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自有真情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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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自有真情在

人间自有真情在

章辰霄

一个30年前的故事

我说的都是真事。

故事发生的时间在30年前，地点在上海著名的中山医院。

主人公之一，是常州市革委会的一位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主人公之二，是与常州有着某种联系的

资深医师庄某。

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阶段，“知识即罪恶”，权威统统被冠以“反动”而被打倒。

有讽刺意味的是唯有医学权威是块“臭豆腐”。

人吃了五谷难免会生病，尤其是大病，那可不是好玩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所以无论谁到台上，别听他口号喊得多响亮，或明或暗地他与医院的“热线”大多要维系不变。

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一切按常规，礼貌而有序地进行者，医者尽职，患者满意。

就在患者准备告别时，医生突然来了个题外话：

“请问，史绍熙校长的问题解决没有?

”

这位领导沉默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为什么还挂在那里?

一个一辈子教书育人的中学校长有什么问题?

回去请转告，史校长的问题不解决，请常州市革委会的人不要来找我，找我也不看。

”

威胁，百分之百的威胁。

看来，这位医师的情绪已经失控，他不会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年代，不会不知道随时收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工宣队员就在楼道里巡逻。

“医疗要为路线斗争服务”，在这个口号下，当时有多少被打成“黑帮”的革命功臣和学术权威因为有病不准看、大病马虎看而活活枉死在医院的走廊里啊。

可这位庄医师倒好，居然以自己的“只可利用不可重用”的一技之长，要挟起家乡的革委会来了，用常州人的话说，真是把胆屙掉了。

幸好站在医师面前的是位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多年的老同志。

他默默而不无欣喜地承受着对方的诘难。

在那以站队划线、检举揭发为时尚，落井下石、卖身求荣司空见惯的年头，这位医师的“大逆不道”之语愈加显得难能可贵。

他钦佩医师的侠骨义胆，答应在适当的场合反映他的呼声和要求，因为自己的权力有限。

故事很快就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

当时，年过半百、身材不高的史绍熙正干着拖煤球的粗活，每天用板车把西门煤球厂的煤球拖到城东的学校伙房。

之所以遭如此惩罚，是他“死不改悔”，坚持认为自己无罪无错。

面对着长时间的种种侮辱和折磨，史绍熙的脊梁始终挺直着。

他居然对造反派讲：

“你们打不倒我的。

就是你们硬把我打倒了，我的学生也会为我平反的。

”“我生平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辈子爱自己的学生。

”他十分自得，因为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除了批判他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外，没有一张涉及他个人品质。

人生中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自己成了自己嘲笑的对象，这叫“现世报”，而人生中最大的欣慰，莫过于自己在厄运中的美好预言很快得到验证。

“文化大革命”十年，人妖颠倒，正是这类悲喜剧交替上演的全盛时期。

上海校友的仗义执言，无疑使危难中的史绍熙不胜快慰。

这个故事一直保鲜在我的记忆中。

我想以这个30年前的故事为楔子，对那些不该为人们所淡漠所遗弃的人间至情，作一番发掘和寻找。

于是，在一个暑气炎炎的下午，我这个40年前的学生又来到老校长的身边。

老校长的寓所就在市中心一条马路的边上。

窗外市声喧嚣，室内风轻气朗。

望着神情安详、娓娓而谈的老校长，我蓦地想起了如今已是市级文物的江苏省常州中学门口的那棵百年麻栎树；由老栎树又想起绘画大师吴冠中至今仍然无法释怀的，他在三十年代报考省常中高中部时的作文命题《夏木荫浓》……

教苑“双子星座”

1960年，全国文教群英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中有两个史绍熙。

有趣的是，其中的一个史绍熙上了主席台后，江苏和河北的代表都说那是自己省的“史绍熙”，连记者也闹了笑话。

最后，是河北代表弄错了。

“嗳，怎么跟我们天津大学的史绍熙一模一样呀!

”当时天津还属河北省。

趣事多的是，有一次常州的史绍熙去天津大学。

“史校长，您出差回来啦。

”刚进校门，他就被一群热情的学生夺过了行李。

他笑着跟在后面——他知道同学们会送他到他要去的地方。

目的地到了，门里又走出一位史校长……后来，不光化学系主任认错人，连天大校长办公室主任也叫常州来的“史校长”签收美国来的函件。

原来，这两个史绍熙是孪生兄弟。

那兄弟俩为何取一样的名字呢?

