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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创业史与成功商业模式
江南春创业史与成功商业模式
2005年7月14日,纽约。
这一天,来自中国上海的“分众传媒”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从萌生一个创意,到建成一个帝国;从找到一个模式,到公司市值200亿元,个人财富30亿元——这一切,江南春只用了3年。
家里的大门靠江朝南,1973年他出生在一片春天的阳光里,于是得名江南春。
幼时的他是个安静、胆怯的孩子。
他爱好诗歌,总喜欢窝在被窝里读诗。
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作文总是在学校得第一。
父母对此十分满意:
“争取考个好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
”高中时他因获得上海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写写诗,跳跳舞,便是他当时全部的生活。
大学一年级时,师大学生会主席换届选举。
按照各系人数多少,先分成大系组、中系组和小系组分别进行初赛,最后再决赛。
江南春踊跃地报了名。
他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稿,然后就不厌其烦地背——他决心脱稿演讲。
演讲抽签,第一个就是江南春。
他走上主席台,瞬间大脑一片空白,虚汗直流。
等他惊慌
失措地一张嘴,没想到演讲词竟流畅地冒了出来,手势和表情也不自觉地跟上了——经过台下几百遍的演练,一切都形成了条件反射。
演讲竟然无比精彩。
接下来是提问,江南春同样对答如流。
江南春在大系组顺利出线。
江南春开始在学校后门的小饭馆里,逐个请各系的学生会主席吃饭,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
当他站在决赛的演讲台上时,他的“施政纲要”已经融合了各系的主张。
结果,在全部169张选票中,江南春得了162票,毫无悬念地当选师大新一届学生会主席。
这就是江南春,因为害怕登上演讲台会大脑“短路”,他把演讲稿足足背了几百遍;因为害怕同学提问让自己措手不及,他悄悄准备了各种问题的答案,并“埋伏”好同学去诘难对手;因为害怕被联手“谋杀”,他懂得了什么是“合纵联横”……
他发现自己天生就“胆小而谨慎”:
为了一个目标,总是把每个环节准备得万无一失。
正是这种行事风格,在江南春日后的创业中,尽管小困难不断,但从来没有真正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师大勤工俭学的信息一直都是通过学生会向外公布。
这天,江南春看到一个新信息,一家广告公司要在师大招聘业务员,底薪300元加提成。
正为钱苦恼的江南春进行了唯一一次“以权谋私”,他没把这个消息贴出去.江南春的确是个干广告的料,他勤快,而且心态平和、积极。
江南春不仅能拉来广告,写诗练就的想象力还能让他为广告主带去最宝贵的文案创意。
第一年,江南春挣了5万元的佣金。
到大学将要毕业的那年,他竟然有了50万元的积蓄。
他用上了价值4万多元的手提电话,往返校园总是出租车来去.江南春深藏体内的商业天赋,开始拖着江南春,在一个全新的方向上飞奔。
寻找“法拉利”的日子
在遇到第一个大的挫折前,江南春在广告之路上,足足快乐地摇滚了10年。
1994年,打工3年手握大批忠诚客户的江南春自立门户,成立了永怡传播公司。
1996年,人缘极好的江南春结识了IDG集团的朋友,成为这家全球最大的IT传媒集团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
IDG在中国投资了很多个IT媒体,永怡传播就负责代理它们上海的广告。
背靠IDG这棵大树,永怡的销售收入年年翻着跟斗往上涨,很快就发展成为上海滩IT界最大的广告代理商。
1998年,永怡便垄断了上海IT广告市场的95%,到2000年时,销售收入达1亿多元。
他不仅帮客户安排媒体,还介入他们的营销策划,提供广告创意。
江南春在华东IT业的圈子里几乎无人不知,有谁想做广告,总有人告诉他:
“去找江南春!
