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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回顾与评估
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回顾与评估
苏振兴
【英文标题】ReviewandEvaluationoftheEconomicReformsinLatinAmericanCountries
【作者简介】苏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
(北京100007)
【内容提要】 拉美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改革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
文章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流行的国内国际背景,回顾了这场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和过程,对改革的成效和问题作了总体的评估。
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宏观经济政策与改革举措之间的互不协调、贸易自由化与提高产业竞争力之间的脱节、利用外资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社会发展问题被严重忽视、国家与市场关系处理不当等5个方面,对这场经济改革的主要失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作者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已经出现了“由盛转衰”的变化,拉美国家也由此而进入一个对前期改革进行深刻反思、对发展道路进行重新探索的新阶段。
【关键词】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回顾/评估
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少数国家的“实验”到90年代在地区范围内全面铺开,前后经历了20多年。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一批左翼政府的上台,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已风光不再,处于“退潮”之势。
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也由此转入一个反思和政策调整的新阶段。
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们对拉美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进行一番回顾与评估,或许有助于加深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30年来所坚持的正确方向的认识,有助于加深对国际环境复杂性的理解,有助于更好地总结以往的经验,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一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流行的三大背景
第一,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衰落。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导致拉美长达60年初级产品出口繁荣阶段的结束,也催生了建立独立民族经济的思想。
一些国家开始探索由国内生产逐步代替部分进口制成品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早期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
50年代初,拉美结构学派对上述模式进行了理论概括,将这一模式向整个地区推广,推动了战后拉美的工业化浪潮和经济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所固有的一些结构性制约因素也逐渐加剧。
例如,国内市场狭小限制了工业的发展潜力;高保护政策使本国制成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工业化进程全靠初级产品出口创汇来支撑,等等。
到1973年爆发国际石油危机时,拉美非工业部门的外贸盈余已不足以抵消工业部门的外贸赤字。
①这就意味着拉美国家已经出现了“结构性发展危机”。
60年代没有像亚洲“四小龙”那样适时地转入外向发展,拉美国家已经错过了一次调整发展模式的历史机遇;70年代在已经出现结构性发展危机的情况下,它们又转向“负债增长”的模式,继续在内向发展模式下徘徊;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实际上是这场生成已久的结构性发展危机的总爆发,迫使拉美国家不得不在逆境中转换发展模式。
拉美结构主义思想也因此被“边缘化”,为新自由主义“闯入”提供了契机。
第二,政治形势的大反复。
战后年代,拉美地区民族民主运动高涨。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13个国家获得民族独立。
民众的社会抗议浪潮蓬勃发展。
左翼政府在一些国家上台并实行民主变革,其中以1970年上台的阿连德政府在智利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革最为激进。
在意识形态领域,“游击中心论”、解放神学等相继问世。
在发展理论方面,50年代形成的拉美结构主义具有“经济民族主义色彩”,而60年代出现的依附论则提出了选择社会主义前途的论断。
拉美国家依然强大的右翼保守势力不能容忍战后出现的这股变革潮流。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也把这股变革潮流归咎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渗透”和“颠覆”。
1964年巴西军人推翻古拉特左翼政府,是国内外右翼势力反扑的重要标志。
其后,右翼军事政变在其他拉美国家接连发生。
这批军政府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是依靠军事独裁对左翼势力进行镇压,二是启用文职技术官僚治理经济。
巴西军政府虽然取得了1968~1973年期间的“经济奇迹”,但终究没有缓解国内的社会冲突。
60年代美国在拉美地区推行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也未能实现扭转拉美局势的目标。
1973年智利的右翼军事政变是得到美国支持的。
智利军政府启动的经济改革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公开谴责阿连德政府“企图把智利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极权国家”,改革的宗旨就是要使智利由“极权主义”转向“自由主义”。
乌拉圭(1974年)和阿根廷(1976年)军政府启动的经济改革追求与智利同样的政治目标。
因此,3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新自由主义。
