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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思想
春秋战国到秦汉大一统时期人才思想的创制与沿袭
王水涣
北京大学博士候选人、西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国春秋战国到秦汉大一统时期人才管理思想的创制与沿袭问题。
一、春秋战国人才思想的来源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交待从春秋战国开始讲起的原因,人才现象与人才思想,伴随着远古时代人类的群体活动就出现了,但要使人类文明积累到能够用文字符号系统地表达思想,而且比较系统地记录上述这些关于人才现象的思考成果,则是在距今约2600年前的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1883年出生的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著名判断,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左右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
在轴心时代里,各个古老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
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在古印度有释伽牟尼,在中国则有孔子、老子、孟子等先秦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至今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他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之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对人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新的提任,这当然也包括人才思想。
因此,我们从中国的轴心时代开始讨论,有利于比较集中地、简明地呈现古代人才思想与人才管理的主要特征。
“人才”在中国现代汉语里的意思比较宽泛,如《汉语大辞典》里笼统称:
德才兼备的人或有某种特长的人才,而在讲究简洁的古代汉语中,“先进”的意思常用一个字来表达,如“才”、“贤”、“能”或其他使用频率稍微低一些的单字。
在中国最古老的字典《说文解字》里解释“才”的意思是“草木之初也,从丨上贯一,将生枝叶也,一,地也”,从象形解释,这是表示草木茎一小部分露出地面,而大部分茎与根仍在大地土壤中积蓄,即将出土。
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在注释《说文解字》时发挥的这个意思,他说,“才”字的造字本意是“草木初生而枝叶毕寓”,代表了一种有待展开的可能性,用到人身上,是说“生人之初而万善备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蕴也”,相当于鼓励发挥每个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创造能力与天赋,这个解释和我们今天熟悉的主流教育的理念是相似的,也和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发展起来的人本思想主旨是相通的,这是强调中人性中朝着万善的方向发展的部分为才,这与后世强调德才兼备相联结。
因此,我们探讨此后的人才思想的统筹内涵,也需要简要梳理先秦诸子的人存在思想的要点。
从今天传世的历史文献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来看,先秦诸子的特征之一是以私学为依托,有才华的个人聚徒讲学,并形成学派人才群体,在东周王朝官学解体后,私家讲学成为风气,学派成为一股重要的思想力量,由于列国并立形势下,各国之间和国内贵族之间竞争激烈,都想招揽人才,壮大自身实力,以求得本国的生存和延续,那诸侯给予各个学派的支持和待遇也相当优厚。
投入某一学派谋求得到实用才能发展和进身之阶,成为当时人才的常见选择。
例如《论语》中说,孔子面对弟子的提问就说,自己不回避,他也是一个待价而沽的人才。
即有了好的价钱,他就出售自己的学问和知识,这正说明当时的人才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
二、儒、墨、道、法学派的人才思想特征
那从先秦诸子学派产生的历史先后顺序来看,儒、墨、道、法四家先后居于主流地位。
下面我们略述这四大学派的人才思想的特征。
早期儒家强调仁与礼,其他智与勇这些实际才能,虽然也被承认为君子的重要品德,但地位并不突出,因为仁和礼还带有相当浓厚的旧秩序的特征,由孔子后学陆续编成《礼记》中的《大学》和《学记》两篇,有对人才培养问题的长篇专门论述。
《大学》篇明确提出来儒家培育人才的三大纲领与八条目。
