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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要读出一个样子来

 评德教育部长剽窃门：

学术独立对大学是何等重要

因博士论文造假被剥夺博士学位后，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长沙范2月9日迫于压力宣布辞职。

沙范当天与总理默克尔共同面见媒体，宣布辞职决定。

沙范再次明确否认对她博士论文的剽窃指控，不接受杜塞尔多夫大学取消她博士学位的决定。

不过，“否认”、“不接受”也难以改变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大学的决定，即便她本人是教育部长，得到总理的支持。

这起博士论文造假调查显示，学术独立对于大学是何等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宣布“初步认定沙范198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存在一定程度的蓄意隐瞒引文出处及剽窃事实”之后，沙范还是有不少支持者，其所在的执政的基民盟秘书长赫尔曼·格罗赫表示，此项针对沙范学生时代论文的调查不应仅限于杜塞尔多夫大学内部，而应引入一个由德国全国科学学术协会组成的专家组，按照更加公开、透明和客观的标准来展开，同时也需要更多持中间立场的鉴定者参与。

与此同时，德国一些学术机构和研究所也公开质疑杜塞尔多夫大学的调查结果并联名谴责该大学的调查不够严谨、不够规范。

但是，杜塞尔多夫大学并不为所动，也没给部长校友“面子”。

该校的学位认证委员会于1月22日以14票赞成、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决定启动主程序，审议是否最终剥夺沙范于1980年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的议题。

随后，由该校8名教授、两名学术成员、两名非学术成员及3名学生组成的学位认证委员会，最终以12票赞成、两票反对及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取消沙范博士学位的决定。

学位认证委员会的决定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必须得到执行，这是“学术独立”的基本原则。

否则，如果大学学术机构的决策不具权威性，可以被左右，学术独立也就无从谈起。

对于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决定，沙范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该调查存在“程序上的不合理和引用证明材料的违法性”。

按理，她可就此向学校的学术仲裁委员会申诉，也可就学校的做法到法院起诉，但从学术独立的角度审视，这很难“翻盘”。

首先，此前学位认证委员会的调查是很严谨的，完全按照学术决策的程序进行；其次，正如媒体分析所说，沙范虽然有权起诉杜塞尔多夫大学，但德国大学的科研是独立的，法庭很难裁定一个专业科研机构的决定是否违法。

提起诉讼能为沙范赢得一些时间，但诉讼过程旷日持久，对处于大选年的执政党来说，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

学术独立是大学自治的重要方面，这要求，对于学者的学术评价（包括学术不端的调查、处理），只能基于学术原则，学术评价不能被媒体评价、司法评价所替代。

中国近年来也屡屡爆出学术不端丑闻，但是，对于学术不端的调查、处理却往往无疾而终，不了了之。

原因在于，没有办学自主权的大学，学术并不独立，所以，学术调查、评价会受各种现实利益因素的干扰，不要说很难对沙范这样的政府高官启动调查，就是对略有一点身份的学者，调查都迟迟难以启动。

即便启动调查，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或学术规范委员会）也不独立，得到的调查结果缺乏公信力。

如此一来，对学术不端的“揭露”就只有走非学术路径，实行媒体评价和司法评价了———所谓媒体评价，就是当事各方在媒体上打嘴仗，指望以舆论左右事件走向；所谓司法评价，就是将学术不端争议诉诸法庭，希望法庭判决。

更离奇的是，即便造假抄袭被认定属实，处理结果也往往轻描淡写，前些年，中国有几所大学的副校长、校长涉嫌抄袭被认定属实，但涉事的副校长、校长居然全身而退，仍担任相应行政职务，只有个别被调离岗位，学术尊严荡然无存。

学术不端是大学的毒瘤，必须彻底铲除，大学和学术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沙范获得博士论文已经32年，但她最终还是为自己当年的错误付出代价，在我们这里，会不会又惹出“能力重要，还是诚信重要”的大讨论，抑或“当年的学术规范不严格，既往不咎”的各执一词呢？

