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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活》生下来就要活下去
《大生活》:
生下来就要活下去
他们觉得,当楼群的灯光都亮起来,同时天还没有完全黑的那一刹那,是成都最美的时刻。
《大生活》在成都播出以后,黄力加听说,很多成都的观众都会顺着剧情发展去找故事发生的场所。
他觉得很高兴,很安慰。
今年5月份是“5.12”大地震一周年的日子,社会各界怀着沉痛的心情,用各种方式纪念在那场灾难中逝去的同胞们。
一年以来,灾区发生的积极变化,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地震摧不垮我们的生命信念。
从地震中幸存的人们,不论再痛再难,也一定会重建自己的生活。
5月,一部名为《大生活》的电视剧在各电视台悄然热播。
虽然不是以地震为题材,但这部以成都为背景的电视剧,通过一个社会底层小人物笑中带泪的人生遭遇,真切表达了巴蜀百姓达观、坚韧的生活态度,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他们顽强的生命精神,正如剧中台词所说:
“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
”
弃用“川普”
《大生活》是已故成都作家乔瑜10年前的小说,问世之初便引起轰动,其中浓郁的成都地方气息和对市井百态入木三分的刻画,令人叫绝。
3年前,导演黄力加经人推荐读到这本小说,虽然手头正拍着戏,但还是连续熬了几个通宵一气读完。
之后便下定决心,要把它拍成电视剧。
他连夜写出自己的改编想法,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要在电视剧中保持原著中那种原汁原味的四川特色。
在这个基础上,再对故事走向和结局设置稍作修改。
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台词的艺术,要有四川特色,四川话不能回避。
风格样式确立以后,黄力加一下子想到张国立,觉得这部戏的男主角柳东非他莫属。
他们之前刚刚合作过《亲兄热弟》,黄力加了解,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微服私访的“康熙皇帝”,其实演平头百姓也是拿手好戏。
更何况张国立曾经在成都生活过很长时间,能说一口很地道的成都话。
由他来演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柳东,真是再合适不过。
黄力加联系张国立,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两人一拍即合。
张国立的到来,不仅使电视剧《大生活》有了灵魂人物,而且他和黄力加一起,确定了《大生活》最终的语言风格。
《大生活》一定要用四川话,这是共识,但是怎么用、用多少,大家并不清楚。
以前的通常做法是,让剧中人说一口“四川普通话”(川普),这样既不影响全国放映,同时能清楚标明“四川制造”。
这一次,黄力加和张国立觉得,这种既非普通话又非四川话的“川普”,实在有点不伦不类,还不如用标准的普通话,只有在必须要用四川话才能传达出独特韵味的地方,才用标准的四川话。
像“摆龙门阵”“安逸”“火巴耳朵”这类台词,那种语言中的诙谐和对事物的形象表达,黄力加形容“不用四川话不足以平民愤”。
因为这样的语言风格,剧组启用了很多四川本地人作为《大生活》的阶段性的演员。
黄小蕾也是沾了台词的光,来剧组客串了三天戏。
她和张国立曾在《铁齿铜牙纪晓岚3》中合作过,得知《大生活》剧组在成都拍戏,便主动请缨,理由相当“充分”:
“作为四川人竟然从来没在成都拍过戏!
