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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院、系（所）

公共管理学院

学科、专业

行政管理专业

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分析

博（硕）士

严敏硕士

指导教师

屈锡华教授

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2009年06月

论文题目

论中国全面转型期的社会脆弱性与反脆弱性政府治理

——基于社会互构的视角

课题的目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课题目的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中的全面加速阶段，这不是简单指经济社会某个领域或某项制度的变化过程，而是重点指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呈现加速度的整体性跃迁过程，其具体内容包括临界水平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

[1]全方位的新旧交替导致社会系统的极不稳定型，各种社会矛盾复杂交织。

近年来，贫富分化、刑事犯罪、失业、劳资冲突、道德失范、邪教、生态危机等等，已成为社会问题丛生的主要表现。

如何有效协调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有序运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议题，这对于保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在和谐社会的视野下，威胁社会发展稳定、阻碍社会进步的各种矛盾与不和谐状态就构成了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其实质是社会各领域、各层面与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失衡，这是由社会整体变革导致的。

“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一个贯通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它通常是指一个系统、一个体制的薄弱环节。

社会维度上的脆弱性，即社会脆弱性，是指：

“特定的社会群体、组织或国家，当暴露在灾害冲击之下,易于受到伤害并蒙受重大损失”，而“这种面对灾害时的‘脆弱性’，是由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地位或其他体制性力量所导致的”。

[2]在脆弱性状态下，当社会系统受到特定外部刺激或施压——主要表现为各种突发事件（自然、人为或二者交织），就极易产生震荡甚至破裂，直接导致社会无法正常运行。

而在社会矛盾尚未超出一定边界时，社会治理主体是可以加以有效解决与消融的。

中国公共管理的任务就在于协调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近年来各种危机与突发事件的频发并未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失序，其原因就在于政府频繁的全方位干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系统是安全稳固的，相反，正说明了整个社会系统对突发事件的抵抗力、包容性和弹性是较低的。

同时，群体事件的频发，日益凸显出社会矛盾的尖锐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有限。

因此，如何转换政府治理思维、创新政府治理机制以从根源上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十分紧迫。

一个社会的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是否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

当前中国政府的治理缺陷，不仅要归因于全面转型社会的复杂性与风险性，更要归因于其自身的体制与策略，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是由改革推动进行的大背景下，因而社会问题与矛盾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政府本身的问题。

故，深入剖析当前社会的状态与特征是准确分析政府治理现状的必要前提。

然而，关于全面转型期的社会脆弱性研究还未受到足够重视、缺乏相关探讨，更为重要的是，“反脆弱性”[3]的概念提出在国内还尚属首次提出。

本文以社会脆弱性为切入点对当前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并对反脆弱性的政府治理模式进行研究，期望提出一套利于维持社会结构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长治久安之策，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美国应急管理领域的学者麦肯泰尔（DavidA.McEntire）提出了“InvulnerableDevelopment”的理论范式，由于目前尚未出现对应的中文翻译文献，本文将其译作“反脆弱性发展”，而“社会脆弱性”概念正是受其启发而提出的。

尽管在此之前就有相关的“脆弱性”及“脆弱性分析”的研究，但本文的理论基础直接来自“反脆弱性发展”理论，因而首先对它进行阐述。

（一）反脆弱性发展的研究概述

麦肯泰尔认为，灾害是指具有分裂性、致命性或毁灭性的结果，所有灾害都具有一个共性：

即它们都是由某种（些）引发性诱因素（人为、自然或二者交织）——亦可称之为突发性事件[4]，加上地区系统的脆弱性共同作用产生；脆弱性是导致灾害的一种内生性因素。

[5]而作为一种具体的发展路径，反脆弱性发展是“一种以重视和减少脆弱性为导向的发展方式，旨在降低灾害阻碍社会、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可能性”[6]。

麦肯泰尔的“脆弱性”由以下四个纬度共同决定：

风险——接近或暴露于突发事件的结果，将提高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与人力或物质遭受损失的潜在性；

敏感性——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共同产物，决定个人或群体受到灾难不利影响的行为倾向；

抵抗力——建筑物或基础设施对来自突发事件的承受能力；

弹性——地区对导致灾难的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或复原能力。

[7]

以上定义显示出“反脆弱性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应急管理范式，直接针对或很大程度上针对灾难对于社会的表层显性损害或物质损害，如经济损失、生命损失等，而这也在麦肯泰尔提出的反脆弱性发展的具体途径中得到了具体印证。

麦肯泰尔指出，减少脆弱性即降低地区的风险性和敏感性、提高地区的抵抗力和恢复力，最终通过包括物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技术六方面的安全发展实现。