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登堂入室”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政治上右转是分不开的。
第三,债务危机与两极冷战格局的结束。
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后,由于国际私人资本来源中断,拉美国家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这两家机构都极力主张以扩大开放和放松管制为中心的结构调整。
里根、撒切尔夫人等西方国家保守派领导人也在国内倡导类似政策。
西方债权国则把拉美国家是否实行这类政策作为缓解还债压力的条件。
一时间,新自由主义的舆论宣传在拉美地区甚嚣尘上,甚至把东亚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归结为自由开放和政府对经济不加管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取得了主导地位。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两极冷战格局结束。
伴随这一变化,拉美地区出现了三个重大事件。
其一,1989年,西方国家推出第四个债务战略——“布雷迪计划”,允许拉美国家与国际债权人俱乐部进行减免债务和重新安排债务的谈判,谁推行新自由主义得力,谁就能优先获得谈判机会。
其二,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台。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正式形成“华盛顿共识”10项政策工具的那次会议,就是以讨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作为中心议题的。
其三,1990年6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发表“美洲倡议”。
布什在为拉美“民主潮流的高涨”感到兴奋的同时,高度赞扬拉美国家“正在抛弃阻碍经济发展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现在正在增强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帮助西半球实现尚未利用的前进的潜力”,并强调“美洲倡议”的目标就是要使美洲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民主的半球”。
②上述三大事件成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流行的强大助推器。
在拉美国家的许多当权者看来,实行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改革已经成为应对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二 改革的基本内容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改革在拉美经历了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
70年代中期,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率先启动改革,但后两国的改革很快陷入停顿;80年代中期,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等国开始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在地区范围内全面铺开。
在此过程中,1982年债务危机发生后还有一个“应急性”调整阶段。
面对拉美债务危机,西方债权国迅速达成共识:
不向拉美国家提供新贷款,不接受“以发展促还债”的建议,要求拉美债务国实行“应急性”调整。
拉美国家采取的主要调整措施包括大力促进出口,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可出口的初级产品生产;大力压缩进口;冻结工资,限制消费,等等,虽然取得了一定数量的外贸盈余来缓解对外支付困境,但造成了拉美发展史上“失去的10年”。
其中,制造业成了重点牺牲对象,整个80年代拉美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仅为0.1%,工业部门因此失去了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财政的巨额赤字导致货币迅速扩张,加上供给不足引起物价大涨,通货恶性膨胀,从而使改革的宏观环境进一步恶化。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
取消管制,让私人部门发挥主导作用,以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对外开放,让国际竞争促进效率,并扩大资金与技术来源;发挥比较优势,增加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因此,尽管各国启动改革有先后之分,改革力度有大小之别,但改革内容却基本相同。
1.贸易自由化。
高保护政策和国家广泛干预经济被认为是拉美国家内向发展模式的两大支柱性政策,因此,贸易自由化成为摒弃这种模式的一项重大改革:
据美洲开发银行研究,拉美国家贸易自由化改革主要发生在1985~1995年期间,其中大多数国家是在1989~1995年。
改革内容包括取消配额,降低关税,简化税种,等等。
这些国家通常是在2~3年内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的。
整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进展是:
“在10年时间内,平均关税税率已经从44.6%降至13.1%,最高税率由83.7%降至41%。
”“非关税限制所涉及的商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3.8%下降到11.4%。
”③
2.国内金融改革。
根据美洲开发银行90年代中期对26个拉美国家的统计,尽管各国改革的规模存在差别,但很少或没有进行这项改革的只有2~3个小国。
改革者认为,存贷款利率由政府确定、过高的储备金要求、商业银行信贷按政府行政命令分配、国有银行信贷占信贷总额比重过大等问题造成了“金融压抑”。
改革内容包括:
让市场自由决定利率,降低储备金要求,限制或取消信贷分配,将国有银行关闭或私有化,强化对银行机构和资本市场的监管,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等等。
经过改革,有23个国家全部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由市场决定,19个国家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是自由浮动的。
④不过,拉美金融改革过程多半是金融自由化在前,加强金融监管与增强央行独立性在后,这成为9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发生银行危机的重要原因。
3.开放资本项目。
改革者认为,资本管制是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压抑的补充方式,导致外币兑换出现黑市,引发寻租行为,并堵塞了本地企业获取外国资金、技术和进入外国市场的途径。
