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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密社会的来临及其挑战
“过密社会”的来临及其挑战
——以日本东京为例
田毅鹏
2012-7-2316:
09:
58 来源:
《江海学刊》(南京)2010年2期第123~131页
【内容提要】自人类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便开始面临过密化。
而由过密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问题群”,表现为人口过密、企业过密、交通阻滞、社会划一化、社区归属感弱化、城市都心衰落、郊区过疏化等,使现代城市面临根本的挑战。
过密问题的实质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空间重组”,是人类在工业文明、现代性背景下的“空间生产”,每一个选择了现代化、城市化道路的民族都不可避免,只不过因具体国情不同而其表现形态有所差异。
为此,我们应超越“作为问题的过密”,而对“过密社会”展开系统研究,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过密问题/过密社会/过密对策/城市活力
【英文标题】TheComingof"OverCrowedSociety"andItsChallenges:
TakingTokyoinJapanasanExample
【作者简介】田毅鹏,1963年生,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过密问题”到“过密社会”
自人类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开启城市化进程以来,便开始面临“过密问题”。
在这里,所谓“过密”,实际上是相对于“适密”而言的。
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适当的人口密度是城市社会所必需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
适当的高密度恰恰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质。
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将城市定义为相对永久性的和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
世界公认的当代城市研究和规划大师简·雅各布斯也特别强调“密度”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她在那部名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名著中,专设“密度之需要”一节,强调指出:
对于城市来说“人流的密度必须达到足够高的程度,不管这些人是以什么目的来到这里,其中包括本地居民”①。
在她看来,如果说“都市过密”会导致城市问题发生的话,那么,都市人口密度不足则往往会导致城市发展停滞甚至走向衰败。
在这一意义上,城市一般被定义为一个人口众多、密集且成分复杂的居住区域。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过密研究”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研究取向:
其一是“问题取向”的过密研究,即将“过密”看作是城市化进程中衍生的一个严重问题。
如日本学者森冈清美等在《新社会学辞典》中,结合日本情况,以“问题取向”给“过密”现象下定义,认为过密是指“在住宅和城市等被限定的空间内,因人类大量集中而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但在判断某地区是否存在过密现象时,又因其文化背景、生活样式、地理条件、技术水准等存在巨大差异。
作为城市问题的过密现象,往往发生于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城市急剧、过度的集中进程中,主要表现为生活条件的恶化和各种城市功能的低下。
具体言之,过密问题主要包括住宅不足和过密居住,学校和城市下水系统、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整备滞后,道路和公共交通机关混乱,大气污染和噪音等公害,土地利用形态混乱等众多问题。
”②很显然,在上述观点看来,城市的理想状态应是“适密”。
其二是社会形态论意义上的过密研究,可称之为“过密社会论”,即将过密现象作为一种总体性、趋向性的社会现象来看待,认为过密现象不仅是一种问题的存在,也是一种实体性的、常态性的现象,它代表了一种社会发展的新趋向。
1965年,日本学者加藤秀俊在《中央公论》上发表《高密度社会探究》一文,率先提出“高密度社会”概念,将过密现象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总体性问题提出来并展开研讨,他认为我们“不仅要注意技术进步给日本带来的‘物理空间’的变化,而且更应注意‘社会高密度化’带来的影响”③。
比较上述两种研究取向,我们会发现:
第一,“问题取向”的过密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过密现象本身以及由过密而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过密对策来减缓甚至解决过密问题。
在这一研究取向下,人们固然要注意分析过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其分析所蕴涵的多是一种“对策观念”,潜在的涵义是:
只要提出一套对策体系,过密问题便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甚至得到解决。
因此难免堕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
与问题取向不同,“高密度社会论”不是将“过密现象”简单地视为一个临时性问题,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现代社会形态看待,它标志着现代化背景下人类生存形态的根本性变化。
在这种观点看来,过密现象虽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城市问题,但却强调我们的认识不能止于“问题意识”。
因为“问题”研究视角的潜在意义是“对策性”的,即只要我们寻找到解决过密问题的对策,问题似乎便迎刃而解了。
而如果将“过密问题”提升到“过密社会”的高度来看待,便必须将其视作一个总体性社会问题。
第二,“问题取向”的过密问题研究大多只关注人口过密现象,但实际上,作为日本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复杂问题,“过密”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单纯的人口迁徙现象,而应注意在人口迁徙背后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方面,发现更为深刻的东西。
围绕着过密现象,人们无论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都需对过密现象产生的社会内在机理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第三,“过密”与“过大”的区别。
在理解“过密”概念时,我们有必要对“过密”和“过大”这对概念进行辨析。
日本学者野侣田芳成认为“前者是密度问题,也就是‘容器’和‘装在里面的东西’之间的平衡问题。
后者则意味着超过了适当规模的城市状态。
东京到底是过密还是过大?
