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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学
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摘要:
城市地理学是研究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城市形成发展、组合分布和空间结构变化规律的科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又是城市科学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为中国城市地理学乃至世界城市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营养。
回顾过去几年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归纳起来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热点总体同步;在城市化、城市群/圈等领域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和城市建设实践;强调定量和计量手段的科学研究悄然成为潮流;积极开辟和强化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新基地、新力量;以更开放、更创新的视野,积极开创前沿性、战略性的新研究领域;推出年青人等计划初现成效。
与国外相比,中国城市地理学在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研究方面已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并具有高度的实践性,中国城市地理学更好地实现了从知识生产到知识应用、反馈、知识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展望城市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趋势,中国城市地理学在城市化加速的今天,认识城市、改造城市的道路仍任重而道远。
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面向城市化背景,进行中国城市地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战略思考,缩短中国城市地理学与主流的城市地理学的距离,通过大人文与大科学交融进行城市地理学方法论的建立和完善、国际视野和地方行动;另一方面需要面向国家“十二五”等近期发展目标和重点,积极的设计和执行中国城市地理学近期行动计划。
关键词:
城市地理学;城市化;中国;学科进展
1引言
当前,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城市是有一定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
城市不仅具有区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而且属于历史范畴。
一方面,人们都把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代表,时代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的渊薮和焦点;另一方面,城市也集中了整个社会生活、整个时代所具有的各种矛盾。
所以,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大系统。
这个系统包含的内容很广,不仅包括生产、消费、流通等空间现象,也包罗造成空间现象的非空间过程。
为了揭示城市系统的空间现象,必须深入研究形成这种空间现象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等非空间因素。
城市地理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这样一种城市。
城市地理学是研究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城市形成发展、组合分布和空间结构变化规律的科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又是城市科学群的重要组成部分[1]。
《人文地理学词典》中也将“城市地理学”定义为“对城市地区的地理学研究”。
城市地理学在地理科学体系中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直到二战后城市地理学才逐渐脱离聚落地理学独立出来。
中国城市地理学则兴起更晚,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才获得较快发展[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地理学成为人文经济地理学乃至整个地理学界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入最旺盛的发展时期,全国各大学地理系和相关地理研究所都相继在城市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领域有所拓展。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为中国城市地理学乃至世界城市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营养。
回顾过去,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几乎从白手起家,在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不断开拓创新,基本建立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基本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地理学学科体系[2]。
2中国城市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近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既注重秉持“理论—假设—检证—理论”的研究范式,强调科学问题和科学价值的实现,又致力于解决本土问题的“实用研究”,基本立场是“洋为中用”,强调国外理论和方法“引进—消化—吸收—应用—创新”的实用研究方法[]。
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团队等的变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4-8]。
2.1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热点总体同步
城市本身是一个“面”,它的内部有各种构成要素的演变和组合问题。