改革主要是取消外汇管制,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各种资本流入的限制。
拉美国家的突出之处是在经济改革前期就普遍开放了资本账户。
因此,在90年代前半期,包括短期投机资本在内的大量外资涌入拉美市场,迫使一些拉美国家不得不重新采取管制措施。
4.私有化。
国有企业私有化被认为是减少国家干预的主要途径。
1990~1999年,拉美地区私有化收入1770亿美元,占同期全部发展中国家私有化总收入的56%。
⑤按年均私有化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拉美为0.89%,远远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0.46%的平均数。
⑥私有化方式包括:
直接出售,公开上市,管理人员和雇员购买,建立合资企业,特许经营或租赁,等等。
巴西私有化数据(见表1)表明,1991~2000年期间,出售资产736亿美元,转移债务180亿美元,两项合计916亿美元。
巴西并不是拉美私有化最激进的国家,其私有化收入之高是因为它是拉美规模最大的经济体。
私有化使拉美国家国有经济的实力大大削弱。
统计数据显示,按销售价格额排名的拉美5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由1990~1992年的149家增加到1998~1999年的230家,其销售额由占27.4%上升到43.0%,国有企业则由87家减少到64家,其销售额由占33.2%降至18.8%;同期,拉美制造业1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销售额由占53.2%增加到62.7%,国有企业则从占4.2%降至1.2%。
此外,1998~1999年,在拉美出口2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总额的43.2%,国有企业仅占24.1%。
⑦
5.税制改革。
拉美税制改革提出“追求中性化”、“简化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体制”、“降低公平的重要性”等目标。
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降低或取消进出口贸易税,降低个人与公司所得税,取消数百种对税收贡献不大的收税项目,增加增值税与营业税,等等。
从90年代前半期的情况看,改革以后,在拉美一些主要国家,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3项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在60%~80%之间;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提高。
6.其他改革。
前述5项改革在拉美具有普遍性,被称为“第一代改革”。
此外,还有所谓“第二代改革”,如养老金制度改革、劳工市场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等。
这些改革启动较晚,只局限于个别国家,改革进展程度也差异很大。
三 改革的成效
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究竟成效如何,一直是学术界争论很大的问题。
其中既包含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所持立场的不同,也有评价角度或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甚至还涉及作出评价时间的早晚。
例如,1997年前后,国外曾发表一批评估报告,当时因为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很快被克服,拉美经济还保持着较高增长率,这些报告对拉美经济改革都评价甚高,到90年代末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笔者认为,判断这样一场全面性经济改革的成效,涉及太多的复杂因素。
例如,人们往往以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主要依据,这是有道理的,但只看这一点也是不全面的。
还需要考虑体制与结构方面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并不一定都是立竿见影的。
又如,改革举措与宏观经济政策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二者之间关系又非常密切,特别是在改革的宏观环境并不有利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往往互不协调,因此,成效与问题往往相伴而生。
总之,一场成功的改革不等于就没有问题;出现很多问题的地方,也不等于改革就没有成效。
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成效之一是,实现了由长期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在拉美延续了40多年。
人们对这种体制下国家过度干预、资源配置不当、经济效益低下等弊端,以及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必要性,是有广泛共识的。
⑧在拉美经济改革中,新自由主义把国家主导型体制的弊端无限夸大,把市场经济也推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极端,从而给体制转换过程带来许多消极后果。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拉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正面效果,更不能无视它们为建立市场经济而进行的各种相关制度建设。
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成效之二是,实现了由高保护型的内向发展模式向开放型的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
无论从拉美国家改革前深陷发展危机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来看,发展模式的这种转换都是必要的。
没有经济开放,拉美国家很难走出债务危机的深渊,不可能迎来90年代外资流入、出口扩张等新的发展机遇,更不可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
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拉美国家市场开放过程中大批企业倒闭、金融危机频发等问题而否定其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成效之三是,降低了通货膨胀。
拉美地区通货膨胀率1990年曾高达4位数(1185.2%)。
1990年以来拉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大致如下:
1991~1994年,保持3位数并起伏不定,其中1993年反弹至876.6%;1995~1998年期间降至2位数;1999年首次降到1位数(9.7%),2002年曾一度反弹(12.2%),但其后持续下降,2006年达到4.8%的最低值。