”
黄小蕾的角色本来是一个胖胖的卖水果的姑娘,年龄也偏大,为了适合她来演,稍微做了些调整,结果成了“水果西施”。
虽然只有3天戏,但几乎全是和张国立的对手戏,而且台词量极大。
黄小蕾说:
“跟相声的贯口似的,和《报菜名》特别像。
里面的台词挺经典的。
”“水果西施”的台词,要在四川话和普通话之间不停地换来换去。
拍完一看,如果不是黄小蕾,别人恐怕还真拿不下来。
《大生活》率先在成都播出以后,只有几集戏份的“水果西施”很受大家欢迎。
黄小蕾乐滋滋地跟着大家到处做宣传,相当乐此不疲,她笑着说:
“搞得好像自己有多少戏似的。
”
不要放大人生中的不快乐
和黄小蕾一样,张紫云的扮演者韩雨芹也是通过毛遂自荐,才得到这个角色的。
韩雨芹是国立常升公司的演员,看完原著,特别想演张紫云。
可是张国立觉得韩雨芹长的太现代,不适合,因为张紫云应该是一个长得有点土气的小地方出去的女孩。
韩雨芹不甘心,谈了很多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想法和感受,张国立觉得这个孩子很用心,便有意给她机会试试,“先造型看看”。
造型前,张国立建议韩雨芹找一些10年前的服装杂志看看。
看过杂志,韩雨芹很快找到人物的感觉:
“这是一个怀揣明星梦,愣头愣脑就来闯大都市的女孩。
我看10年前的服装杂志,用今天的眼光,那真是很土。
就像张紫云,爱打扮,却又打扮不明白、打扮不准确。
自以为很漂亮很前卫很花枝招展了,其实却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
通过造型,韩雨芹说服了大家,得到了张紫云这个角色。
张紫云是柳东的房客,两人从一开始的互相敌视,到后来产生忘年恋情。
小说安排的是两人最终走到一起,可是张国立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受传统教育,做不出这样的事情,于是就对结尾做了些调整,柳东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单身生活。
韩雨芹和张国立的儿子张默同年,在公司里,张国立有时开玩笑,说就拿你当儿媳妇养。
在《大生活》里,两人演一对欢喜冤家,一般的戏还好,但有一场戏张紫云要扇柳东耳光,这让韩雨芹很为难。
真打吧,下不去手;假打吧,导演那儿肯定通不过。
实拍的时候,左右为难的韩雨芹只好拿手掌尖在张国立的脸上扫一下。
大家看了都说,你这样还不如整个巴掌扇过去呢,手掌尖前面打得更疼。
而且你打得太假了,对手演员的反应也很难真实。
张国立也给她打气,说:
“没事没事,就往这儿打。
一巴掌呼上去,一定要打到,起码手臂要抡起来。
”再拍的时候,韩雨芹横下一条心,一巴掌扇过去,心惊胆战地过了这一条。
韩雨芹是4年前拍电视剧《济公》时认识张国立的。
刚开始接触,还有点害怕,不敢接近,但时间一长,就什么都敢说了。
张国立对韩雨芹的评价是,撒得太开了,完全是一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在韩雨芹眼里,张国立亦师亦友,“生活中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大家都愿意和他说,他就会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该怎么做,有点柳东的意思。
”
有一次韩雨芹遇到一桩烦心事,和张国立聊起来,张国立劝她:
“不要放大人生中不快乐的事情,你放大了,就把自己陷进去、去钻那个牛角尖了。
要多想快乐的事情。
”拍摄《大生活》,韩雨芹觉得张国立在戏中融入了很多他自身的东西。
比如柳东就是遇到再困难的事,也是用一种很诙谐的方式去说出来,不像别人总是念念不忘其中的痛苦或者不如意。
那种豁达的心态和幽默的态度,就把困难化解了。
乍看上去是傻乐,但仔细想想,耐人寻味。
赵涛和“蒋一条”
《大生活》女主角洪雨的扮演者赵涛,是贾樟柯长期合作的女演员。
《大生活》是她首次涉猎电视剧,她直言是被剧本吸引。
赵涛和张国立曾在上海电影节上有过一面之缘。
回去以后,通过贾樟柯导演的一个朋友,张国立递话过来,问赵涛愿不愿意拍一个电视剧。
赵涛说,那我能不能先看一下剧本?