根据上述判断,城市政策会存在着微妙的差异”④。
伊藤善市也对“过密”与“过大”进行了认真辨析,他认为:
“过大城市和过密城市虽然存在着密切关联,但其意义却是不同的。
过大城市是指超过了一定规模(适当规模)的城市规模状态。
主张抑制城市膨胀、发展者往往愿意使用这一词汇。
与之相反,过密城市一般是指‘容器’和‘装在里面的东西’之间的相对平衡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二者之间失去了平衡,就会出现如交通阻塞、住宅难、大气污染等现象,这种过密状态往往意味着人类的企业活动和社会生活都陷入难以言状的困难状态。
”⑤由此可知,“过大城市论是以城市适当的规模为前提的,而过密城市论则是以‘容器’和‘装在里面的东西’应有的平衡为前提。
但测量适当规模的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作为复数而存在的”⑥。
“过密问题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失衡问题,随着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其过密意识和公害意识也愈加强烈。
我们必须对上述心理给予密切的关注。
”⑦
在这里,日本学界对“过大”和“过密”的区别虽然很有意义,但如果我们将分析问题的目光聚焦于东京,就会发现,在东京似乎同时存在“过大”和“过密”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过大”使“过密”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而“过密”则使城市走上无尽头的“空间过大”的扩张道路。
“过密社会”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
研究“过密社会”,首先应该明晰其生成的内在逻辑,即揭示现代社会何以必然走向“过密”。
在日本走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其“过密社会论”是在“东京一极集中”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通过“东京一极集中”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过密社会”生成的内在逻辑。
(一)市场力量在城市过密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M·胡佛认为:
自然资源的优势、集中经济、交通运输成本乃区域经济学的三个基石。
这三个基石可分别称为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产品与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
⑧上述三个因素决定了区域经济集中化的总体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伴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产业集聚、人口集中等超强的“集中过程”,实际上构成了现代社会一个最为重要的特质。
虽然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把握现代社会,但以下的特质是不可缺少的,即流动化、多样化、成熟化、情报化,这四者之间密切联系,不可分割。
日本国家土地局的一项调查发现:
“在其总部设于东京的被调查公司中,有56.3%主要是为了便于筹资和进行金融投资;有45%是需要有一个中心区位以便监督通常处于分散地区的分公司和工厂;有41.7%是为了便于市场营销;有36.4%是为了从商业机构获取信息;还有31.8%是为了从行政机构获取信息。
由此可知,尽管东京的土地、薪水及其他成本都很高,但把公司总部设于此,除了便于筹集资本、投资等金融需求外,解决有关信息资源问题,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⑨日本十大商社中的住友、三和等关系日本经济命脉的大公司原将本部设于大阪,但近年来却纷纷将其决策机构迁往东京。
很显然,这大大推进了东京一极集中的进程。
(二)作为东京集中化发展的国土偏极化倾向,与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现代化的整体战略有着密切关联
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现代性”和“民族性”之间往往存在着激烈的紧张关系。
“为争取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斗争(以及二者之间的斗争)往往发生在城市中。
在任何社会里,城市都是现代化的中心……一个民族要想现代化,城市必须走在前头。
”⑩因此,在理解城市过密问题时,我们不要将其简单地视为20世纪晚期的现象,而要注意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其发生的过程,破解其发生逻辑。
如日本学者矢田俊文即认为:
“明治维新以来幕藩体制的崩溃以及强有力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是东京走向一极集中发展的远因。
在这一意义上,东京走向一极构造已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
今日所说的东京一极化发展并未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11)日本历史上具有久远的“中央上位”思想,此种思想不仅表现为中央在军事、政治上的权威和优越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压倒的优势。
“这种由‘都’而发出的文化之波,影响于国民意识,确立了中央优越的思想。
对都文化,进而对都人产生了强烈的崇拜。
对都这一地理空间也产生一种崇敬感。
在日本历史上,早在奈良、平安朝即对都人的支配阶级地位表示承认。
”(12)不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日本实际上同时也是一个拥有较强地方主义传统的国家,明治维新前的幕藩体制不仅使日本地方保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使地方经济得以形成相对独立的自我循环系统。