三大纲领,即: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八条目即著名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应该指出的是,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都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也就是合格的君子型人才应具备的道德水准。
八条目则涉及到获取实际知识,领会消化理解,实践反省修养和政治社会管理等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层面。
这个人才培养总目标,不但深刻影响了汉代以后的中国传统教育,也对塑造古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学记》是专门论述教育原理与教学方法的重要论文,涉及教育作用与目的、教学制度与学校管理、教学原则与方法,以及教师的地位作用和师生关系等广泛的方面,在这些方面,《学记》篇都有明确的阐述。
它在开篇即点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系统教学不但能促使个人成才,而且能化民成俗,即承担今天的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具有维护国家统治,涵养民族精神的重大作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点出了人才的重要。
因为学校教育的目标,最终是要靠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来具体承担和实现的。
《学记》提出了以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为目标的系统的人才方案,指出各个阶段的不同侧重点,并总结出预防原则,及时施教原则,循序渐进,实习观摩等具体的教学与学习方法,尤其突出针对不同天赋的“长善救失”、因材施教原则,这些教学原则理念是对先秦各个学派人才培养经验的系统总结,在以后的2000年间均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我国人才理论的宝贵财富。
墨家是针对初期儒家重视礼仪形式的弊端而起,明确提出了“尚贤”的思想,它这是为了应对列国战争时期征战不断的险恶事务的实际能力,把包括战争在内的实战能力作为重要培养目标,墨家学派试图多数具有古代科技知识和实际的战争攻防能力,这我们从先秦的著作墨子中能够窥其一斑,而且墨家学派内部师徒传授沿革,是在当时能够直接干预战争的重要力量,他们又崇尚平等的兼爱,反对战争,在现实中往往以实干家的身份出现。
这是以思想性为主要特征的先秦诸子中特殊的一类。
墨家在自身人才培养与传承方面有相当严格的“巨子”教阶制,这种由师傅带徒弟,一代传一代的严格的单传制度,对于培养军事人才相当有效。
但由于墨家的成员多次参与战国时期惨烈的诸侯相互攻伐,在大规模的战争中消耗了自身的精英人才,在秦汉统一时又因其集团武装性威胁到王朝的统一政权而遭受政府的全面打击,所以在汉初以后,曾被孟子称为当世显学的墨学,就归于消沉了,直到清朝末年才有复兴的趋势。
道家在中国古代人才思想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对以圣人、至人、真人为理想型的人才圆满状态的描述,和对现实中各种世俗闲置人才的批评。
《庄子》一书中多出描述了圣人、至人与真人圆满自然的精神状态和自由解放,不为世俗名利污染的人格,但在如何达到这些具体境界的操作方法上,庄子却提出了无欲、绝圣弃智和体道等几个相对笼统的原则,因此,道家有关世俗人才培养与选拔的思想观点较少,只是到了庄子后学那里才吸收融合其他学派的思想,形成内圣外王、内治身而外治世等一些具体的施政观点,兼顾世俗政治生活,并在后世通过他对养生技术的强调和强调君王统治术的形式缓慢地传承下来,但他始终没有在人才选拔思想史上形成自己的主流观点。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最为世俗化的一派,他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处理社会法政事务的实践型人才,因此,法家很早就有编著刑律并使官吏和民众知晓刑律内容的行为。
如春秋时郑国的邓析曾编著书以教导其百姓。
郑国著名的贤相子产曾经铸刑鼎,列明法律条文,让官吏和民众学习和了解。
而孔子的再传弟子李悝注有刑法法典、法经,法家的早期人才也都是通过这样的学习与具体实践成长起来的。
后来齐家的法国后学依托管仲的名义编成《管子》一书,其中的《权修》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判断,到今天仍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即“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但我们要注意,这个百年树人的教育目标下的具体内容是劝之以耕织,使当时农工商各个职业的民众子承父业,实现职业的传承,同时教之以政,让民众熟悉国家的法令,以便他们能够遵行。
