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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
30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
(2012-12-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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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梭烟雨: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抗日战争研究综述,甚至收录了我本科时的一篇论文,恍然有隔世之感。
我曾有着文人梦想,后来走上了律师之路,也不知是祸是福。
抗日战争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历史性转机,甚至恢复了鸦片战争以来失去的大国地位,却在国共两党相互攻击“片面抗战”、“游而不击”中封尘甚至毁灭。
一个将一党一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不仅是可悲的更是可怜的,只有当这个民族珍惜自己的历史、重视自己的国民,她才可以走向成熟。
30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
作者:
程舒伟
60多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5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
胜利。
这个历史性胜利,是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完全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是中华民族近代历史发展达到新的里程碑。
30年来,围绕抗日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中日战争研究的文章、资料、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
带有抗日战争字样的论文近万篇,资料选编、档案资料、学术著作、人物传记、通俗读物等近千种,综述类文章近50篇,大量的高质量的博硕论文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学术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学术研究综述
对抗日战争史学术研究成果的综述主要是近10年的,这以前有大量的学术综述性文章,因此,不再重复。
(一)综论研究
1、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之间的关系
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在促进盟国战略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抗日战争阻断了绥靖政策在东方的实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远东政策由绥靖转为遏制的重要推动力量。
还有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在战后维护和平、促进民族民主运动中的影响。
[1]
2、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在过去认识到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促进了中华民族复兴这两点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挖掘抗战胜利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层次影响。
一些学者从振奋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的角度认识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现代民族精神形成的标志,是民族认同感由自发到自觉的转折点,是民族凝聚力的一次空前提升。
一些学者着重考察抗日战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上的意义,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一次大动荡、大改组,打破了国民党一元化的现代化模式,孕育了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促使中国现代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新的现代化道路。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抗日战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影响,认为抗日战争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开拓了中共的国际视野,提高了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水平,促进了国共实力对比的变动。
[2]
3、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问题
中日战争的开端问题已争论了20多年。
经过讨论,多数学者还是有共识的,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战争的开端,中日战争是14年,而不是8年。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又有学者重提这一问题,引发新一轮争论。
从总体上看,仍然围绕以前提出的问题,没有提出新的观点和认识。
[3]由此引出的新的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讨论还将继续下去。
4、抗日战争的遗留问题
对于战争遗留问题,有的学者指出,战争遗留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因战争造成的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加害事实、受害索赔、领土争端等实际问题;一是战后至今也未得到解决的关于战争性质、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
“慰安妇”受害问题、强制劳工受害问题、细菌战受害问题、战争赔偿问题、钓鱼岛归属问题、遗留化学武器问题等都成为研究的热点。
对于日本美化侵略历史教科书和翻案言论,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研究,驳斥了日本右翼的谬论。
还有的学者研究了日本在华遗孤问题。
[4]
(二)日本侵华研究
1、日本侵华政策和侵华活动
有些学者详细比较了几种比较典型的日本侵略理论的内容,指出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影响比较大的侵略理论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三种理论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但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各有不同。