很快,她就收到厚厚一沓的全部剧本。
和黄力加一样,赵涛也是熬了几个通宵,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
赵涛说:
“里面有很多成都话,像喜剧一样,能让人笑到流眼泪。
可写到洪雨的时候,又能让人哭得流眼泪。
我看过很多剧本,但没有一个剧本是能让自己这么动情的。
所以我看完立刻就通过贾导说,我可以演这个角色。
”
接下这个戏以后,赵涛很激动,也很兴奋。
由于个人风格的原因,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很少强烈的戏剧冲突,对演员的要求常常是,要按住,不要演。
而洪雨是一个与两个男人都有情感纠葛的女人,情节特别复杂,赵涛觉得这次自己终于可以尽兴地演一次了。
实际拍摄时,赵涛感觉到演电影和演电视剧,两者有很多更微妙的不同:
“以前在片场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让自己不要去表演,更多的是心里的东西;这次拍《大生活》,不光要有心理上的支点,还要有表情上的夸张。
要用脸部的东西和肢体语言把角色的内心表现出来,这点和我之前拍电影特别不一样。
拍这个戏时,张国立常说,你要再放得开一点会更好。
”
赵涛把自己当作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演员,处处带着好奇的眼睛去观察,用时时准备吸纳的心情去学习。
“进组前我就在想,我这次是来学习的。
张国立老师和张嘉译老师有很多的表演经验,是他们这么多年在片场磨砺出来的。
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但他们会毫无保留的告诉我。
所以我只有抱着学习的心态去面对工作,我才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
《大生活》剧组有赵涛这样的老革命新问题,也有蒋依依这样的小朋友老资历。
剧中,柳东收养了蒋依依扮演的流浪女童小鱼儿,俩人演绎了一段感人的父女情。
在戏外,他们也俨然是一对亲密无间的父女,蒋依依一口一个“柳东爸爸”,常常叫的张国立乐得合不拢嘴。
蒋依依年纪虽小,演艺经历却不少,她曾经和成龙合拍过广告。
在剧组,她的外号是“蒋一条”,意思是每次她的戏拍一条就能过。
也有人叫她“大马力”“马力大”,那是说她精神头儿足。
剧组赶戏的时候,个个人困马乏,唯有她一直精神抖擞。
她还发明了一个和“柳东爸爸”互相“充电”的游戏。
如果有谁精神不济,另一个人只要把两只手往他胳肢窝下面一插,这个人就必须像通了电似的,立刻打起精神。
晚了两个月后,《大生活》在成都开机
《大生活》剧组最初定在2008年5月18日开机,导演黄力加早就买好了5月14日飞成都的机票。
正当大家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5.12”大地震。
成都正处震中。
此时此刻,大家无暇他顾,震区灾情成为他们唯一关注的事情。
那时,赵涛正和电影《二十四城》剧组一起在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节,她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都是,不愿意相信。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发短信,不停地问: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
两个月以后,灾情渐渐平稳。
剧组主创决定,还是去成都拍摄。
黄力加说:
“当时也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换地方,比如去昆明或者哪里。
但最后我还是坚持去成都,主要原因是成都的风貌、周围群众的语言特色、阶段性演员的特点,在其它地方不好解决。
”黄力加心里唯一没底的,是不知道地震到底给成都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不知道当地人是否有接待一个剧组实际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通过和成都当地工作人员不间断的联络,那边传来的消息,让剧组很鼓舞。
黄力加说:
“那时成都人民的心态,已经恢复的很好了。
成都人爱打麻将,因为地震放假了,他们开玩笑说,就是换地方打麻将嘛。
以前在家里打,现在在帐篷里打。
问他们要是还有余震怎么办?
他们说,麻将立不住那就改打扑克嘛。
当然这是玩笑话,但正是这种心态,鼓舞和感染了我们。
”
7月20日,《大生活》终于在成都开机。
拍摄时,意想不到的各种困难接踵而至。
如果按照原来的时间表,这时候剧组应该已经杀青了。
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在成都一年最热的时间当中,顶着酷暑拍戏。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很多工作人员一直汗流浃背,他们的衣服几乎就没有干过。
成都宽巷是电视剧的主场景之一,宽巷夏天的蚊子几乎和宽巷一样有名,它们让剧组人吃尽了苦头。
还有恶劣的天气。
有一个晚上,电闪雷鸣,狂风暴雨。
胆大的人看天上,能看见闪电一个叠着一个走,没完没了。
那种感觉,就好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
事后有消息说,那天晚上是成都有记录以来,雷电闪烁次数最多的一个晚上,总共有两万多次!