教学内容与道德伦理的关系不大,这是我们从它和前面儒家的教育内容上相对比之下发现这一点的。
到著名法家商鞅的时代,他更主张选择通晓法令的人才作为官吏,由他们负责向民众宣传解释法律,同时商鞅批评儒家的道德文艺教育是无益于实践的“六虱”,即有害于社会的六种害处。
他主张压制疏远除了耕战职业之外的其他任何游学教育,而这种专一信任耕战于法制的思路,到韩非子那里发展为近乎文化专制主义的表达,即主张禁止私学,对民众的道德塑造也完全由法律赏罚来承担。
韩非再次明确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制人才培养思路,并称包括儒家游学者在内的五种人为有害社会的“五蠧”。
商鞅和韩非注重法制普及和实用职业教育的人才思路,在战国时代残酷竞争的环境下,帮助秦国集中人才与物质资源,最终战胜了经济财力与文化艺术水平均高于自己的东方六国,但这种功利性极强的实用思路也破坏了秦王朝的道德合法性根基,熟悉法令和精于耕战的统一秦帝国的臣民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便以同样高效的方式摧毁了秦政权,并且法家思想中提倡以文化专制,维护君权的理论,成为后面不少封建王朝或政治派别打击异己人才的理论依据。
那么,除了以上四家显学之外,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影响较大的还有杨朱的功利主义,为己之学,和崇尚逻辑辩论的名家,但他们的兴盛时间都不长。
以“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为代表的大贵族,养食客三千,其中包括了各个阶层与学派的人才,而部分人才,如毛遂、朱亥等在关键时刻还影响了国家的命运,但这也只是特定贵族势力强大到足以抗衡本国君主时方有可能出现,而这种养食客的暂时性人才大集合,随着这些主人的声默而终于归于流散了。
三、春秋战国人才涌现的社会原因
先秦诸子百家时代的人才集体涌现,与当时的周王朝权威瓦解,学术资源、教育资源由国家下移,贵族支持的私学兴起等都有关系。
但更多的则是与轴心时代原创思想家的创造和带动有关,以往的研究重视这些思想家本人的原创学说,但从现代人才学的角度而言,我们却应对这些学派所塑造的人才群体的兴衰沉浮进行考察,并从中发现人才与社会政治互动的一般规律。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说,雅典娜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时才展翅飞翔,意思是当某种历史过程结束之后,针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论思考和辨析工作才会开始,而先秦时代这样的人才思想总结工作恰恰是在百家争鸣的真实历史谢幕大约一百年后的西汉进行的。
我们今天讨论人才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和干部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的,而“干部”这个词是上世纪20年代,我国的翻译家从日语的汉字词汇中借用过来的,它本来是指军队和行政系统中某一级负责任的长官。
在我国古代,今天与“干部”意义相近的,除了与官和吏有关的一系列的行政职务称号外,作为一种个人才能素质的描述,主要是前面提到的贤、能与才等几个单字词。
根据有关学者研究的成果,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提到“人才”一词,是汉代的毛亨与毛苌解释《诗经•小雅•菁菁者莪》篇的时候提到的,他在对于诗经这一名篇中的注释中提到,本篇的主旨,“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
到汉代初期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将人才培养工作与当时社会信奉的儒家核心经典理念连接起来,为现实中丰富的育材、选材、用材的历史经验找到了经典的依托.
例如《诗经》中赞美周文王的“济济多士”被用来作为朝廷招揽人才的依据;《尚书》中的《多士》等篇也得到强调;其他典籍中有周公为了迎接人才曾“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故事也被广泛地传抄和称颂。
而上述重视人才重要的篇章,依托于从汉代起列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典,五经,这就使古代的人才思想依托儒家的经典体系传承下来,古代的人才思想与人才理论至此影响了自己有体系的传承过程,完成了前述的黑格尔所说的在历史过程结束之后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思想总结与概括。
