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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和悲伤交织的生平
欢乐和悲伤交织的生平
——抗日战争初期,在动荡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在贵州浙大,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在重庆本想安静读书,还是身不由己地参加了政治活动——送妹妹到解放区去——在南京,解放前夕帮助地下党——解放了,就只想把全部能力用在建设上——向苏联专家挑战,否定了“权威”的论断——从党的发展对象到稀里糊涂当上了“右派”——“文革”中父母相继自尽,忧郁一直伴随我到如今——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一个巨大的战略性目标我的女儿给我了4个字的评语:
“荣辱不惊。
”很得意的时候,并不觉得怎么样;遭到侮辱,碰到困难的时候,也无所谓。
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态,就比较容易活得下去。
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一句话:
“痛苦和欢乐是一对孪生姐妹。
”这两个东西是互相依存的,总是相伴的。
我的一生就是痛苦和欢乐混在一起这样子过来的。
但是在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欢乐的一生走过来的时候,应该想的不要只是欢乐也不要只是悲伤。
我喜欢朗费罗的《生命赞歌》:
Tellmenot,inmournfulnumbers,不要对我用忧伤的调子诉说,“Lifeisbutanemptydream!
”说什么“人生不过梦一场!
”Forthesoulisdeadthatslumbers,灵魂酣睡了就等于死亡,Andthingsarenotwhattheyseem。
事物的本真并不像它们呈现的那样。
Lifeisreal!
Lifeisearnest!
人生是真实的!
人生是热诚的!
Andthegraveisnotitsgoal;人生的目的地岂是坟墓!
“Dustthouart,todust,”莫背诵“你原是尘土,复归于尘土”,Wasnotspokenofthesoul.那说的并不是灵魂的归宿。
Notenjoyment,andnotsorrow,不是享乐,也不是悲哀,Isourdestinedendorway,那都不是我们命定的路径或终点。
Buttoact,,thateachto-morrow奋起吧,新来的每一个日子,Findusfartherthanto-day.我们都将超过今天。
……………………这首诗对我影响很大。
但是我有一点不同意见,我觉得不是“notenjoyment,notsorrow”,而是既有“enjoyment”,也有“sorrow”,但人总要工作。
我工作并不太努力,但总想每个明天都比今天有一点进展。
几十年过去,回首已是集腋成裘。
抗日战争初期,在动荡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我从小爱看小说,看了不少中国小说。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三国演义》,在小学里就看了十几遍,它使我在朦胧中就有了一种战略思想。
整天看小说,听课老走神,考试成绩不好。
母亲为这很着急,父亲却说没关系,长大了他自己会知道该怎么办;还说看小说也有好处,能开阔胸襟,活跃思路。
爱因斯坦就说过: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1937年夏天,日本人一进北平,北京大学就停课了。
那时候我父亲是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他没事干,就买了许多英文小说,有司各特、狄更斯等的长篇小说,也有一些作家的短篇小说选,整天在家里看。
我那时候在辅仁中学上高中一年级,对这些英文小说也发生了兴趣。
我记得看的第一本是《鲁滨逊漂流记》。
北平已经沦陷了,上海也在激战,我们很想知道战事的情况,可是在北平报纸上看不出来。
有时候偷偷听南京、上海电台广播,也很困难,干扰得很厉害。
我们想知道的消息,只有在外国人在北平办的一份英文报上还能看到一些。
我父亲就订了这份英文报。
我也就开始看英文报了。
英文报的生词跟课本上和小说里的很不一样。
起初,天天翻字典,注生词,报纸上被我弄得黑压压一片。
后来慢慢就好了。
我一边看英文报,一边看英文小说。
这样,我的英文程度有了很大的长进。
父亲后来离开北平了,走的时候留了一小撮胡子,像日本人一样。
后来他对我说,他走得很顺利,一路上日本兵都给他敬礼。
他从北平到天津,然后到塘沽,坐外国的一艘轮船到香港,再到广东、湖南。
不久,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5个,也离开了北平。
我们是坐太古公司的轮船走的。
在海上10天,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父亲从内地来接我们。
本来我们也可以到内地去,但是那个时候日本人猛炸广州。
我们在香港从旅馆的窗户望出去,有许多难民拥到香港,于是父亲把我们送到上海(租界,“孤岛”),他又回湖南去了,因为那时候他在湖南江华矿务局做总经理。
我当时颇有满腔热血共赴国难的劲头,坚决主张去内地为抗战尽力,反对去上海住租界,就跟父亲吵起来了。
但他不理我,硬把我们送到上海去了。
到上海后住在赫德路我姑父家里。
母亲和我们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到内地去了,就把我们几个孩子丢在上海,主要由我来管4个弟弟妹妹。
我在上海进了沪江中学。
入学没多久,就患了伤寒,病了几个月,只好休学1年。
休学期间,我就整天看英文小说,每天轮番看3本,上午下午晚上各取1本。
因为1本英语小说总得要看比较长的时间,我觉得单调,所以3本交替阅读。
复学后我就矮了一级。
