹、山纹、花纹、饕餮纹、蜼纹、云雷纹、夔龙纹、牛纹、羊纹、豕纹等纹饰所隐藏的含义,并说明了古人以不同动物作为纹饰的原因和目的。
这说明古人对于纹饰的选取不是任意而为而是有深刻的目的指向性的。
比如饕餮纹的选取便是以之戒贪之意。
这些记载对后人深入研究青铜器纹饰的文化深义提供了线索。
吕大临《考古图》和王黼《宣和博古图》是现存的最早系统研究青铜器纹饰的著作,它们不仅保存了青铜器纹饰的形象,而且还有详细的文字描述材料,不仅是对宋代以前青铜器纹饰记载的总结,也开启了自觉研究青铜器纹饰的先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部著作。
毋庸置疑,宋代的青铜器研究还是以铭文为主,对纹饰的研究也是基于对铭文研究的需要,通过对铭文的研究来补经正史。
正如《考古图》后记所言:
“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
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
”[3]
三、元明清青铜纹饰研究
整个元明清的纹饰研究是处于一个低潮期,正如朱剑心先生所说:
“吉金之学,自宋人《考古》、《博古》、《钟鼎款识》以后,久无嗣响。
”[4]
元代的纹饰研究几近空白,只是有十多种青铜器铭文的著录,主要有:
梁有《文海英渊》、潘昂霄《金石例》等。
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元代统治者对中原文化采取的是一种相对疏离的文化政策,这造成了元代文化的没落。
尽管元代也取得了一定的文化实绩,但就整体而言,成就不高。
明代关于金石学的著作大约有三十余种,其中有关青铜器的著录也不过几种。
例如:
曹昭《格古要论》。
有关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几成空白之势。
清代学术以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为代表,清代小学研究也极为兴盛,青铜器研究也进入了一个高潮。
但更多的还是有关青铜器铭文、器型的研究,纹饰方面的研究还是成果甚微,但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西清古鉴》,该书共四十卷,其中关于一些纹饰名称的著录是前代未曾有过的,譬如:
盘云、云龙、云螭等纹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吴云的《两罍轩彝器图释》,该书写于同治十二年,即公元1873年,著录青铜器110余件,其中商周青铜器59件,该书虽无单独纹饰图,但将部分纹饰摹绘下来,也为后世的纹饰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材料。
总之,元明清时代纹饰研究成绩甚微,可取之处不是很多。
四、20世纪青铜纹饰研究
随着近代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及考古学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青铜器纹饰研究取得很大的成绩。
通过对某一时代青铜器类型学的分析,归纳出某一时代青铜器纹饰的典型特征和流行时间,来判定青铜器年代,这成为青铜器断代研究的重要方法。
因此随着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纹饰研究也向着理论化、系统化、深度化方向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
罗振玉作为甲骨学大师,对青铜器研究也做出了贡献。
他于1917年编录了《梦帏草堂吉金图录》。
该书对一些青铜器进行了全方位的脱拓,当然其中也有关于纹饰的拓本。
使青铜器纹饰研究真正走向系统化、标准化研究道路的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
容庚先生是最早系统专门著录纹饰拓本的。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包括:
《颂斋吉金图录》(1933年)、《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年)、《颂斋吉金续录》(1936年)。
这些著作关于纹饰的拓本,极大地提高了纹饰研究的自觉性,使纹饰研究也愈加受重视。
真正体现容庚先生青铜器研究成就的是他于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一书,该书在青铜器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
该书共分上、下两册。
上册是研究专著,下册是青铜器图录。
特别是该书对于纹饰的研究更是具有开创性意义。
该书专门设立了一章(第六章)对纹饰进行了专门细致的研究,该书专用一章篇幅列举了77种纹饰,首次系统地对青铜器纹饰作了分类,具体地列举了诸类纹饰中所包含的不同纹饰,并对每种纹饰名称的来源、沿革,及同种纹饰中的不同形式,及每种纹饰主要流行时代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1958年10月,容庚、张维持著《殷周青铜器通论》一书,此书是在《商周彝器通考》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该书在纹饰研究方面更加系统、科学,该书将原来的77种纹饰分类进行合并,将纹饰总体分为几何形、动物形和叙事画三类,比原来的分法更加简洁。
另外,对青铜器纹饰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还有郭沫若先生。
他在《毛公鼎之年代》(1932年)一书中也有一章讨论花纹形式。
另外1934年,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序说——彝器形象学初探》一文中第一次对青铜器作了系统地分期。
就是所谓的滥觞期、勃古期、开放期和新式期,并且对每个时期的纹饰特征及其演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50年代,受郭沫若先生关于青铜器分期的影响,陈梦家先生进一步对青铜器分期研究做了更为精细的研究,他的名著《西周铜器断代》(原发表于《考古学报》1955—1956年第四期,后来中华书局出上下两册单行本)主要利用对青铜器器型和铭文进行了青铜器分期断代,但也论及纹饰,特别是对典型器物的纹饰更是细心研究,比如对鸟纹的探讨,他把鸟纹分为三种:
成对的小鸟、成条的长鸟、单个的大鸟。
使纹饰的研究更加深入化。
在三、四十年代,为青铜器纹饰研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以下著作:
胡光炜《古文字变迁论》(1933)主张将青铜器器形、纹饰和铭文进行综合考察分析。
朱剑心《金石学》(1940)年,把青铜器纹饰分为“普通纹饰”和“特别纹饰”,开辟了新的分类方法。
由马承源先生主编,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图的《商周青铜器纹饰》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古代青铜器纹饰研究的专著。
该书分为综述和图录两部分。
综述部分将青铜器纹饰划分为十大类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最后进行总结。
图录部分收录了纹饰标本1006个,其中绝大部分是拓本。
纹饰标本分为十大类,每类前面有简短的概述。
该书资料翔实,结构清晰,是一本具有重要使用价值的纹饰研究著作。
