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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调节理论评析
日本调节理论评析
[摘要]调节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传入日本。
20多年来,以山田锐夫为代表的学者们,运用法国调节理论,对战后日本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以及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在引进、验证、发展和深化法国调节理论的同时,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调节理论。
[关键词]日本调节理论;战后日本经济;积累体制;调节方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3-0018-06
一、引言
调节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它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学理基础,认为以雇佣劳动关系为支柱的资本积累体制(生产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与资本积累体系相适应的调节方式(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是上层建筑,资本积累体制与调节方式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
调节理论被认为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同时,调节理论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认为政府在调节方式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他们运用历史的、理论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二者关系所表现出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了探索,并创造出“外延型积累体制”、“泰勒主义内涵型生产体制”、“福特主义内涵型生产体制”和“竞争的调节方式”、“垄断的调节方式”等诸多概念工具,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依据。
调节理论自产生以来,就引起了各国理论界的关注,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传播到了日本。
当时日本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主要依据修正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理论,虽然这些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把握得比较准确,但是也有不少观点与现实不太相符。
如“全体资本主义进人到了危机时代”的判断,似乎不能解释战后资本主义进人黄金发展时期的现实;把战后资本主义的体制定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阶段”的判断,似乎也不太符合资本主义还长时期存在、并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强大内在活力的现实。
而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法国调节理论的出现,无疑为日本经济学者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提供了一个试金石。
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和翻译调节理论的著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他们一方面通过与法国调节学派共同举办若干个大型学术讨论会、互派研究人员、联合编辑出版一系列研究专著的方式,积极地引进和借鉴法国调节理论;另一方面,他们把日本、亚洲和OECD各国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不断地验证、补充和深化调节理论,出现了以山田锐夫(YamadaToshio)、宇仁宏幸(UniHiroyuki)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调节理论的专家,提出了诸如“结构连续变化”、“企业主体的调节方式”等具有日本特色的调节理论。
21世纪以来,日本调节理论方兴未艾,很多的理论和概念不仅被广泛地应用到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而且渗透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研究领域。
到目前为止,日本调节理论的学者累计出版专著和译著7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已经成为要想全面把握调节理论就不得不研究的对象之一。
本文以日本调节理论为研究对象,对其代表人物、学术基础和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对日本在引进、应用和深化调节理论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应有对策和建议。
二、日本调节理论的代表人物和学术基础
日本调节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山田锐夫、宇仁宏幸、平野泰朗(HiranoYasuro)、远山弘德(TohyamaHimnofi)、植村博恭(UemuraHiroyasu)、矶谷明德(IsogaiAkinofi)和清水耕一(ShimizuKouichi)等人。
由于这些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多而难以全面概括,以下仅就他们出版的著作为线索,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介。
山田锐夫,1942年生,日本调节理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荣誉教授,现为九州产业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20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调节理论的研究,相关著作主要有:
《调节理论的研究方法:
21世纪的经济学》(藤原书店,1991年)、《后福特主义:
调节理论的研究方法和日本》(大村书店,1991年)、《后福特主义和日本》(御茶之水书房,1992年)、《调节理论:
经济学的再生》(讲谈社,1993年)、《20世纪资本主义:
调节理论的解读》(佑斐冈,1994年)、《调节理论的研究方法:
21世纪的经济学》(藤原书店,1994年)、《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
多样性和结构变化的分析》(昭和堂,2007年)、《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
比较资本主义分析》(藤原书店,2008年)。
另外,山田锐夫与法国调节学派的布瓦耶共同编集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主要包括:
《危机一资本主义》(藤原书店,1993年)、《转换一社会主义》(藤原书店,1993年)、《沟通性工资》(藤原书店,1996年)、《国际体制的重组》(藤原书店,1997年)、《战后日本资本主义:
调节和危机的分析》(藤原书店,1999年)。
除此之外,山田锐夫等人还翻译了大量法国调节理论的著作,其中的一些译著还加上了山田锐夫的解说。
这些译著主要有:
《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布瓦耶著,日本评论社,1988年)、《调节理论入门》(布瓦耶著,藤原书店,1990年)、《调节理论:
挑战危机的经济学》(布瓦耶著,藤原书店,1990年)、《现代资本主义制度:
全球化和多样性》(ColinandWolfgang编,NTT出版,2001年)、《脱全球化主义的宣言:
》(布瓦耶(等)著,藤原书店,2002年)、《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