当然,最让人心惊胆战的,还是余震。
剧组遇到了好几次余震,其中最强烈的一次,那时剧组在一栋别墅里拍戏,整座房子都在剧烈地摇晃。
赵涛正躺在床上打盹,突然感觉有人在身下拱她,醒来才发现,原来是床在摇晃。
那时剧组的主创都还在屋子里,大家没慌,没有谁大喊大叫,只是静静地看着灯晃来晃去。
余震平息以后,大家没事人似的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赵涛说:
“无论谁身处其中,都会不自觉地被这种精神所影响。
”
习惯了以后,他们也像当地人一样,开起了地震的玩笑。
张国立说:
“我要在床头摆上饼干和矿泉水。
”余人笑他:
“你还忘了样东西,就是剧本。
到时吃着饼干就着矿泉水,还能得空研究研究剧本,一点没耽误。
”
四川人像麻辣烫
在成都的拍戏经历,让导演黄力加更加坚信,自己当初决定用小说名《大生活》来作为剧名,是非常明智的。
改编剧本的时候,曾有人提议改名,比如叫《四川好人》什么的。
黄力加坚持用《大生活》,他的看法是:
一般没有人用大和小去形容生活,最多说“小日子”。
小说作者用这个名字,是有深意的。
它表明了主人公对生活的态度,尽管地位比较卑微,工作很不起眼,过的是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小日子,但在他的眼里,这就是“大生活”!
就像剧中柳东常说的:
“波澜壮阔、绚烂多彩的大生活!
”它渗透了剧中人物以及作者对于生活乐观、积极,勇于面对艰难困惑的积极精神,同时透着点自嘲。
当地有一种看法,成都的地质结构比较特殊,城市及周边有相对松软的地质层。
地震时,这层松软的地质层起到了减震的作用。
所以虽然它离汶川等地不远,但震后损失比起来却不是很大。
黄力加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成都人在心理上的‘减震带’,也许就和这种地质结构有关。
不管多大的事情在他们那里都可以得到化解。
我也琢磨过成都人心态的形成。
四川是巴山蜀水、天府之国。
老天爷很养人,在那个地方不用付出多少劳动,你就可以活得很好。
在这种优哉游哉的心态基础之上,他们有了豁达,有了隐忍。
剧中有句台词,‘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这条路走不通,还有千百条路供我走。
困难我弄不了,我干脆绕过去。
这是很鲜明的特点,也可能有负面作用。
张国立有个比喻形容四川人的生活和心态,挺形象,说像麻辣烫,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都是油;撇开以后,沸腾的东西都在下面。
”
《大生活》实景拍摄,剧组里本来也有不少本地人,所以大家就慢慢熟悉了成都人特有的表达方式。
他们对剧组很好奇,但决不会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围起来看个没完没了。
他们对张国立最热情,只要有他的戏,就会有人过来打招呼。
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别:
“张国立,你个龟儿子发了哦。
”张国立听了非但不生气,还会哈哈大笑。
他知道他们这是把他当作了一个很久没回来的老乡。
所谓“发了”,既有“发财、发达”的意思,也有“比以前有出息了”的意思。
于是他就会笑呵呵地用标准成都话回答:
“托大家的福,发了发了。
”
面对成都,黄力加常会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创作激情。
为了拍出成都独特的美,他常常殚精竭虑。
“比如在宽巷的拍摄过程中,开始为了架灯,搭了俯瞰台。
即将拆迁的一个种满竹子的小院子,这是柳东的家,也是我们的主场景。
当拍俯瞰的空镜头的时候,我让摄影师把机器往上摇,摇到远处林立的高楼。
我很喜欢这个镜头,觉得有寓意。
一边是现代化的都市,一边是生活在底层的人民。
”
黄力加和外联、摄影,还有执行导演,走遍了府南河两岸的制高点,只为选取最佳的拍摄角度。
他们会为一个镜头,等上半天的时间。
只因他们觉得,当楼群的灯光都亮起来,同时天还没有完全黑的那一刹那,是成都最美的时刻。
《大生活》在成都播出以后,黄力加听说,很多成都的观众都会顺着剧情发展去找故事发生的场所。
他觉得很高兴,很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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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辛加坡冯湄苏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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