陈公柔、张长寿两位先生先后发表了《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1984)[5]和《殷周青铜容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1990)[6]是对纹饰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研究,他们选定了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纹饰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一文在陈梦家鸟纹研究的基础上,根据233件青铜器上的纹饰对凤鸟纹进行了类型学分析,他们把鸟纹分为三类25式,并阐明了凤鸟纹的演变情况,比陈梦家先生的研究更精细化和深入化了。
《殷周青铜容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一文根据133件青铜器将兽面纹分为四型40式,每型都有型式说明图。
但两文对纹饰的含义的阐释未有涉及,显得不够全面。
后来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还收录了《西周青铜器上的窃曲纹》一文。
探讨了窃曲文的概念,研究历史、型式划分、沿革流变及共存纹饰等问题,将西周青铜器上的窃曲文分为二型10式,分别探讨了其流行时代和鲜明特征,并有附图49件。
朱凤瀚先生《古代中国青铜器》是青铜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正如李学勤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评论的那样“这部新著长大百余万字,附有大量图片,分为上编“通论”和下编“分论”,对各个时期、各个区域的青铜器作了细致翔实的论述。
全书以考古发掘材料为主,充分运用了考古学的方法和成果,并结合古文字学和科技、美术方面的研究,丰富多彩,深入浅出,适合各种读者的需要,至于书中蕴含的许多心得创见,都是对青铜器研究的贡献……”[7]
此书关于纹饰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纹饰的研究意义、研究概况、纹饰类别、内涵的时代流变,及纹饰的艺术特征等方面。
该书把纹饰分为动物类纹饰、几何类纹饰和人物画像纹饰三大类。
其中动物纹饰又分为8种44小类63型25亚型42式;几何类纹饰分为14小类21型;人物画像类纹饰则采用概述的方式进行研究。
另外还附着纹饰涂43幅,共计纹饰标本346个,大部分为拓本。
该书对纹饰的划分细致,是研究纹饰的一部难得的力作。
彭裕商先生的《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是关于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最新成果。
该书共六章,其中第六章专门研究西周纹饰。
李学勤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提到“书中对于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是有其重要的。
我常设喻说,纹饰犹如青铜器的语言,充分显示了器物的时代性与地域性。
……彭裕商教授此书则接着研究同样很普遍的龙纹、鳞纹及窃曲纹,对于青铜器分期研究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8]
此书着重研究了龙纹和窃曲纹(附鳞纹)。
对于龙纹,彭先生根据形状不同,分为八型。
每一类型又分作若干亚型,并对每种纹饰流行的年代作了界定,同时列举每种纹饰出现的典型器物。
关于窃曲纹。
彭先生首先指出了窃曲纹流行年代,然后叙述了以前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
彭先生把窃曲纹按其来源分为A型和B型,并把这两种型态,分别命名为饕餮窃曲纹和龙纹窃曲纹。
A型又分为三个亚型。
B型分为二亚型,每个亚型又分成了不同的式。
同时对每一类型的流行年代作了界定,并书后附着了窃曲纹年代图表,使之流行年代一目了然。
在纹饰研究上取得成就的还有很多学者,唐兰、郭宝均、邹衡等先生。
他们在研究青铜器时也往往涉及到纹饰,这丰富和推动了青铜器纹饰的研究。
还有很多学者从多重视野下对青铜器纹饰做了专门研究,比如从艺术、工艺的角度来探讨青铜器纹饰,这方面的研究成绩举例如下:
张孝光的《[9]该文对殷墟青铜器纹饰的题材、纹饰组织布局、表现手法等亦作了深入地剖析,阐释了殷墟青铜器纹饰的工艺水平。
李济先生《殷商时代装饰艺术研究之一(比较觚兴起的纹饰所引起的几个问题)》[10]对于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制造方法、工艺演进、来源做了探讨。
叶小燕《东周刻纹铜器》[11]探讨了东周刻纹青铜器中丰富生动图案形成的工艺手法。
另外也有很多学者从宗教、神话的角度论述不同纹饰背后所凸现的古代人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
这方面的成就举例如下:
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动物纹样》[12]、陈春会《商代青铜器宗教思想探析》[13]霍小宁《青铜器纹饰类型及其人类学意义》[14]。
整个二十世纪,其铜器纹饰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青铜器纹饰研究从传统金石学的窠臼中挣脱出来,走向了独立发展发道路。
[1] 李学勤.中国青铜器概论[M].北京:
外文出版社,1995.
[2]张光直.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M].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
三联书店,1999.
[3]考古图(外六种),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朱剑心.金石学[M].文物出版社1981年新版.
[5]陈宫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J].考古学报1984,(3).
[6]陈宫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J].考古学报1990,
(2).
[7]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序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P2.
[8]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序[M].巴蜀书社,2003..
[9]张孝光.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A].殷墟青铜器[C].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
[10]李济.殷商时代装饰艺术研究之一(比较觚兴起的纹饰所引起的几个问题)[A].殷墟青
铜器[C].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
[11]叶小燕.东周刻纹铜器[J].考古1983,
(2).
[12]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动物纹样[J].考古与文物,1981,
(2).
[13]陈春会.商代青铜器宗教思想探析[J].考古与文物,2004,(6).
[14]霍小宁.青铜器纹饰类型及其人类学意义[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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