教我们英文的老师叫MissMilton,密尔顿小姐,是一位美国的老小姐,献身教会没结婚的。
她上课拿的英文课本都是那种缩写本,企鹅丛书之类的。
记得给我们的第一本书就是《HellenKeller》,讲既聋又哑又瞎却能留下很有价值的著作的海伦·凯勒女士一生的经历。
头一天她把课本发给我们,说:
“请你们回去准备第一章到第三章。
”我回去一看,是缩写本,一口气就看完了。
按照她的嘱咐,又把头三章反复读了好儿遍。
第二天一上课,她就一个个点名,问第一章内容是什么,要用英语讲。
同学们都讲不好。
轮到我的时候,我讲得清清楚楚。
因此她对我特别欣赏。
我对她说:
“我写一篇东西你帮我改改吧。
”她说:
“好。
”我就写了一篇东西,叫做《Tendaysonthesea》,就是乘船在海上10天的经历,包括在山东半岛的外海上遇到大风浪,大家都晕船等等许多情节。
后来我还写了两篇英文文章让她修改。
她好多次邀请我去参加她的"WeekendTea",喝周末茶,聊宗教。
我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对宗教非常反感,都不赞成我去,我就都婉言拒绝了。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看一些进步书籍了,好像要跟她划清界限。
我看的第一本进步书籍是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
这是在北平辅仁中学结识的朋友施宗恕从北平寄给我的。
(施宗恕是同班同学中成绩最好的,而且是班长。
他岁数比我大,我是班里面年纪最小的。
)第二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还看了许多其他进步书籍。
那时我和施宗恕通信很勤。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是地下工作者了。
后来他以辅仁大学教授的身份作掩护,别人不大疑心他。
他那里是一个联络站。
(后来他当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
)受他的影响,我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当时我对国民党很不满意,热心跟学校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
从那以后,我每到一所新学校都首先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或者地下工作者,主动跟他们联系。
在沪江中学的时候我找到了3个人:
胡国定、江国庆、谢元杰。
胡国定那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他后来是非常有名的数学家,是陈省身最得意的门生。
他有一个“胡定理”在国际上很出名。
他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2002年在我国举行的数学大会里,他起了很大作用。
江国庆后来在海关工作。
上海解放的时候,升起第一面红旗的就是他们海关,这旗是他指挥许多女同志一起制作的。
他是上海地下工作者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谢元杰现在改名陈思明,一直是研究中共党史的。
我跟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
现在,江国庆在徐州,胡国定在天津,陈思明在北京。
胡国定曾邀我和一些老朋友到天津聚会两天,大谈个人经历。
后来到北京来,继续谈。
此外,我跟社会上的一些地下工作者也有联系。
当时上海有些人非常之“左”,他们不愿意跟我们这样的人交往,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不值得合作。
那时候我在外面活动很多,被我姑父发觉了。
他怕负责任,就写信给我母亲,说:
“不得了了,他在上海不晓得搞一些什么名堂。
”母亲急了,赶紧跑到上海来。
在那之前,施宗恕给我来信,说他很快要到上海来,要我跟他一起去参加新四军。
我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他一道走了。
母亲来了,又哭又闹,非要把我拖走。
没办法,我只得跟她走了。
母亲带着我们5个孩子乘海轮离开上海。
后来我在北京碰到施宗恕时才知道,他也没有走成,不晓得为什么。
还有一批他联络的准备一块去的,也没走成。
如果我们去了新四军,恐怕现在人也不在了。
因为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的人几乎被一网打尽,牺牲了。
母亲带我们乘轮船到了越南(当时叫安南,是法国人管辖的)海防,当时在昆明工作的父亲来接我们。
我们一起坐火车到昆明。
父亲坐头等车厢,母亲带着我们坐三等车厢。
三等车厢两边有两排长凳子坐人,中间堆行李。
母亲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把房子都卖了,家当全都带着,大概带了30多件行李,都是大箱子。
坐三等车不能托运行李,我们得自己照看行李。
车厢中间堆满了行李,堆得很高。
途中一个地方发了大水,把铁轨冲断了。
我们都得下火车去坐船,摆渡过去,然后到对岸去坐车。
我们把一大堆行李搬上船,但是听不懂越南话,秩序乱得一塌糊涂。
最后我们顾不过来行李,只能顾人了。
父母亲拼全力把我们5个孩子保住了,行李不晓得被船运到哪里去了,没找着。
那边接运的火车比这边的少一节车厢,所有的人涌上去,挤得一塌糊涂,动弹不得。
母亲要照顾我们5个孩子,行李又都找不着,车厢里又挤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她急得不得了,身体又不好,就晕过去了。
父亲知道后赶紧跑过来救我母亲。
一些法国兵也自告奋勇跑来了,先把我母亲抬到头等车厢,然后站成一排,把我们几个小孩子举过头顶传过去。
到了头等车厢里总算好了一点。
可是车上没有一点吃的东西,我们饿得要命。
我看到法国人吃面包、腊肠,非常羡慕。
但他们不给我们吃,这一点我老记着。
好不容易进入中国境内,卖米线的人上来了。
那些人真能干!