这其中自有一番苦涩。

1915年8月19日，宜兴县官林镇义庄村的史家生了对“双双”，哥哥叫绍熙，弟弟叫绍华。

不幸的是，孩子未满月，娘就病逝，做老子的又不大学好，从此，就由善良的祖父母拉扯着这两个苦命的孩子。

全村人都喜欢这对聪明伶俐的“双双”。

两人不光模样一样，连声音也一样，隔着墙壁讲话，连老祖母也辨不清是谁的声音。

升五年级时，父亲送两人到五里外的官林镇上的凌霞小学去寄宿。

一张单人学生床挤着兄弟俩。

为节省每月一元钱的伙食，兄弟俩包饭在离校两里外的小饭馆。

一日三餐，顶风冒雨，吃的是剩饭残菜；小饭馆经常不烧早饭，兄弟俩就只好饿一顿。

两年后，兄弟俩分别以第一、第二名毕业。

因家境日益困窘，眼看就要辍学，一些乡贤和老师来劝说了。

史家第一次有这么多穿长衫的人上门，老祖父抚摩着两个爱孙的头顶，十分自豪。

为了史家也出个读书人，老兄弟几个决定资助绍华继续上学——当时绍熙病倒了。

绍华以第一名考取宜兴县中，村上人却在惋惜：

凭孩子的天资，应该考沪宁线上更好的中学——孩子已成为义庄的荣耀。

但文凭已收在县中，“用绍熙的。

”大家出主意说。

绍华用哥哥的文凭考上省立无锡中学初中部。

孩子挺有心计，无锡中学与无锡师范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今后有钱就升高中部，无钱就读师范部。

形影不离的兄弟俩第一次分手。

一个月后，病愈的绍熙就到溧阳城里的信成南货店当学徒。

做店员的父亲希望儿子也能做朝奉，绍熙也想满师后可以资助弟弟深造。

寒假，身着锡中制服的绍华回家，第二天就摇着小船去看哥哥。

哥哥正瑟缩着身子在糕坊干活。

由于冻疮溃烂，走路一瘸一瘸的。

弟弟哭了，非拉着哥哥回家不可。

回家后，老祖母心疼地捧着孙子的双脚，老泪纵横，大骂了儿子一通。

绍熙终于又回到家里，并在次年考取宜兴县中。

这时，绍华曾提出过复名的要求，但因要报省教育厅批准而被校方搁置了。

绍华初中毕业时，因组织爱国学生运动，被校方取消优秀生直升的资格。

“考省立常州中学去!

”哥哥鼓励弟弟，并决定自己不考高中以资助弟弟。

这时，祖母和父亲已相继去世，祖父和伯叔们同意绍华考常州中学。

第二年，绍熙也考取苏州工专的土木科。

1935年，绍华考上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

次年，一些即将走上社会的同窗，一再撺掇绍熙继续深造，费用由他们资助。

经过一番努力（要自学史地和英语），绍熙同时考取交大、浙大和武汉大学。

最后，进了交大土木系。

从中学到大学，兄弟俩每年都以品学兼优而获得学校的奖学金。

1942年绍熙毕业。

不久，留校做助教的绍华考取公费留学，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继续攻读内燃机专业。

解放后，哥哥写信给弟弟，希望他回国。

绍华出国九年，已是知名的内燃机专家，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做教授。

他还没有结婚。

想不到出身寒微、无权无势的哥哥居然当上母校省常中的校长，就凭这一点，绍华就充分信任和理解了中国共产党。

他曾写信征求过哥哥的意见：

英国也有共产党，我是否在英国入党后再回来?

1951年，兄弟俩相聚在常州。

随后，弟弟到教育部报到，分配在母校天津大学。

他曾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天津大学校长、国际内燃机学会常务理事和世界热物理学会中国分会会长，现为中科院资深院士。

一南一北的两个史绍熙，犹如灿烂星海里明亮的双子星座，在祖国四化建设中闪烁着奇异的生命之光。

走上讲坛

史绍熙与教育结缘，可以追溯到他的学生时代。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学停课，兄弟俩同时回到家乡。

国难当头，热血沸腾，兄弟俩在家乡北塍村办起了“国难期间中学生补习学校”，利用史氏宗祠，为失学归来的200多名中学生义务补课，分文不取。

形势渐趋恶化，补习学校被迫停办。

他们就组织家乡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们成立“流亡抗日宣传队”。

刻钢板，发传单，刷标语，作演讲，男女几十个，全部步行，一直到了武汉。

他们先住难民收容所，后来住进走空了学生的武汉大学宿舍。

流亡途中，两个“史绍熙”第一次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在安徽宣城青弋江镇，国民党军警查到他们的毕业证书和学历证明是同一个名字，“你们两人名字怎么一样的?

