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魂献给人民医学家吴孟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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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魂献给人民医学家吴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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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魂——献给人民医学家吴孟超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版

作者：

袁建达　苏银成　胥金章　白瑞雪

　　“啪”,护士递来的手术刀,与他的手掌轻轻相击。

　　6号手术室。

又一次,老人伸向血肉深处,静静摸索。

　　剥离、阻断、切除,他双手取出肿瘤,缓缓托起。

这一刻,这个重达5斤的肝癌肿瘤,不过是一枚枯萎的毒果,而曾经被它肆意吞噬的肌体,已然跨过重生之门。

　　这是一双白皙、修长的手,不颤不曲,灵巧有力。

唯有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那是常年握止血钳的结果。

　　这双手曾在马来西亚割过橡胶,曾在抗战烽火中为建筑大师梁思成描过图,曾被人称为天生的艺术之手。

但,它们最终选择在一个与生命最近的地方劳作。

　　这双手在肝脏的方寸之地破译生命密码,把1万多名病人拉出了人生的绝境。

许多患者千里迢迢赶来,仿佛握一握它们,就看到了生之亮光。

　　这双手属于吴孟超,一个从医68年的医生,一个有着55年军龄和党龄的军人、共产党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医学专家”……吴孟超有众多头衔,但病人都叫他“老神仙”,学生们称他“老爷子”。

　　吴孟超今年89岁,身高162厘米,背有些微驼。

他至今仍保持着年平均200台的手术量——这或许是世界上做手术时间最长的纪录了。

　　他忘记了时间,时间也忘记了他。

　　他和时间一起,诠释着那守护生命高地的两个大字:

医魂。

柳叶刀尖

　　“如果有一天我要倒下,就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

　　快,准,狠。

　　——在吴孟超的手上,诞生了享誉中外的“吴氏刀法”。

　　没有申请专利,但得了真传的弟子外出做手术时常常让同行惊叹:

“你是吴孟超的学生吧?

”

　　2011年1月17日上午,62岁的费新根躺在了吴孟超的手术台上。

　　3个月前,在某家医院里,这位严重的肝硬化和肝癌患者白白地“挨”了一刀——肚子打开,才发现肿瘤长在最复杂、最危险的中肝叶,而且包在主血管上,医生不敢切。

要家属签字做肝移植——40万元,这个普通家庭哪里拿得出来?

只好又给缝上了。

　　面对辗转找来的病人,吴孟超3次B超查看,召集专家会诊,最后决定:

根本不需要肝移植,肿瘤能切除,而且由我来亲自切。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吴孟超时而定睛挥钳,时而探向看不到的地方,摸准了,又是一刀,嘴里还不住嘟囔:

“没好好检查就把人家肚子切开……怎么会有这样不负责的医生啊……”

　　仅仅两个小时,肿瘤成功摘除。

患者几周后康复出院时结账,2万元。

　　并不是所有的手术都波澜不惊。

　　1986年的一次手术中,病人巨大的血管瘤突然破裂,出血不止。

助手们想用丝线结扎,但就算用最粗的线,也扎不住瘤子如冻豆腐一般薄脆的壁。

　　这是此前从未遇到过的险情,病人命悬一线。

吴孟超一把取过盐水纱锭,剪下一缕宽布条,扎住了破裂的血管。

　　在助手严以群的记忆里,这样止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大师才有这般果敢!

　　手术台上的一幕幕,吴孟超的学生们津津道来。

　　别人先处理枝蔓,他一上来直奔主题；别人边做边想,他几无停顿；别人两个小时完成的手术,他能缩短为一个钟头。

　　“手术时间越短,病人的身体恢复越快!

”有一年去法国观摩手术,法国医生不紧不慢,吴孟超倒是急出了一身的汗。

　　他的雷厉风行,像机器设定般熟练精准,又如高山流水作画作诗般一挥而就。

　　即使是最富想象力的作家,也难以描绘出肝脏结构的复杂程度。

　　进出肝脏的4支管道,是肝部血管的主干。

主干分出更多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如同一棵大树,枝叶繁茂而难以尽数。

　　作为内脏中最大的器官,肝脏强大而又脆弱。

主干和主要连接是不能碰的,哪一处捅坏了,病人都可能活不了；肝静脉壁更是比纸还薄,钳子一触就破。

　　肝外科医生们的手术刀,就是在这纵横交错、险象环生的血管间游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斩关夺隘!