但是，“反脆弱性”的理念确实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向，即在外在刺激或压力触发下，系统自身的脆弱性将导致系统的裂变甚至崩溃。

同时，反脆弱性发展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创新的实践路径，即以安全防范理念为核心整合社会内部各领域、各要素协同发力来达到最优效果。

麦肯泰尔特别强调，反脆弱性发展是一项政策和过程，而非一种无灾难状态的理想情境[8]，其意义在于通过减少脆弱性的目标，促使全球范围内的个人、家庭、团体、企业、组织、社区和国家树立起一种安全防范理念，并促进各领域、各部门与各层级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提升其能力与效率[9]。

在此意义上，反脆弱性发展通过基于利益共同观的理念引导现代人从行为个体化状态向共存、共连、共享、共创、共发展、共转成的和谐状态，创造出大于个体效力之和的合力、协作效果，故，反脆弱性发展不仅是灾难应对的一种范式，更是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

因此，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发展形势，本文试图将“反脆弱性”的思路应用于对当前社会治理的研究——聚焦于突发事件对深层次的社会秩序的影响，期望以此为切入点构建一套反脆弱性的创新治理模式。

（二）脆弱性的研究概述

1981年，地质领域的学者蒂默曼（Timmerman）在首次提出“脆弱性”的概念：

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响应的程度。

系统不利响应的质和量受控于系统的弹性，该弹性标志系统继承受灾害事件并从中恢复的能力。

此后，这一概念不仅被广为应用于风险和灾害的研究，更被运用在社会经济、人文等诸多领域中。

至今，脆弱性概念尚未有统一界定。

在全球变化背景下，脆弱性研究已作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被许多国际性科学计划和机构（IHDP、IPCC、IGBP等）提上研究日程，成为全球环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重要的分析工具，并且许多学者已把脆弱性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

脆弱性研究逐渐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关注：

（1）哪些人、事物、地区面对正在进行的人文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较脆弱？

（2）这些变化及其结果在不同的人与环境条件下是怎样被减弱或增强的？

（3）通过什么措施可以减少对这些变化的脆弱性？

（4）怎样建立更具恢复力和适应性的团体和社会？

脆弱性研究在生态系统中运用最多。

环境工作者从环境变化去定义脆弱性，多集中于探讨生态环境系统对外部扰动的不利响应和其自身的不稳定性。

刘燕华等人在《脆弱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7年）一书中提出，脆弱性分为两类：

一是结构性脆弱性，即系统（或个体）自身存在先天的不稳定性和敏感性；二是胁迫性脆弱性，具体分为人类活动胁型脆弱性，指人类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造成某一社会和自然系统退化，对该系统或个体产生不利影响。

如过度放牧、滥伐森林导致土地沙漠化，以及环境胁迫型脆弱性，指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某一系统的生态平衡遭受破坏，使系统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如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降水模式的改变，使得某一区域的生态系统生产力降低。

在社会经济发展系统中，脆弱性被作为影响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1994年4月25日至5月6日，由联合国大会于巴贝多召开“全球小岛发展中国家（SIDS）可持续发展会议”，会中强调小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脆弱性和生态上的脆弱性，并通过《巴贝多行动纲领》，提出从国家、区域及国际等不同层次的政策及方针发展脆弱指数及其它指针，以整合生态与经济的脆弱性并反应SIDS发展状况，协助SIDS的可持续发展。

在人文系统中，社会科学工作者多注重于造成人类脆弱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其他权利结构，脆弱性与风险和潜在损失联系，有三个明晰主题：

作为胁迫的风险与灾害的脆弱性、作为社会响应的脆弱性和地方的脆弱性，包括个体和系统。

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社会脆弱性的研究进展缓慢。

虽然目前学术界关于脆弱性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但都包括三层含义：

（1）系统、群体或个体存在的内在不稳定性；

（2）系统、群体或个体对外界干扰和变化（自然的或人为的）比较敏感；（3）在外来干扰和外部环境变化的胁迫下，系统、群体或个体已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失或损害，并且难以复原。

简言之，“脆弱性”是对某一系统或个人的状态描述，其定义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变化。

因而，本文所提出的“脆弱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脆弱性”，它是对当前中国全面转型期下的社会特征描述。

在和谐社会的视野下，脆弱性是指威胁社会发展稳定、阻碍社会进步的各种矛盾与不和谐状态，实质是社会各领域、各层面与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失衡。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发展形势，本文大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提出“社会脆弱性”的概念，试图将“反脆弱性”的思路应用于对当前社会治理的研究——聚焦于突发事件对深层次的社会秩序的影响，期望以此为切入点构建一套反脆弱性的治理模式，以有效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

