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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城市规模分布
第七章城市规模分布
城市规模主要有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用地规模两种方法,由于人口资料容易获得,同时人口集聚又是城市的重要特征,于是城市规模通常指“城市的人口规模”。
城市规模分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城市人口规模的层次分布。
研究城市规模分布的目的是探讨区域内城市从大到小的序列与其人口规模的关系,揭示区域人口在城市中的分布特征。
第一节城市规模分布理论
在城市和区域分析中,如何解释和确定城市的规模分布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对此,各国学者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主要理论模式有:
一、城市首位律(LawofthePrimateCity)
即首位城市分布律。
这是对一个国家、地区范围内,城镇规模分布规律的一种早期的概括。
(一)首位城市
首位城市:
在规模上与第二位城市保持巨大差距,吸引了全国人口的很大部分,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明显优势,规模最大的领导城市。
早在1939年,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通过观察发现,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其规模往往比其他城市大得多。
他分析了51个国家规模前3位的城市,发现有28个国家的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第二大城市的2倍以上,有18个国家在3倍以上(伦敦为利物浦的7倍;哥本哈根为奥尔胡斯的10倍;墨西哥城为瓜达拉哈拉的5倍),他总结道:
在一个国家发展初期,某个城市由于具有固有的优势得到持续发展,起先成为经济中心,以后又以可以发挥政治中心的职能而成为都城,最终导致该城市拥有最优越的社会服务、最多的就业机会和最好的就业岗位,从而吸引大量人口,使之成为规模上的首位城市。
杰斐逊也认为上述现象虽是普遍存在的,但也有例外:
①由集聚过程中大体同步的几个区域组成的国家,可能存在几个首位城市(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意大利的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米兰均为首位城市);②由原先几个分裂部分组成的国家,在其统一前往往呈单个首位城市分布,统一后常呈多个首位城市分布【如加拿大的多伦多(英语社区中心)和蒙特利尔(法语社区中心)】。
(二)首位度指数
一国最大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的比值,称为“首位度”。
首位度大的城市分布称为“首位分布”。
1.首位度(二城市指数)
S2=P1/P2(由杰斐逊提出的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的指标)
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体系中的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这不免以偏概全。
为了改进首位度的简单化,有人提出四城市指数、十一城市指数等衡量指标。
2.四城市指数
S4=P1/(P2+P3+P4)
3.十一城市指数
S11=2P1/(P2+P3+…+P11)
按照位序—规模的原理,正常的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都应该是1,而两城市指数应该是2。
4.首位城市比
S=P1/∑Pi(首位城市人口数与城镇人口总数之比)
一般来说,首位分布是一种原始的初级的城镇体系规模分布形式,往往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城镇体系的规模分布特点。
(不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较低,区域差异大,首位度大;发达国家,首位度一般较低,但面积较小的发达国家也有例外)
二、城市金字塔
(一)城市金字塔的概念
城市金字塔是一种图表形式分析区域城市规模分布的方法。
在一个国家或区域中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城市,可以按照城市规模大小划分不同的等级。
规模大的城市等级,城市数量少;规模小的城市等级,城市数量多。
城市金字塔:
将各个规模等级的城市数量,按从低到高的等级序列,用条形图表示出来。
(二)城市金字塔的K值
K=下一规模等级的城市数/上一等级规模的城市数
对K值的认识:
①中心地学说认为,K值是常数
②也有人认为,K值是变化的,规模级越高,K值越大;规模级越低,K值越小。
〖城市规模等级划分的间距不同,K值也不同。
〗
同一城市体系不同等级划分下的规模分布举例
A
B
规模级
城市数
K值
规模级
城市数
K值
1000-5000
5000-20000
20000-5000
50000-100000
512
128
32
8
4
4
4
1000-10000
10000-50000
50000-75000
75000-10000
576
96
4
4
6
24
1
三、位序—规模法则(Pank-SizeRule)
(一)对城市规模位序的探讨
最早对城市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进行探索的是奥尔巴克(F.Auerbach),他在1913年对欧洲5国和美国城市规模分布后发现了城市规模等级的金字塔型分布规律——区域内的城市是按人口规模呈由大到小、由少到多有规律的序列分布,符合
PiRi=K
Pi:
人口规模位于第i位的城市人口数;Ri:
第i位城市的位序;K:
常数)
——正常情况下,城市首位度=2;四城市指数=1(1.0);十一城市指数=1(0.95)。
1925年罗特卡(A.J.Lotka)发现美国城市人口符合
PiRi0.93=5000000