这样的“大讨论”只会发生在学术不独立、学术异化为工具的环境中，越是“讨论”，大学、学术越是一地鸡毛。

（原标题：

大学学术决策的最高权威）

 德国教育部长因涉嫌博士论文剽窃辞职

因涉嫌博士论文造假被剥夺博士学位后，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长沙范2月9日迫于压力宣布辞职。

沙范当天与总理默克尔共同面见媒体，宣布了辞职决定。

沙范再次明确拒绝对她博士论文的剽窃指责，不接受杜塞尔多夫大学取消她博士学位的决定。

她说：

“我既没有剽窃，也没有欺骗。

”

默克尔说，沙范8日晚向她提出了辞职请求，她心情沉重地接受沙范的决定。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5日宣布，该校学位认证委员会经过全面调查取证，最终认定沙范1980年的博士论文存在隐瞒引文出处及剽窃问题，并正式决定取消沙范获得了33年之久的哲学博士学位。

当天沙范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杜塞尔多夫大学针对她博士论文的调查存在“程序上的不合理和引用证明材料的违法性”，她本人将保留向地方法院申述的权利。

沙范此前承认自己当年的博士论文存在一些由于疏忽大意而造成的失误，但否认自己有“剽窃”及“欺骗”行为。

此前，德国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因涉嫌论文剽窃辞职。

（

读研究生的成本

   除了极少数人，绝大多数的学生读研，都是希望在当期或者未来的工作中获得名和利的回报。

所以，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是给予学生超越普通人群水平的实用的一技之长。

（我知道我的论点会受到许多科学家的反对。

但是，请注意，我陈述的是一个事实，希望拍砖的砖家从事实上来拍我。

）所以，我将自己了解的情况作个统计，以便大家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个定量讨论的基础：

对老师而言，要评价一下，你适不适合招生，招多少生，是否能对学生的未来负责（学生出去工作，能否补偿他的花费）；对学生而言，你要考虑，你适不适合读研，读研划不划算。

   在承认以上前提的基础上，我们分别看一下，培养一个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需要多少钱。

    硕士生在校三年，就广州地区的情况，我问过自己的学生，统计如下：

 吃饭

 500元/月

 女生（日常护理和化妆用品，网购）

 200元/月

 住宿

 1500元/年

 学费

 8000元/年

 科研费用（我的学生）

 2万/3年

 杂费（娱乐与回家）

 3000元/3年

 三年合计

 76700元

   博士生在校三年，费用理应高些。

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假定比起硕士生主要是增加了科研花费，平均增加科研费2万，则博士三年的费用为：

                                                       96700元

   如果读了硕士读博士，其费用为：

                                                       173400元

   如果是硕博连读，以五年计，整个时间段的科研费用以5万计，其余费用仍然按照硕士生的记法计算，可得：

                                                       144500元

    这些钱总得有个出处，要么是老师出，要么是学生出，要么是国家出。

不管哪方出钱，出钱都希望有回报。

所以希望大家理性讨论研究生收费问题。

要让学生们认识到，培养一个研究生，父母的不易，老师的不易，国家的不易。

如何精读文献

阅读文献是科研活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有许多介绍阅读文献的技巧，例如选择阅读那些文献，对文献中的具体内容如何判断，如何通过文献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等。

我这里具体谈谈如何精读文献。

一、通过文献报告形式

这是最常见也是最理想的一种精读阅读文献方式，一般的实验室都会采用这种方式，但初学者往往比较惧怕这种阅读方式，主要是在准备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背景知识不够，这恰好是发现自己短板的手段，因为平时阅读文献，即使全文阅读，往往缺乏思考过程，发现不了问题，也难以学到东西。

通过这种读书报告形式的阅读，可以让你充分了解作者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是如何开展的，最后说明什么。

这些问题都是做科研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写文章的主要内容。

通过反复多次阅读一些好的文献，可以让一个学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和掌握许多从事科研的基本概念和知识。