由此，本文移植麦肯泰尔的脆弱性概念框架并做出相应改变，对“社会脆弱性”做出以下四个纬度界定：

风险度——接近或暴露于突发事件的结果，将提高社会秩序失衡的可能性与社会秩序出现混乱甚至产生社会动荡的潜在性；

敏感性——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共同产物，决定个人或群体受到突发事件不利影响的行为倾向；

抵抗力——社会制度对来自突发事件的承受能力；

恢复力——社会系统对导致社会秩序失衡的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或社会运行的自我复原能力。

（三）反脆性政府治理的研究概述

脆弱性研究现已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分析工具，但却主要应用于全球环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10]，而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应用则尚处于开创阶段，“反脆弱性发展”理论是主要代表成果。

经过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的搜索，截至2009年6月23日，国内以“脆弱性”为题的共有1259篇文章，多集中于生态、金融、计算机、医学等领域，少量存在于社会学领域如可持续发展和反贫困问题；而以“脆弱性管理”为题的，仅有7篇文章，其中只有2008年8月份的一篇名为“基于重大突发事件扩散机理的脆弱性管理问题研究”（祝江斌）是属于公共危机管理领域，其他均属于计算机领域。

目前，尚未出现以“脆弱性治理”与“反脆弱性治理”为题的文献。

附录：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释】

[1]参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加速转型期的若干发展问题研究（总报告）[R].经济研究参考,2004（16）:

2-48.

[2]童小溪,战洋.脆弱性、有备程度和组织失效：

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J].国外理论动态,2008（12）:

59-61/59.

[3]参见屈锡华,严敏,李宏伟.抗灾与反脆弱性的社区发展——震后重建家园的警示[J].天府新论,2009

（1）:

94-97.

[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8月30日通过并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中明确界定：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参见

[5]DavidA.McEntire.Triggeringagents,vulnerabilitiesanddisasterreduction:

towardsaholisticparadigm[J].DisasterPreventionandManagement.2001,（10）3:

189-196.

[6]DavidA.McEntire.SustainabilityorInvulnerableDevelopment:

ProposalsfortheCurrentShiftinParadigms[J].AustralianJournalofEmergencyManagement,Autumn2000:

58-61.

[7]DavidA.McEntire.Triggeringagents,vulnerabilitiesanddisasterreduction:

towardsaholisticparadigm[J].DisasterPreventionandManagement.2001,（10）3:

189-196.

[8]DavidA.McEntire.Correspondence[J].Disasters,1999,24

（1）:

78-79.

[9]DavidA.McEntire.Triggeringagents,vulnerabilitiesanddisasterreduction:

towardsaholisticparadigm[J].DisasterPreventionandManagement.2001,（10）3:

189-196.

[10]参见李鹤,张平宇,程叶青.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J].地理科学进展,2008,（27）2:

18-25.

【参考文献】

[1]刘燕华,李秀彬.脆弱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2]DavidA.McEntire.Prebiew_DisasterResponseandRecovery_StrategiesandTacticsforeffectiveOperations[J].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Spring/Summer2006,（59）2:

365-367.

[3]DavidA.McEntire.Triggeringagents,vulnerabilitiesanddisasterreduction:

towardsaholisticparadigm[J].DisasterPreventionandManagement.2001,（10）3:

189-196.

[4]DavidA.McEntire.SustainabilityorInvulnerableDevelopment:

ProposalsfortheCurrentShiftinParadigms[J].AustralianJournalofEmergencyManagement,Autumn2000:

58-61

[5]DavidA.McEntire.Triggeringagents,vulnerabilitiesanddisasterreduction:

towardsaholisticparadigm[J].DisasterPreventionandManagement.2001,（10）3:

189-196

[6]DavidA.McEntire.Correspondence[J].Disasters,1999,（24）1:

78-79

[7]DavidA.McEntire.Triggeringagents,vulnerabilitiesanddisasterreduction:

towardsaholisticparadigm[J].DisasterPreventionandManagement.2001,（10）3:

189-196

[8]B.L.TurnerII,RogerE.Kasperson,PamelaA.Matsone,JamesJ.McCarthyf,RobertW.Corellg,LindseyChristensene,NoelleEckley,JeanneX.Kasperson,AmyLuerse,MarybethL.Martellog,ColinPolsky,AlexanderPulsipher,andAndrewSchiller.Aframeworkforvulnerabilityanalysisinsustainabilityscience[J].PNAS,2003,（100）14:

8074–8079.

[9]SandroGaleaa,JenniferAherna,AdamKarpati.Amodelofunderlyingsocioeconomicvulnerabilityinhumanpopulations_evidencefromvariabilityinpopulationhealthandimplicationsforpublichealth[J].SocialScienceandMedicine,2005,60:

2417–2430.