他给出了一个比奥尔巴克的约束性方程能更好地拟合美国1920年的100个最大城市的模式。
其贡献在于允许序位变量有一个指数。
1936年辛格(H.W.Singer)进一步提出了一般公式:
lgRi=lgK-qlgPi
即PiqRi=K(q:
指数)
(二)位序—规模法则
1949年捷夫(G.K.Zipf)综合杰斐逊和奥尔巴克关于规模分布的模式,提出了著名的“位序—规模法则”,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
Pr:
第r组城市的人口;R:
人口为Pr的城市的位序)
捷夫的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此后,艾奇逊(J.Aitchison)等人提出了修正模式:
或
(其中:
q为常数)
(三)位序—规模法则的意义
公式
→lgPi=lgP1-qlgRi→y=a+bx
由此可见城市规模分布可通过y=a+bx形式的一元线性回归进行拟合(其中a、b均为回归系数),该回归线在直角坐标系中表现为对数曲线;在双对数坐标系中表现为直线,这里a为回归线的截距,它可以是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的对数(a=lgP1),也可以通过回归分析得到(a≠Pi,即a采用首位城市的理论规模的对数值);b为回归线的斜率(b=-q):
①当∣b|=q=1时,为有规则的序列分布,即等级规模分布(捷夫模式);
②当∣b|=q>1时,为首位分布,城市人口集中,城镇体系中以大城市为主,中小不够发育;
③当∣b|=q<1时,为序列分布,城市人口分散,城镇体系中大城市不突出,中小城市发达;
④当∣b|=q=0时,所有城市人口数相等;
⑤当∣b|=q=∞时,区域内只有一个城市。
对回归线进行多年对比,可以反映城镇体系的位序变化和发展趋势:
①a变动反映高位次城市,特别是首位城市的变化趋势;
②∣b|变大,说明城镇规模分布中,集中的力量>分散的力量;∣b|变小,说明城镇规模分布中,集中的力量<分散的力量。
教材介绍了2个国外研究案例:
⑴梅登(C.H.Madden)利用1790—1950年美国城市人口资料分析,发现各年的城市规模分布的双对数曲线接近直线,并随时间的推移以同样的斜率往外平移,这说明在160年漫长的时间里,美国城市体系始终以位序—规模分布形式稳定发展,并没有发生明显的类型转换。
⑵日本高阪宏行对新泻县的城市体系作位序—规模分布研究,发现:
①各年回归的相关系数(r)都很高,回归高度显著,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类型;
②高位次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1975年以前;
③回归线的斜率不断变大,人口分布集中的力量一直起主导作用。
第二节对城市规模分布的解释
一、城市规模分布的类型
一般将城市规模分布分为①首位分布和②位序—规模分布两个基本类型,此外还存在过渡类型。
1960年贝里选择38个国家2万人以上的城市,来研究城市规模分布与国家历史、发展水平的关系,
他在双对数坐标系中,以人口数为横坐标;以各种规模城市数占城市总数的累积百分数为纵坐标,把38个国家可分为6组3种分布类型:
⑴位序—规模(对数正态)分布(Ⅰ):
①经济高度发达,各部门综合发展的国家(7个);②城市发展历史悠久,经济水平不高的国家(6个)【一般为大于平均规模的国家,或城市发展历史悠久的国家,或经济、政治上复杂的国家】
⑵首位分布(Ⅱ):
①经济发达而经济部门极端专门化的国家(7个);②经济刚独立的不发达国家(8个)【一般为小于平均规模的国家,或城市化历史较晚的国家,或经济、政治上简单的国家】
⑶过渡类型分布(Ⅲ):
①领土广,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4个);②领土广,发展历史悠久,经济欠发达的国家(6个)
贝里还将城市规模分布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从首位分布→过渡形态(分两个阶段)→位序—规模分布。
二、对城市规模分布的理论解释
对城市规模分布的理论解释模式很多,主要有:
(一)随机模式
这是解释城市位序—规模分布最有影响的理论,认为位序—规模规律是随机力量形成的稳定结果。
贝里和加里森采用熵最大化原理,认为:
①首位分布:
产生于只有少数几个力量强大的因素作用下的国家(如人口少面积小的小国;城市化历史短的国家;过去有单一出口的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等);
②位序—规模分布:
是多种力量在很长时间内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力量只能产生微小的随机的作用,产生于因素复杂的国家(如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悠久的国家;面积大、历史久、人口多、条件复杂的大国等)。
(二)城市增长模式
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或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来解释在一定条件下,城市规模会导致位序—规模分布(对数正态分布)。
(三)迁移模式
采用不同的人口迁移速率与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的机遇不同产生的均衡来解释城市规模分布。
(四)城市等级体系模式
即中心地理论,认为城市规模分布是呈阶梯状的。
(五)机制分析模式
即考虑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诸因素的分析模式。
虽然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力量是城市社会组织的中心要素,但也有许多学者把国家看作是城市体系的决定因素,经济力量只是一种中间变量。
弗里德曼提出:
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区位选择受到经营欲望的强烈影响,倾向于直接接近政府权利中心,认为国家结构的差异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主要因素有三:
①国家的集中程度:
集中程度高→首位分布;②政府类型:
中央集权制→首位分布;联邦制→位序—规模分布;③国家权利:
政府控制强烈的国家,私人企业紧靠权利中心布局的动力越强。