⑨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们特别强调通货膨胀下降是改革的一大成就,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通货膨胀率下降与其说是改革的成效,不如说是实行特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成效。
而这些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与改革的举措互不协调的,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除上述成效之外,还有其他领域的一些进步或变化也不应忽视。
改革以来,拉美国家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据世界银行统计,同1982年相比,1998年拉美地区人均预期寿命由65岁提高到70岁,新生儿死亡率由41‰降为3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78‰降至38‰。
⑩在教育领域,发展教育是改变社会不公正现象的重要渠道的观点受到各国政府重视,教育投入普遍有所增加。
“到9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国家的初等教育总入学率均接近100%,初等教育以上的入学率也上升了。
”(11)许多国家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变革,例如,实行对国家开支的监控制度和公共部门报告制度,创建信用度较高的中央银行,建立资本市场,进行分权化改革,等等。
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经济增长业绩不佳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加剧。
一些学者在论及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指出:
“这一影响是令人失望的。
改革后的增长慢于该地区过去的增长,既慢于其他地区的增长,也不足以应对本地区的社会问题。
”(12)
关于拉美“改革前”与“改革后”经济增长的比较,分别有三种方法和三组数据。
一是将1961~1981年(改革前)和1981~2001年(改革后)进行比较,前一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5.5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6%,后一阶段分别为2.15%和0.34%。
二是将1961~1990年(改革前)和1991~2001年(改革后)进行比较,前一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4.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69%,后一阶段分别为3.05%和1.39%。
(13)这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
是将80年代这个“失去的1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0.9%)放在“改革前”还是放在“改革后”。
上述数据表明,如果把80年代放在改革后,那么,改革后的经济增长率仅及改革前的38%;如果把80年代放在改革前,那么,改革后的经济增长率也只及改革前的74%。
第三种方法是,80年代既不放在改革前,也不放在改革后,单拿1961~1981年与1991~2001年作比较,其结果是改革后的经济增长率只及改革前的55%。
就是说,不论用哪种方法进行比较,改革后的经济增长率都比改革前低得多。
有一些学者认为,拉美国家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主要是80年代债务危机造成的,与改革关系不大。
其主要论据是,拉美贫困发生率1980年为40.5%,1990年创48.3%的历史记录,而90年代这一比重总体是下降的。
笔者认为,80年代贫困发生率急剧上升固然主要是受债务危机的影响,但完全排除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负面冲击,恐怕也是背离客观事实的。
90年代贫困发生率虽有所降低,但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由1990年的2亿持续增加,至2003年达到2.266亿,净增2000多万。
就业方面,在劳动力总量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拉美城市公开失业率由90年代初的6%左右持续上升,1998~2004年保持在10%~11%的水平上;1990~1998年,拉美非正规部门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60%,反映出就业质量的普遍下降。
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对13个拉美国家的统计,用20%最低收入者与20%最高收入者各自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变化进行对比,90年代形势有所改善的只有3国,保持原状的1国,出现恶化的有9国。
此外,诸如国民经济运行中剧烈的起伏波动,对外资依赖程度的加深,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家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下降,等等,都是改革后拉美国家常见的现象。
四 几点评估意见
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突出特点可能就在于:
改革的力度不小,改革的成效不大,出现的问题却不少。
一些国外学者采用“改革指数”对拉美国家的改革进行量化研究,一般选择17~18个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将它们的五项主要改革(贸易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和税制改革)按其改革力度与进展进行量化,最低数值为0,最高为1,得出的“改革指数”都很高。
例如,莫勒等人1999年的研究表明,拉美贸易开放与金融自由化的指数都超过0.9,资本账户开放为0.85,私有化接近0.8,只有税制改革在0.55左右;综合指数(5个单项指数的简单平均数)超过0.8。
(14)这说明改革本身的力度和进展是很大的。
按照他们的推断,此种程度的改革对投资率、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都会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然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人们并未看到这种“积极影响”。
相反,拉美国家的投资率比债务危机以前还低;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地区经济在90年代前半期一度出现恢复性增长之后就一路下滑,一直延续到2003年;社会状况持续恶化。
改革力度与改革效果之间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原因何在?