有些学者系统梳理了近代以来日本右翼思潮和右翼团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情况。
沈予的《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系统梳理了日本大陆政策制订、形成、发展到最后破产的历史。
在扩张理论和法西斯主义联系上,一些研究认为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分为民间和军队两个类别,借对外政策实现其大陆政策,同时反击民主派势力是二者的结合点。
日本法西斯主义具有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
[5]
2、侵华日军罪行暴行
一些学者对日军暴行的文化心理因素进行考察,指出日本文化背景的沉淀、国民性、宗教信仰、蔑视中国的心理、战争心理是造成日军暴行的重要原因。
[6]
关于化学战、细菌战的研究,学界开始采用新的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和走访,以某些地区为考察对象,对日军实施化学战、细菌战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揭露了日军的细菌战暴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对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日军华北(甲)1855部队和山东“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研究成果。
[7]
日本在侵华时期掠夺和迫害中国劳工的研究,随着中国受害劳工要求日本企业赔偿的诉讼不断推进,成果比较丰富。
学者们利用口述史学这一新的方法,寻访受害人,利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来研究日本掠夺和迫害劳工的状况,在这方面,何天义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料丛书具有很高的价值。
对中国被掠夺到日本劳工人数,学者经过考证基本弄清,对侵华时期在华强征役使劳工的数量,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8]
对于慰安妇问题,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以苏智良为首,成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经过许多学者的调查研究,基本弄清了中国慰安妇人数的基本情况。
一些学者的研究还揭示出,征集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是日本最高当局和军部策划下有组织、有计划的罪行,慰安妇的征集管理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残酷性,有力地驳斥了日本某些人否认慰安妇存在、战时日本法律允许卖淫的观点,指明了日本应付的战争责任。
[9]
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南京于1995年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南京师范大学于1998年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学者经过研究,弄清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的人数,针对日本一些人提出的南京大屠杀前南京城没有30万人的说法,有学者经过考证,指出南京市常住人口加上难民和守城军人远远超过30万,另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日本天皇和皇族对南京大屠杀负有重要责任。
[10]
另外,学界在日军制造“集团部落、无人区“、经济掠夺、文物典籍掠夺、文化破坏、大轰炸、贩毒等罪行研究上,更加深入细致,澄清了一些疑点,填补了一些空白,使日军在华期间的暴行,更加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上,学术界对战争赔偿、钓鱼岛归属和遗留化学武器题等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1]
3、日本战略方针
一些学者仔细分析了日本具体的侵华方式,特点是一线军人制造事端,引导政府军部的侵华步伐,无中生有、小事化大、得寸进尺,寻找国民政府要害问题发难。
[12]
(三)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
学者们普遍认为,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
有的学者还指出,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中间还有一个抗日反蒋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共对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变化的新认识。
[13]
2、中国国民党的政策转变
有的学者经过考察认为,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是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经历了由不抵抗不交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媚日外交的态度到比较强硬,对日抵抗的过程。
就“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的学者提出,“安内”除了消灭共产党、国民党内的反对力量和地方军阀之外,应当有充实国力、培育民力、安定社会的内涵;也有的学者提出,在“攘外”和“安内”中,“攘外”是目的,“安内”是手段,政策连贯性是在同一方向上的,仅是步骤的先后次序而已;还有的学者在着重考察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时指出,蒋介石的个人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统一的信念是他最终转变政策的原因之一。
[14]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
有关西安事变,过去认为在张学良、杨虎城中,张学良是主角,最近有的研究认为,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而非张学良,而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对于杨发动兵谏、逼蒋抗日的行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有关讨伐派,过去认为主要是何应钦,有的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国民党内讨伐派阵容庞大,有许多国民党要人,而何应钦在他欲取蒋代之的说法出现后,并不积极主张讨伐了。
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上,新的研究认为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国共谈判成功后,周恩来知情并同意的,改变了过去周恩来并不知情的说法。
有关两党第二次合作有无统一纲领的问题,过去认为并无统一的纲领,现在一些学者认为《抗战建国纲领》是两党合作的纲领,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它是统一的,中共对其是自觉执行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三民主义是两党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共同纲领。