此外,一些学者试图把特定的文化、历史因素和城市规模分布联系起来,认为民族主义精神强的国家可产生首位分布。
三、城市规模分布类型的利弊
在城市规模分布研究中,始终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哪个好?
即城市规模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的关系如何?
有人认为:
首位分布①对国家经济发展有一种寄生作用;②是一种低效的利用方式,有损于资源的合理利用;③不利于全国动员,对经济增长有害;④反映了许多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等等。
也有人指出首位分布的有益影响:
①允许资金和人才的更大积累,有利于知识的更专门化和思想的广泛交流;②大城市内的运输成本比城市间的运输成本低,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最高的;③首位城市通常是交通运输网络中效益最好的地方,是革新的源地,更有利于吸引投资等等。
比较流行的观点是:
认为经济发展是城市体系均衡发展的原因。
首位分布是一种初级的城市体系规模分布形式,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体系特点,是经济不发达造成的;处于城市化高级阶段的经济发达国家服从位序—规模分布。
埃尔.莎科斯(E.Shaks)在1972年提出的经济发展与城市规模分布的动态模式中,认为社会均衡状况是造成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原因,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时期,在经济发展的中期首位度达到顶峰,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首位度降低。
斯图尔德(C.T.Jr.Steward)则把首位分布与农业经济、位序—规模分布与工业经济联系起来。
【这些观点并非普遍正确。
贝里的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分布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首位度大一定不合理,首位度小一定合理。
】
第三节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
一、我国城市位序—规模法则的验证
1961年贝里的研究中就把中国列入位序—规模分布类型。
国内学者也先后利用全国城镇人口资料进行位序—规模法则的检验。
虽然研究的方法不同,侧重点不一样,但取得的结论上有许多共性:
(一)城市规模分布属相对均衡的位序—规模分布类型
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城市发展历史悠久,导致城镇数量多,城市体系中既有大区级城市,也有省区级、地方级城市,所以不可能形成很高的首位度。
(二)城市规模分布日益均衡,但波动较大
1978年以前,回归线的斜率变化较大,反映了我国政策的不连续性,城市人口起伏大;1978年以后,回归线基本平行外移,城市规模分布比较稳定;总体上看斜率变小,趋于分散。
(三)高位序大城市人口增长加快,首位度有所上升
(四)高位序城市,特别是首位城市的实际规模小于理论规模(a值与上海实际的比较)
二、我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变化
许学强(1982)、孙盘寿(1984)、周一星(1986)等人对我国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城市、特大城市数量增加、比重上升,地位加强,而中小城市比重下降;②20世纪60、70年代,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地位下降,中等城市增长最明显,小城市没有得到发展;③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小城市数量和人口比重显著提高的同时,特大城市的比重明显上升,形成了“两头升、中间降”的马鞍形格局。
原因是:
①行政体制上的变化;②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城市增长的互动作用在增强。
三、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省际差异
(一)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省际差异
我国城市规模等级体系总体上是属均衡的位序—规模分布的,但各省区内部差异较大。
周一星等人采用1980年全国223个市、2871个镇的人口资料,将全国市镇的规模按一定标准划分为17个等级(最高>500万人;最低<5000人),考虑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联系的完整性,将北京、天津归入河北省,将上海归入江苏省——全国分为26个省级地域单元。
在描述各省区城镇规模分布时,采用①首位城市规模(P)→反映省区城镇规模等级体系的层次高低;②城市首位比(R)→反映首位城市的集中程度;③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不平衡指数(S)三个指标→反映各规模等级城市分布的均衡程度。
先将3项指标的指标值按省区落到坐标图上,再用多元统计中的逐步判别法,得到最佳分类结果,经过多次调整,最后将26个省区划分为6个类型。
各省域城市规模分布类型
周一星分类
代合治分类
类型
地域(1980年)
类型
地域(1990年)
地域(1997年)
高级首位型
京津冀、苏沪
高级集中型
辽
辽、黑、苏沪
高级首位型
京津冀、苏沪、黑
京津冀
中级平衡型
辽、黑、鲁、川、粤
中级分散型
吉、浙、鲁、鄂、粤
中级集中型
吉、浙、鲁、鄂、粤、赣、豫、湘、川渝、甘、新
赣、豫、湘、川渝、甘、新、晋、内蒙、闽、云
中级首位型
鄂、陕
中级首位型
晋、云、贵、陕
贵、陕
初—中级平衡型
湘、内蒙、豫、吉、皖、闽、浙、赣、桂
初级分散型
皖
初—中级不平衡型
晋、云、贵、新、甘
初级集中型
皖、闽
桂、琼
初级首位型
青、藏、宁
初级首位型
内蒙、桂、琼、青藏、宁
青藏、宁