[9]MarthaG.Roberts,杨国安.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J].2003,（22）1:

11-20.

[10]邱仁宗.脆弱性——科学技术伦理学的一项原则[J].2004,1:

18-22.

[11]韩峥.脆弱性与农村贫困[J].农业经济问题,2004（10）:

8-79.

[12]商彦蕊.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新进展——脆弱性研究[J].2006,（19）2:

73-77.

[13]李小云,董强,饶小龙,赵丽霞.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2007,4:

32-39.

[14]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加速转型期的若干发展问题研究（总报告）[R].经济研究参考,2004（16）:

2-48.

[15]祝江斌.基于重大突发事件扩散机理的脆弱性管理问题研究[J].2008,8:

47-49.

[16]朱书瑞.脆弱性评估模型及其在煤矿企业中的应用研究[D].河南大学,2008.

[17]朱林.地震灾害区域宏观脆弱性变化的初步研究[D].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2006.

[18]张炜熙.区域发展脆弱性研究与评估[D].天津: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2006.

[19]李卓华.社会发展脆弱性的技术经济系统集成研究[D].天津: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2006.

[20]李鹤,张平宇,程叶青.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J].地理科学进展,2008,（27）2:

18-25.

[21]屈锡华,严敏,李宏伟.抗灾与反脆弱性的社区发展——震后重建家园的警示[J].天府新论,2009

（1）:

94-97.

[22]夏学銮.中国社区发展的战略和策略[J].社区建设,2003,（10）.

[23]夏保成.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与原则刍议[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

1-6.

[24]郑杭生,社会互构论: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4）:

123-125/124

[25]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21-32/30.

[26]童小溪,战洋.脆弱性、有备程度和组织失效：

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J].国外理论动态,2008（12）:

59-61.

研究设计方案、预期结果：

一、研究思路

“反脆弱性”的理念为公共治理提供了有益的思考路径——在外在刺激或压力触发下，系统自身的脆弱性将导致系统的裂变甚至崩溃。

针对当前全面转型期下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丛生的现状，本文大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提出“社会脆弱性”的概念，试图将“反脆弱性”的思路应用于对当前社会治理的研究——聚焦于突发事件对深层次的社会秩序的影响，期望以此为切入点构建一套反脆弱性的治理模式，以有效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

二、研究视角

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性过程的根本表征和基本社会事实”（郑杭生，2003）。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因而任何一种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状态的原因分析，其最终都要还原到作为个体的人身上，换言之，人与社会系统两大主体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一直处于不断地互动当中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因此，研究中国全面转型期的社会脆弱性与反脆弱性政府治理，其关键入手点就在于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解构。

郑杭生教授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个人和社会两大行动主体间是一种互构共变关系；所谓互构，即指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行动主体互构关系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其基本形式包括同向谐变与逆向冲突。

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互构理论，其强调对解决逆向冲突以达到正向谐变的研究。

故而，本文以社会互构作为选题的主要研究视角与方法。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第一，社会脆弱性的概念界定。

“脆弱性”的定义至今尚未有统一界定，不同研究领域有其不同解析。

同时，“反脆弱性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应急管理范式，直接针对或很大程度上针对灾难对于社会的表层显性损害或物质损害，如经济损失、生命损失等，但是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全面转型期下的社会系统，更加侧重于对社会结构脆弱性的研究，因而如何借用“反脆弱性发展”中的概念框架对本文的核心概念“社会脆弱性”作出界定，是重点更是难点，这必须结合对全面转型期的社会状态的研究。

第二，全面转型期下的社会脆弱性解读。

一个社会的治理模式必然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因而深入剖析当前的社会状态是公共治理研究的基础。

全面转型包含市场经的迅速发展，此时的中国社会生存环境日益演变为“适者生存”的竞争状态，在此背景下，社会行为主体会更加趋向于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和作出行为选择，以优胜劣汰形成差距，以自我的安全感为中心，不断壮大的自己的实力、对他人造成威胁为代价，来实现和维持自我的安全感，这就必然引发矛盾与冲突，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与对立。

这种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不仅存在于普通公众之间，更存在于政府与公众之间以及政府人员内部之间。

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新的发展阶段不相融合，是导致社会脆弱性产生的根源。

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国社会是一个“连续统的社会”（asocietyofcontinuum），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取向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即不存在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取向而是根据不同的情景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翟学伟，2002）。

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的脆弱性形成机理更加复杂。

全面转型期下的社会脆弱性解读，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与难点之二。

第三，反脆弱性的路径选择。

从社会建构的角度讲，社会中的成员，特别是一些专职人员（如知识分子或统治者），反观和用其理论思考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