”
他那时有两个口头禅。
一是“赢怕了”。
每次参加广告竞标,无一例外总是胜出,孤独求败,乏味无比;二是“账号满了”。
对数额几十上百万元的广告费,江南春总是告诉客户:
“赶快打钱过来哦,我们账号满了,再不打,要封账号了。
”
可就在江南春最踌躇满志的时候,寒流来了。
2000年下半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风险投资商们纷纷勒紧了钱袋,潇洒“烧钱”的各大IT网站一下子断了资金来源,永怡的广告收入顿时萎缩了大半。
互联网热潮退去了,可永怡却无处可退。
公司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各种费用居高不下。
到2001年底,尽管公司勉强维持了下来,但江南春已经身心俱疲。
愁苦之中,江南春和陈天桥聚在一起吃饭。
陈天桥曾是江南春的客户,后来变成朋友。
2000年陈天桥经营一家小网站,靠让网友领养一只名叫史丹莫的虚拟宠物狗赚人气,要做广告,就认识了江南春。
“如今,你网站的日子也不好过吧!
”江南春问陈天桥。
“转向了。
现在做网络游戏,火着呢!
”原来,几个月不见,陈天桥从网络游戏中发现了商机,代理韩国的“传奇”,同时在线的人数已经高达11万,每月营业收入2000多万元。
听闻之下,江南春受刺激不小.辛辛苦苦做了10年广告代理,江南春猛然发现自己还呆在一个慢腾腾的公共汽车上,在产业链的最低端,汗流浃背地挣点苦力钱;而陈天桥一年不到,却拥有了自己的“法拉利”。
其中的区别,就是商业模式的不同。
江南春开始认识到,“只有发掘别人没发现的商业模式,才能挣大钱!
”
看到陈天桥做网络游戏很赚钱,江南春当即决定如法炮制。
他找来几个做互联网的朋友,给他们投资500万元,也让他们去买一个游戏来代理。
6个月后,市场上还没见任何动静,钱已经花得干干净净。
慢慢地,江南春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他终于明白,自己只有在熟悉的广告领域才有别人不可比拟的优势。
这个“不熟不做”的道理,是江南春花了500万元后买来的唯一的东西。
分众时代
1998年后,中国经济全面进入买方市场,广告也成了每家企业都不可回避的“必修课”。
此时,即使企业的广告费足够多,能不能取得成功,也仍是未知数。
在江南春的客户那里,岁月流转、市场陡变的体会分外真切。
他们向江南春抱怨,投出去的广告越来越多,为何效果却越来越不明显?
2001年,江南春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后,在一次论坛演讲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第一个原因是广告的分众性太差。
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开始明显分化,收入的巨大差距决定着他们有着全然不同的品牌偏好。
但大多数媒体却仍孜孜不倦地追求覆盖尽可能多的人群,结果造成广告主投放的广告,大部分浪费在了错误的人群当中。
比如奔驰的汽车广告投放在各大电视台,当然可以让全国数亿观众看到,但可以肯定的是,99%的观众都不是奔驰汽车的目标客户。
把目标客户从大众中分离出来,进行广告的分众投放,以避免把广告投放在错误人群上而造成的浪费。
第二个原因是广告太多,相互的干扰度太大。
1985年春节,上海电视台播放《上海滩》,在每集演到让人屏气凝神的关键时刻,突然砰砰砰三枪,跳出一个片中广告,只见电视上打出五个大字:
水塔牌洋伞!
20多年过去了,江南春对这个广告仍然记忆犹新。
“可是如果你问我昨天晚上看了哪些广告,我很难告诉你。
不是我没看广告,而是看得太多了,一个也没记住。
”
第三个原因是广告的强迫性不够。
对报纸上的广告,人们可以视而不见,跳过广告版了事,对电视上的广告,人们按一下遥控板就能换台,你能耐他何?
之后不久的一天,江南春在上海徐家汇一写字楼里等电梯。
电梯门上的一个招贴广告,像落在牛顿头顶的那只苹果一样,让江南春突然激动起来。
——如果把招贴广告换成电视广告,结果会怎样?