”“我们是同胞兄弟。

”“同胞兄弟也不会一个名字，假的，新四军!

”正发着寒热的史绍熙和弟弟两人一起被拘留，一夜未睡。

幸好宣传队中有位队员的娘舅在宣城地方法院当院长，请来作证后，才予放行。

大学毕业后，史绍熙应聘去和桥镇的彭城中学任教务主任，教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每周27课时，月薪仅两石七斗米。

一盏油灯下，他几乎每天都要备课到深夜。

学生喜欢和敬重这位新来的青年教师，师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被誉为“中国十大名记者”之一的金凤，原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查汝强，还有曾任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和总设计师的储传亨就是彭城中学的学生。

其中储传亨最有意思，跟着史绍熙先后转了三个学校，1946年从省常中高中毕业。

1945年1月史绍熙离开了彭城中学，因为学校出了奸细。

由于“史绍熙跟史绍熙通信”，又是通到外国，引起了怀疑。

再加上他跟学生关系密切，无话不谈，还常常谈到抗日救国问题，以至被汉奸告发他是新四军的坐探，关进了镇上的日本警备司令部。

关他的房间里还拴了条大狼狗来看管他，饭菜由墙洞塞进来。

因史绍熙被拘留，学校里翻了天，高中数理化课没有人上。

最后，由于查无实据和校长担保，鬼子才放他。

出狱后，他应聘去漕桥镇的武进私立振声中学任校务主任兼高中理化教师。

彭城中学的学生纷纷随他而去，该校高中部停办。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复校。

崭露教学才干的史绍熙应邀到常州中学任训育主任、高中物理教师。

省常中原名常州府中学堂，始建于1907年，历来以高超的教育质量和人才辈出而名闻遐迩。

革命先烈瞿秋白和张太雷、文学家刘半农、语言学家吕叔湘、史学家钱穆、心理学家潘菽、音乐家刘天华、教育家段力佩、中国现代会计学创始人之一的潘序伦等都曾在这里就读。

八年抗战中，这所著名学校遭到了日寇的严重破坏。

原有的数百房屋多数被毁，数万册藏书、数千件实验仪器也糟蹋殆尽，仅剩下一些烧杯。

它们之所以幸存，是因为鬼子改变了它们的用途，当做尿壶。

操场变成了刑场。

全校只剩下两栋孤零零的房子和一个四周架满铁丝网的空壳子。

而立之年的史绍熙和一批饱经沧桑的同事们一道，开始了这所名校的重建工作。

史绍熙主讲高中物理。

他授课重点突击，深入浅出，注重使学生弄清概念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他常用英语讲解，用英语板书，在物理和英文两方面都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国日地物理学科的开拓者章公亮，是史绍熙进省常中那年考入的新生，在《自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一生爱好物理，直到当选为国际地磁和高空物理协会中国委员会主席，是与史绍熙老师在省常中讲授《特夫物理学》的陶冶分不开的。

”

从此，40年如一日，史绍熙和省常中休戚相关，难舍难分，备尝苦辣甘辛。

1948年他改任教务主任，仍兼高中物理教师，那一年他每周任课多达33课时，是他一生中任课时数最多的一年。

解放后，他被任命为校长。

走上校领导岗位后，他依然活跃在教学第一线，每周至少听课八节。

生活中自有意想不到的事，1969年他从“牛棚”解放出来不久，工宣队个别人恶作剧地叫他带“乱班”（纪律和成绩最差的班级）。

“读书无用”，“白卷光荣”，当时学生基础之差，难以言表。

他从实际出发，对他们从小学算术教起，一步一个脚印，把“乱班”纳入正常教学之中。

三年后，这个班的数学成绩出人意料地高，而且学生与老校长感情特好。

时至今日，那些已有了年岁的“乱班”生还结伙来看望老校长，笑谈当年那些荒唐事哩。

“怒向刀丛觅小诗”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唐代大文豪韩愈在1000多年前就对教师这一行当作了经典性诠释。