下面,笔者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与改革举措之间互不协调。
90年代初,拉美面临着3~4位数的高通货膨胀,加上债务负担沉重,以及资本市场快速开放引起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增强,进一步加剧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经济改革便与稳定宏观经济的过程齐头并进。
各国普遍采用固定或准固定汇率制(汇率锚)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加上外资大量进入,导致本币大幅升值。
货币升值与快速的市场开放结合在一起,就出现双重负效应:
一是削弱了出口竞争力,使长期在高保护政策下成长起来的本国企业更难适应国际竞争,大批企业倒闭;二是流入的外资和国内信贷扩张主要被引向进口外国商品,进口增长要比出口增长快得多,贸易失衡不断加剧。
尽管后来汇率制度逐渐走向灵活化,但反通货膨胀仍是重点目标,其主要手段变为高利率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
实际上,高利率政策发挥了抑制通货膨胀和吸引短期资本两种功能。
1998年,拉美9个主要国家的实际利率水平是:
低于10%(9.6%)的2国;10%~20%之间的3国;20%~30%之间的3国;巴西为50.7%。
高利率严重抑制投资增长。
世界银行2000年的一项企业调查表明,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分别有73%、84%和71%的企业家认为,高利率是妨碍企业融资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15)这种状况与金融改革所要实现的消除“金融压抑”的目标南辕北辙。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减少公共赤字来配合反通货膨胀,重点是削减财政支出,而不是增加税收收入,因为拉美税制改革对增加财政收入作用不大。
紧缩性财政政策还与持续的偿债压力相关,因而这一政策就具有长期性与顺周期性两大特点,起了加剧经济衰退的作用。
正如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说:
“‘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各项政策使事情变得更糟。
几乎心无二用地专注于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
每当各国因收入下降而财政吃紧时,或因债务利率上升而支出增加时,就怂恿它们缩减开支或增税,这类轻率的顺周期财政政策加重了这些国家的衰退。
”(16)
第二,贸易自由化与提高产业竞争力之间脱节。
贸易自由化是拉美国家由内向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发展模式的关键性改革。
开放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如前所述,拉美国家通常都是在短短2—3年之内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的。
在市场快速开放的同时,拉美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却经历了诸多的曲折。
其一,债务危机发生后的“应急性”调整曾引起制造业部门的大衰退,使大批制造业企业陷入困境。
其二,市场急速开放导致的外来商品“雪崩式”的涌入,造成国内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倒闭。
其三,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又迫使相当一部分企业被边缘化或被迫转产。
经过上述过程,拉美国家基本实现了从进口替代阶段以“小而全”为特点的产业结构向“生产专门化”产业结构的转变,并形成了墨西哥及大多数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客户工业为主、南美洲国家以资源加工产业为主的两种新型产业结构,(17)以适应外向发展模式的要求。
这个调整过程既伴随着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和组织管理的改善,从而使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同时也对原有生产力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成为八九十年代经济衰退或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
拉美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以1985~1995年和1995~2000年这两个阶段进行比较,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3国在世界市场上处于需求上升的出口产品由227种降为89种,而处于需求下降的出口产品由109种增加到246种。
因此,作者认为:
“自由贸易对一国的发展是否有利,要看世界市场对该国输出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否在增加,还要看这些产品的生产在国内是否具有延伸产业链条和扩大就业的效应。
”(18)
关于拉美国家经济的竞争力问题,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大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跨国公司和本国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产业分工。
在拉美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大体可以归纳为4种不同的战略:
追求效率、获取原料、占领当地市场和进军服务业。
在追求效率方面,以跨国公司在墨西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汽车、电子和服装等产业的投资为代表。
因此,尽管墨西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客户工业带来了出口与就业增长,但这些产业只是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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