而且这种方式对所有级别的实验室都合适。

二、通过审阅稿件形式

审阅稿件是了解目前没有发表的文献资料的重要途径，当然通过参加学术会议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审阅稿件的时候，必须对稿件有全面的了解，必须有认真的阅读，甚至反复阅读，而且必须阅读相关文献才可以写比较合理准确的评价意见，这个过程，不仅可以锻炼阅读的能力，特别是锻炼发现问题的能力，对比自己的科研工作，可以找到差距，也可以了解同行思考问题的方式。

由于许多稿件没有正式发表，可能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这些问题也往往是自己比较容易犯的错误，通过这个形式，可以让自己有比较好的提高。

一般来讲，审阅稿件不主张学生代劳，但是流行的作法是许多审阅的工作是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参与，而且导师也往往会有选择地分配比较熟悉的领域给学生，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应该积极参与，对提高自己的能力有很大帮助。

我觉得比较好的模式是进行集体评阅，虽然指定匿名专家，也可以给编辑要求多人共同参加评阅，几个学生和同事一起讨论和审阅一个稿件可以学习到很多新东西。

三、积极写评论性文章

曾经推荐积极写评述性论文，这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学术交流方式，更是锻炼自己学术能力的有效途径，如果没有仔细认真阅读，或者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很难写出好的评述文章的。

因此，写评述对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是有效途径。

四、对重要文献进行翻译

我们许多人的英语可能存在一些不足，很难以全面理解英文表达的含义。

记得学习英语的时候，老师总是希望我们用英语进行思考，不过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英文水平，总是距离母语有很大，我认为，对重要的信息最好的理解方式是能转化为母语。

如果不经过翻译这个阶段，会遗漏许多信息。

因此，精读文献的另一个比较好的手段是全面翻译，特别是自己非常有兴趣的论文，我最近在阅读一些文献的时候，故意进行一些段落的翻译整理，发现对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设计，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和掌握，感觉是一种好的手段。

而且现在有许多翻译软件帮助，可以先用翻译软件处理，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修改，这个过程比较快，而且效果不错。

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和发展

1925年摩尔根“基因论”的发表，确立了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位，它存在于细胞的染色体上，决定着生物体的性状。

但关于基因的化学本质是什么，它通过什么方式影响生物体的遗传性状，仍然不清楚。

揭示基因的本质及其作用方式就成了当时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创了分子生物学这门新学科。

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和发展是生物学中信息学派、结构学派和生化遗传学派研究成果结合的产物，是科学史上一次成功的由学科交叉融合而引起的科学革命。

发现DNA双螺旋的故事已为人们广为传颂，并作为生物学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伟大发现而载入生命科学史册

1．信息学派：

信息学派主要是由一群对遗传信息世代传递感兴趣的物理学家组成，其代表人物是德尔布吕克（MaxDelbrück）。

德尔布吕克德国物理学家，1930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下，到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著名物理学家玻尔（NielsBohr）作博士后研究。

1932年，玻尔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光治疗大会上作了“光与生命”的演讲。

演讲中玻尔提出了认识生命的新思路，认为对生命现象的研究有可能发现一些新的物理学定律。

德尔布吕克深受玻尔思想的影响，决定转入生物学研究。

他认为，研究遗传信息的世代传递的机制，基因是最好的切入口。

德尔布吕克离开哥本哈根回到柏林后，与遗传学家列索夫斯基（Nikolaï.Vladimirovich.Timofeeff-Ressovsky）、生物物理学家齐默尔（Karl.G.Zimmer）合作，从量子理论的角度研究辐射与基因突变的关系，并于1935年出版了《关于基因突变和基因结构的本质》的小册子。

书中，他们用量子理论分析讨论了辐射诱导的基因突变的规律，并给出了“基因的量子力学模型”。

此模型认为，基因如同分子一样，具有几个不同的，稳定的能级状态。

突变被解释为基因分子从一个能级稳态向另一个能级稳态的转变。

文章还根据计算，推断了基因的大小。

这就是著名的“三人论文”。

“三人论文”是一篇完全用物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基因进行研究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其结论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它使许多年轻物理学家们相信，基因是可以通过物理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从而推动了一大批杰出物理学家投入生物学研究。