越南的车子中间一段坐人的车厢是封闭的,从两头上下车处没有门,是敞开的。
这些卖米线的人爬上车,把炉子安在敞开的地方做米线。
在拥挤的列车上,怎样把米线送到几节车厢去?
他们就端着,从车顶上走,过好几节车厢。
然后一手托着盛米线的碗,“呼”的一声就从车顶上下来了。
哎呀,那米线真好吃!
那是我第一次吃到云南米线。
好不容易,终于到了昆明。
在昆明我进了天南中学。
一到天南中学,我就四处寻觅跟地下组织有关的进步人士,结果找到了一个姓戚的。
我跟他很谈得来,整天谈解放区的事情或者是找书看。
当时外国援助中国物资的通路都被切断了,国民政府准备修一条铁路,从四川的叙州(宜宾)到昆明,接上通到到越南的铁路,把援华物资运进来。
为此同时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叫叙昆铁路工程处,一个叫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
我父亲任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的总工程师。
他在昆明弄了一个办公的地方,在昆明西郊弄了一幢小别墅,我们就住在那里。
大概只过了一两个月吧,日军就轰炸昆明。
空袭警报拉响了,我们赶紧拿一些棉被铺在桌子上,躲在桌子底下,就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
日本飞机排队从城南开始,向北推进,投下去一排炸弹,再投下去一排炸弹,地毯式的轰炸。
我们的住处刚好在两排中间的缝隙里,没被炸着。
父亲的办公室被炸着了,炸得一塌糊涂。
昆明没法呆下去了,父亲立即决定搬家。
我们搬到了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县城,父亲找到了一个李家祠堂,就在那里头办公,我们另外找地方住了下来。
我进昭通中学高三插班。
我本来是一个非常羞涩的人,很内向,很不会交际。
自从有了进步思想之后,就觉得要参加革命就不能是这样的性格,必须敢于出头露面,特别是要会演讲才行。
在上海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卡耐基的《怎样演讲》,照着那本书练习。
对着镜子练习了一番演讲的节奏,重点该怎么样强调,等等。
沪江中学根本没有校舍,上课的楼房是租的,学生上完课就走了。
因此,在上海我很难有机会在公众场合演讲,只不过是在家里练习而已。
到昭通中学倒是施展出来了。
昭通中学当地学生的程度很差,我在那里好像鹤立鸡群一样。
这里的有些学生暑假回家,开学的时候揣上一块鸦片就来了,把鸦片卖掉,半年的学费、饭钱都有了。
那个时候,全省中学高三读完都要参加统一会考,会考及格了才能毕业。
这样,昭通中学临近毕业的学生就非常紧张;怕考不好毕不了业。
他们都急得不得了。
我担任学生自治会的学习干事,他们就来问我怎么办。
我就做了一次演讲:
会考大家很难过得去,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
大家不能再荒废学业了,应该组织起来,分成若干个小组,功课稍好一点的同学要辅导那些差的。
大家都不要回家,天天晚上都来复习。
我讲过之后,大家就组织起来了,都很卖力,遵守约定,拼命学。
学了几个月,会考越来越临近了,我们自己做了一次测验,有不少人还是考得一塌糊涂。
自治会的主席说:
“过不了关,不作弊不行了。
”他们苦苦哀求,要我一定支持他们。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好办,看着这么多人毕不了业,也于心不忍。
后来我下了决心,说:
“那你们得听我的。
”他们说:
“你说什么我们都听。
”我又做了一次演讲,先肯定了过去儿个月的努力,然后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多年荒废、不用功,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只好采取一些非常措施。
试卷发了以后,功课比较好的一些人要尽快把一道题答出来,马上写一个条子递给别人。
那个人拿了条子以后,先不要往卷子上抄,要赶紧再写一个条子传给另一个人。
一道道题,都这样做。
大家要同舟共济,不要光顾自己。
于是,大家就照我提出的这个计划实行。
监考的人睁只眼闭只眼,看着学生这么干,也不干涉。
最后,基本上都过关了。
这两次演讲是对我在上海做的那些训练的检验。
我这个人后头的性格和先前的性格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在贵州浙大,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在昭通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看了萨本栋的《物理学》,很感兴趣,于是决定进物理系。