首先它会具有很强的分众性,因为出入写字楼的绝大多数都是白领,有着差不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其次它有强制性,因为它恰好就在空间狭窄的电梯口前,让你很难逃避,何况在等电梯的无聊时间里,必然有很多人愿意看广告。
再仔细一琢磨,江南春发现,这正是自己要寻找的新商业模式——第一,它有非常大的发展前景,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写字楼,多得数都数不过来;第二,它容易操作,且投资回收期很短,只要把液晶电视往电梯口的墙上一挂,就可以收钱;第三,它有天然的竞争壁垒,不仅资金门槛高,而且有价值的写字楼数量增长缓慢,几乎是占领一栋少一栋,这可以避免类似彩电行业屡屡上演的血腥价格战,能保证长期的投资回报。
而这三点,恰好满足了一个优秀商业模式必需的要素。
10年广告代理生涯中,江南春的脑子里不断涌现着各种新奇的商业构思,但他天性谨慎,没有一次付诸行动。
这次,江南春不再迟疑。
他请人研发出所需的液晶电视,然后委托给上海一家工厂代为生产。
2002年12月,他的第一批电视同时出现在上海50座重要的商业楼宇中,并很快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当他把自己的理念与客户沟通时,获得了超常认同。
招商银行信用卡、轩尼诗洋酒、富士数码相机等大客户纷纷埋单,第一个月的广告收入便突破了100万元。
为了检验楼宇广告的效果,诺基亚在推广一款型号为6108的中端商务手机时有意做了一个测试。
这是诺基亚的第一款手写输入手机,手写笔插在手机的背后。
诺基亚分别以“机器人”和“背剑武士”为诉求点,做了两个版本的广告,其中“机器人篇”专门在上海的电视台播放,“中国剑甲篇”则在分众播放。
广告同时播出后,很多消费者直奔诺基亚的柜台,他们都记不清型号,但提出要买“广告中有把剑的那个手机”的人数比例,竟然高于“机器人手机”的比例。
这个结果让诺基亚大吃一惊。
从此,诺基亚在推广每一款中高档手机时,都不会忘记找分众。
终极时速
从一个崭新的创意出发,到以一个年利润1亿元的公司身份登陆纳斯达克,分众只用了短短30个月。
这种“终极时速”,是如何成就的?
分众生逢其时,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正是因为广告主对原有广告模式的效率越来越不可忍受,才使液晶电视在瞬间获得了广告客户的信任和认同。
由于开业之初就不幸遇到“非典”暴发,客户开发受到了一定影响,从月收入100万元增长到200万元,用了足足半年。
“非典”结束后,分众的广告收入便迅速攀升,半年后月收入便飚升到了1000万元。
2004年初,广告出现“井喷”,分众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广告全线爆满。
第二个原因,则是“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的追赶。
他就是同为上海人的虞锋。
虞锋比江南春年长10岁,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受过7年的思辨训练,沉稳而敏锐;教过书,从过政,经过商,在中欧商学院读过EMBA,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
虞锋看到楼宇电视后,便敏锐地觉察到其中商机惊人。
他无意中和一位读EMBA同学谈起此事,没想到这位同学说:
“江南春的液晶电视就是我给他生产的。
你要吗,我也可以卖给你。
”如此巧合的机缘,坚定了虞锋的决心。
他成立聚众,避开江南春在上海的锋芒,抢先到北京跑马圈地。
此时,江南春在上海才刚刚起步了3个月。
按照江南春本来的计划,楼宇广告先在上海铺开,赚到钱后再投资北京,之后是广州、深圳,一步一个脚印。
虞锋在北京的捷足先登,让他措手不及。
显然,江南春不能容忍对手抢走自己的下一个战略重地,两个星期后,便不得不挥师进入北京。
聚众也很快还以颜色,进入上海。
两家公司在每一栋写字楼上都互不相让,竞争很快白热化。
一栋写字楼的租金本来2万元就能谈下,可为了不让对方拿走,一方就拼命抬价,抬到20万元,最后自己也不敢要了;一方已经给广告客户谈妥了100万元的价格,另一方就会突然冲进来,报出30万元的低价——在相互捣乱的同时,成本急速上升。
2003年5月的上海,晴川历历,芳草萋萋,正是一年中最生动的季节,而江南春的心情,却阴霾得可以挤出水来。
即使不算楼宇租金,每块液晶电视就要8000元,1000块就是800万元,可仅仅是上海,4000块都打不住。
江南春手中的2000多万元马上就要烧光了,他已经听到了资金链行将断裂的嘎嘎声。
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恐惧笼罩着他——难道又将重演上次投资网络游戏血本无归的惨剧?