这使得在第一轮过密化浪潮中,虽然人口大量集中于城市,但并未形成“东京一极集中”的格局。
但由于日本现代国土形成是在中央集权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日本的城市发展主要是在国家主义的理念下进行运营的。
因此,作为其结果,国民的“首都意识”极强,对中央权力的优越性认同较强。
(13)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美国当代著名的城市研究专家萨森认为,“在过去三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塑造东京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14)。
与日本相同,在亚洲“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亦多将城市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手段,故出现了众多的超大型城市。
尽管东京圈在不断扩大,但其空间总是会迅速地被新积聚起来的人群所填充而呈现出一种饱和状态。
人们对东京的强烈的憧憬转化为一种住在东京的优越感,企业本部不在东京便不是一流企业。
个人不住在东京,当然也不是一流人才。
由此,即便多付出几倍的代价,也希望住在东京。
当整个日本列岛为上述气氛所左右的时候,东京的过密和过大便很自然地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三)从时间上看,战后日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过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复杂变化
1.战前日本的特殊性变化
战后日本虽然较早意识到过密问题,并对大都市的人口增长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但从总体上看,大都市的人口增长仍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
这从东京城市长时段的“膨胀史”中即可略见一斑。
据日本学者伊藤善市统计,天正十八年(1590),德川家康入府江户时,当时的江户不过是一“寒村”,但到宽文元年(1661),江户人口已达30万人。
到亨保六年(1721),已成长为130万人(町人50万、武家50万、僧侣神官约30万)的大都市。
当时欧洲大城市的人口分别是:
伦敦70万弱、巴黎50万弱。
就人口数量而言,东京此时已堪称是世界级的大都市了。
明治十三年(1880),东京人口仅有96万人,20年后的明治三十三年(1900),倍增至191万人,又20年后的大正九年(1920),增至370万。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到昭和十五年(1940),达到740万,超过全国人口的10%。
同年的美国纽约人口总数为790万,列世界第一位,可见当时东京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城市。
(15)
2.战后初期城市过密与乡村过疏的对立
在战后初期日本发展的历程中,过密问题是与过疏问题相伴而生的,是城乡问题在不同地域空间的不同表现。
在战后初期发生的“过密”和“过疏”现象中,主要是指“城市过密”与边远农村、山村、渔村的“过疏”。
当时的过密问题可以在“城市—乡村”的范式和框架内加以理解。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和大流动,大量人口举家离村,进入城市,遂导致城市和农村同时出现了所谓“过密”和“过疏”问题。
在一般意义上讲,所谓“过疏问题”,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和农家户数发生急剧大量外流,导致其地域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发生各种障碍,使地域生产规模缩小,生活发生困难,最终导致村落社会自身崩坏。
也就是说,过疏是作为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村落社会的解体过程而存在的。
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得过疏成为困扰日本农村尤其是山村地域的一个严重而深刻的问题。
在上述意义上,日本的城市过密实际上是相对于乡村过疏而存在的。
3.“东京一极集中”与“新过密问题”的发生
第三阶段到来的标志是“新过密问题”的发生。
所谓“新过密问题”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过密现象的最新变化。
这里所说的“新过密—过疏”,并非指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地域变化,而是包括了“城市过密社会”和“城市过疏社会”的含义。
新过密化最大的特点是东京圈的一极集中化(16),即从昭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日本出现了“国土东京偏极化”的发展趋向,大量人口流入东京。
“与昭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不同,此次大阪、名古屋圈相对比例有所降低,呈现出东京一极集中的样态。
如果说昭和三四十年代是‘三大都市圈对地方圈’的构图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东京对非东京’。
一边是繁荣的东京,另一边则是不景气的地方。
”(17)
与东京的繁盛一时相比,地方城市则因“过疏状态”而陷于衰退境地,出现了“繁荣的东京和陷于不景气的地方”(18)。
在这一意义上,“新过密”几乎成为东京一极集中发展的同义语。
日本学者矢田俊文曾对“东京一极集中”一词的本义进行探寻,认为“东京集中一词被学界广泛使用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
