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店龙船风俗初探宝山区文化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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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龙船风俗初探宝山区文化馆
罗店龙船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演变历程
上海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智库组成员、研究馆员 杨鑫基
内容提要:
通过对罗店龙船活动的发生与演变的探究,提出了罗店龙船风俗已有638年的见解,为深入研究罗店龙船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
旱船台阁海运棉花自然灾害明清经济
披发文身江南龙文化
一
民国《宝山县志·续》称,罗店龙船“始于明,盛于清”,勾勒了这一风俗的历史框架。
现在媒体也多以“罗店龙船400年”为报道热点。
然而明皇朝立国276年,罗店龙舟活动究竟产生于前期、中期抑或后期,却语焉不详。
乡风民俗的起始有时候可以模糊,而如果作为一项学术课题来研究,则应该清晰。
所谓起始,并非仅指年代,还包含有起因的意思。
明代的龙船活动缘何能在罗店成为地域传统,别的市镇却不能?
对于这一问题,至今尚未有确凿的史料予以诠释。
在此以前,抑或还没有提出过这个课题,抑或是回答不了,因为直至本世纪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罗店龙船活动,作为一种地方风俗,乃当地人民由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历代相沿而形成的风尚与习俗。
罗店的龙船风俗,必然与中华龙文化的精髓相一致,然而,由于民族、环境的不同,各地龙船活动也呈现着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为了解当地龙船风俗的发生提供了诸多线索,其答案所具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探究罗店龙船活动起始的意义,就在于此。
二
罗店位于上海市东北翼,乃宝山区首镇,然而,有明一代均处于嘉定县辖境内,公元1958年才随宝山县列入上海直辖市版图。
因此,研究罗店龙船活动,必须联系嘉定,视野所及乃应笼盖整个长江三角洲,并纳于江南吴越文化的大背景之下。
换言之,罗店龙船活动与江南的龙船活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血脉关系。
今日之罗店繁荣而富饶,但在中古时代则不然。
据地质学考证,罗店西部有一道古代海岸线“岗身”,岗东一带为唐代略前积淤而成的“涨地”。
罗店初始仅为嘉定县濒海临江的一个无名渔村,四周港汊交结,芦苇丛生,村民以渔盐业为生。
嘉定旧属吴郡,宋嘉定十年(1217年)划出昆山东五乡十七都建嘉定县,因以年纪名,属两浙平江府,列上县。
明仍之。
宝山明时为“千户所”。
清雍正二年(1725年)划嘉定东境分置宝山县,罗店也在其中。
罗店命运的转折点在元代。
据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考证,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7年),黄道婆自海南崖州“附海舶归”,她的登陆点不在黄浦江,而在嘉定的刘家港,即浏河口。
她途经了那个无名渔村,从陆路向家乡松江府乌泥泾行去。
上海港的位置,宋代在松江府青龙港,元代青龙港湮废,以刘家港代
替。
当时,刘家港海舶云集,有“六国码头”之称,嘉定县也缘此一度升格为“中州”,明代才又复为县。
渔村距刘家港仅10公里,村前有练祁河可将货物驳运至码头装上海舶。
因“十里之内无乡脚(邻镇)”,故外地客商多于小村逗留,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年),便有商人罗升来村中开设“罗氏店堂”,兼营客栈,渔村亦由此而得名“罗店”。
明初,海事末禁,浏河口海事繁忙,带动罗店亦由“江上芦花白,晚来潮声急”的渔村,变为棉花、棉布贩运的集市。
然其地处滨江,时受飓风、大潮、暴雨之害,船阻港封,海运停顿,市面萧条,故乡里敬神禳灾祈年之风甚盛,罗店四周竟有乡寺土庙48座之多。
三
罗店地阜多沙,不适合种稻,宜于植棉。
《明通典》载,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应天(南京)后,即下令江南农村必须栽种棉花,“不种木棉者,罚每年缴木棉布一匹”,而“苏松常嘉湖五郡赋税尤重于旁邑”(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嘉定田赋》。
