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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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
阻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
【内容提要】本文对阻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因素,包括“对鉴定地位的认可不足”、“‘馆藏丰硕’与‘收藏优化’的两难选择”、“关于档案‘精华说’、‘财富说’、销毁‘风险说’与档案治理‘效率观’的明白得”、“缺乏现有联系支持”和“理论研究的脱节”等,作了论述。
【摘要题】档案鉴定
【关键词】档案价值鉴定/主观因素/阻碍探讨
【正文】
从特点上考察,档案价值鉴定确实是一项深受主观因素阻碍的、以价值评判为核心的辨别工作。
因此,分析我国阻碍档案价值鉴定工作本身有效开展的因素,第一应该从主观因素分析着手,就显得超级自然了。
主观因素的阻碍是无形的,但是它的阻碍结果却是实在的、能够显示的。
在主观方面关于档案价值鉴定起障碍性阻碍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一、关于鉴定地位的认可不足
欧美国家档案治理的核心,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有一个变迁的进程。
在此前,来源原那么指导下的档案整理是档案治理的重点与核心。
而尔后,档案价值鉴定慢慢代替了档案整理,占据了核心地位,与此同时,档案学研究也慢慢把重心放在档案价值鉴定,和有关的档案优化问题研究上了。
如原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馆长威廉·莫斯1992年来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讲演时就曾指出,鉴定是档案工作整个系统中第一个关键性决定,是随后所有决定得以产生的基础,因此是档案工作的首要职能,鉴定的重要性居第一。
(注:
陈兆:
《必需狠抓档案保留价值的鉴定工作》,《兰台世界》1999年第2期。
)这种工作重点转移,是档案理论与实践的战略转移,也是档案工作本身进展的客观需要。
相关于欧美国家这种观念的转变,和对档案治理核心地位的从头认定,我国档案界在这一方面的反映,有着相当的滞后性。
在我国,以往的档案治理学教材中,鉴定环节跟其他环节一样,被割裂了流程性、持续性,而跟其他相对独立的工作环节一路,被视为档案工作的八个环节之一。
只是到了邓绍兴、陈智为主编的《档案治理学》中,将“档案价值的鉴定”挪到了第一章,而且在教材的“导论”中,强调了鉴定环节的重要性,指出:
“这项工作存在于文书立卷、搜集、整理和保管等环节当中,是档案治理中最具决定性意义(决定档案存毁)且难度最大的工作。
”(注:
邓绍兴、陈智为主编:
《档案治理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另外,也有人指出:
“鉴定工作不仅决定了档案的起点和终点,而且存在于档案业务的其他环节当中。
”(注:
葛荷英编著:
《档案鉴定理论与方式》,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这种变更是一种理论进步,也表现出熟悉上的进步。
可是,整体相较于欧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运用的文件治理、文件中心、文件生命周期等有关精简文件的概念与方式,和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理论、汉斯·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接收战略”等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与档案优化方法,咱们的熟悉与研究显然是比较滞后的。
二、“馆藏丰硕”与“馆藏优化”的两难选择
(一)关于“丰硕馆藏”。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档案部门关于馆藏建设的声音,几乎只有一个声音、一个口号,那确实是——“丰硕馆藏”。
我国以“丰硕馆藏”为原那么指导档案馆藏建设是有其深刻的客观缘故的。
其一是我国的馆藏总量少,与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长的文明古国的地位十分不相称。
其二是档案馆新建库房有必然的空余度。
我国的档案馆库房建设有两个时期:
60年代各级档案馆成立之初,档案数量少,库房相对空闲。
90年代,档案馆兴起第二个扩建高潮,许多档案馆纷纷成立起新馆,如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等,都另建新馆,大量地(市)、县(区)级档案馆也旧貌换新颜,大大扩展了库房。
旧馆加新馆,档案库房也相对空余。
因此,库房的相对空闲,给档案部门一些同志带来必然的阻碍,关于鉴定的熟悉不足,主张慎行存毁鉴定,这种情绪最近几年来还有表现。
因此,丰硕馆藏的阻碍,在我国说不上根深蒂固,但乃至是一个短时期难以挥去的档案情结。
(二)优化馆藏在我国的艰巨操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档案界把优化馆藏作为档案馆室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移。