“三人论文”后来成为薛定锷（Erwin.Schrödinger）“生命是什么”一书讨论的基础。

1937年，在洛氏基金的资助下，德尔布吕克来到加州理工大学摩尔根实验室进行遗传学研究。

在那儿他发现噬菌体是一种比果蝇更适合进行基因研究的材料，并与埃利斯（Emory.Ellis）合作，研究噬菌体的增殖、复制规律，建立了噬菌体的定量测定方法。

1940年底，在费城召开的一个物理学年会上，德尔布吕克与刚来美国不久的意大利生物学家卢里亚（Salvador.Edward.Luria）认识了。

卢里亚读过“三人论文”，对德尔布吕克极为景仰。

当时他刚获得洛氏基金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开展X-射线诱导噬菌体突变的研究。

共同的兴趣使他们很快建立了合作关系。

当时在美国还有一个进行噬菌体研究的科学家是华盛顿大学的赫尔希（Alfred.Hershey）。

1943年，德尔布吕克约他在自己实验室见面，并讨论了合作研究计划。

这样，一个以德尔布吕克—卢里亚—赫尔希为核心的“噬菌体小组”就形成了。

噬菌体小组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德尔布吕克与卢里亚合作进行的细菌突变规律的研究开辟了细菌遗传学的新领域；1945年卢里亚和赫尔希分别独立发现噬菌体的突变特性；1946年德尔布吕克与赫尔希又分别独立发现，同时感染一个细菌的二种噬菌体可以发生基因重组，证明了，从最简单的生命到人类的遗传物质都遵循着相同的机制。

噬菌体小组最值得夸耀的成果是50年代初证明了基因的化学本质是DNA。

1944年艾弗里（Oswald.T.Avery）已经通过肺炎球菌转化试验发现，DNA是遗传物质，但一直未获承认。

赫尔希和蔡斯（Martha.Chase）分别用35S（与蛋白结合）和32P（结合在DNA上）标记噬菌体，然后用它感染细菌，结果发现噬菌体只有其核酸部分进入细菌，而其蛋白外壳是不进入细菌的。

表现为在感染噬菌体的细菌体内复制产生的后代噬菌体主要含有32P标记，而35S的含量低于1%。

这清楚地证明，在噬菌体感染的细菌体内，与复制有关的是噬菌体的DNA，而不是蛋白质。

1952年，这个结果发表后立刻被广泛接受，对促进沃森（James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Crick）确定DNA双螺旋结构的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噬菌体小组除了在研究遗传信息的传递机制外，还从1941年起，每年都在纽约长岛的冷泉港举行研讨会，并从1945年起每年暑期都举办“噬菌体研究学习班”。

学习班课程主要为那些有志于投身生物学研究的物理学家们开设的。

通过冷泉港学习班，扩大了噬菌体研究网络，形成并巩固了以德尔布吕克—卢里亚—赫尔希为核心的噬菌体小组在遗传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到50年代初，噬菌体小组已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遗传学派。

噬菌体小组早期的研究工作引起著名物理学家薛定锷的注意，并引起了他对生命的思考。

1943年，他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三一学院作了一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生命的思考。

1944年，他将这些演讲整理汇编成书出版，这就是被认为是分子生物学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划时代著作《生命是什么》。

在此书中，薛定锷讨论了以噬菌体小组为主的信息学派的研究成果，尤其对德尔布吕克的“基因的量子力学模型”最为推崇。

在讨论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薛定锷认为“在有机体的生命周期里展开的事件，显示了一种美妙的规律和秩序。