但从区域角度来看,城市也是一个“点”。
几乎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的中心,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影响区域(腹地或集散区[9]。
分析近几年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
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点”的研究比重相对减少,而“面”的研究的比重相对增加;理论方法研究的论文比重相对减少,而案例研究的比重逐步上升。
在研究区域上,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热点搏动总体同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区域重点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东部沿海,以美国、(前)苏联、英国等外国城市为对象的研究迅速减少,研究尺度逐步下降,代之是微观、可实证的研究主体,研究区域也日趋集中,关于北京、广州、南京、广东、深圳、东北、辽中南、江苏、京沪地区的研究位居前列。
当前中国城市地理学的这种不足,即对外国城市关注较少,对更大尺度的全球城市体系、以及更小规模的中小城市、中西部城市及发达省区内部的一般城市的关注不足,应在今后研究中有所改观[3]。
2.2在城市化、城市群/圈等领域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和城市建设实践
作为城镇体系或者城镇化的主流形态,城市圈(群/经济区)的相关研究在近几年明显增加,城市空间结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明显。
城市功能和城市化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领域。
2000年以来城市地理学领域重点基金共有2项:
分别是“中国的城市变化及其自组织的空间动力学(2004-2007,周一星)”,和“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及其机理研究(2005-2008,顾朝林)”。
通过对2005年以来在城市地理学项目下立项的自然科学基金情况的统计,发现关于城市化以及城市群|城市体系的研究多达30余项,从中也反映出近年城市地理学的主要方向。
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受西方理论的影响,CBD、社会区、郊区化、绅士化等问题也得到了中国语境下的研究关注。
2.2.1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地理学最早并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
改革开放之初,首先是地理学家借鉴国际城市化发展的总趋势,总结新中国30年来城市化过程曲折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国内率先提出需要开展中国城市化的研究。
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吴友仁就“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发表探讨性论文,由此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10]。
2000年后的城市化研究则主要围绕城市结构变化和城市管制问题(交通、居住、生态、人口等)展开,具体内容包括城市化格局、城市化过程以及动力机制研究研究等[11]。
2.2.2不断深入的城市体系/城市群的理论、实证和规划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结合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实践,形成了经典的3大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分析范式[12-13];90年代,城市经济区的划分、中心城市及不同层次城镇体系、全球化下的城市体系研究和新技术方法的应用等成为热点;2000年后,更多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更小尺度的城市圈、城市群、都市连绵区、都市区等研究单元,建立了一系列面向规划的城市区域空间形态新概念[14-15]。
①城镇体系理论和实证研究。
近年来,城市地理学者继续开展了对城镇体系的研究;同时一些学者引入分形与分维理论,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研究。
②城镇体系规划实践。
在80年代南京大学地理系宋家泰、顾朝林等城镇体系规划“三个结构一个网络”的理论基础上,近年来,在全国、省市、区域等层面,城市地理学家面对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实际,又开始尝试探讨新的城镇体系规划理论和方法,进一步加强对城镇体系动态演变、合理模式、结构调整和科学预测的研究[12-13]。
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区域规划以及珠三角、辽中都市圈等区域规划的相关工作也都充分运用了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2.3强调定量和计量手段的科学研究成为潮流
随着计算机、GIS等分析技术的日益成熟,以及相关数据可获取性的提高,近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的数量方法应用具有明显增多的趋势。
这些方法中,既包括20世纪80年代即开始应用的相关分析、因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重力模型等简单的计量,也有如分形、生态足迹、神经网络及GIS/RS技术、城市建模等新的技术方法。
在城市地理学研究中,强调定量和计量手段的科学研究正在悄然成为一种潮流,研究方法数量化趋势明显[3]。
2.4积极开辟和强化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新基地、新力量
(1)强化与国际和海外城市地理学学家的学术交流。
近年来,通过“中日城市化专题研究”、“中日韩青年地理学家大会”,在中国城市地理学年会邀请国际学者等方式,不断扩展与日本、欧美乃至其他新兴国家的城市地理学交流。
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英国等也逐渐团结和凝聚了一大批海外研究学者,以海外华人学者为主体的中国城市地理研究队伍也已形成一定规模,形成“学科共同体”,共同促进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力量强大。
(2)积极扶持处于快速上升期的城市地理学研究基地。