时至今日，“传道授业解惑”这六个字，仍涵盖了教师职业的基本内容。

可以说，这是今日教师之所幸。

因为在旧社会，当那黑暗势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时时毒化和摧残着校园的嫩枝幼苗时，教师所面对的艰难和险恶是远非今天人们所能想象的。

史绍熙愤而离开彭城中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支持进步学生。

金凤回忆道：

“1944年秋天，我们在彭城中学曾因反对学校中的顽固派和潜藏的奸细而闹了一场学潮。

先生主持正义，坚决站在我们学生一边，愤而辞职，学校高中部解散。

先生的优良品德，深深印在我们学生心中。

”

1946年秋天，省常中部分学生到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与影院发生纠纷。

影院老板自恃有国民党官僚做后台，居然指使流氓侮辱和殴打学生。

史绍熙亲自出面要求电影院向学生赔礼道歉。

于是更多的学生组织起来，掀起了“大闹大光明事件”，取得了胜利。

1948年1月，国民党国防部向省常中派遣了一位少校军训教官。

此人言行粗鲁，动辄打骂学生。

史绍熙派人把他叫到办公室，当着许多老师的面对他说：

“我们省常中的规矩是从来不准打骂学生的，老师只有教育学生的义务，没有打骂学生的权力。

”自此，这位军官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学生们无不为史绍熙老师爱护学生的高尚行为感到欣慰，同时也增强了与反动教官进行斗争的信心。

江苏省戏剧学校校长李乐观校友永远铭记着这件事：

他曾当面指责潘教官贪污伙食费，因其子在学校吃饭不付钱。

潘教官把他叫到办公室，要开除他，是史老师坚持正义留他下来的。

同年10月，全校师生进行爱国游行。

在救火会门口，女生队伍遭到一个排全副武装的国民党特种刑事法院执行队的冲击，激起了同学的愤怒反击。

执行队的领队拔出手枪，指挥士兵抓走一位夏姓同学，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

这时，从队伍后面赶来的史绍熙挺身而出，义正辞严，据理力争，救下那位学生。

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物价飞涨，教师生活无法维持。

史绍熙代表省常中全体教职员工到当时的省政府所在地镇江，出席省立中学教师联合会举行的反饥饿斗争会。

回校后，省常中全校师生罢教罢课四天，获得初步胜利后方才复课。

省常中一些进步学生为迎解放秘密开展活动，从来与学生心心相印、息息相关的史绍熙心里当然清楚。

为了保护学生，他装作不知。

一位当年的地下团员、后来成长为革命干部的学生，几十年后重返母校，谈到当年地下团组织工作之所以开展得比较顺利，“有个重要的关键，是省常中有许多团结在史绍熙老师周围的革命的进步老师，在暗中支持我们，保护我们”。

所有这一切，稍有不慎就要丢饭碗甚至掉脑袋的。

学校北边一墙之隔就是国民党部队的司令部，学校的大操场一度也被当作靶场，整天枪声不绝。

是胆识、正义感和对学生赤诚的爱，让这个出身寒门的年轻人不畏反动派的腥风血雨挺身而出的。

玉梅桥畔的穷孩子一族

省常中原是常州府所属八县筹款公立，所以，学生大多籍隶于八县。

当年的常州府版图不小，东拥无锡，北过长江含靖江，南与浙江湖州接壤。

由此历史沿属，一直到六十年代，生源基本来自以上范围。

他们大多来自农家，寄宿在校，玉梅桥畔汇集着穷孩子一族。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省常中永远是大家庭。

成员尽管每三年就要换一茬，但朝气、欢乐和进取是永恒的。

无疑，史绍熙校长就成了校内1500多个孩子的临时“家长”。

这是一个尽心尽职的“家长”。

我是1955年考进省常中的，以下所述都是在我进校之初发生的，事情虽小，但至今难忘。

一天夜里，一位新生从双层床的上层不慎滚落下来，幸好是卷着被子下来的，没有伤着筋骨。

“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我们还是刚离开父母的孩子。

史绍熙马上布置，给每个上铺的同学发了根粗细长短似锄头柄的竹竿，绑在外档以保护熟睡中的同学。

再有就是宿舍里发现臭虫。

这些老臭虫繁殖得极快，且叮起学生来更是嫩刈刈地没法说。

史校长让总务处每天烧大量的开水，用沸水把几百张双层床一一浇透，才绝了这一宿舍的大害。

第三桩事是我同学所为。

那时我们早锻炼后，几乎是人手一杯盐开水。

一大盆粗盐就放在老虎灶边上。

史校长每天也来晨练，而且比学生还早。

两幢宿舍楼就在大操场边上，“史校长来跑步啦”几成同学早锻炼的无声命令。

有次，这位同学向史校长反映，早晨老虎灶的水不开。

史校长随即就去伙房调查，批评了班长：

“同学健康事大，今后绝不允许让同学吃不开的水。

”