　　“开刀就像编篮子,有的人没编几个就很圆,有的人编了一辈子都是扁的。

”吴孟超开玩笑说,外科医生是有天赋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吴老手术厉害,是因为肝脏在他眼里早就是立体、透明的了。

”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刘振全说。

　　他清楚每条血管的走向,如同将军了解战场上的每一道河流山川。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肝脏的内部结构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

在一间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吴孟超和同事们反复试验。

　　怎么做出真正的肝脏血管模型?

　　1959年春天,容国团在世乒赛上为中国夺得首个世界冠军的消息,点燃了吴孟超的灵感。

他把乒乓球剪碎了泡入丙酮溶液,再把溶化后的胶状物注入肝脏血管。

　　定型成功!

肝脏血管构架像珊瑚一样呈现在面前。

　　这些美丽的珊瑚,开启了吴孟超向肝胆外科进军的历程,也是中国一代代肝胆外科人的启蒙教材。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孟超创立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创立的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提高了世界肝脏切除术的安全性；他完成了第一台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

　　当人们把“中国肝脏外科之父”的美誉送给吴孟超时,他同样对这项事业报以深深的感激。

“能用学到的技术为人民解决痛苦,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也是我毕生最大的追求。

”

　　“您已经功成名就,别再做手术了。

万一碰上失败,毁了一世名声咋办?

”有人劝告耄耋之年的吴孟超。

“老爷子”很火:

“我的名声和病人的命放在一起,你说哪个更要紧?

”　

　　吴孟超至今坚持每周做6-8台手术。

哪个星期手术排得少了,他就不高兴。

结束得早,他会趴在别的手术室窗户上往里张望,看到不满意的事,还得“骂”两句才走。

与那些可以算作自己“孙辈”学生的助手们一起工作,吴孟超觉得自己年轻了,而每挽救一个肝癌病人所带来的愉快,更是无法衡量。

　　有年春节,护士长程月娥看到吴孟超走出手术室的洗澡间,很是奇怪:

“这几天没有手术,您上这儿干吗呀?

”

　　吴孟超捋捋湿漉漉的头发:

“没事,来转转。

”

　　程月娥大笑。

“老爷子”这是在家里憋慌了,来手术室过把瘾呢!

　　上个世纪80年代,吴孟超曾担任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校长。

　　“最不喜欢别人拿着一堆东西找我签字!

”吴孟超的性格直爽而简单。

常常是会开到一半,他站起来就往外走:

“我开刀去了。

”碰到不开心的事,他也总说:

“开完刀就好了……”

　　“我是个外科医生。

如果有一天我要倒下,就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吴孟超离不开手术台,就像战士难舍钢枪,农民恋着自己的庄稼田。

　　这份爱如此浓烈,尽管步履已不如年轻时轻捷,岁月竟没有在他的双手上留下痕迹。

同事们说,跟几十年前相比,吴老的手一点儿不抖,精气神丝毫不退,技术还更加炉火纯青!

　　“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

要是不能保证完成手术的话,绝不会上手术台!

”吴孟超对自己的能力了然于胸。

　　不熟悉的人,多少有些疑惑。

　　日本的同行来过,端着摄像机把吴孟超的手术从头拍到尾,也没能弄清楚他那双手是怎样成就了“第三只眼睛”；

　　美国的教授来过,手术连看3天,最后还是不相信:

“他真的有80多岁了?

”

　　他是天生的外科医生,他是柳叶刀尖的舞者,他是特殊材料铸就的铁汉,他是让时光驻足的强人。

　　2005年以来,吴孟超每年都参加“健康军营行”活动。

下连队,上哨所,白发的将军为年轻的战士们查体看病,成为多少边防军人最温暖的记忆。

　　98抗洪,他坚决要求到前线。

10年后的汶川救灾,他又提出和学校医疗队一起奔赴灾区,背包都打好了,最后还是被留在后方救治转运而来的伤员……

　　2004年,陈汉教授去世。

4年后,裘法祖院士去世。

　　一个是他的同事与好友,一个是他的恩师与至交。

　　比他更年轻和比他更老的老头走了。

似不经意间,吴孟超向跟随自己20多年的程月娥说了一句:

“我的有生之年恐怕不多了。

如果哪天我真的倒在手术台上,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给我擦擦,不要让人看见我满头的汗。

”

　　闻者泪湿襟衫,吴孟超的目光却依旧清澈如水。

医者仁心

　　“医生没有挑选病人的权利,只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义务。

”

　　最终找到东方肝胆医院和吴孟超的,大多是无路可走的重症病人。

　　2004年,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求学的湖北女孩甜甜生命垂危——她的中肝叶上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稍有不慎,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多家医院拒绝收治。

尽管早在1963年,吴孟超就成功实施了中国和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直到21世纪,仍少有医生敢涉足这一“禁区中的禁区”。

　　好心人说,上海有个吴孟超,你们找他试试吧。

这个20岁出头的花季姑娘,就这样站在了吴孟超面前。

　　要进手术室了,父母抓住甜甜的手不肯放,甜甜也告诉自己,这恐怕是今生最后一面了!

