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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60周年宣传系统征文-我国60年公民道德建设的流变及其思考
建国60周年宣传系统征文:
我国60年公民道德建设的流变及其思考
在我国纪年中60年一个轮回,是值得一提的大数。
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华诞,我们很有必要回顾并梳理一下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历程。
去年下半年,我国乳业出现了一起惊世骇俗的“黑天鹅”般的大事——“三聚氰胺”使人们对饮用牛乳制品“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崩溃了”。
此前,在商界和坊间流传一句话,那就是“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立即出现“雪崩”,即“‘三聚氰胺’毁掉了乳业30年的功业”。
有人预测,要恢复过去民众对牛奶的喜爱和信赖至少需要6年。
乳业出现三聚氰胺事件,绝不是个别少数人的问题,应该说是整个行业上游乃至政府监管部门的问题。
问题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是有一种无法回避,那就是道德品质和诚信问题,一种源于内心的道德信仰问题。
当然,我们绝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能影响对我国60年来公民道德建设的积极评价。
本文拟阐发我国公民道德建设60年的流变及其思考。
一、我国公民道德概念的演变
(一)道德及相关的概念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在哲学家康德眼里:
最理想的人类生活是德行与幸福的统一。
道德是“至善(summum)”,“至善”是“有限的理性存在着”所欲求的对象,道德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我国伦理学学者夏伟东在《道德本质论》中指出,“一般来说,伦理学是一门关于道德的科学,或者说,伦理学是以道德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道德是一种用善恶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规范和实践的总和。
社会学认为,道德是一定群体人们心理、习俗、习惯、风尚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总和。
法学界十分明了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制度化。
中西方对于道德的传统认识有着差异。
古希腊倡导:
公正、节制、智慧、好勇敢“四德性”。
苏格拉底说,道德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英国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柔顺、慈善、博爱、慷慨、仁厚、温和、公道,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占用最大的比例,并且通常称为社会的德,以标志促进社会福利的倾向。
”“正义之所以是一种道德的德,只是因为他对于人类的福利有那样一种倾向……”在西方哲学家眼里,几乎每一种重要的道德理论都包含公平的思想,每一个个体的利益都同等重要,没有特权人物。
在我国古代儒家文化中,道德被归纳为仁、义、礼、智、信“五常”(董仲舒语);归纳的温、良、恭、俭、让“五性”(二程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朱熹语)。
中西两相比较,不难看出,西方道德中蕴含善和正义,中方道德中表现出“内敛”和“秩序”。
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
《辞海》解释为,公民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等在内。
公民享有和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不同于人民,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民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
公民道德即全体公民长期形成、共同认可并遵守的心理、习俗、习惯、风尚、宗教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总和。
从一定意义上说,公民道德不等同与“人民道德”,公民道德具有稳定性、恒久性和普适性,“人民道德”具有易变性、阶段性和选择性。
道德的社会本性决定道德的概念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二)我国公民道德概念的基本变化我国公民道德概念历经四个变化。
1.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概念是列宁同志1920年6月在《共青团的任务》这篇演讲中提出来的。
他说,“共产主义的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群众斗争”。
“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全部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后,旧的政治统治被摧毁,陈旧、腐朽的文化和道德也随之被抛弃和改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热情空前高涨。
这时的主旋律是共产主义道德。
王育倩在《共产主义道德概论》写道:
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调整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体系。
第一,共产主义道德体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反映。
第
二,共产主义道德是适应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道德体系。
第
三,共产主义道德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
周原冰在《道德问题集》中说,共产主义道德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通过所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奋斗的先进人物的示范作用而逐步丰富、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实现共产主义事业每一个斗争过程都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
共产主义道德主要规范有:
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热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
1949年
page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1982通过的《宪法》第二十四条: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
共产主义道德是截止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道德的核心和基本内容。
中国革命道德一般而言,现代中国的道德有三个源头:
即共产主义道德,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文化道德。
新中国成立初,其共产主义道德概念基本源于和仿照苏俄。
中国革命道德概念是本土的,具有中国特色。
陈至立、罗国杰在《中国革命道德》序言中写道:
中国革命道德萌芽于1949年五四运动前后,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蓬蓬勃勃的伟大工人和农民运动,经过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期发展,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光大。
在中国革命道德概念中,主要包括五四反帝反封、追求真理的精神,井冈山艰苦卓著、英勇斗争的精神,长征坚定信念、不畏牺牲的精神,延安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解放战争追求和平、解放与幸福的精神,抗美援朝、反抗侵越的国际主义精神等等。