[15]
4、抗战时期国共的合作与摩擦
全面抗战阶段,以前研究比较强调两党的斗争和摩擦,现在学者逐渐在合作、摩擦两个方面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两党首先是合作关系,主要是战略配合,也有战役配合,敌后战场国共两党抗日游击战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相互依存始终是主流。
有的学者以百团大战和中条山战役为核心,具体阐释了国民党晋南部队配合共产党进行百团大战和共产党军队帮助国民党进行中条山战役的情况。
杨奎松认为皖南事变的发生,蒋介石和国民党并未有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新四军的计划。
皖南事变的爆发的必然性在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和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华中地区之间存在矛盾,另外,皖南事变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国民党恰好在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时,完成了围堵部署,事变后,国民党也没有更大的对中共动武的计划。
两党对合作本质的不同认识是皖南事变爆发的重要背景。
[16]
(四)局部抗战、抗日战争准备。
1、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抗日战争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自身的分裂状况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利用扩大中国分裂现状的方法推进它的侵华政策,国民党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中共在“抗日反蒋’之中,因为受到围剿,主要倾向于反蒋。
对于和九一八事变相关联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除了消极抗日的一面,一些学者也指出,其中含有国民党充实国力、加强战备、巩固统一最终同日本抗衡的考虑。
对于日本一些学者提出的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独自策划、日本最高当局不知情的提法,有的学者经过研究,指出日本最高当局对九一八事变负有重要责任,在日本战败前夕,为了维护天皇制度,天皇及其近臣将责任全部推到了军部的身上。
[17]
2、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研究走向微观领域,新的研究关注了一二八抗战中的传媒动员、戴戟将军在一二八抗战中的表现以及之后引起的声讨海军的风波。
[18]
3、长城抗战和察绥抗战
有的学者仔细比较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的异同点,指出蒋介石作出批准张学良辞职的决定是听取华北将领的意见后、顺应全国呼声做出的决定,断言蒋是为转嫁热河沦陷的责任而逼张辞职的说法未必能够成立;还有的学者分析了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的一系列表现,认为蒋之所以部分抵抗,是因为华北失陷不像东北那样,已经超出了蒋的忍耐范围,同时蒋还有利用长城抗战消耗地方军阀、加强中央军对华北控制的意图,后来又签订了《塘沽协定》,对日妥协是因为中国军队战场上的失利,而当时日本担忧过早侵略华北将引起英美干涉、国共接近,希望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停止了进攻。
在有关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列出了抗日同盟军详细的军事组织明细表和同盟军活动的部分地方的行政、社团和中共的活动情况;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共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杨奎松认真分析了绥远抗战中蒋介石的表现,反映了蒋对战局判断以及同地方将领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了绥远抗战曲折复杂的深层面貌。
[19]
4、抗战准备
在抗战准备的问题上,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从对经济交通领域准备的研究,扩展到思想文化领域抗战准备的研究,并且开始研究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抗战准备的动因和指导思想。
对具体人物参与抗战准备的微观研究也有所进展。
[20]
5、诉诸国联的外交活动
在对待国联的外交活动上,一些学者认为尽管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中有西方的偏见,但是它明确指明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性质,承认东北是中国领土并且否认伪满洲国,这些都是对中国有利的,是值得肯定的。
有的学者还指出,英国在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上,为了维护和扩展在中日贸易利益和避免对日战争,由开始的偏袒日本转变为基本主持公道,最终促使国联通过了李顿报告书,最终使得日本退出了国联,中国在道义上赢得了胜利。
[21]
(五)抗日救亡
在抗日救亡方面,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考察了抗战时期救亡宣传、抗日歌曲等方面的情况,分析了它们的特点,展现了全民族抗战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和巨大的社会影响。
[22]
(六)抗战军事
1、军事战略方针
大部分学者认为,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军事方针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逐渐趋向成熟。
有的学者指出,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保卫战结束,国民政府执行的是“速战速和”的军事战略,南京保卫战到徐州会战,国民政府军事战略开始由“速战速和”逐渐向持久抗战转变,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国民党最终确立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还有的学者通过对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的研究指出,认为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有四个特点:
持久战的战略构想;重视湖南战场、屏蔽大后方;不再一味死守重要城市;应战而不求战的策略。
这反映了国民党政策已经把握了战局的特点,军事战略基本上是正确的。
[23]
2、敌后战场
过去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有两个战场,但是最近有的学者指出,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一个战场,就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而中国分为两个战场最早应当是在1938年以后,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到了抗战相持阶段之后,敌后战场的独立战略作用才显现出来,还有的学者具体分析了抗战后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挺进的过程,指出敌后战场应该在1939年春形成。