江南春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一直都在一个陌生人的“监视”之下。
他看到江南春总抱着一叠策划书步履匆匆,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而且每个周末都在加班,办公室里摆满了液晶电视,这些都让他对江南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人就是世界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软银的中国区首席代表余蔚。
软银和江南春的办公室同在上海顶级写字楼——兆丰世贸大厦的28层,中间只隔着一个洗手间。
在江南春马上弹尽粮绝的时候,余蔚敲开了江南春的门。
“你是想赚点钱就满足呢,还是想做一个伟大的公司?
”余蔚劈头就问。
“当然是做一家伟大的公司!
”尽管公司前景生死未卜,但江南春绝不肯让隔壁的邻居小瞧了自己。
“既然你有宏伟的愿景,那我们就谈谈吧。
”余蔚问分众究竟在做什么业务。
江南春便大谈当前广告模式的弊端以及自己的理念。
一番话说得余蔚将信将疑。
“你能不能提供一个权威数据,说明一下这个市场的规模?
”余蔚不太懂广告,他关心的是的投资回报率。
江南春拿不出这样的权威数据,事实上,这个世界上那时也没有这样的数据。
他只能给余蔚讲一个故事。
“一个典型的都市白领,大概只有8小时在家,其中有1个小时看电视,而看广告的时间是5分钟。
这5分钟创造的广告市场是多大呢?
500亿元。
如果我能把户外电视广告植入他其余16个小时活动的各个接触点上,也能让他看5分钟广告,市场有多大呢?
也许500亿元没有,但50亿元肯定没问题。
”
这个说法打动了余蔚。
不久,江南春的口袋里便多了软银的2000万元风险投资。
有了这笔钱,江南春一边加速在上海和北京与对手竞争,同时奔赴广州和深圳开辟市场。
在江南春融资7个月后的2003年12月,虞锋得到了第一笔融资后,也追到了广州和深圳。
2004年4月,江南春第二次融资拿到1250万美元,业务铺向全国各大城市,5个月后,又被第二次融资1500万美元的虞锋追了上来。
2004年11月,江南春第三次融资3000万美元,并最终于2005年7月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1.72亿美元。
此时,虞锋又融资2000万美元,仍在后面穷追不舍。
正是在虞锋的不断尾追下,江南春才不得不一路狂奔,最终创造出“终极时速”。
在分众和聚众的赛跑中,资本的力量功不可没。
这也是江南春速度神话的第三个原因。
同样重要的是,江南春在第一次融资时,便欣然接受软银的要求,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再造了公司的管理平台和治理结构。
他把分众的财务、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等后台工作,全部委托给软银打理,尤其是财务,完全按照国际准则办,为后面的融资和上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在不断引入风险投资的同时,江南春还充分利用了其他城市众多企业的资源。
2003年,江南春受资金限制而无暇他顾,他通过特许加盟,把分众推向了全国近50座主要城市。
2004年待资本充足后,江南春便一一收购了这些加盟企业,既没有失去市场,也没有错过时间,一举两得。
10年广告代理生涯,让江南春认识了大批经营广告的媒体职业经理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江南春的手中接过大笔的广告。
