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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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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05月09日]2009/8/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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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大】【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符号学原理(1964年)
读书报告
“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
”
——苏姗·桑塔格①
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是以信息为中介的,“从信息科学的立场出发,传播无非是信息的传递或信息系统的运行”②,而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因此符号在交流传播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闻传播可以说是“符号的艺术”,因为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包括传递信息、宣传观点、表达情感都必须通过符号来实现,同时又在一定的符号中才能获得定型。
因此,符号学的研究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当代符号学研究方面,罗兰·巴尔特是为世人所熟知的。
他深得索绪尔学说的精髓,并且对其符号理论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
巴尔特的著作《符号学原理》则被誉为“索绪尔语言学简洁定义的最好阐释者,符号学研究上的教科书”,具有建构符号学理论的价值。
他的成就一方面来自于其新颖的符号学思想,而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利用符号学观点探讨了大量的社会现象,尤其是他对许多有关大众文化(如服装系统、饮食系统以及汽车、家具系统等)和大众传播问题的符号学进行了论述。
《符号学原理》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的符号学基本概念,同时清晰地梳理了符号学的主要理论,并将符号学原理按照结构语言学分为了四大类:
ⅰ.语言和言语;ⅱ.所指和能指;ⅲ.系统和组合段;ⅳ.直接意指(外延)和含蓄意指(内涵)(二元分类法)。
通读全篇后,我认为有如下几点与我们今天的交流传播学的学习有着紧密的联系。
1、关于语言结构的社会规约性与系统性。
巴尔特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是以语言的“多样性和杂乱性”为出发点的,从而提出了语言系统是“纯社会性对象”③——即人们进行交流所必须的规约系统,它与组成它的记号的质料无关。
“语言结构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个别人决不可能单独地创造它或改变它。
它基本上是一种集体性的契约,只要人们想进行语言交流,就必须完全受其支配。
此外,语言结构是自主性的,因此,人们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它”。
④
语言结构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要得以实现,就必须遵守(使用)共同的或相近的语言的法规——即语言结构。
因为语言的社会性部分已经形成了“集体性的契约”,个体的人要在集体中生存并获得发展,就必须利用这套“规约系统”,以实现自身与周围环境和其他个体间的交流互助,这样才能在使个人得到发展的同时,促进整个“集体”的进步。
语言结构的法规性又是与其系统性是相互联系的,“语言结构是一个由诸约定性的值项组成的系统,它抵制个别人所作的改变,所以是一种社会性的法规”⑤。
这里就提出了“值项”的概念。
2、值项系统与隐喻、换喻。
值项与语言结构具有紧密关系,借助“值项”可以看到语言学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种等价
系统。
这种等价关系不是单一的,因为如果我们改变了其中一项,整个系统都会逐渐改变。
所以要想有记号就应当一方面交换不相似的事物(能指与所指),另一方面比较相似的事物。
“此值项不是意指作用,索绪尔说,它来自‘语言结构中诸词项的相互位置;它甚至比意指作用更重要’,他说:
‘一个记号中的观念与声音质料不如它在其它记号中周围的词项重要’”。
①
因此,作为值项系统,“语言结构是由一定数目的成分组成的,每一成分既是一种对其它成分有量值的东西,又是一种较大的功能项,在此功能项中程度不等的出现着其它的相关值项”②。
正是源于值项系统的存在,语言学各词项间的关系必然可以沿着两个平面——即“组合段平面”和“联想平面”——展开,而其中每一个平面都产生它们自己的值项。
组合段平面,具有延展性,在这个平面中每一个词项都是从它及在它之前和之后的词项的对立中取得其值的。