棉花又须换成大米才能缴纳官赋,农民受二道中间盘剝,苦不堪言。
时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之十九”之说。
徐光启也在《农政全书》中称:
“以上供赋税,若求诸田亩之收,必不可办,故论事者多言‘东南之民,勤力以事上,比于孝子顺孙,不虚耳。
’”有说此乃朱元璋对曾在政治、军事上支持过张士诚的五郡人民的惩罚,但不管如何,朱元璋在位31年(1368~1397年),五郡农民受沉重赋税压榨,竟致大批逃亡、人口锐减三分之二。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两句民谣即洪武时代农村凋蔽景况的写照。
四
严峻的自然条件也对罗店龙船活动的产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据气象资料:
飓风、海潮、暴雨、冰雹,干旱、内涝,为当地主要的自然灾害。
《嘉定县志》称,自南宋嘉定十年(1217)至至清宣统三年(1911)有记载的水、旱、风、雹、雪、雷击、地震及病虫等自然灾害有286次,平均2.43年1遇。
《宝山县志》亦载:
县境内有118.91公里岸线襟江带海,每年夏秋之际,常因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造成严重灾害,又灾害时至,棉铃霉烂,螟蝗虫害骤生。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秋不雨,河底掘井不得水,飞尘蔽天,积数寸厚;又生五色虫,状如蚕,视人若怒,捉之触手皆烂,稻、棉叶被噬食殆尽。
从雍正三年(1725年)分治起至1949年,因台风潮溢造成沿海人庐漂没和因暴雨洪涝造成的大饥荒就有48次之多。
建县初下辖9个施粥厂,以赈济区域替代行政区域,到嘉庆、道光年间增设到14个。
可见那时的宝山人民,经常得依赖官府赈粥济贫,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民谣“蟛蜞钳稻海车田,海龙王作对大荒年”,“有仔丫头不嫁北头(海边),嫁仔北头一口麦头一口草头”,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罗店地区人民的困境。
就罗店一邑而言,人民既畏惧封建皇权,面对自然灾害又无可奈何,只能以一种韧性的抗力求得生存。
于是,对传说“司风布雨”的神龙更加敬畏,祈求神龙庇佑风调雨顺、海运太平、年景丰收之心愿愈加强烈,龙舟活动也就呼之欲出了。
可以说,海运经济和植棉经济,催生了罗店的龙船活动。
五
罗店龙船活动始于洪武,并不意味着已具有水上龙船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初始阶段它仅以冬闲或庙会、集市上乡民的“旱船”和“台阁”形式出现。
“台阁”在嘉定四乡民间久已有之。
元末明初,在罗店由渔村演变为集市的过程中,一从外乡传入,二受往来商船的祭祀活动影响,当罗店也举办自己的乡祀活动或在端午节时,“旱船”和“台阁”自然就会流行。
换言之,端午节举办龙船活动的观念与意识,必然先于“罗店”得名的时代。
1983年,罗店在举办民间艺术年会时,由当地扎灯艺人王庆华仿照罗店龙船的原来摸样造旱船四艘,民间“台阁”艺人也同时亮相,进行行街表演,吸引观众达十万之众,便证明了这一阶段的存在。
“旱船”和“台阁”虽然在陆地上进行,但也属于龙船,是水上龙船的雏形状态。
罗店龙船活动的起始过程中,如果缺了这个雏形状态,则孕诞不了后来纯粹意义上的水上龙船。
那末,罗店龙船活动的历史,就不是400年,而应上推至宋元时代,但其时渔村尚未获名,即便如此,就以渔村得名“罗店”的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作为时间接点,迄今亦已达638年。
六
只有当士绅商贾认为“旱船”和“台阁”已不足表达对龙神虔诚之心,或者遇大荒大灾之年,而需在端午节有更庄重的祀祭场面时,才偶向州府苏州城去租龙船和雇请职业龙船班子,到镇上表演,这就成了轰动乡里的盛举。
苏州的龙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是江南民间龙船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也是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相对于罗店这样的后起乡镇,它的龙船无疑更具有权威和诱惑力。
这一时期不会很短,很可能时断时续,历经了上百个寒暑春秋。
因此,可以把明代看成陆上龙船活动和水上龙船活动并存的时期。
然而,海上袭来的倭寇之患,又使罗店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摧残。