那除了儒家经典之外,自我国秦朝统一以后的历史,由于以实际为代表的二十四史等官方史料的连续系统记载,而这些记载中又往往突出帝王将相的创业事迹,因此,从开国之初的几位君主及其谋臣武将的传记中,我们能够发现大量的“得人而昌”的人才历史资料,即每个王朝的创业之主多数表现得礼贤下士、知人善任,他们了解人才的长处与短处,并且能够用长避短,这些君主能够不拘人才的资历、出身,曾经所处的阵营等,笼络各方面的文武人才,最终他集合起足以战胜其他竞争者的强大的人才队伍,建立了一个新王朝的基业。
如果说秦朝还是靠秦始皇的祖先等数代帝王的积累才取得统一天下成功的话,那汉高祖刘邦则纯粹是依赖于一时的人才群体取得了天下,并且在《史记》和《汉书》中,刘邦把自己能够战胜项羽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得萧何、张良、韩信等人才,而能充分使其发挥所长,施展所能,而项羽手下只有范增一个谋臣,尚且不能得到完全的信任,刘邦这种事后的总结被此后历代开创之主奉为总结其经验的经典模板。
此后,凡是从群雄并起的历史背景中崛起的君主,能够知人善任,能够得人,得到各路人才的帮助,往往是其自封或后世史官追认的一般成功特征。
而那些在王朝遇到重大危机能够支撑化解,并使该王朝取得新的存在生命的中兴之主,其身边也往往聚集了一批忠心名臣,这种现象一方面使我们收集人才史资料的工作变得比较容易,只要翻翻创业之主或中兴之主的本纪,按其中提到的人才名单再翻阅相关的列传,了解这些人才的成长与发迹的经历,便可以得出与汉高祖类似的结论,即“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另一方面,这种简便易得性也容易使我们忽略这种看似简单的总结背后其他的脉络与复杂的因素。
我们举一个例子,刘邦的成功固然与其能得人有关,但就在他聚集了前述汉初三杰之后,得到这么多人才之后,他仍然在和项羽的彭城之战中惨败的经历。
其实刘邦当时所有占据的有利的战略位置,他所拥有的后勤的物质资源的支撑和山东六国旧贵族由于厌恶项羽的霸权,而对他的人心向背,对刘邦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
得到人才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同时也需要客观的环境的支持,而且,得到人才之后获得的这种精神优势能否维持,还需要君主自己采取后续的有待与维持政策。
另外一个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出身低贱,做过和尚,但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则与当时元朝人分四等,民族压迫的大背景有关,同时也与他占据了江南财富最为富庶地区的实力有关。
因此,这里的人才思想的讨论,不再像以前的部分人才史著作那样,以汉唐宋元明清的当代为单位,局限于具体的帝王将相的创业史,或是有关哲学、史学著作中提到的人才观念与选才用才建议等应然的表述,而是注重从比较长的时段观察该时期人才成长的一般环境与人才流向的一般趋势,并通过不同时代的对比展示人才对历史走势的主观影响创造能力。
四、春秋战国到秦汉人才现象的特征
那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提出各自的思想观点,到西汉中期,这些思想开始经典化,这段时期内,现实生活中的人才现象究竟有哪些突出特征?
除了前述的轴心时代的原创人才思想的集中爆发生产外,我们还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有别于此前从远古到夏商周三代的特征。
其一,秦汉大一统带来的新秩序,首次将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文明纳入华夏系统,改变了夏商周三代统治南限于长江流域的现象,而和西周一样,本身融合了西融文化的流动开放特征,秦国从当时文化相对发达的东方六国招揽了不少人才,同时,在惠文王公元前316年灭掉了西南的蜀国,它的统治深入到了我国以前夏商周三代都不曾统治过的西南地区,并且,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设36郡,其统治范围已经向南达到今天的珠江流域.
秦朝已经奠定了以后汉族王朝使用人才的主体的地理边界,由于秦代发达的交通体系和打破封建之后的官员轮替制,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人才圈开始向外辐射。
从汉代开始,我们能从史书中看到不少武将文臣来自于今天四川、甘肃、内蒙、辽宁等地区,也有很多汉族人才到这些地区去从事军事戍守或文化宣教工作,人才管理和流动打破了以往的夷夏东西的简单边界,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文化包容的特征。
与此相应的是,秦汉两代都曾把关东国的豪强富家数万户整体迁往今天的关中地区,这种有规划的“强本弱末”、“强干弱枝”的人才集中迁徙,对维护统一王朝的政治的稳定有重要意义,而使中国历史上人才向首都集中的现象出现并且绵延下来。
这是其第一个特征即人才背景的多元化与地理上的跨区域。
其二,秦朝法制严密。
崇尚法家形式理性主导的平等用人观,在抽象普遍的法律原则的统治下,旧时讲究贵族血统等级的用人制度受到沉重的打击。
“焚书坑儒”针对的主要是保存三代礼仪秩序文化的儒者,这种有意识的文化更新运动彻底摧毁了贵族世袭的社会心理基础,从清朝以后,做皇帝不需要贵族多代积累,上天赐予他的福德,而是成为贵族更是皇帝之下平民百姓人人皆有的合法权利。
