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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110期
《半月谈》2010年【半月评论】目录
《半月谈》2009年第1期【半月评论】拒绝“城市二元化”1
《半月谈》2010年第2期【半月评论】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半月谈》2010年第3期【半月评论】:
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半月谈》2010年第4期】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半月谈》2010年第5期【半月评论】:
穿越转型之痛
《半月谈》2010年第6期【半月评论】:
愿公平正义光辉普照
【半月评论2010年第7期】让批评政府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半月评论2010年第8期】世博,也是一个挑战
【半月评论2010年第9期】:
重新认识劳动的价值
《半月谈》2010年第10期【半月评论】:
建好分好公租房
《半月谈》2010年第1期【半月评论】:
拒绝“城市二元化”
城市化,在当下中国人的脑海中,有着特别丰富的想象。
它是引领现代化巨轮远航的飘扬的旗帜,它是撬动全球化大国崛起的神奇的支点,它是普通中国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一个璀璨的梦想。
在中国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城市化又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可是,当我们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赶、去推进的时候,有没有思索过、诘问过:
城市化的真谛、城市化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城市化、为谁的城市化?
聆听各级政府宏大叙事中的城市化构想,投身今日中国呼啸前进的城市化浪潮,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应当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数,而是城市化的内质和价值。
许多地方正铺开改天换地的“新造城运动”。
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县城城区化,由此引发了紧锣密鼓的“圈地运动”,更有暗潮汹涌的“圈县运动”。
可是,如果脱离制造业服务业的支撑,仅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资产泡沫就能举托新城崛起?
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发展、就业谋生的机会在哪里?
许多地方正热衷经济增长的“新城市拉动”。
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进城打工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创新。
可是,在城市GD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费的基础是什么?
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建制的扩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胀,城市功能的开发,公共空间的拓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如何及时跟进?
许多地方正推进城市经营的“新地标活动”。
政府一味追求“现代城市形象”:
更高的楼房,更豪华的商务区,更宏大的花园广场,更具动感的都是韵律……令人目眩的种种商业地标、产业地标、文化地标,往往变成造价惊人的工程,变成财富和技术的炫耀。
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严如何提升?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城市化意味着什么?
是一种新的发展,人的创造力量的解放和财富源泉的涌流;是一种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一种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进步和人文价值的升华。
城市化的灵魂应是以人为本。
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
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
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
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
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
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
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
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
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
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
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
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
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
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
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半月谈》2010年第2期【半月评论】
坚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党中央前不久颁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专门就扩大干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干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干部选拔工作不仅是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贻害无穷。
任何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近年来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随之却出现了一些“拉票”现象。
“拉票”行为破坏了干部选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实性,影响极坏。
因此,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这个毒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干部工作的重点。
所谓“拉票”就是在干部推荐过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荐资格的一些同志投票推荐自己,从而使自己达到升迁的目的。
这种靠“拉”,不靠“干”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干部任用工作原则。
如果纵容这种行为,就会形成一种误导:
“干得好”不如“拉得好”。
有些人平时不是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关系上。
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马马虎虎,关系方面却是左右逢源。
随着打击和查处“拉票”行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为从原来的的赤裸裸地进行,转变成了悄悄地进行。
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诗外”,用在了平时。
变换花样的“拉票”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在日常工作中送人情。
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公权私用,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做老好人,搭顺水人情。
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对方对自己心存感激,让对方背上人情债。
这种人对上如此,对同级、下级也是如此。
可以想象,以这样的态度和工作出发点,能不耽误工作和事业!
当然,在这种人看来,耽误工作和事业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的选票不能丢!
他们认为,坚持原则,不光得罪人,还丢了选票,没有群众基础,你干得再好也是白搭。
更何况,评价有些工作好与不好没有硬性指标,对这种人来说,上下拥护,大家“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依靠手下亲信帮忙。
手下培植几个信得过的人,平时在有意无意间帮自己鼓与呼,往自己脸上烫金。
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一条共同的“利益链”。
这些“抬轿子”的人,一般都是领导干部的亲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领导受提拔重用的,平时领导信任,关键时刻为领导挺身而出。
这些亲信们时时处处维护领导权威,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方方面面搞好关系。
这种行为看起来是无可厚非,实际上在拿组织原则做交易,他们是在用公权为上司争取“票仓”。
三是在亲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资。
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对权力起到了约束和反制作用。
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有些人为了职务升迁,总往领导家里跑。
如今,情况有点变化,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平时也会主动“出访”,走家串户送出自己的“关心和爱护”。
事实上,对于这种感情投资,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们去的人家,一定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手中有选举权的人,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自然不会享受到如此待遇。
四是“大款朋友们”出面保驾护航。
这些年,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屡禁不止。
在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往往是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牵扯出来。
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广大,凭借手头阔绰,他们结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结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
到了关键时刻,没有这些大款摆不平的事。
领导干部平时结交大款朋友,认真经营关系,关键时刻大款们会异常活跃,到处游说,为他们的领导朋友卖力地争取每一张选票。
上述种种行为,比干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这些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必须加大力度予以根治。
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防止简单的以票取人。
首先,要认真分析、比对,把干部平时的表现和考核获得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科学论证,防止工作简单化、公式化和理想化。
其次,要早预防,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绝“拉票”行为的相关工作机制,让那些“拉票”者无可乘之机,无可钻之空,无生存的土壤。
第三,要加大查处力度,要有钢性的措施,对“拉票”行为决不手软。
铲除毒瘤要下猛药。
要从舆论上形成声势,在举措上形成机制,让“拉票”行为无处藏身,没有市场,没有机会。
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被查实的“拉票”者受到严肃处理。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半月谈》2010年第3期【半月评论】:
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
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
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
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
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
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
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
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
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
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
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
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
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
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
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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