制度、改变、多样性》(布瓦耶著,藤原书店,2005年)、《五种资本主义: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多样性》(阿玛布鲁著,藤原书店,2005年)、《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HallandSos―kiee编,nakanishiya出版,2007年)。
宇仁宏幸,1954年生,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目前在日本调节理论界的学术地位仅次于山田锐夫,其独著或合著主要有:
《结构变化和资本积累》(佑斐阁,1998年)、《21世纪入门一迎接现代世界的转变》(青木书店,1999年)、《资本主义的结构》(夏芽社、2003年)、《入门社会经济学:
理解资本主义》(nakanishiya出版,2004年)、《现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一多样性和结构变化的分析》(昭和堂,2007年)、《制度和调节的经济学》(nakanishiya出版,2009年)。
合译的著作主要有:
《法国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护的形成和发展》(Jean―ClaudeBarbierandBurnoTh6ret著、nakanishiya出版,2006年)、《入门制度经济学》(BernardChavance著,nakanishiya出版社,2007年)、《后凯恩斯派经济学入门》(MarcLavoie著,nakanish―iya出版社,2008年)。
矶谷明德,1956生,九州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其独著或合著主要有:
《社会经济系统的制度分析:
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超越》(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制度经济学前沿一理论、应用、政策》(密涅瓦书房,2004年)、《战后日本资本主义:
调节和危机的分析》(藤原书店,1999年)、《JapaneseCapitalisminCrisis:
ARegulationistInterpretation》(Routledge,2000)、《调节理论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解读》(昭和堂,2009年)。
合译的著作主要有:
《美国衰退的经济学:
滞涨的解剖和克服》(Bowles著,东洋经济新报社,1986年)、《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超越马克思和凯恩斯》(MarglinandSchor著,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年)。
从日本调节理论代表人物所属的学会来看,他们都是日本理论经济学学会会员,并多数加入了日本演化经济学会。
日本理论经济学学会是日本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社团组织,日本演化经济学学会反对传统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倡导借助生物进化论的思想来研究经济现象,被看作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因此可以说,日本调节理论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中的一支新生力量。
日本调节理论的学术基础可以追溯到日本市民社会派。
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形成了正统派、宇野学派、市民社会派、马克思数理经济学派等四大学派。
其中,市民社会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平田清明(1922―1995年),其下著名的博士生主要有山田锐夫和八木纪一郎等人。
现在,山田锐夫成为日本调节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八木纪一郎也致力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其合作教授宇仁宏幸以及其博士生矶谷明德等人都成为了日本调节理论的代表。
因此可以说日本调节理论是市民社会派的新发展。
三、日本调节理论的主要内容
日本调节理论是指以山田锐夫为代表的经济学者们,采用法国调节理论的研究范式,根据日本等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验证、补充和深化法国调节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
日本调节理论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一个从工业向信息产业和金融业,从OECD诸国向亚洲诸国和经济体制转型诸国,从雇佣劳动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向国际体制改革扩展的调整过程。
而日本调节理论对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研究是其最主要的内容。
因此,本文仅以日本调节理论对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研究的内容为线索,在山田锐夫对日本调节理论整理的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再梳理。
1、高度增长期(1955―1973年)的日本调节理论
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到了黄金发展时期。
法国调节理论对美国经济进行了深入考察,得出如下结论:
一方面,资本积累体制形成了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的内涵型积累体制”;另一方面,调节方式形成了以政府制定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为主,工资交涉由以个人转向了以工会等团体组织为主,养老金、医疗保险金等社会保障制度进入不断改革和完善阶段的“垄断型调节方式”。
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产生了“生产效率提高一工资上升一需求增加一销售量增加”的良性经济循环,这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黄金发展时期。
上述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是否符合日本的现实?
成为日本经济学者思考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论直接催生了日本调节理论。
1988年,伊藤诚提出,日本工资上升的原因不是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导致的,而是因为“春斗”的结果;需求的增加也不是因为工资上升导致的,而是由于强大的政府投资导致的,认为这种内需型积累体制是日本经济进入到高度发展时期的重要原因。
可以看出,伊藤诚的结论和法国调节学派的结论大相径庭,这激发了日本学者对法国调节理论作更深入的研究。
之后,宇仁宏幸(1991,1992)通过对1962~1973年日本经济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不存在福特主义的劳资妥协关系。
更为可贵的是,平野泰朗(1993,1996)通过统计和计量分析得出了“福特主义”应该是一个中长期概念的结论。
他认为,从短期来看日本经济是投资主导型的增长,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是消费主导型的增长。
远山弘德(1990)则认为,在积累体制上,日本经济高度增长并不是由于生产效率提高导致的,而是由于投资扩大引起的;在调节方式上,由于广泛存在于农村的“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妨碍了工资的上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因此这个时期的日本是“非纯粹的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
可以看出,日本调节理论在初建时期对日本经济进人高度增长期的原因是投资主导型而不是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导致的判断,不仅激发了人们对福特主义概念的再思考,而且引起了理论界对日本经济独特性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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