关于敌后战场,学者们经过研究发现,国民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也是敌后战场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的军事机构也曾辖有两个敌后战区即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军在敌后抗战,敌后抗日战争应该包括两个部分: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
对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24]
3、正面战场
在正面战场方面,对豫湘桂战役有了新的认识,过去认为它是一场“大溃败”,现在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实际上是该次战役的胜利者。
首先虽然在东线中国战场失利,但是在西线中国取得了缅北滇西战役的辉煌胜利,改变了遭受东西夹击的不利局面;其次日本虽然在东线取得了表面的胜利,但没有实现其预期的战略意图,反而在此之后陷入了困境;再次是它大大减轻了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敌后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战场的划分方面,一些学者主张在传统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划分之外,加入一个滇缅战场,有助于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地位,展现抗日战争的艰巨性。
过去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只有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而没有战略反攻阶段,但最近的研究发现,国民党正面战场存在战略反攻阶段,但是就战略反攻开始的标志,学者们说法不一。
[25]
(七)抗战政治
1、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
有的学者着眼于体制内的自由主义政治运动,展现了以胡适、顾维钧、蒋廷黻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在体制内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努力,反映了战时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困窘地位。
[26]
2、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参政会
有的学者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地点之所以从重庆移往武汉,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日军的注意,防止发生空袭;在该次代表大会上,就是否设立副总裁国民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为了维护党内统一,蒋介石推汪精卫为副总裁,并采取了总裁、副总裁一同表决的形式;对国民党临时全代会在领袖制度确立、三青团设立和党务革新方面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说国民参政会是“咨询机关”或者是“民意机关”的说法都不全面,并指出国民参政会应当是是国民政府的“咨议机关”,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从咨议机关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参政会应当是人民政协的萌芽。
最近对国民参政会自身工作的研究渐渐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国民参政会在东北问题、治藏问题、海外华侨问题方面的表现,都成为考察的对象[27]
3、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政治运作
对国民政府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的研究中,除了过去指出的,政治制度变化实行党政军一体化、设置民意机构部分开放政权、进行基层政权改革实行新县制,有的学者还指出,在战时政治体制形成的过程中,其军事性大大增强了,五院的地位下降了。
对国民政府具体行政事务的研究成为国民政府政治运作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学者们考察了国民政府的救济行政、工矿行政、警政、农业行政等,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有的研究还触及到了国民党的党政关系。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关注了抗战时期行政体制在运作过程中同当地社会之间的互动,揭示抗战时期政治社会的深层次面貌[28]
4、中共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工作
对中共南方局的研究不断细致,具体考察了南方局对国民党党群组织、地方实力派、知识分子和西方国家的联络统战工作。
有的研究还总结了南方局的组织建设和统战经验。
[29]
(八)抗战经济
1、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
在农业生产方面,新的研究对中共进行农业工作的方法进行了总结,学者们从劳动力资源整合的角度阐述了劳动互助运动,分析了它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抗日根据地的水利设施修建的研究也更加全面;工商业生产方面,有的学者通过研究改变了过去陕甘宁边区战前没有手工业的说法,分析了中共抗战期间对手工业的政策由过去的限制转变为扶植发展的过程,对商业的研究研究范围从陕甘宁边区扩展到其他地区;财政金融方面,过去认为边区政府在抗战中采用统一的累进税,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农业累进税的采用并没有在边区完全推行开来,主要的方式是征收救国公粮;对农贷的研究也开始向深入方向发展,研究实行过程中的偏差和借贷对传统社会造成的影响。
[30]
2、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
对国民政府抗战经济政策的评价越来越高,指出其虽然暂时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但是对于保证前线供给、最终赢得胜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政策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正确选择。
有的学者针对国民政府抗战时期财政政策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传统说法进行了研究,发现国民政府财政政策是增税、募债、发钞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并非单纯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货膨胀是财政入不敷出和信贷过度扩张造成的,不是一开始有意为之。