我们以前碰到过的任何一种无生命物质都无法与之相比。

”“我们必须准备去发现在生命活体中占支配地位的，新的物理学定律”。

《生命是什么》一书对生物学研究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

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斯坦特（Gunther.Stent）指出：

“在这本书里，薛定锷向他的同行物理学家们预告了一个生物学研究的新纪元即将开始”，“不少物理学家受到这样一个可以通过遗传学研究来发现‘其它物理学定律’的浪漫思想的启发，就离开了他们原来训练有素的职业岗位，转而去致力于基因本质的研究”。

分子生物学的历史表明，1950年代那些发动分子生物学革命的科学家，包括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都是受薛定锷此书的影响，而转而进行基因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的。

2．结构学派：

20世纪30年代起，在生物学领域还有一群物理学家开始从事生物大分子的结构研究，这就是被称为“结构学派”的物理学家。

结构学派是由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布拉格父子，亨利·布拉格（William.Henry.Bragg）和劳伦斯·布拉格（William.Lawrence.Bragg）创立的。

20世纪初，他们发现用X-射线照射结晶体可以在背景上获得不同的衍射图像。

通过对衍射图像的分析，就可以推出晶体的结构。

他们用这个方法成功地确定了一些盐类（如氯化钾）等的分子结构。

1915年，布拉格父子同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劳伦斯·布拉格出任卡文迪许教授，开始将X-射线衍射技术推广应用到对生物大分子（蛋白质、核酸）的三维结构研究。

50年代初，当时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佩鲁兹（MaxPeruts）领导下，正在进行二种蛋白质的结构分析。

一是他自己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血红蛋白的结构研究；另一个是肯德鲁（JohnKendrew）领导的研究小组，进行肌红蛋白的结构分析。

此外，在伦敦的国王学院（King’sCollege）的威尔金斯（MauriceWilkins）和富兰克林（RosalindFranklin）的研究小组正在进行用X-射线衍射的方法研究核酸的结构，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结构学派的生物学家们主要对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感兴趣，对功能研究则较少涉及。

3．生化遗传学派：

自从1900年孟德尔定律被重新发现之后，“基因是怎样控制特定的性状”的问题就成了遗传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1902年，英国医生伽罗德（ArchibaldGarrod）发现一些病孩患尿黑酸症，病人的尿一接触空气就变成黑色。

很快这种尿变黑的化学物质就被鉴定出来，即是由酪氨酸转变而成的一种物质。

伽罗德对患黑尿病患者的家谱分析发现，此病按孟德尔规则的方式遗传。

在进行一系列研究后，1909年伽罗德出版了《新陈代谢的先天缺陷》一书，指出黑尿病患者代谢紊乱是因为酪氨酸分解代谢的第一阶段，即苯环断裂这一步无法进行。

因而伽罗德认为，苯环断裂是在某种酶的作用下发生的，病人缺乏这种酶，所以出现黑尿症状。

这样就把一种遗传性状（黑尿）与酶（蛋白质）联系起来了。

但对遗传因子与酶的这种预测性的设想，却无法得到实验证实。

1940年，比德尔和塔特姆（E.L.Tatum）开始用红色链孢菌研究基因与酶的关系。

他们用X-射线照射诱导产生链孢菌的突变体，发现了几种不同的失去合成能力的链孢菌。

他们通过对这些突变体杂交后代的遗传学分析表明，每一种突变体都是单个基因突变的产物，并认为每一个基因的功能相当于一个酶的作用。

由此，于1941年他们提出了“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假说。

按照这个假说，基因决定酶的形成，而酶又控制生化反应，从而控制代谢过程。

1948年，米歇尔（F.Mitchell）和雷恩（J.Lein）发现，红色链孢菌的一些突变体缺乏色氨酸合成酶，从而为“一个基因一个酶”的理论提供了第一个直接的证据。

蛋白质是有机体基因型产生的最直接的表现型，决定了生物性状的表现形式。

因此“一个基因一个酶”（后改为一个基因一个蛋白质）的理论为以后DNA→RNA→蛋白质的“中心法则”提供了理论基础，对认识基因控制遗传性状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1958年，伽罗德和塔特姆获得诺贝尔奖。