如2010年在福州师范大学举办城市地理学年会、2011年在安徽师范大学举办的城市地理学年会等,年会期间积极邀请新疆、宁夏、贵州、甘肃、陕西、云南、山西等中西部地区有关研究人员参加。
(3)扩大城市地理学家的研究“阵地”和影响范围。
除了传统的地理系或学院以及研究所外,在建筑学背景的城市规划领域,城市地理学研究与应用的迅速扩大,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等建筑学专业以及国家建设部、规划设计院(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江苏省城乡规划研究院等)等开始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在这些领域,也形成了“制度化”的研究团体,如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平台——中国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除了紧密加强与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自然地理学等紧密合作外,以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实施角度,积极发展在建筑学领域工作的中青年学者。
2.5以更开放、更创新的视野,积极开创前沿性、战略性的新研究领域
近几年,在经济全球化、全球气候变化等大趋势下,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城市地理学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创新的视野,开创城市地理学的新研究领域。
在传统的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城市空间结构方面,除了地域空间结构、城市群等继续深化研究外,2000年以来加强了对城市结构形成的解释,如探讨职住分离、单位的作用、交通引导等等,GIS、元胞自动机等新技术也逐渐用于城市内部结构的描述和演化模拟。
在全球化影响方面,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在此背景下主要探讨了一些与全球化进程相连接的中国城市区域的发展,并将全球化用于对若干城市区域动态特征的解释,如开发区、新产业空间、新社会空间、城市贫困等等。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城市地理学者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低碳城市、生态城市、生态城市规划、低碳城市规划等的研究也迅速升温。
相关的探讨包括城市形态、土地利用、城市结构、产业模式、交通建设、居民行为等等。
此外,在社会转型与空间重构方面,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特别关注城市制度—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推动下的城市规模扩展、功能重组,以及在此背景下中国城市从物质空间到社会空间的全面重构过程。
地理学者关注原有功能区出现的各种新空间类型,如新的产业空间、新居住空间、新商业空间、新行政空间等、新单位空间、新消费空间、边缘化空间、犯罪空间、全球化空间等,并探讨由此产生的各种新的社会极化、空间分异等地理现象。
2.6“推出年青人”计划初现成效
近几年来,在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顾朝林教授、宁越敏教授等带领和支持下,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实施“推出年青人”计划,包括设置“年度中国城市地理学优秀青年论文奖”评选、包括“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中青年创新论坛”以及组织年青人进行国外城市地理学名著的翻译工作,极大地壮大了城市地理学的研究队伍,提升了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并且这些“计划”已经逐步制度化、形成了城市地理学的重要平台。
根据普赖斯提出的确定核心作者计算,2005-2010年间核心作者人数及其论文数都在增长,核心作者比重及其论文比重也处于回升趋势。
整个研究队伍中,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队伍的代际交替已经完成,核心作者中青年的学科角色日益重要,学科发展将步入一个新时期。
3国内外研究进展比较
国外城市地理学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与城市客观空间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城市主观认识的结合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经济与全球化通过其知识性、虚拟性、网络性、信息化、全球性等深刻的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与变化,城市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中心和节点,经济转型、空间重组、网络重构、功能提升成为发展的重要特征,城市发生了“质变”。
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不仅被当作一套物质化的“空间实践”来研究,城市空间被称为一种思想性和观念性的领域,是“思维性图示”,城市地理研究需要把城市空间作为既真实又想象化,既是事实又很实际,既是结构化个体,又是集体的经验与动机[16]。
由于“城市空间”实体的“革命性”的变化,以及城市认识空间的变化,城市新兴的研究领域不断兴起,传统研究领域逐步萎缩。
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主体来源,都失去了“城市”,使城市地理面临绝境[16-17]。
事实上,城市地理近年来发展迅速,表现出城市地理的许多新兴的领域在城市中“冉冉升起”。
3.1国外城市地理近今主要领域研究进展
(1)城市形态与结构研究。
包括城市总体空间形态研究[18-19]、城市边缘及郊区的研究[20]、住房及居住空间的研究[21-22]、工业及公司分布空间研究[23-25]。
其中,关于城市总体空间形态,Musterd等以阿姆斯特丹为例,通过对次中心的人口分布、就业增长、经济专门化等方面的研究,得出在地区不断多中心化的过程中,新老中心是以互补的关系协同发展。
Mudu则对罗马由于大量外来移民所造成的城市空间分隔的问题进行了研究[18-19]。
关于城市边缘及郊区的研究,Greene通过洛杉矶与芝加哥就业分布趋势的比较分析,考证了边缘城市的重要性,同时发现城市中心CBD更倾向分布于公共设施配备较为齐全的临近地区[26]。
Helbich则运用点过程模型研究了维也纳后郊区化过程中的城市边缘的新的空间演变形态[20]。