吴孟超立即弯下腰轻声说:

“不要紧张,你醒来的时候,我们都在你身边……”

　　两天后从昏迷中苏醒,甜甜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吴孟超,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你没事了”。

　　生命还在!

　　甜甜这时才知道,手术做了整整10个小时,吴老创造的肝门阻断,前所未有地在一个手术中实施了4次,才将那个重达9斤、足足有排球那么大的瘤子切下来。

　　5年后,甜甜把自己的婚礼选在了从吴孟超刀下获得新生的那个日子——9月24日。

　　国外的文献中,直径4厘米的血管瘤就被定义为“巨大”。

然而,吴孟超面对的,几乎都是“超级巨大”的肿瘤。

　　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挺着像临产孕妇一样的大肚子前来求治。

12个小时手术,吴孟超和同事们大汗淋漓地切下一个18公斤的瘤子。

　　直到今天,这仍是世界上切除的最大的肝部血管瘤；直到今天,陆本海仍健康地活着。

　　翻开吴孟超的履历,他在无数个本可以拒绝的病例中创造出了一连串的“之最”。

无论是在几十年前还是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这些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都是难以复制的奇迹。

　　“做手术不是做病理解剖,而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

”许多外科手术教程都是这样开头的。

“治疗病人,犹如将他们一个一个渡过河。

”老师裘法祖的这句话,更是让吴孟超记了一辈子。

　　一个冬夜,吴孟超忙完一天回到家,已是晚上11点多。

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李捷玮,第一次从吴孟超口中听到了一声叹息:

“我累得腿都抬不起来了……”

　　李捷玮扶着他上了楼,吴家门口却守着好几个病人。

一问,都是来请吴孟超看片子的,等了半天了。

　　“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吴老也要休息啊!

”李捷玮有些生气。

　　吴孟超也说:

“你们能不能明天再来……”话说了一半,又改口:

“进屋坐吧。

”

　　一到吴孟超出门诊,门诊部主任满晓波就揪心。

好不容易见到大夫,病人总是反反复复地倾诉,生怕医生没听明白自己的病情,但吴老一个上午要看10个病人,其中大多数还要亲自做B超呐。

　　满晓波心疼,偶尔会忍不住打断病人。

这个时候,吴孟超总是狠狠地瞪他一眼:

“你多什么嘴?

”

　　“一个人得了肝癌,整个家庭往往都垮了。

跟病人多说句话,跟他握握手,就能给他和全家人信心。

”吴孟超说。

　　一个日日目睹生命苦难的人,胸怀一定是博大的。

否则,他的心怎能盛得下那么多孤注一掷的托付?

　　冬天查房,吴孟超会叮嘱学生,先把听诊器焐热了。

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他都帮他们把衣服拉好、把腰带系好,弯下腰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

每个大年初一早上9点,他会准时出现在病房,双手握住病人的手,一个不落地向每个在这里住院的人道一声:

“新年好!

”

　　历经岁月积淀,大医之风成就无数传奇与传说。

　　医院门口,常有人见到吴孟超就扑通一声跪下,递上带来的CT片。

年近九旬的吴孟超就那么在太阳底下站着,一看就是半个小时,然后朗声道:

“还有救,来住院吧!

”

　　对方无不欣喜若狂,泪流满面!

　　在很多被病魔折磨的人们心里,吴孟超是神仙,他那双金手轻轻一动,就能让人起死回生。

　　吴孟超当然不是神仙。

怎样才能治病救人?

他说,一要爱病人,二要有技术,三要踏实地工作。

　　对工作的要求,吴孟超近乎完美。

　　集体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开刀。

吴孟超会一个个询问,你们都说开刀,麻醉选择什么?

器官插管准备好了没?

肚子开了拉不上怎么办?