那时最有名的4所大学联合招生:
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
考试题目都一样,但志愿要自己填。
当时浙江大学有我父亲的好朋友、地质学家叶良辅教授。
他俩是北京工商地质研究所的同班同学,是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
我父亲觉得我进浙大有他这位老朋友可以照顾我,就劝我考浙大。
我考进了浙大。
大学一年级在贵州永兴,学一些普通的课,物理、化学、数学等等。
我功课还可以,就是数学不大行。
我对数学非常头痛。
但是物理学得很好。
到永兴的头半年我把腿弄伤了,没有怎么过问身外之事。
下半年发生了“倒孔”运动,倒孔祥熙。
在“倒孔”运动中我就跟永兴、湄潭的一些进步同学熟悉起来。
下半年我腿好了,就很活跃了。
我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管了一段永兴的伙食团。
食堂秩序一塌糊涂,抢饭,有些同学饿肚子。
我做了伙食团团长,下决心改善。
我吸取大家的意见,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办法,而且事先事后都向全体同学报告。
那个时候在贵州,北京话说得像我这么好的人非常少。
我第一次亮相就引起大家惊奇。
抑扬顿挫,卡耐基的书教我的,这时候都用在伙食团上了。
伙食团经过改善,受到大家欢迎。
在永兴我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我们和国民党三青团的斗争非常激烈,出壁报互相攻击。
我们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在离我们学校大概5、6里路的山腰上一个尼姑庵里,大家秘密聚会。
其中有黄代成,他后来是云南“边纵”一个游击队的司令,打了许多胜仗。
我当时没看出他有这个本事。
还有黄永均,短篇小说写得很好,是我们那个小组里文学才能最好的。
但是后来这才能也没怎么发挥出来。
还有汪容,也非常有才,非常有能力。
本来他在物理学方面会有更大成就,可惜毕业后留在国内了,发挥不出他的能力来。
(李政道比我们低一班,也是物理系。
后来到国外去了,大有成就,得了诺贝尔奖。
)汪容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
才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他就对我说:
“我的灵感冲动得太厉害了,已经无法再坐在课堂里了。
”学校旁边有一片很大的竹林,他就跑到竹林里头去了。
你想,他去干什么了?
他去谱交响乐了。
没有钢琴,就靠自己哼哼,写了好多交响乐谱,但从来没发表过。
他还写了许多歌,我觉得很好听,他也从来不发表。
他没有发表的欲望,就是有这种兴趣。
他进行科学研究的思路由于音乐素养而更加宽阔,想象力也更丰富。
他最后做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又是理论物理所的研究员。
我认为他是理论物理的天才,可惜在国内的环境中难以充分发挥。
还有薛禹谷。
在学校里头我看到她跑了个100米冠军。
她后来做了微生物研究所所长。
她在比较长时间是一帆风顺的,是党所信任的科学家。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也不行了,未能幸免。
因为她家是大资本家。
在无锡,她们薛家和荣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我们大一的时候经常在那个尼姑庵里头聚会,讨论文学或哲学的问题。
我记得那时候讨论过姚雪垠在抗战初期写的《牛全德和红萝卜》。
这是一年级。
二年级时候我们到了湄潭。
不久,就有人找我来了,要我去演戏,因为我的北京话说得比较好。
浙江大学进步学生的文艺活动非常活跃,有“大家唱”歌咏队,有“求是”剧团。
后来张其昀做了训导长,就按照蒋介石说的“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统一管理学生活动,提出浙大只能有一个剧团,一个歌咏队。
就是要让三青团来统一。
于是,“求是”剧团和“大家唱”歌咏队都被解散了。
在湄潭,三青团掌握的剧团的主要演员架子很大,平常也不练习台词,到了台上就随便说,表明自己演技高明。
他们也不肯培养什么新人。
这些人毕业以后,这个剧团就没有几个人会演戏了。