而联想的平面(又称为“聚合面”、“系统面”),是“在话语(组合段平面)之外,彼此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单元在人的记忆中联系起来,并形成了由各种关系支配的词组”(索绪尔)③。
每一组词形成了一个“记忆的宝库”。
因此,联想面非常接近作为系统的“语言结构”,而组合段则更接近言语。
由于值项系统的特性,我们在关注各词项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其“组合平面”和“联想平面”两轴方向上相关的词项,通过“交换不相似的事物”和“比较相似的事物”,从而得出对语词最准确的理解。
推广到符号学领域中,正如交流传播学中所提到的,“一个符号的价值,也是如此,它主要地有赖于该符号与同系统内其他符号的区别,符号的价值,还有赖于它与同系统中其他符号的联系”。
雅克布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隐喻和换喻的论述,使得语言学研究开始向符号学研究过渡。
雅克布逊认为“隐喻”是在联想轴上发生的,因而建立在相似性的基础之上;而“换喻”(也称为“转喻”)是建立在相邻的基础上,发生在水平轴上。
“换喻”的现象在新闻传播中极为常见,例如日常的新闻报道尽管只是报道了局部的情况,但却可能会影响到受众对整体事件或事物的看法和观点。
3、能指、所指和意指作用。
巴尔特提出,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区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物质的(能指),一个是观念的(所指),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构成内容面。
而所指被归于相应能指的过程叫做“意指过程”。
关于意指的研究,不仅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交流传播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为“符号学把所有的文化过程的研究,作为交流传播过程来研究,而这些交流传播过程是以意指系统为基础的,意指关注了交流传播过程中的表意过程”,从而意指过程成为整个交流活动(行为)中的一个部分或“内过程”。
因此明确“意指作用”对于交流传播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这样我们就有:
erc。
当这样一个系统erc本身也可变成另一系统中的单一成分时,所形成的第二系统就是第一系统的引申。
第一系统就构成了“直接意指”(外延),而第二系统则构成了“含蓄意指”(内涵)。
两者的关系在于,“含蓄意指”(即内涵)是在第一系统“直接意指”(即外延)的基础上,按照新的规则衍生出来的新的“涵义”。
例如,“白鸽和橄榄枝”表示“和平”,“和平”就是“白鸽”与“橄榄枝”的含蓄意指,既内涵。
因此符号的内涵往往表现出使用者的主观性、价值观和文化经验等,从而具有较大的伸缩性、灵活性、主观性和文化性,如上例中“白鸽和橄榄枝”的内涵就是在一定的文化积累中逐渐形成的,已经完全不同于其本身所表示的“本义”了。
“一句话,外延是显而易见的字面含义,内涵是隐而不彰的附加含义”。
④
“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的关系是造成符号多义性的一个原因。
“多义性指一种符号具
有两种以上的意义,有时我们判断不准应该属于哪一种”。
⑤这时就需要根据符号所使用的具体环境和一定的历史文化经验来加以判断和理解。
4、巴尔特利用符号学观点探讨大量的社会现象。
巴尔特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一方面建构了一套系统的符号学理论,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把这些理论用来分析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从而描述了各种其他的符号系统(如服装系统、饮食系统以及汽车、家具系统等),并且对大众传播问题的符号学进行了论述。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经常接触许多非语言符号,它们无疑都能起传递讯息的作用,即符号学所说的意指作用。
例如,巴尔特认为,衣服除了具有实用功能外,也是符号系统(“例如,深色和相应的面料作为能指,通常被归以所指‘严肃’、‘正式’”①)。
再“比如玫瑰作为符号,其能指是一种观赏植物所开的花,其所指是爱的激情
。
当我们把玫瑰们用作符号的时候,实际上它们已经作为一种符码进入所指的事物之中,成为把当事人以及这种文化交互过程连接起来的传播渠道”②。
其他符号系统也是如此。
有关这个问题,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列出了一个清晰的图表:
③
系统组合
衣服衣片和零件的集合;在身体的同一部位不可能同时选用全部零件;零件的变动选择与服式意义的改变对应:
如“无边女帽”——“女便帽”——“宽边女帽”等女帽系统。
同一套服装中不同部分的并列:
如“裙子”——“衬衫”——“背心”系列。
饮食类似与不类似的食品集合;其中一份食品的选择具有一定意义:
如各式各样的正菜、烤肉和小吃。
用餐时实际选择的菜肴系列,即一套菜。
餐馆中的“菜单”体现出两个层面:
例如沿水平方向读时菜肴系列相当于系统,而沿垂直方向读时菜肴系列相当于组合段。
家具同一种家具(如一张床)的不同“风格”的集合。
在同一空间内不同家具的并置(如床——衣橱——桌子等)。
建筑一座建筑的同一组成部分的各种式样集合,如各种形式的屋顶、阳台、入口等。
在整个建筑物水平上各细部的并置系列。