在分众高速发展而人手严重不足时,江南春挨个给他们打电话,“朋友们,你们还我人情的时候到了,赶紧来吧”。
分众开出的期权、良好的发展势头,再加上对江南春多年的信任,于是一大批人才急驶援来。
这个不断汇聚的精英团队,保证了分众的高速发展。
“人的占有率就是市场占有率。
只要你聚集了业内最优秀的人,这个世界便是你的。
”江南春对自己的这个理念深信不疑。
他的老对手虞锋正向他发动着空前猛烈的进攻。
纽约与上海之间的12个小时的时差,让他不得不在一个小时工作一个小时睡眠中交替转换,一边揉着惺松的眼睛,一边用手机遥控国内的作战。
再次融资2000万美元的虞锋,用一轮最猛烈的攻势迎接了从纽约归来的江南春。
此时,他还悄悄运作着对做中高档公寓楼里电梯海报广告的框架媒介的收购,以扭转被动的市场形势,并向纳斯达克加速冲刺。
这个消息让江南春紧张了起来。
框架媒介之前曾主动找过江南春,但他当时正忙于推广自己的卖场广告,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财力旁顾。
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框架传媒已经收编了全国的同行,实力今非昔比。
此时,分众虽然比聚众有着明显的市场优势,但如果框架媒介落入了聚众的口袋,则分众的优势便会瞬间化为乌有,后果不堪设想。
2005年10月,江南春咬牙以现金加股票共1.83亿美元的代价,从虞锋的手中抢走了框架媒介。
这几乎让虞锋陷入了绝境。
如今,分众的业务已经形成楼宇电视、卖场电视和电梯海报三足鼎立的布局,而聚众只有楼宇电视一项业务独力支撑。
纳斯达克通过了聚众递交的第三次招股说明书。
江南春坐不住了,他明白这意味着聚众上市也进入了倒计时。
聚众一旦上市,他们之间的竞争将永无宁日,股价也都将大受影响。
分众收购聚众,江南春最高愿意出3亿美元,虞锋的底线却是3.5亿美元,双方僵持不下。
最后,两个浪漫理性的文科生各退半步,以3.25亿美元握手成交。
江南春梦
分众聚众之间的恩怨烟消云散了。
合并后的分众,垄断了国内楼宇电视98%的份额。
在中国最重要的70多座城市中,一线城市月收入超过3000元,二线城市超过2000元的都市主流人群,几乎全在分众的7万块液晶电视的覆盖之下。
这是一个总数多达1亿的庞大人群,他们强劲的消费能力,让3万多个广告客户聚集在了分众身边。
在楼宇电视“一统天下”后,江南春开始提出另外一个概念,那就是“打造生活圈媒体群”。
“对中国的广告业,这几乎又是颠覆性的。
”
江南春正用两个战略向这个目标挺进。
第一个战略是“更多覆盖”。
除了覆盖写字楼的楼宇电视和覆盖公寓的电梯海报广告,05年初江南春又投资建设卖场电视广告。
江南春正在与国美、苏宁等几大家电零售巨头洽谈合作,建设家电销售的广告网络,其商业思路与卖场广告如出一辙,目的还是“更多覆盖”。
另外一个战略则是“更多细分”。
目前,在写字楼外,分众的液晶电视还覆盖着全国1000家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医院和3000家药店,它们可以联成网络,专门服务药品和保健品客户。
中国现有270个高尔夫球会,其中200个球会在分众的覆盖之下,这些地方就非常适合播放奔驰汽车等高端广告……受众被分得越细,客户投放广告的效率也会越高,分众随之越有价值。
在这两种战略思路的指引下,江南春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矿,那就是手机广告。
分众已经宣布全面进军手机广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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