里头有一个女演员,她的男朋友吴允春为人挺好,没有很强的党派色彩。
他比她低一班,和我同年级。
他加入了他女朋友所在的剧团,当了团长。
浙大的传统是迎新要有一场戏,送旧要有一场戏。
每一年都要演两场戏。
这时候缺少演员,演不出戏了。
吴允春就跑来找我,希望我加入他那个剧团,帮他演戏。
那时候他已经选定了一出戏,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要我演男主角。
我从来没有演过戏,不愿意干。
他就天天跑到我屋里来求我。
这时候和我同屋住的物理系同学许梅,是非常进步的。
他对我说,不但你应该参加,我们都应该参加,我们参加了以后可以把剧团夺过来。
我一听就同意了,就参加了演出。
我那个时候拼命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研究演剧的理论,还到竹林里面自己试着表演。
我在《这不过是春天》里面扮演的冯允平是正面角色,是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革命党人。
他偷偷潜入警察厅长的家里面。
厅长夫人是他以前的恋人,两人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心里很矛盾。
最后,厅长夫人掩护他平安脱险。
这么一个关系复杂的剧本,但剧中没有几个人。
因为缺少演员嘛,只能挑演员少的戏来演。
一共就这么儿个人,但演起来相当难。
演出后反映很好,我就有了信心。
演完以后,我趁势介绍了一大批人进剧团,有的学化妆,有的学当演员,有的搞布景,有的管后台。
到下个学期,我就被选为剧团的团长。
我在剧团里进行改革,还组织了很多活动,朗诵诗、篝火晚会、戏曲讨论会等等。
还请一些名人来演讲,非常活跃。
后来,浙大湄潭的女同学几乎全部加入了剧团。
通过这个剧团,我做了大量群众工作,把许多人团结到我们这边来了,把进步同学、进步组织都聚集在一起了。
后来从外面运进来很多进步书籍。
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是那个时候读的。
那时候一些进步的同学比较严肃,一本正经的。
我和他们不一样,除了看《西行漫记》之类,还读英国的诗。
他们觉得我是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的人,可是又离不开我,因为我是剧团团长,影响面比较大。
我接触的人比较广,不光接触进步人士,还接触其他一些人。
例如孙筱祥,我跟他接触就很密切。
一些同志为此对我很不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很自由散漫的人,不应该接近他。
孙筱祥喜欢画画。
他曾经挑一担行李从浙江一直走到重庆,去见徐悲鸿,把他的画给徐悲鸿看。
徐悲鸿对他挺欣赏,但是劝他说:
“你还是不要学画,学画将来也许没饭吃,你还是念书去,去学一门技能。
我相信画画你自学也能学得很好。
”就这样,他考了浙大龙潭分校,进了园艺系。
进二年级的时候,他也到了湄潭。
他非常穷困,一文不名,穿一双草鞋,没有袜子,光着脚。
后来我送了他几双袜子。
我当了浙大剧团团长,知道孙筱祥对于戏剧演出颇有经验,就登门拜访,请他参加。
他先拒绝了我,后来看我很诚恳,就答应了。
那时候我们要演夏衍的《花烛之夜》,主要的布景是地主的客厅,要布置得富丽堂皇。
孙筱祥和我一块跑到乡下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古庙。
古庙已经荒废了,破破烂烂的,但是有好几扇雕花门。
我们把它们卸下来,扛了回去,再把它一刷,撒上金粉,做地主的客厅背景。
幕一拉开,一个金碧辉煌的客厅,漂亮极了,一下子轰动了。
孙筱祥既是画家又是诗人。
我们在湄潭一同举办过一次篝火晚会。
用一大堆柴火点起篝火。
大家围着篝火朗诵诗啊、唱歌啊,全校同学都来看。
晚会上朗诵和表演了何其芳的诗《预言》。
我们在浙大附中找了一个女孩,很漂亮,而且能跳舞,让她来表演女神。
孙筱祥朗诵何其芳的诗句。
汪容拉小提琴,配音乐。
何其芳的诗写得非常美,但他到了延安以后就再也写不出那样好的诗了。
《预言》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讲一个女神被天帝贬到人间,天帝告诉这个女神:
将来会有个男神从这里经过,如果他能够爱上你,你才能回到天庭。
有一天,一位男神来了,她拼命地唱歌啊,跳舞啊,希望男神能够留下来。
可是最后男神还是径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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