巴尔特对符号学观点最著名的应用,还在于他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深入探讨:
“最有趣的通信系统,至少是那些属于大众传播社会学领域的系统,都是复杂的系统,其中包含种种不同的内容。
在电影、电视及广告领域中,意义与形象、声音和字形之间的相互系统有关。
目前为这类系统确定语言结构现象和言语想象的分类为时尚早,一方面因为人们尚难断定每一复杂系统的“语言结构”是基本性的,还是仅仅由有关的附属“语言结构”组成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些附属语言结构还未被分析过(我们了解天然语言的“语言结构”,但并不了解形象或音乐的“语言结构”)。
至于报纸,我们可以合理地把它看作一种自足的意指系统,即使仅限于考虑其书写成分,但仍然几乎不了解一种似乎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语言现象——含蓄意指,即所谓严格意义的语言结构的第二层或附属层意义系统的形成。
”④
综上所述,巴尔特通过对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对各种符号系统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由种种符号所形成的意义世界,置身于其中的我们,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不停地对这些符号进行编码和译码,而人类全部的生活无不渗透着这种编码行为,当然交流传播活动更是不能缺少这种编码活动。
因此,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说是“符号的艺术”,而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为我们理解世界,适应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内容梳理
导论
在导论中,巴尔特指明了符号学还有待于建立,而由于其普遍性(它将是一切记号系统的科学),符号学将不可能被教授,除非这些符号系统是从经验上构成的。
巴尔特将符号学原理按照结构语言学分为了四大类:
ⅰ.语言和言语;ⅱ.所指和能指;ⅲ.系统和组合段;ⅳ.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
(二元分类法)
ⅰ.语言结构与言语
1、语言学的问题
(1)索绪尔的理论
巴尔特概述了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主要关心的问题在于:
发音演变、词义自发关联和类比作用中研究其历史变化的原因。
这是一种有关个别性言语行为的语言学。
索绪尔的语言学则是以语言的“多样性和杂乱性”为出发点,提出语言系统是“纯社会性对象”——即人们进行交流所必须的规约系统,它与组成它的记号的质料无关;与其相对的言语则含括语言的纯个别性方面(发音行为、语法规则的实现、与诸记号的偶然性组合)。
(2)语言结构
语言结构就等于是语言(langage)减去言语。
巴尔特是从两个方面解释语言结构的,他认为语言结构既是一种社会性的法规系统,同时又是一种值项系统。
就前者而言,语言结构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个别人决不可能单独地创造它或改变它。
它基本上是一种集体性的契约,只要人们想进行语言交流,就必须完全受其支配。
此外,语言结构是自主性的,因此,人们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它。
作为值项系统,语言结构是由一定数目的成分组成的,每一成分既是一种对其它成分有量值的东西,又是一种较大的功能项,在此功能项中程度不等的出现着其它的相关值项。
最后,巴尔特指出,语言结构的法规性与系统性是相互联系的:
语言结构是一个由诸约定性的值项组成的系统,它抵制个别人所作的改变,所以是一种社会性的法规。
(3)言语
巴尔特认为,言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个别性的选择行为和实现行为,它首先是由组合作用形成的,因此言语具有组合性。
言语的组合性意味着言语是由一些相同记号的反复结合形成的,每一记号都成为语言结构的一个成分。
(4)语言结构和言语的辩证法
没有言语就没有语言结构,没有语言结构也就没有言语。
正如梅罗—庞蒂(梅罗—庞蒂生平及著作年表)指出的,真正的语言实践只存在于这一交互关系中。
巴尔特认为语言结构和言语处于一个相互含蕴的关系中:
①语言结构只能在“言语流全体”中才能完全的存在,而人们也只有在语言系统中将言语抽出才能运用言语。
②语言系统也只能从言语中产生。
(言语现象总是先于语言结构现象的;语言结构是经由环绕着它的言语的学习而在个人身上形成的)。
语言结构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
(5)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
叶尔姆斯列夫把语言结构本身(与言语行为对立)区分为三个层次:
①图式层,它是作为纯形式的语言结构(即索绪尔理论中的语言结构)。
如字母s在字母表中的位置。
②规范层,它是作为质料形式的语言结构,它已为某种社会现实作用所规定,但仍独立于其显现的细节之外。
如英语口语中的s(不是英文书写形式的s)
③用法层,它是作为某一社会惯习集合的语言结构。
如某些地区使用的s。
言语、用法、规范和图式之间的制约关系:
规范制约着用法与言语;
用法制约着言语,但也为后者所制约;
图式同时为言语、用法和规范所制约。