2001年山东曲阜师大代合治着重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就现阶段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类型和形成机制进行探讨,他依据1990~1997年的资料,将全国合并为26个省域单元,采用①首位城市规模大小、②城镇体系完备度、③城镇集中指数(q),将全国划分为8种类型。
〖附一〗周一星分类说明:
①高级首位型:
首位度最大,但城镇体系完善,小城镇发达;②中级平衡型:
有强大的中心城市,高位序城市多,城镇体系基本完善;③中级首位型:
均有大区级的中心城市(武汉、西安),中等城市不发育,小城镇不足;④初—中级平衡型:
首位城市偏小,中小城镇较多;⑤初—中级不平衡型:
城镇体系不健全,城镇分布很不平衡;⑥初级首位型:
经济落后,城镇体系很不发育,不多的城镇人口高度集中在规模不大的省会城市。
〖附二〗代合治分类说明:
①首位城市规模≥200万,特、大、中、小4个层次城市结构合理——高级型分布;首位城市规模100-200万,特、大、中、小层次城市结构不合理或缺少某一层次——中级型分布;首位城市规模≤100万,特、大、中、小层次城市结构缺少2个以上层次——初级型分布。
②q≤0.85——分散均衡型;0.85 (二)我国省际城镇规模分布的演变模式 依据城市发展的阶段论思想,1980年的城镇规模分布只是城镇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反映。 周一星等人以1964年为参照系,给出1964~1980年我国城镇规模分布的演变情况,反映了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趋势[有6个省区发生类型转变],并初步提炼出我国城镇规模分布的演变模式: 第一阶段: 区域开发初期或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为数不多的城镇人口分布在少数几个规模级城市,→首位城市规模不大,但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很大(如青、藏、宁等); 第二阶段: 某些人口较多或条件较好的落后省区,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条件优越的首位城市首先高速发展,并带动一批中小城镇的发展,→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反而有所下降(如新、甘、云、贵建国后实现了这一转变); 第三阶段: 农业开发比较充分的省区,人口密度大,城镇数量多,中小城镇星罗棋布,首位城市虽有相当规模,但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较低,→低水平上的均衡发展; 第四阶段: 少数拥有大区中心城市的省区,首位城市的规模远大于其它城镇,明显缺失中间等级,→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偏大(如,鄂、陕); 第五阶段: 中心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带动其它等级城镇发展的力量也增强,→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虽略高于第三阶段,但略低于第四阶段,→向较高水平上的均衡方向发展(如辽、粤等); 第六阶段: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某些条件特别优越的省区发展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规模巨大,→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反而比第五阶段大,但受中心城市的巨大带动作用,各级城镇都相当发育,→更高水平下的首位分布(如京津冀、苏沪;若将香港作为广东的首位城市,则粤港澳地区也属本阶段)。 代合治认为中级型、集中型是我国省域城市规模分布的主导类型,1990-1997年有14个省域发生了类型转变,说明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类型层次逐步提高,向分散均衡型发展。 他也提出城市规模分布由初级首位型→初级集中型→初级分散均衡型→中级首位型→中级集中型→中级分散均衡型→高级首位型→高级集中型→高级分散均衡型的规律。 (三)我国省际城镇规模分布演变的动力分析 为了解释推动我国城镇规模分布类型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动力,周一星等人选择了7组17个指标将1980年分类结果进行单要素相关分析,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 1.我国省际城镇规模分布类型的形成机制具有复杂性 ⑴与城镇人口,特别是工业职工人口数量关系最为密切 ⑵与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工商业发展水平关系密切 ⑶与交通网密度有关 ⑷与人口密度有关 ⑸与城市化水平无直接关系 2.城市数量是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类型的直接因素 广东54座、山东48座、苏沪45座;青藏5座、宁夏5座 3.经济总量和工业化水平是推动城市规模分布类型升级的基础动力 GNP、人均工业产值与城市规模分布类型呈较高的正相关,城市规模分布类型等级较高的9个省域中,苏沪、广东、京津冀、山东、浙江的GNP居全国前5位。 第四节中国城市规模发展政策的讨论 一、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来龙去脉 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过程: ①1953~1957年的“一五”期间,我国推行“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城市建设方针,确保当时156个重点工业项目所在城市的发展,许多新兴工业城市迅速发展成为大城市、特大城市,取得了较好效果。 ②20世纪5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60年代,由于中西、中苏、台湾海峡关系紧张和农业欠收,——即国家处在“备战、备荒”的特殊背景下,在工业和城市建设上实行“散、山、洞”政策,→城市建设方针中就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镇”。 