他要求大家像放电影般一步步预想手术过程,想好了,才能确定做不做、怎么做。

　　即使手术方案已经无误,手术前一天,吴孟超还会与B超室医生一起再次进行病灶确认。

晚上躺在床上,他会拿着B超图设想手术部位的三维画面。

第二天进了手术室,还要再读一次片。

　　将军不打无准备之仗,吴孟超不做没把握的手术。

　　按理说,像吴孟超这样的大师,是不需要全程手术的。

助手们把准备工作完成了,病人的腹部打开了,他再来也不迟。

　　但,吴孟超往往会比所有人提前20分钟到达。

洗手,规定时间3分钟,他要洗上5分钟,还管别人——“你怎么这么快就洗完了?

”肿瘤切除了,他还不走,坐下看学生们缝合——“你怎么选那么粗的线?

间距是不是太大了?

”

　　对于收红包、拿药品回扣的事,吴孟超深恶痛绝。

他给自己的医生们定了不少规矩:

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诊断清楚,决不让他们做第二次检查；能用普通消炎药,决不用高档抗生素；手术缝合尽量手工——吻合器要好几千块,手缝虽然多花20多分钟时间,不要钱……

　　在这所医院,肝癌手术所有费用不过2万元左右,远远低于国外和国内大多数医院。

一位卖了房产来求医的病人接到账单时感慨:

“没想到大上海会有这么低的收费!

”

　　“我们要用技术对病人负责,为病人省钱。

”这是吴孟超从医一生的习惯。

　　经营医院,怎能不考虑“创收”?

面对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吴孟超的解决办法很简单——节约。

　　纸张用正反两面,会议不提供一次性水杯和茶叶,晚上下班发现走廊的灯还亮着,吴孟超会从头到尾一个个关上……

　　他说,医院是治病救人的,怎么能想着从病人身上捞钱?

　　农民、工人、学生……吴孟超救治过的病人,很多成了他一生的朋友。

　　蒋声和两次手术时隔33年,都是吴孟超主刀。

医院大楼建成,吴孟超过生日,这位八旬老人都会从浙江赶来。

　　5年前成功手术的女孩尚蕾蕾,结婚时给吴孟超寄来喜糖,生了孩子又送来红蛋。

　　还有朱科娜,来到吴孟超身边当了一名护士。

28年前,当她是一个出生仅4个月的婴孩时,正是吴爷爷冒着巨大风险为她切除了肝脏肿瘤。

　　——那次手术,又是一次震惊医学界的“世界之最”!

　　“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救治生命。

”吴孟超说,“医生没有挑选病人的权利,只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义务。

如果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无数病人就可能在我们的犹豫中抱憾离世。

”

　　大爱无言。

国家使命

　　“我们能不能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

　　“我们建议,以‘两弹一星’和‘神舟六号’攻关精神和运行机制为榜样,组成打破部门界限、学科界限的肝癌攻关协作组……”

　　2006年春天,吴孟超联合其他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报告。

　　此时,他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医学家。

　　站在人生辉煌的顶点上,吴孟超牵挂的是整个民族的未来。

　　中国集中了占全世界半数左右的肝癌病人,每年有新发肝癌病例近40万。

尽管我国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已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15%提到了今天的50%至60%,仅靠手术和各个单位的分散工作,发病率的下降和治愈率的提高仍然十分有限。

　　报告引起重视。

很快,卫生部将肝病研究纳入“十一五”重大传染病专项。

2010年的最后一天,“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式落户上海。

吴孟超多年来设想的“集团会战”有了全国性的项目和平台,中国肝癌治疗的“航空母舰”即将起航。

　　“我们能不能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从吴孟超发出第一声追问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

　　“吴老迈出的每一步,都紧扣时代脉搏,是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的里程碑。

”第二军医大学政委陈锦华说。

　　半个世纪前,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正是从吴孟超和他的同事们手中艰难起步。

　　世界第一例肝脏手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德国。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肝胆外科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访华时断言,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日本的水平,至少也要二三十年!

　　在听到这句话的当晚,吴孟超向学校写报告,阐述向肝脏外科禁区进军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末了,写上16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攀高峰。

”很快,他率领“三人小组”开始了肝脏外科的探索。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吴孟超,欣喜地迎接着科学的春天。

第二军医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吴孟超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他先后培养出的26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成为了我国肝胆外科的骨干。

　　上个世纪90年代,在吴孟超的建议下,肝胆外科扩充为肝胆外科医院。

又过了几年,这所医院进一步发展为独立的专科医院和研究所。

这个世界一流、国内最大的“院所合一”肝胆基地,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东方”……

　　“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的科研没有理由不站到世界的最前沿!

”这是一位卓越医生的大志,这是一位科学大家的眼光,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心系国家和民族的情怀!