这样就显现了两个基本层次:
①图式层,有关它的理论与有关形式和法规的理论相结合;
②规范—用法—言语层,有关这一层次的理论与有关内质和实行的理论结合在一起。
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规范是研究方法的一种纯粹抽象,而言语是一种纯粹具体化过程(“一种暂时性的记录”)。
因此可以提出一种新的概念二分法:
图式与用法,(可用来代替语言结构与言语)。
(6)问题(p.120)
(7)个性语言
巴尔特引用了两个有关“个性语言”的界定:
个性语言即“被单独一人所说的那种语言”(马丁内语)
或者说是“某一时刻中某一个人的习惯的全体规则”(艾伯林语)
个性语言有助于表示以下现象:
①失语症患者的语言(不能理解别人的话,不能接受与本人语言模式相符的信息);②作家的“风格”(来自集体的语言模式);
③
引申“个性语言”:
把它定义作某一语言社会的语言,也就是由那些以相同的方式解释一切语言陈述的诸个人所组成的团体的语言(相当于巴尔特所提的“写作”一词所描述的语言)。
(8)双重结构(structuresdoubles)—雅克布逊(《普通语言学论集》)
基于同意“语言结构—言语”与“代码—信息”这两组概念相同
雅克布逊的双重结构论研究的是代码与信息一般关系中的某些特殊情况,即两种有关循环性的情况和两种有关重叠性的情况:
①插入话语或某一信息内的信息(m/m);
②专有名词(c/c)如“让”(jean)表示一位叫“让”的人;
③自名(m/c),相当于委婉表达法,同义语和两种语言间的转译,包含“说明性的解释”;④转换语(连接语)(c/m),如人称代词(我,你)的转换。
2、符号学的观点
(1)语言结构、言语和人文科学
这部分概括了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在社会学上的意义。
①历史学方面,梅罗—庞蒂提出了所有的过程都以系统为前提的假定,这样,从此就提出了一种在事件与结构之间经典的对立说。
②
在人类学领域,列维—斯特劳斯的全部著作中都非常明显地提到索绪尔。
他认为过程与系统的对立(即言语与语言结构的对立)具有认识论的价值,语言结构现象的研究属于机械的和结构的解释范围;而言语现象的研究属于概率计算领域(宏观语言学)。
同时,那些从语言结构中引出自己言语来的人的语言结构所具有的无意识性,也是列维—斯特劳斯最独创的和最丰富的见解之一,即无意识并非内容而是形式,形式即所谓象征功能。
③在拉康看来欲望本身是作为一种意指系统而被表达的,更多地按其能指而非按其所指去描绘它。
以下三节,巴尔特将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的区别性,分别放入服装系统、饮食系统以及汽车、家具系统之中加以了考察。
(2)衣装篇二: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读书笔记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读书笔记
詹巴蒂斯塔·维科《新科学》的目的是:
构造“人的物理学”。
“原始人”对世界的反应不是幼稚无知和野蛮的而是本能地、独特地“富有诗意的”他生来就有“诗性的智慧”指导他如何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并且把这些反应变为隐喻、象征和神话等“形而上学”的形式。
(就教育而言其“原始人”概念是否意味着“学生的原创性思维”?
)
任何神话在古代人一般经历的实际经验中都有其基础表达了他们的愿望:
试图把一种令人满意的、可以理解的、人化的形式强加于这种经验。
维科认为这种形式是从人的心灵本身产生的它成了人类心灵视之为“自然的”、“既定的”或“真实的”那个世界的形式。
这就确立了“真实—事实”原则:
人认识到是真实的与人为地造成的东西是同一回事。
当人感知世界时他并不知道他感知的是强加给世界的他自己的思想形式存在之所以有意义(或“真实的”)只是因为他子那种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因此“?
?
如果我们对此深思熟虑的话那么诗的真实就是形而上学的真实与之不相符合的物理的真实就应被视作谬误。
”
人类不是什么先决条件而是制度建立过程的结果、效果、产物。
这就是说人创造神话、社会制度实际上他创造他所感知到的整个世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创造了他自己。
这种创造过程包括不断地创造各种可以认识的、重复的形式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称为“结构”的过程。
维科把这种过程看作是人固有的、永恒的、确定的特征特别在社会制度的创立方面它的作用是持续不断的由于它具有重复性因而其结果是可以预测的。
(我们的教育方式同样可以找寻这样重复的——即规律性方式!
)
人类在一个人造的世界上就得习惯于并且不得不默认这些东西尽管人类仍把这种世界看成非艺术的、“自然的”世界。
人类和人类社会不是根据在它们之前就已存在的模式伙计化塑造的。
没有预先存在的、“既定的”人的本质没有预先缺点的“人类本性”。
人性的具体形式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人类制度的体系所决定的。
在“诗性的智慧”中人类表示直接地对付这个世界而是间接的通过其他手段即不是精确地而是“诗意地”对付这个世界。
“在人类制度的本质中必定有一种为任何民族所共有的精神语言它毫无例外地抓住人类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事物实质一如这些事物本身可能具有形形式式不同的方面一样。
”(任何事物——包括教育都有一种这样的精神语言!