关于住房及居住空间的研究,Harner等学者以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市为例,首先研究了墨西哥住房政策对居住空间及住房景观的影响,并归纳出3个发展时期,他们同时也发现近期所出现的土地低密度开发的新型发展趋势,并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进行了分析[21]。
Filion等学者则研究了加拿大4个大都市区的居住密度演化过程,发现4大都市区均有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居住密度轨迹,并非完全趋同发展[22]。
而关于工业及公司分布空间的研究。
ÓhUallacháin以阳光地带的大都市区为例,研究得出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区位分布的几大特点,并强调了交通基础设施的锁定效应对于工业区位选择的重要性[23]。
Rice主要研究子母公司在北美大都市区的分布与数量变化,通过研究发现子母公司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分布与发展模式都不相同[24]。
Lang则对“所有办公空间都位于边缘城市”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对美国办公空间的重新分析考察了边缘城市与无边城市的分布范围[25]。
(2)全球城市及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领域迅速的发展,至今仍是城市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领域。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球几个全球城市及总部经济、金融以及高级生产服务业,全球城市体系的划分方面。
近年来,研究主要集中于4个方面:
①由研究全球城市的等级到研究全球城市以及相关城市的网络及“流”的联系;②由全球城市研究进行尺度重组,由研究全球城市向研究全球城市区域(globalcity-regions),以及进行全球城市国家(globalcity-states),巨型城市区域(mage-urbanregion)的研究[27];③对除几个主要全球城市以外的其他的全球城市进行研究,重新揭示全球城市体系的新的节点及网络;④研究全球城市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政治。
伴随着全球网络社会的崛起,有关城市体系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城市网络的研究[16]。
(3)低碳城市研究。
随着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低碳城市成为城市地理研究的热点领域[28]。
研究域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①低碳城市概念的研究。
低碳城市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还没有统一界定。
气候组织给低碳城市下的定义是:
在城市内推行低碳经济,实现城市的低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②城市低碳经济生活方式与碳排放的关系,提出城市低碳化的建议。
Glaeser等通过美国10个典型大城市中心和郊区的家庭采暖、空调、交通及生活耗能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计算得出每顿CO2可以折合成43美元的经济成本,提出了实现城市低碳化发展的建议[29]。
英国学者Goodall通过对英国国民家庭生活中电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统计,把国民的生活支出及各种物质消耗定量转化为二氧化碳排放,以数据形式展示了英国家庭碳排放的未来情景及低碳化生活方式的迫切需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英国国民生活的低碳标准[30]。
③城市碳排放的计算与预测方面的研究。
Ho等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未来发展的几种可能模式[28]。
Shimada等学者构建了一种描绘城市尺度低碳经济长期发展情景的方法,并将此方法首先应用到日本滋贺地区[28]。
Gomia等设计出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型,用以研究区域碳排放水平,并将此模型应用于日本Kyoto地区进行预测[28]。
④低碳城市的影响因素及空间的研究。
碳排放与城市密度和城市空间结构密切相关,相关研究集中在交通及城市密度有关的能耗及排放上。
Norman通过对大量城市蔓延的定性研究证实:
交通对城市的碳排放其关键性作用,城市社区结构与密度对城市碳排放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31]。
Glaeser等对碳排放量与城市规模、土地开发密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与碳排放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新增人口的人均碳排放量要高于存量人口;而土地开发密度与碳排放量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城市规划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和约束越严格,居民生活的碳排放量水平越低[29]。
Crawford等探讨了英国空间规划(Spatialplanning)与低碳目标之间的关系。
认为实现低碳目标的关键是转变规划管理人员和规划师的观念,在空间规划中重视低碳城市理念和加强低碳技术的运用[32]。
Ho等则以马来西亚为例研究了能源消耗、碳减排与城市规划的关系问题,研究发现:
高度紧凑的城市直接减少了小汽车的使用,降低了交通部门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紧凑的城市也影响了地区供暖和冷却系统,有利于采用热电联产;城市结构和城市功能也能影响能源的使用,因为混合的土地使用可以减少远距离的出行,影响了运输系统[33]。
美国芝加哥大都市发展规划就利用计量经济、土地利用及交通模型来论证城市格局与城市空间结构。
当代城市土地开发主要体现在社区的建设上,社区的结构是城市结构的细胞,社区的密度和结构对城市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起着关键性作用[28]。
2008年,英国城乡规划协会(TCPA)出版《社区能源:
城市规划对低碳未来的应对导引》。
针对低碳城市规划提出:
在进行地方能源方案的规划时,应根据不同的社区规模,采用不同的技术来实现节能减排。
⑤开展“低碳城市试点”,各国研究低碳城市的行动模式与方案。
英国模式——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行动强调城市总碳排放量的量化控制,各项措施的制定、实施和评估都以碳排放减少量来衡量;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控制能源需求并提高能效;将降低碳排放的重点领域放在建筑和交通上,并注重技术、政策和公共治理手段的并重[28]。