如陈胜起义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而言是一种很大胆的平等观念,在欧洲要出现类似的思想要在一千多年后。
而且当时的豪杰,如刘邦、项羽等都有一些相同的议论,据史记记载,刘邦、项羽都曾到咸阳城去看到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场面,但刘邦说的是“大丈夫生身当如此”,项羽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之也”,意思是相近的。
可见,这种法制之下,人们的抽象人格是平等的这种思潮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心理。
今天的学者研究认为,秦代的基层干部只要他熟悉国家的法令体系,即可参与各个层级的国家治理。
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分析汉初著名的将相多出身贫寒,除了张良是韩国丞相的儿子,即今天的省部级干部的儿子之外,其他的多数是县乡级的普通官吏,即低级官吏。
还有刘邦的不少名将都是属于行政体制外的小手工业者。
但他们通过秦朝详尽的法令教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这种举国学法的体制,他们也熟悉国家管理的原则,一旦秦朝的高压政治瓦解,这种潜在的人才创造力都会释放出来,形成西汉前中期人才辈出的局面。
其三,刘邦接受交通专家娄敬的建议,迁都建都关中,使整个帝国中心直接面对草原游牧武装的侵袭压力,这迫使国家集中物资与人力优势来对抗匈奴,也充分调动了全国各个区域的人才资源,其成果表现为汉与匈奴相持三世以后逐渐取得优势,到汉武帝时代,终于多次打败匈奴,并且深入草原,破坏农场,毁坏了匈奴的统治中心区域,改变了东周以来中原地区长期受游牧民族武装压迫而无力根除这一威胁的衰势。
在人才政策方面,汉武帝时进一步执行实用主义的用人政策,继续削弱贵族世袭文化,出身寒微的武将卫青、霍去病,大商人东郭咸阳与孔仅,善于敛财的商人的儿子桑弘羊等均因实际能力突出而被提升至三公九卿的高位。
武帝还起用了原来一些不入流的边远人士,如滑稽之士东方朔、匈奴王子今日磾、音乐家李延年等,让他们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这是第三个方面,国家整合人才资源。
其四,秦朝从祖先受周王朝分封为西垂大夫,到后来历代秦王吸纳四方人才,励精图治,经过数十代人的积累,才建立了一统天下的基业。
但是由于在取得政权后没有及时转变政策,由创业时期的政策转变位守成时期的新政策,导致它二世而亡。
这种王朝短命的历史教训促使后代有远大胸怀的创业之主都要认真吸取秦王的教训。
创业与守成之辩,在后世统一王朝开国之初会成为严肃的政治原则问题被提出。
而如何处理当初的创业队伍中的人才转化,创业人才转化为守成型人才的执政理念转型的问题,而称为各朝代历史中的一个突出的关键。
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就可能集中国内的人才资源解决当时国家面临的内外挑战,取得较为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而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出诛杀功臣或内部动乱分裂,使王朝衰弱,甚至最后倾覆灭亡。
国家建立之初确定的基本制度原则在古代被称为“开国规模”,而在这个开国规模中如何处理,帮助创业之主打天下的这种强势的人才群体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其五,从汉朝开始到后面几个维持时间较长的统一王朝,如唐宋明清,不同的人才群体之间的竞争,往往需要借助君主制度下最高权力在不同层次和方面的代理者,例如他们或依靠外戚宦官,或依靠握有武力的藩镇,或依靠具有弹劾权力的御史台和谏院系统的官员,有关人才想要在古代的官僚体系中觅得上升的机会,就需要花很多精力去研究、揣摩适合自己的关系路子,即依附于某一派别而求得该系统的保护与荐举,这种具体的政见之争往往伴随着特殊阶层的利益。
这种争论虽然在中国史书中常常被笼统地称为“党争”,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
同样是人才思想竞争,有些时候能够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深远筹划,如东汉时元安(音)与窦固讨论对待南北匈奴的政策,元安表现出的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考虑,而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他预言的准确,但更多的时候党争只沦为道德仁义标签下一些不顾事实的党同伐异与意气之争。
这种争执往往会被精通权术的官僚所利用,比较明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南宋末年的关于理学是否“伪学”的这种党争,另一个是明朝末年东林党人和阉党之间的斗争。