)
什么是结构?
皮亚杰:
整体性概念、转换概念、自我调节概念。
整体性:
是指内在的连贯性。
实体的排列组合本身是完整的并不只是某种由别的独立因素构成的混合体。
结构的组成部分受一整套内在规律支配这套规律在结构之内赋予各组成部分的属性要比这些组成部分在结构之外单独获得的属性大得多。
因此结构不同于一个集合体结构的各组成部分不会以它们在结构中存在的同样形式的真正独立地存在于结构之外。
转换概念:
结构表示静态的。
支配结构的规律活动着从而使结构不仅形成结构而且还起构成作用。
自我调节:
为了有效地进行转换程序它不向自身以外求援。
篇三:
巴尔特《符号学》原理读书笔记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读罗兰?
巴尔特《符号学原理》
○李建楠
罗兰?
巴尔特的著作《符号学原理》是用结构主义的方式研究广义的,或者说是本来意义的符号学。
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其实不是结构,而是系统,结构是相对零星散乱而言,而系统是相对孤立、片段而言的。
系统强调的是部分(或组成、因素)脱离了系统就不再有意义。
罗兰?
巴尔特十分重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并吸收了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符号学理论。
他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沿用了与他们相同或类似的理论,并借用索绪尔的二分法对符号学的原理进行讨论,提出了符号学构架的原则。
他深入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同时也对其中不完善和不合理的部分加以修改。
巴尔特赞成索绪尔提出的建立符号学的设想,并对他预料的符号学内容做了补充,但与索绪尔的观点不同,他认为符号学只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具体负责话语中大的意义单位的那部分;而不是索绪尔主张的“语言学是普遍符号学的一部分,哪怕是有特殊地位的一部分。
”这是全书的立论基础。
他认为任何符号学系统都要有言语的介入,例如电影、广告、照片必须配以文字说明证实其含义。
本书以二元对立的形式从言语与语言、能指与所指、系统与组合、外延与内涵四个部分分析了结构符号学。
在言语和语言的关系上,巴尔特一方面袭承了索绪尔的观点,大体承认了语言和言语的二分法,但对于索绪尔重语言轻言语的观点巴尔特又是不赞同的。
所以巴尔特详细论述了语言和言语的辩证关系。
“语言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二者处在真正的辩证关系之中。
”另外,巴尔特把索绪尔的言语/语言二分法作为符号学的出发点,把这一对概念在超语言或元语言领域获得了丰富发展。
他认为言语/语言的对立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信码、实施/模式、或过程/系统的对立,这样就建立了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模式。
接着巴尔特分析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语言学中认为,所指并不是一个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再现。
符号学中的所指可以由语言符号承担,而能指是一中介体,能指的实体始终是物质的。
也就是说,实物符号要借助其他符号——语言符号来实现自己。
意义所依赖的不是记号的物质性,而是其符号功能,正因为一种特定的声响或词代表、象征或者表征一个概念,它才能在语言中作为一个符号去起作用并传递意义,也就是结构主义所说的“意指。
”巴尔特认为,“意指”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
但意指的过程是任意的、专断的。
它不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单一的互相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两个不定形物的,或像索绪尔所说的两个“流动性领域”同时切分行为。
意义
并不终结于所指,意义是序列的重新排列,因此是符号学即“分节学”,符号学未来的任务乃是寻觅人类对现实的切分。
巴尔特用较大篇幅讨论了组合和聚合两大关系,他称之为符号系统。
在巴尔特看来,组合根本上就是由“可加以切分的实体”构成的,而系统则是一种聚合关系。
他提到雅各布森的隐喻和换喻,这主要是体现在结构关系上。
他认为,“语言的,也是所有符号学系统的一个特点是,其区别性与构成性往往不可能分开。
”在这一部分他还提出了聚合问题中最具争议的“二元制”问题。
“严格意义的符号学,是可以对各种对应型的普遍分类加以利用的。
但是符号学研究的扩展很可能导致对聚合的序列关系而不仅仅是对应关系的研究。
可以肯定二元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和公认的原则,同时二元制也是一种“元语言”。
在最后一部分巴尔特论述了内涵系统、外延系统与元语言。
语言学实际就是研究符号学的符号学,或者说就是符号学的元语言。
巴尔特说:
“符号学就是一种元语言,因为它把作为被研究系统的第一语言(或对象语言)处理成第二系统,这个对象系统通过符号学的元语言被意指,而元语言又通过一个内涵过程被把握。
”巴尔特强调结构语言在文化符号中的作用,而形成了直接意指层和含蓄意指层的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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