日本模式——低碳社会行动。
把低碳战略置于国家战略高度;立法先行,政策扶持;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各部门的共同参与;提倡使用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能;倡导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大投入,注重低碳技术的研制和开发等[28]。
丹麦模式——低碳社区,建设生态社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根本[16,28]。
(4)城市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科的交融研究。
由于城市空间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空间,但要理解它不是一个学科所能达到的,近些年城市地理研究深度不断增加,为更深入地理解城市空间,城市地理进一步分化,分解为城市社会地理、城市经济地理、城市文化地理……等分支体系,如城市信息地理的研究、城市创新地理研究等[34-35]。
以城市经济地理研究为例,在城市地理学研究中,城市经济往往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来分析,近年来国外关于城市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居民消费与城市经济的关系及产业空间组织与变迁两大领域。
居民消费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是当前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热点,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消费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Markusen等认为本地居民的消费需求对当地特有的政治、文化和环境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35]。
Cartier基于男女平等主义理论,通过珠宝贸易的例子从女性的视角探讨了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城市中生产和消费的特点[36]。
Lo以种族作为变量很好地解释了移民城市中的消费者行为及其对城市发展的作用[37]。
Chion则反对消费理性驱动这一传统观念,认为行为个体的欲望、梦想、激情是城市活力的重要影响因素[38]。
综上所述,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发展是由本地消费驱动的,而地区文化主导地区消费,且性别、种族、情感等因素对城市中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可见目前国外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文化转向。
在产业方面,当前国外学者所关注的主要有产业链的空间组织、产业布局的空间变迁和产业结构的重组等问题。
Nelson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郊区化问题,提出了“亲近度”和面对面交流对产业布局变迁的重要影响[39]。
Lee等探讨了亚太中心口岸城市的空间全球化问题,通过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分析了这些口岸城市在转变为世界中心城市的同时是如何维持它们的港口地位的[40]。
其他一些学者则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了中国。
如Wei等人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区位、制度、跨国生产网络是怎样影响一个地区和产业发展的,如中国苏南模式的重组等[41]。
由此可见,目前多数学者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来研究产业的空间组织与变迁的。
其他一些研究主要是对城市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探讨。
Crump等人研究了美国抵押品赎回权问题,指出抵押失职、抵押违约等现象不仅导致了美国低收入者和边缘化人群的普遍困难,还可能引发全球信誉问题和投资市场的动荡[42]。
South针对美墨联营工厂关闭率很高这一现象分析了可能存在的原因[43]。
Adams则从理论上回答了何为大都市区的竞争,怎样看待和衡量大都市区竞争的问题,批判了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对大都市区竞争的扭曲理解[44]。
因此,好像城市地理学家成为了社会学家、文化学家、经济地理学家,城市地理学家面临危机,实际上这是被学科分支、交叉所掩盖的一种假象,城市地理的内容更加丰富,并向深层次发展,新一轮的分支、交叉、融合正在进行,城市地理学正处在大发展的时期。
3.2后现代主义等多元方法论和思潮对城市地理学的促进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中的哲学方法开始从计量方法、实证主义方法向结构主义、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方法论的研究转变[45]。
城市地理学更是深受其影响,以后现代主义为例来说明这一趋势。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空间综合统一体,必将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城市研究主要强调如下方面:
①后现代主义城市的组成结构及空间的形态结构的研究;②从城市文化空间来解释城市发展,研究如何通过文化的创造来发展城市;③城市消费空间的研究。
自1979年Loytard出版《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后,对后现代的争论出现了高潮;1990年,Harvey的《TheCondtionofPostmodernity》出版,把后现代的城市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在较广泛的角度上研究了后现代性的意义[46-47],而Dear的《ThePostmodernUrbanCondition》则直接研究当今的城市及城市地区,在研究洛杉矶城市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城市有重要的论述[48]。
目前,关于后现代主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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