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3.社会主义道德8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过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中,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问题,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指出,应该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还应在全社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
客观的说,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之一,是符合中国情国、尤其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道德,其道德的社会阶段特征十分鲜明。
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在内容的规定上和要求上有程度不同,共产主义道德追求的是无产阶级至高的理想,社会主义道德反映的是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道德范式。
4.公民道德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一次提出公民道德的概念。
《决定》提出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同时还提出了社会公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和家庭美德规范,形成一套完整的公民道德体系。
公民道德是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概念,公民是国家的主体,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它包括有中国国籍、无论境内境外的全体国民。
公民道德是全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非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
公民道德是先进的道德观,体现着社会先进文化的方向。
公民道德规范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国家目标相一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全体公民应尽的义务。
从共产主义道德、公民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到公民道德概念的几次转换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是我国所有“道德”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其区别在于内容和要求的程度、适用的阶段以及规范的对象不同。
其实,细微的差异往往规制事物发展的方向,形成不同的结果。
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界亦然。
二、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流变公民道德建设是随着道德概念演变而变化,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紧密相连。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大体可以分作两大阶段,每个阶段又分若干发展阶段。
同时,可以用教育、活动、建设三个特征进行总括。
(一)第一阶段(1949—1977年)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作两个发展阶段,其特征是教育。
1.“文化大革命”前的道德建设(1949—1965年)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反对旧社会遗留的陈旧、腐朽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我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教育人民、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毛泽东同志总结经验并指出: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那个时期的道德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即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人生观教育,进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教育以及进行劳动和集体主义教育等等。
当时“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中关于先锋队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王玄武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写道:
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具体方法:
一是灌输教育法。
灌输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有他人灌输、自我灌输、普遍灌输、个别灌输、形象化灌输、启发式灌输等。
灌输教育法被认为是十分有效的办法。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六十年代初期,党中央为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国分忧、艰苦奋斗,宣传“延安精神”,缅怀革命前辈和先列的光辉业绩,加强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提出了“树立标兵”,“典型引路”等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于1963年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此后,用先进典型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那时,郝建秀、邢燕子、焦裕禄、草原小姐妹等先进典型,为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树立了一面旗帜,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
但是,道德教育也受到“左”的影响,道德理想和道德要求被过度拔高,片面强调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形式和方法上主要搞政治运动,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夸大主观精神作用,忽视人民必要的物质利益,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等。
“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前(1966—1977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大搞形“左”实“右”的法西斯专政,使我国经济、政治、文化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社会道德建设也受到严重的损失。
林彪、“四人帮”鼓吹“一切为了权”的道德观,推行法西斯式强权道德;污蔑道德修养就是不讲阶级斗争,就是“修正主义”;煽动“打砸抢”风气,宣扬“文盲”、“痞子流氓”道德观;在树立先进典型时,把先进经验绝对化、公式化、模式化以致弄虚作假。
从而导致人们的道德是非观念混淆,道德判断失准,心理失衡,道德和信仰危机加剧,并且对此后我国道德建设产生重大消极影响。
“文革”道德危机主要原因是,权力作祟、秩序失衡、善恶颠倒、道德毁弃。
但是,当我们否定“权力层面”的道德不良时,在社会普通民众阶层、在社会草根民间,正义的道德良知和积极的道德活动也无处不在,它们在维护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维护基本的人际关系中发挥着道德自身特有、恒定性作用。
比如,学雷锋活动、邻里和睦关照、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等优良的道德气尚仍旧在广袤大地上流传。
(二)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建设,大体上可划分三个发展阶段。
1.第一个发展阶段(1978年至1986年上半年),其特征是活动,即开展群众性思想道德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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