那上述五个特征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从春秋战国的分裂竞争到秦汉统一时期的扩充与融合,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几大目标和重要的培养原则均已出现,并且在以后两千年间深刻影响着中国的人才理论与实践。
近代以来,有部分中外学者将中国从上古到汉朝末年的历史总结为中国的古代,而把从三国到唐朝中期的历史称为中国的“中世”(中世纪);从唐宋之际直到清代为中国的“近世”,这种“三分法”明显受到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直到19世纪对自身历史的总结与回顾。
用来考察中国历史,难免有不适合之处。
如中国的古代结束于东汉末年(即公元3世纪初),但西欧的古代是结束于公园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而中国的近世开始的时间如果定位在唐宋之际,即公元十世纪的中期,而西欧即使上推到文艺复兴,也是在公元十三世纪,在这方面,中国近世的开始时间比西欧要早好几百年。
尽管这种比附或类比有其不确切或不够准确之处,但其好处在于打破了王朝界限,这种长时段的历史观也给我们以跨朝代考察,包括人才史在内的中国历史的便利。
其实,中国历史自身内部也有关于把历史划分为三世的说法。
早期及儒家公羊学派的学者、东汉的何休,他把春秋12君主242年的历史划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即春秋经文中提到的所见所传闻的十二世分为三等,并且将它与该书中对于华夏与夷狄的进退褒贬结合起来,认为春秋经暗示了一条中国文明进程自古至今进化的路线,但魏晋之后,由于长期以来被视为夷狄的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占据中原,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所以变华夏为夷狄的历史观念显然已经不能在官方的史书中大规模地使用,甚至有史家因为被扣上了这顶帽子而丢掉性命。
另外一方面,公羊家尊崇的大一统真正实现的是带有夷狄血统的北朝军事贵族的率领下建立的,这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隋唐的建立。
这种大一统显然与当时儒者所期望的那种由华夏文明同化夷狄、建立尊崇王道大一统的理想显然是不符合的。
因此,公羊学提出了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进化的概念之后就长期地隐没不彰,直到北宋才被提倡中原文明优越性的宋儒有所表彰和发现。
宋儒提出了很高的政治道德标准,他们认为先秦儒者在其著作中塑造的尧舜三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而此后从春秋战国开始的武力征战,则是一种政治野蛮和道德堕落的状态,中间这些秦皇汉武的军事武功并不值得羡慕和提倡,他们开疆拓土的功劳也是建立在道德仁义的沦丧和对百姓剥夺的基础之上。
所以,宋儒感叹自从孔子以来,尧舜孔子之道千五百年来,未尝一日行于天下之间。
即到宋朝之前这1500年间,实行的都是一种非道德的政治,而宋代才是儒士恢复正统,并且得到承认和重视,有望实现道德政治的时代。
这种历史观影响之下的人才往往表现出一种“陈义甚高,持论甚正”的特点,因为理想社会的道德政治相对于现实中充满利益交换与妥协的政治,它总是拥有批判力量,但这些理想化的政治标准在现实中缺乏实现的条件,往往成为一些官僚混淆事实的方便借口。
这也是中国自东汉以来的人才政治现象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在党争中自命为清流或正义的一派,往往在王朝末期几经沉浮,终于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但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继续打击在学术和政治观点上与自己派别不同的官员,巩固本派官员的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
至于当时国家社会面临的真正危机,则很少有人能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里在秦汉时代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东汉时对太学生公论清议的推崇。
据《后汉书》等史料记载,东汉时候的太学生在对当朝政治人物的品评清议中具有巨大的舆论力量,如果某一个官员受到了为太学清议所不容,说这个人道德败坏、贪赃枉法,那甚至可以迫使他辞职,不得继续在其原职上留任,但他们这些自称拥有道德正义感的一批世人,他们所标举和提倡的很多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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