《宝山县志》指出:
明中期,倭寇活动猖獗,频频犯境。
嘉靖十九年至四十四年(1540~1565年)的20年间,倭寇对境内吴淞所城、月浦、罗店、刘行、广福等地较大规模的骚扰就达14次。
沿海数百里倭寇所掠之处,几经焚荡,满目疮痍,尽成瓦砾。
嘉定成立了以“严家五兄弟”为首的民间抗倭武装,与吴淞千户所官军屡败倭寇。
嘉靖四十四年,倭寇残部数百人又来犯东境,适被巡逻水军发现,追踪到崇明沙,一举全歼,从此倭患方告根治。
倭患平,民心定,明万历(1573-1619)时,农业税收改为“糟米银两”,棉农在少受中间剝削的同时,又采用“两年棉、一年稻”的轮作法,改良土壤、增加收入,罗店镇才真正形成为繁荣的通商大邑。
史籍表明,当时罗店镇 “三湾九街十八弄”,居民六万,商号六七百家,每日三市,徽商辏集,车船络绎,比闾殷富。
明天启年间,镇上建花业公所“花神堂”,既祭花神又供棉花同行聚会,并可食宿宴饮(后毁于战火,清光绪十三年重建),“金罗店”美誉传遍一时。
民间龙船活动也有了新的生机。
不论苏州龙船在罗店曾盘桓多久,它出现的时候,给罗店镇带来的是心灵的震撼与龙文化的洗礼;它离开之时,留下的也是江南龙文化的精粹和悠长的记忆,叩响了罗店启动本土水上龙船活动的沉重大门。
有明一代276年,看似相当缓慢,然相对于形成一种风俗所需的时空来说,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瞬间。
罗店以276年演绎了龙船风俗的“起始”过程,比之中国8000余年的龙文化历史,则又何其短促。
七
清季乃罗店水上龙船活动的活跃时期,其标志为拥有本镇的水上龙船队和经常举行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水上竞渡活动。
明清交替之际,清军跃马长江,也撕裂了如牧歌般宁静的江南田园。
伴随着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160年的盛世,江南经济才真正复苏繁荣。
叶梦殊《阅世篇》记录当时的物价,“米二石值银一两六钱,棉一担值银三两,”棉价高于稻米几近一倍,对产棉地罗店来说不啻为经济膨胀的黄金时机,农民甚至种蒲草,编织棉花打包的蒲包,也足供衣食。
光绪己丑仲秋所修的《罗溪镇志》(罗店有练祁河横贯镇中,又名“罗溪”)曰:
“里中旧有龙舟五六号……粤寇时俱毁,今重造五号,不改旧观。
”
这段话传递的直接信息是,康熙至清道光间,罗店已拥有自建的水上龙船,且数量可观。
间接传递的信息似乎更为重要:
每一条船代表的不仅为财富,而是背后的拥趸者,那么从这一支水上龙船队就可感受到,龙船风俗这一时期是如何地深入人心。
罗店人对于有关龙船的事,都视同于为地方祈福:
募资金,宦、绅、民量力分摊;建龙船,能工巧匠甘当义工,脚夫愿无偿出力;乡民箪食壶浆,妇孺施茶送水,僧尼道众开山门乐充船库。
全镇不论阶层、不分贵贱,都沉浸于对龙船的狂热痴迷之中。
罗店韩家湾有一个特殊的船工群落,据他们自述,其先祖可能是明初随徽商进江南的船民,累世滞居于此。
这个群落世代从事建船、驾船行业,成为罗店独有的半职业化水上龙船技术力量,竞渡活动的舵工、浆手和统筹协调的“出头人”,也都世袭相沿,对龙船的形制、工序、水上表演的仪程招式,有着固定的传承方式。
罗店龙船与苏州龙船虽然都亭台楼阁,飞檐回廊,但罗店龙船上的门楼却是本土真实建筑“北极阁”的缩影。
此阁原系罗店邑人唐月轩私宅,明正德年间(1506~1565年),唐某晚年捐楼供佛,题名真武阁,又名北极阁,是两层楼式的宫殿建筑。
清乾隆时举人范连有《登真武阁》诗云:
“不到谈元地,今经二十秋;浮生闲半日,高阁得重游;春水一溪乱,晴烟小市浮;老僧阁话归,莲社几人留。
”因声名大噪,为清时罗店名胜,罗店建造龙船时遂将其作为门楼蓝本,可证打造罗店水上龙船的年代,应在清乾隆年间。
罗店龙船“始于明,盛于清”,此言诚然。
八
罗店的水上龙船活动一旦形成为风俗,其影响力是异乎寻常的。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闭关锁国的大清皇朝陷于战争和动乱,罗店的五六条龙船咸丰年代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激战中被毁,但光绪中又“重造五号,不改旧观,”此“旧观”当亦非仅于数量而已,而系江南龙船文化的传统和记忆,这是不言而喻的。
罗店龙船所折射的江南龙船遗风,可研究的课题甚多,然就《罗溪镇志》的记载而言,,则以“旗仗鲜明,锦彩夺目,擅一邑之胜”最为瞩目。
旗仗是罗店龙船造型艺术的精华部分:
船体中部的旗架分上、中、下三层,上层左右二面各插八面薄刀旗,中层二面各插八面蜈蚣旗,下层二面各插十面三角旗,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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