　　“开刀顶多是开一个、救一个,没有基础研究,我们就不能真正搞通导致肝癌的病因病理,更找不出彻底解决肝癌的办法。

”吴孟超坚信,临床与基础研究是肿瘤诊治的两翼。

　　“文革”结束,当人们都对“手术刀”充满向往时,他却鼓励一些学生转向基础研究。

　　他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实验室。

就是从那间逢下雨就变成一片汪洋的小平房里,走出了王红阳、郭亚军、从文铭、沈锋、钱其军等基础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

　　对于吴孟超这位严师,学生间流传着一个说法——被他“骂”得越多的学生越有出息,如果不挨“骂”,就说明你没有前途了。

　　博士生杨田把自己将在国外杂志发表的文章校样交给老师审阅。

此前已经看过这篇文章的吴孟超伸出食指点着字行,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逗号,应该改成分号。

”

　　杨田听了没作声。

这算是哪门子的错误啊?

　　吴孟超知道他的心思。

“不能小看这多一点少一点。

我们做手术,少一点,肿瘤就切不干净,多一点,可能弄破别的血管!

”

　　这个经常“骂”人的可爱老头,也有着慈父的一面。

　　一次手术,李爱军一针下去,扎在了吴孟超的食指关节上,皮都揪掉了一块。

没想到,吴孟超换掉手套再次上台后,不仅没有责备自己的学生,还反复叮嘱:

“你们还年轻,以后千万要注意,别被扎着了……”

　　“我的技术没有专利。

”“衡量导师是否合格,最终的标准是学生能否超过自己。

”吴孟超就是这样为一代代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生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是吴孟超送到国外深造的学生之一。

1996年冬天,正在德国科学院工作的她接到吴孟超电话,说自己在德国出差,要来看看她。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气温低至零下20多摄氏度。

直到晚上10点多,吴孟超才赶到王红阳的住处。

顾不上抖落身上的冰雪,顾不上喝口热水,老师从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病历交给她:

“这是国内最新的典型病例,你可能用得上……”

　　吴孟超盼着他们学成归国。

在与学生们的通话中,他会一遍遍讲——“医院新楼已经盖好了,马上就要搬进去了!

”“我们今年的门诊量和手术量翻倍啦!

”“新的学科刚刚起步,你们大有可为!

”

　　一批批学子如约归来。

多年前,吸引着吴孟超回到祖国的,同样是这激情似火的召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英勇作战的事迹,成为马来西亚华侨们的热议话题。

吴孟超和同学们把毕业聚餐的钱捐给延安的八路军总部,竟然收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回信。

　　初中毕业,18岁的吴孟超和6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

到达云南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封锁,他们一时去不了延安,只好留在昆明求学。

　　发生在回国途中的一幕,吴孟超至今无法抹去。

　　在越南西贡过海关时,验关的法国殖民者要求吴孟超一行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同时过关的欧美旅客只需签字。

　　“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名?

我们会英文,会中文,会写自己的名字!

”吴孟超质问验关员。

　　“黄种人签什么字?

你们是东亚病夫!

”法国人吼道。

　　吴孟超紧咬下唇,不让泪水流下来!

　　为中华民族争气——这颗朴素的报国心,从此伴随他一生的选择:

回国,从医,入党,参军……

　　国外的朋友曾不止一次劝说,你这么大的名气,出来办医院,早就是大富翁了!

　　吴孟超淡淡一笑,他志不在此。

从回到祖国的那一天起,从目睹解放上海的大军露宿街头的那一刻起,他已为自己的忠诚、自己的挚爱找到了扎根一生的土壤。

　　从1996年起,他就将个人积蓄和社会捐赠的资金设立基金,用于鼓励和表彰年轻的科研人员。

目前,基金已发展为“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总额达到1500万元。

　　197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的发言,让世界肝胆外科界第一次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今天,我国的肝病诊断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位居世界领先,中国人当之无愧地攀上了肝胆外科的峰巅!

　　吴孟超不愿停下来。

在他的蓝图里,5到10年间,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要提高到80%,30年到50年间,中国人要为全世界找到治疗肝癌的根本途径。

　　又一个春天悄然来临。

55年前,同样是在这样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吴孟超先后参军、入党。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军旗党旗下发出的庄严誓言,与他从医时宣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起,在吴孟超的生命中刻下了最深的印记。

　　正是这些铭记誓言的人们,筑成了一个国家前行的基石。

（袁建达　苏银成　胥金章　白瑞雪）新华社上海4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