此后,到1976年以前,国家一直强调执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搞小城市”的方针。 ③1976年后,一方面由于“文革”的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消费品短缺;另一方面,知识青年返城、人口生育高峰→城市的就业、供应等一系列问题全面爆发。 →1978年全国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确立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城市建设方针。 ④1978年后,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农业和轻工业最先得到发展→小城镇和以轻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得到迅速发展;由于压缩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规模→重工业城市、综合性城市一度不景气。 →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上把“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作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总方针。 ⑤20世纪8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问题,一度成为我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并延续至今。 尽管如此,1990年还是把“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写入城市规划法。 ——我国城市发展方针,自“一五”以来,除措辞上有所变化外,实质上没有大的变化。 二、关于城市规模发展战略的讨论 1980年我国城市建设方针正式提出后,争论的焦点是: 我国应重点发展什么规模级的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 ),即我国城市化的道路问题,曾提出①小城镇重点论、②中等城市重点论、③大城市重点论、④城乡一体化论和⑤大、中、小合理结构论等,其中,“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镇重点论”是两种主要的、对立的观点。 (一)小城镇重点论 1.主要观点 认为: 发展小城镇是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是解决中国城市化短缺的根本出路。 其主要观点有: ⑴农村城镇化曾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起步阶段的共同选择。 ⑵由于地缘关系紧密,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心理成本要低一些。 以农村小城镇为主加快城市化适合中国的国情,它可以使大量的农民迅速非农化,较快地进入低水平的城市化阶段,而后再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 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农村小城镇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小城镇数量明显增长,在小城镇的建设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因势利导发展小城镇有一定的基础。 ⑷小城镇的发展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进而促进农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同时又可以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 ⑸发展小城镇符合我国建设资金短缺的实际。 在小城镇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提供生产性投资和商业服务性投资共约5000元,而在大城市则需要10000元以上。 →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小城镇在吸收农业劳动力上比大城市更有优势;由于乡镇企业对小城镇的人、物、财力的投入,→小城镇的发展无需过多依赖国家的财政投入。 2.批评 反对“小城镇重点论”的人认为: 将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定为发展小城镇有许多困难难以克服。 ⑴我国的小城镇,绝大多数仍然处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文化落后、技术水平低、投资分散、效益低下的状态,片面强调发展小城镇,必然造成乱占土地、重复建设、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严重问题。 ⑵小城镇集聚能力低,其主体是行政中心,而非经济中心。 这种行政型的小城镇其经济集聚功能是十分低下的,特别是对农村人口的吸纳力非常有限。 ⑶小城镇缺乏足够的产业聚集效应,对投资的吸引力有限,而且资源利用效率低。 ⑷在小城镇,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仍然难以打破,对外来人口仍有排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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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城市规模分布 第七 城市 规模 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