这是1957届校友、南昌有色冶金研究所高工邵全渝在30年后回母校参加校庆时记下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有次，一些家境贫寒的同学已经迟延了三个月没交伙食费。

最后，总务主任下最后通牒，在校门口用黑板公布了停膳学生的名单。

停膳实际上意味着停学。

一时有几十个同学在校门口围着总务主任求情。

史校长事先不知道，下班在校门口看了布告，才知道总务主任所为，大为生气。

我们第一次见校长发这样大的火。

当着众多学生的面，训斥总务主任。

说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而且未经请示校长；不给学生饭吃，这些学生就不能上课了，你总务主任能负责吗?

没有钱从我校长工资里扣除。

总务主任只得认错，当场把黑板拿掉。

因我当时也在这个名单中，自然印象深刻。

”

这类事情对一贯爱生如爱子的史绍熙来说是司空见惯，但对刚刚踏上人生路的中学生来说则是铭感五内。

有次史绍熙家来了位客人。

客人对主人一见如故，主人却想不起来者姓名。

“史校长，您还记得20多年前那个哭哭啼啼的孩子……”这话一下子打开了史绍熙记忆的闸门。

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他照例要到师生的宿舍去巡视一番。

学生宿舍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哭泣声。

他赶紧走进宿舍，见一个瘦小的同学躺在床上，四周空无一人。

在他再三探问下，学生道出实情：

他的家在很偏远的农村，经济困难，每到星期六，眼看其他同学高高兴兴回家探亲，于是勾起了他思亲之情，想回家又没有路费……史绍熙把他领到自己家中。

以后周末他常在史校

长家里度过。

后来他考取了重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科学系统工作。

人生紧要处的把关人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

说这话的是著名作家柳青。

史绍熙以自己40年一贯的德行在校园为柳青的这段名言作了最好的注脚。

有一年，一个高三学生宿舍里有人丢了20元钱。

在当时，这可是笔大数目，是两个多月的伙食费。

该宿舍的一位学生向老师揭发说，出事那天的半夜里，他亲眼看见是李钰同学偷的。

这位揭发的同学是个公认的好学生，不像是说假话。

于是史绍熙便找李钰谈话，李钰矢口否认。

李钰的班主任和许多同学纷纷要求对李钰严加惩处。

史绍熙了解李钰，他教这个班的物理课，他认为李钰一贯品学兼优，不可能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而检举的同学在走廊黯淡灯光映照下，睡眼惺忪，极有可能看错人。

事关重大，决定年轻人一辈子的前途，史绍熙力排众议，不同意处理李钰。

但一些学生还在背后议论，李钰的思想包袱很重。

史绍熙知道后，亲自到这个班级批评了这些不负责任的说法。

同学对校长的话是不敢不听，不能不信的。

史绍熙又给失窃的同学补助了10元钱，平息了事态。

两年后，那桩失窃谜案因窃者故伎重演而被连带破获。

原来这个偷窃者的模样与李钰相似，才造成当时检举人的误会。

真相大白后，史绍熙当天就给已考入清华大学的李钰写信。

李钰接信后，当着众人的面感动得大哭了一场。

六十年代初的一个晚上，史绍熙照例到各班巡查夜自修情况，在高三（六）班的走廊上，一位同学悄然跟了上来。

“史校长，我要向你反映一件事。

在高一时，我的班主任给我写的评语不实事求是，写得太坏了。

为此，我思想上已经背了三年包袱，如果把它放进档案，会影响我一生的前途。

”史绍熙了解这位学生，德智体三方面都不错，但年少气盛，常会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对这位同学的班主任，他更了如指掌：

她对班级工作十分负责，就是思想方法有些片面性。

第二天，史绍熙认真查阅了这位同学和他班上全体同学的评语。

班主任的评语是有问题，字里行间明显有当时流行的“宁左勿右”思潮的影响。

事情还有些尴尬，每个评语下校长“史绍熙”的大印也赫然在目。

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请班主任来校长室，先肯定了她的成绩，然后才切入主题：

“你们班一直是全校的先进班级，但从许多学生的评语上看，似乎又不先进。

”

“为什么?