因此,‘东京一极集中’问题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19)。
“在昭和三十年代前半期,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人口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集中。
后来随着经济增长的平缓,流入三大都市圈的人口逐渐减少,而人口向地方圈的流动则格外引人注目。
但是,自昭和五十年代后期以降,由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及就业机会由制造业向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转变而发生变化。
其结果是人口移动从地方向东京圈的纯流入再次开始增加。
另外,大阪圈的人口连续出现转出超过转入的现象。
由此,与30年代不同,东京圈的人口增加最为显著……迄今为止的‘大都市对地方’的格局变为‘东京对其他’的新构图。
”(20)过密社会成为人类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生存模式。
“过密社会”之衍生问题及其对策
从问题视角切入,我们发现,由过密社会而衍生出的问题,其表现形态极为复杂,它与现代社会的众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诸多“变态”,积淀为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
由过密化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是单数问题,而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问题群”。
一般说来,主要表现为城市市民居住空间狭小、城市交通拥挤、社会划一化、社区归属感弱化、城市都心衰落、郊区过疏化等方面。
(一)人口过密
到20世纪晚期,日本东京的人口过密问题日益明显。
“以东京为中心,由神奈川、千叶、崎玉一都三县构成的东京圈虽然仅占国土全部面积的3.6%,但人口却大约有3000万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且,近年来,以服务经济化、国际化、情报化的推进为背景,企业的中枢管理机能集中在东京。
尤其是需求各种情报的金融、保险业以及与情报相关联的服务业都集中在东京中心,特别是千代田、中央、港区三个都城的中心部位。
加之,以金融业为中心的外资系企业大量进入东京,更加快了东京走向集中化的步伐。
”(21)
人口过密问题往往集中表现在都心地区,形成“都心问题”。
所谓都心问题,主要是与大都市心脏部位(CBD)相关联的问题群的总称。
在东京都心,城市所应具有的功能已基本消失。
作为商务和行政管理机构的都心逐步扩大,而作为居住地、生活地的城市功能则日渐萎缩。
夜间人口减少、高龄化、日常生活维持困难、町的界限消失、居民组织与近邻的社会连接几乎荡然无存,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
都心是都市现代性的最典型代表。
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前近代共同体型的都市性和近现代的大众社会型的都市性,都是与村落性相对的。
共同体型的都市性主要以高雅的宫殿、城郭、寺庙神社为中心,与卑俗的商工住区结合在一起,其空间构造是典型的“圣”与“俗”的结合。
而都市性则是建立在城市对乡村支配的基础之上,超越圣性而成为核心。
柳田国男所说的“都鄙的感觉”就是建立在城市对乡村的支配的基础上的。
概括起来说,都市性在价值层面上主要表现为“自由与放纵”、“美与快乐”、“富与饱和”、“力与优越”等。
在这一意义上,“都心”堪称是都市性的典型代表。
(22)但是,在最能彰显都市现代性的都心地域,受地价上涨、社会环境恶化、城市社会功能弱化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由“过密”到“过疏”这一更为复杂的变化,学术界一般把城市都心地区发生的过疏化称为“道纳斯化”现象。
一般说来,所谓“道纳斯化”现象,主要是指都心地域常住人口减少的现象。
在都心地域白天劳动者众多,到夜间,因劳动者回到郊外居住而人口骤然减少。
此种现象在东京都心表现得最为明显。
都心人口减少的原因主要包括地价飞涨、都心地区生活环境恶化等因素。
1990年前后,东京千代田区的人口锐减。
由于学龄儿童的减少,导致此地区的中小学学生生源大幅度减少,使得一些中小学不得不走向合并。
同时,都心人口减少还直接导致购买力的下降,都心商店纷纷倒闭,使得居住在都心的居民苦不堪言,这些成为东京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也构成了城市都心地域过密化进程中最为复杂的变化。
(二)企业过密
作为经济的中枢管理机构的公司本部,大多集中在东京地域内。
以平成四年的数据为例,在上市的企业中,其本部设于三大都市圈的情况是:
东京圈占56.2%、名古屋圈占7.7%,大阪圈占24.4%。
可见,三大都市圈云集了股份公司本部中的绝大部分。
(23)同时,金融功能也呈现出东京集中趋势。
以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扩展为背景,东京成为与纽约、伦敦相匹敌的国际金融中心。
与之相伴随,众多的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东京。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金融机构八成弱都集中在东京,尤其集中在千代田区域。
(三)智力过密与文化划一化
都市过密与“文化划一化”。
超大型城市发展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将绝大多数的文化资源积聚到大都市里,这虽然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文化生产的效率,但往往也会因文化资源过度集中而导致学术垄断,进而出现文化的刻板划一的发展倾向。
很多学者敏锐地发现,从文化生产的角度看,“东京的一极集中”将导致“文化的全国划一化和创造力的低下”,“东京一极集中必然导致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衰退,从而导致全国文化的划一”(24)。