对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调整,一些学者认为,调整加强了国家统一,遏制了地方分裂势力,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但也遗留了很多问题。
[31]
3、大后方的经济状况
对内迁的研究走向深入,有的学者指出,不能单纯从工厂内迁的角度去理解内迁,内迁是人口、工业、文化及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是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
在大后方的农业开发和工业开发问题上,学者们认为,国民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农业发展的正确政策,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西部农业开始向近代农业转化,工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并取得了部分发展,尤其是工业科技发展成就很大。
[32]
4、关于“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研究的热点在资源委员会和四联总处,有的学者分析资源委员会在抗战中的主流是积极的,对抗战胜利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资源委员会改变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垄断的成分增加了而自由的成分减少了;而关于四联总处,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有负面影响,但是主流仍然值得肯定,因为四联总处在推动现代金融货币制度的建立、维护抗战时期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推动生产发展恢复方面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还有的学者用全新的经济学金融学的理论去研究。
这些研究改变了过去过分关注资源委员会、四联总处的消极作用,而忽视其积极作用的倾向[33]。
5、对敌伪的贸易货币战
贸易货币战是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在分析货币战中,仔细分析了货币战的阶段,考察了日本策动法币流通企图使大后方经济崩溃的政策,以及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反制措施。
物资战的研究中,有些学者考察了走私活动和经济封锁和反封锁斗争,揭示了沦陷区和大后方的地下经济联系,展现了抗战更深层次的部分。
[34]
(九)抗战文化
1、抗战文学
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是抗战文学的研究的一个重点,中共和国民党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和国际宣传也有所涉及,因为具体内容是文学史研究的范畴,学界研究的不多。
2、抗战报刊
有关抗战报刊的研究涵盖了沦陷区报刊、国统区报刊、根据地报刊和海外中文报刊等各个方面,一些学者还通过报刊,研究抗战时期知识界的思想动态和民众心理的变化。
[35]这方面的研究逐步深入、细化。
3、科技教育
科技教育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学会等机构的内迁上,学者们认为高校、科研院所、学会等机构的内迁,保存了中华民族最精华的资本,促进了抗战事业的胜利,有助于后方经济建设和中国现代化事业,促进了落后地区的发展;广大迁往后方的科学家怀着诚挚的爱国情怀,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有的学者指出,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上的支持重视,是科技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西南联合大学作为内迁高校在抗战时期的一个典型,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
[36]
4、思想流派
思想流派的研究在战国策派上有所进展,开始挖掘其思想中的积极方面。
有的学者指出,战国策派在抗战大背景下反对埋头在故纸堆中,鼓励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投入抗战洪流中。
战国策派的思想中有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
[37]
(十)沦陷区
1、敌伪统治
对敌伪统治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东北、华北、华中等均有涉及,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最近的研究比较关注敌伪政权统治过程中的组织体系、运作方式和汉奸的内部斗争。
[38]
2、汪伪政权
对汪伪政权的研究从注重人物研究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汪伪的行政机构和党务机构;汪伪控制下的社会团体、银行、大学;汪伪政权的运作,都成为新的研究对象。
一些学者还关注了汪伪政权证明自身所谓“正统性”的努力,揭露了其傀儡政权的性质。
有关汪精卫叛逃的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不能把蒋汪矛盾简单地归结为“战”与“和”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双方都有同日本和平的想法,只是蒋的“议和”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而汪则出于失败主义的考虑,对日无底线地妥协,最终滚入了叛国的深渊。
有的学者指出,不能将汪在低调俱乐部鼓吹的“和平运动”完全同投降活动等同起来,应当把它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理解,有寻求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内涵。
[39]
3、沦陷区的经济
沦陷区经济方面,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方法方针的研究受到更多重视,有的学者指出日本在华经济战略的总方针是削弱中国的国力,具体措施包括掠夺工农业资源、破坏中国的财政金融、实施封锁和统制贸易;还有的学者指出日本在不同地区经济侵略的方式有所不同,在东北是全面统制,而在华北和华中则是把经济划分为统制事业和自由事业,分别采用多种方式控制。
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近代经济统制的传统和对外国经济的依赖是日伪经济统制方针能够得以推行的因素之一。
对沦陷区农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有的学者发现,日本在伪满的农业政策以残酷的粮食争购和劳力统制为中心,在七七事变前后经历了一个变化。
有的学者则对日本向关外地区的农业移民进行了考察,指出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有的学者研究了华北沦陷区的农业经济,指出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军重视对棉花的控制掠夺,之后则是粮棉并重。
还有的学者分析了关内沦陷区粮政的变化,展现了日伪既相互合作又有分歧的复杂关系。
对沦陷区人民反对日伪经济侵略斗争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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