DNA双螺旋结构的确立

1951年，沃森在意大利参加了一个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学术会议，会上听了英国国王大学威尔金斯关于DNA的X-射线晶体学的研究结果的报告十分兴奋。

沃森是噬菌体小组领袖人物卢里亚的研究生。

博士毕业后，被卢里亚送到丹麦哥本哈根的克卡尔（HermanKacker）实验室做有关核酸的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

这使他迅速熟悉了核酸方面的知识，并确认基因的本质是DNA。

他认识到，要解开基因的功能之谜，必需首先弄清DNA的结构。

威尔金斯的工作给了他极大的启示，在卢里亚的支持下，他来到了当时世界生物大分子结构研究的中心——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

在这里，他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相遇。

克里克毕业于伦敦科里基大学物理系，二战期间在军队从事过磁铁矿方面的研究。

战后在薛定锷《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影响下，转向生物学研究。

当时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正在佩鲁兹研究小组参加血红蛋白结构的研究。

沃森的到来，使他了解了DNA研究的新进展。

他们一致认为，搞清楚DNA的结构是揭示基因奥秘的关键所在。

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是克里克的朋友，这使他们很容易地获得威尔金斯小组对核酸研究的新成果。

沃森和克里克的合作，可以看成是生物学研究中，信息学派和结构学派结合。

这个结合最终导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在沃森—克里克开始着手研究DNA结构之时，对DNA结构的资料还是比较零散的。

当时已知：

1。

DNA是由腺嘌呤（A），鸟嘌呤（G），胸腺嘧啶（T），胞嘧啶（C）4种核苷酸组成；2。

每个核苷酸的糖基因以共价键的方式与另一个核苷酸的磷酸基因结合，形成糖—磷酸骨架；3。

这些核苷酸长链具有规则的螺旋状结构，每3.4埃重复一次。

但DNA分子究竟是由几条核苷酸链组成，以及链与链之间通过什么方式组成螺旋状分子，则仍然不清楚。

1951年沃森—克里克曾提出一个三螺旋模型，1952年，鲍林也提出了一个三链模型，但随即被否定，因与已知的DNAX-射线衍射结果不相符。

DNA双螺旋结构的确立主要由于以下的研究成果：

1。

1952年，沃森在威尔金斯那儿看到了富兰克林在1951年拍摄的一张水合DNA的X-线衍射图，图片上的强烈的反射交叉清楚地显示了DNA是双链结构。

这张图给沃森印象极为深刻，决定建立DNA的双链模型；2。

1952年数学家格里菲斯（J.Griffith）通过对碱基间的结合力计算，表明A和T与G和C之间相互吸引的证据。

同时从查伽夫（F.Chargaff）早先已确定的，DNA分子中，嘌呤碱与嘧啶碱之比为1:

1的当量定律，也排除了碱基同型配对的可能性。

此外，多诺休（J.Donohue）指出了碱基的互变异构现象。

这些结果都肯定了DNA的二条核苷链中，A-T，G-C的碱基配对原则；3。

1952年，富兰克林DNA的X-线衍射结果已经准确地推测出，双链分子糖—磷酸骨架在外侧，碱基在内侧的结论。

富兰克林还推测出配对碱基的距离为20埃，旋距为3.4埃。

根据上述资料，1953年沃森—克里克提出了一个DNA双螺旋模型。

这个结构符合已知的有关DNA的实验资料，弃提示了DNA分子复制的可能方式，因而立即受到科学界的重视并很快被接受。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

此后的15年间，分子生物学取得迅速发展，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有：

1，1968年克里克在他的《论蛋白质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遗传信息的流向是DNA-RNA-蛋白质的著名的“中心法则”。

1970年蒂明（HowardTemin）和巴尔的摩（DavidBaltimore）分别在RNA肿瘤病毒颗粒中发现“依赖RNA的DNA转录酶”（逆转录酶），证明了遗传信息也可以从RNA流向DNA，从而完善了中心法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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