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就城市文化生产的体制而言,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文化精英过度集中于东京,导致“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居于强势地位”,往往会对民族的创造力和批判精神产生压抑。
东京一极集中直接导致地方特色文化的衰退,导致文化的全国划一化;第二,作为文化生产的主体——知识精英辐辏于京师,导致地方人才匮乏;第三,“东京一极集中”现象还导致地方大学的衰落,从而使地方社会文化缺乏必要的源泉。
“诚然,过去东京即云集了众多的求学青年学子。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不同,近来的学子来东京上学,其更主要的目的是进入东京,享受四年充满魅力的东京生活。
在这一风气主导下,地方大学日渐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25)
面对过密社会的诸多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先后推出的“过密对策”主要包括:
“第一是抑制产业及人口无秩序地流入大城市;第二是促进城市功能向地方分散;第三是促进地方开发。
特别是第三方面,要对过密地域与开发地域之间的交通、通讯等方面进行整备,给立足于地方的企业以优厚的待遇。
对地方大学进行适当的扩充和整顿。
”(26)有的学者还提出建立起“多极分散型国土战略”,但实际上这也是难以实现的理想模式,因为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既然资源多集中在首都,那么,“地方的公司稍微有一点成就,便开始筹划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东京。
支撑这种公司本部云集东京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集权型的政治构造”(27)。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过密对策主要包括:
(一)办事处对策
据统计,“1974年有279家外资公司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其中150家是非制造业公司。
到1984年为止,日本的外资公司数量达到2256个,其中大约63%在东京中心区设有办事处,22%在东京23个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地方设有办事处。
只有15.6%的办事处设在东京以外的地区”(28)。
遂导致东京出现严重的办事处集中现象。
从1973年前后开始,日本成立了“首都圈过密对策研究会”,参照英国的许可方式和法国的赋课金方式,草拟办事处规制:
一是关于城市规划规制办事处的建立;二是固定资产的适当征税。
所谓“许可方式”,是指在一定地域新增设办事处或变更用途,或试图扩大办事处规模时,需得到行政厅的许可,这可称为直接规制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东京城市中心的三个地区除非是关涉公益不得不做的项目外,原则上予以禁止。
所谓赋课金方式,主要有以下两个做法:
一是为抑制办事处的无序增加,对办事处增加面积的部分课以一定的赋课金;二是对既存的办事处也课以赋课金。
(29)
(二)迁都对策
主张迁都的学者曾提出许多观点,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迁都论”、“分都论”、“扩都论”、“展都论”、“改都论”、“重都论”、“还都论”等。
作为解决过密问题的主要对策,迁都虽早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被提到日程上来,但其实施却远非易事。
有调查数据显示,很多民众对那种大兴土木式的迁都表示谨慎,而主张将首都功能适当向地方分解的观点则日益增多。
“据东京都民银行以东京都内和东京近县的经营者为对象所进行的有关迁都的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最好稍微向地方分散一些’的占全体接受问卷调查者的60.2%;回答‘希望迁都者’仅占5.4%;主张将首都功能的一部分转移的占3.7%;向东京近县转移功能的占26.6%;主张东京再开发的占20.3%。
”(30)
与论调日渐缓和的迁都论不同,反对迁都者的观点似乎更具系统性。
反对迁都者的主张主要包括:
“
(1)东京是近代以来日本走向繁荣的引导者,在国内外已经确立了首都的形象,如果将首都迁往他处,将对国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在未发生战乱及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实施迁都,在付出巨额经费的同时,整个迁都过程将旷日持久,势必对国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3)在中央集权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实行迁都,迁都后将出现新的集中现象;(4)地价高涨并非仅仅因为建都东京;(5)作为迁都重要论据之一的地震的危险在整个日本都存在。
”(31)有的观点还认为,通过迁都手段将东京的政治中心功能分离出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过密问题,因为在迁都过程中真正能够实现移动的“实际上仅有56万人左右,不足首都圈3256万人中的2%,无助于首都圈过密问题之解决,同时,迁都从来就是大兴土木的事情,其过程极易发生腐败问题”(32)。
(三)“职住合一”
鉴于“职住分离”背景下东京市民将大量时间用于通勤、苦不堪言的现状,“以至于东京政府颁布一条法令,新建办公楼宇必须兼备住宅的设施”(33)。
但这种“职住合一”的模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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