”班主任显然有些冲动。

史绍熙平静地从抽屉里拿出这个班的评语说：

“从这些评语看，你们班的问题似乎还相当地严重。

”班主任语塞。

“其实你班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你给学生写评语有片面性，夸大了学生的缺点。

”

接着，他就把找他的学生的评语绘声绘色读了一遍，然后建议她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修改全班学生评语。

有位五十年代校友，由于家里穷，他不得不弃学从工。

史绍熙找到他们父子，竭力开导并答应学费全免另给助学金，使这位优秀生终于重新背起书包。

后来他成为师范学院的教授。

师恩难忘，史绍熙“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后，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这位同学。

“爱学生是教学生的前提，是教育取得成功的起点。

如果有人问我你这个人有什么特点，我可以用一句话作回答，那就是一生热爱学生。

”史绍熙这么说。

圣园之魂

常州解放后，史绍熙就挑起领导省常中的担子。

1951年8月，正式担任校长。

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间断，他在这个任上一直干到70岁。

1980年1月史绍熙已被任命为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仍兼任校长。

他1985年才离开学校到常州市政协机关任专职副主席，分管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工作，仍以抓教育为主。

史绍熙从事教育工作50多年，当过八年级任导师，七年教务、训育、校务主任和35年校长。

1981年，当他随江苏省教育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时，澳方同行对他很不理解。

在国外，像他这样有学历有资历的人，一般都有较高的职位，哪有30年不动窝的?

“因为我对学校有感情。

”他这样向主人解释，事实也正是如此。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

”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这么说。

数十年如一日，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学校勤勤恳恳工作。

清晨五时半，他总是第一个到校，陪学生晨练；上午第一节课，他和学生一同进入教室，他听课从不打招呼；一日三餐，他都到膳厅巡视，有时和学生一起用膳；夜晚，查完学生宿舍，再看望灯下忙碌的各个教研组，劝教师们早点回去休息；十时后他才步出校门。

每周安排一个下午作为会见家长日。

这些都是他“永久”牌的生活日程表。

“执事敬，与人忠”，凡与他共事的人都这么赞誉他。

在他一辈子孜孜不倦的教学实践中，他推出了“起步高、要求严、基础实、学风好”和“尊重规律、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改革”的办学真经。

他锤炼出“目的明确，重点突出；深入浅出，精讲多练；启发思考，揭示规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新旧联系，生动形象；方法灵活，结构紧凑；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原则。

他为学生研究出“好自学，勤思考，细观察，爱想象，常动手，喜创新”的学习秘诀。

他还提出“培养中学生的创造力”，“重在素质教育”，“反对平均发展”，“培养创造型人才是伟大时代赋予学校的历史使命”等一系列教育思想。

他带出了一流的校风、教风和学风。

1959年，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省委书记陈光和教育厅厅长吴天石陪同下，到常州视察。

他们向当时的市委领导提出：

要会见省常中的史绍熙校长，并召开一次教育工作座谈会，以便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座谈伊始，陆定一微笑着对史绍熙说：

“你是我国中等教育的专家，你要多提意见，畅所欲言。

”在领导的鼓励下，成竹在胸的史绍熙作了一个半小时的发言。

他认为，目前党内外有些同志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认识上有较大的片面性，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简单理解为“教育加劳动”，学生劳动时间过多，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

他认为，学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应该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转变领导作风。

接着，他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二、九”方案：

即一年中要确保九个月的教学时间，两个月的放假休息，而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时间应该压缩在一个月之内。

史绍熙的这一既具卓见更有胆识的发言，受到副总理的赞赏和重视，当场批准“一、二、九”方案先在省常中试行，并要求及时总结经验，以利于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这次座谈会对保证当时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贯彻落实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此，副总理加冕给他的那顶“中教专家”的桂冠在全国教育界不胫而走。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两次专程到省常中看他，饶有兴趣地研究他的育人术，竖起大拇指称赞他培养的学生“基础扎实，知识全面，思维活跃，才华出众，有攀登科学技术的潜在能力”。

从1953年到1965年，国家从省常中直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