但是,跟国外的档案优化政策相较,我国的这一战略实施存在着诸多困难。
第一,从时刻观念上看,我国的优化思想,整整掉队于国外30年,优化观念意识是需要时刻成立和培育的,因此,这一点我国尚有待时日。
关于此刻馆藏进行档案优化的直接方式是加速销毁鉴定。
显然,这与我国档案部门长期以来的“重于收藏轻于鉴定”,尤其是轻于存毁鉴定的适应不符。
第二,关于优化,我国没有相应的方式与标准。
档案优化,在国际档案界研究由来已久,为此也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方式与标准。
如比例鉴定法、选样保留法、限制档案移交机关和操纵进馆文件范围等方式,普遍运用在欧美国家的文件与档案鉴定实践,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效益,积存了许多体会,制定了行之有效的程序。
这些方式与标准,尤其是量化的方式与标准,在我国尚在探讨当中。
第三,我国缺乏相应的文件治理机制。
文件治理机制,若是用一句话来归纳,那确实是文件的精简机制,文件治理的效率机制。
而这种精简、这种效率,确实是通过及时、有效的鉴定方法实现的。
跟欧美国家相较,咱们在文件治理问题上,显然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是文件治理观念不强。
长期以来,我国档案界只论文书工作,档案学研究与教育中,也只有文书学。
显然,文书工作与文书学,与文件治理与文件治理理论,二者之间有着目的性上的不同。
我国文书工作和文书学,关注的是文件拟写、运转、办理、积存、立卷与归档。
研究重点是如何正确运用文种、拟写文件、遵循行文规那么,而文件的立卷、归档视作为介于文书工作与档案治理之间的一起环节。
因此,文书工作和文书学并非专门注重研究如何通过鉴定、处置,达到精简文件目的的问题。
二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尚不能深切人心。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国外档案学家眼中,具有标志“现代档案学成熟的里程碑”(注:
(阿根廷)曼努埃尔·巴斯克斯:
《文件生命周期研究》,科尔多瓦大学1987年出版。
)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陈兆@①开始把这一理论介绍到我国档案界,其后有很多学者对其加以进一步研究。
但是,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研究的情形看,尽管有许多研究者表示赞同,但它远不是一种被档案界普遍同意的理论,以为无心义的有之,以为我国已有相同理论的有之。
总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成了一种很有争议的理论,自然就谈不上对实际的指导作用了。
三是文件中心尚在成长当中。
进行文件治理的主体是文件中心,欧美国家普遍成立了文件中心,以承担文件的中间性、过渡性保管。
而我国关于文件中心历经长时刻却未得普遍认可。
从我国第一个文件中心——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1988年成立以来,相那时刻内出不了第二家,而且档案界还不断有成立文件中心的质疑之声,一直到2000年印发的《全国档案事业“十五”打算》,提出在条件成熟的地址,推行成立文件中心,才把关于是不是需要成立文件中心的争议划上句号。
但整体看来,我国要普及文件中心,还有待时日。
固然,应该指出的是,文件中心中关于文件的治理,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标准、方式和程序,不然档案室和档案馆显现的问题,也将会蔓延到文件中心。
三、几种观念——关于档案“精华说”、“财富说”、销毁“风险说”与档案治理“效率观”的明白得
(一)关于“精华说”、“财富说”。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尤其是存毁鉴定缺乏足够的熟悉,也出于“精华说”、“财富说”的阻碍。
我国档案学有关教材中,一直灌输有这种观念,对往后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才能成为档案,因此,从那个意义上说,“档案是文件的精华”。
有人指出这种整体熟悉存在缺点,(注:
姜之茂: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四)——制约因素分析》,《档案学通信》2001年第4期。
)咱们长期以来注重档案的平安保管,是这种“精华说”、“财富说”阻碍的结果。
正确的观念应该是:
有些文件是精华,而有些文件那么不是。
为此咱们就会研究何种文件有永久保留价值,何种文件只有必然价值。
(二)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性”。
躲避风险,是人之常情;但人有时甘冒风险,因为在经受风险以后,具有取得利益的可能。
而档案价值鉴定,跟其他风险中获取利益的行动相较,行动者不存在可回报的利益和报酬。
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存在两个方面:
一是出过失;二是工作难度大。
怕出过失,是档案价值鉴定进程中时候令人紧张的因素,因此造成了求稳的心理。
正如王传宇指出的,在鉴定中,档案人员“第一是怕错”,因为“同其它各项档案业务工作不同,档案价值鉴定涉及档案存毁,关系档案‘命运’。
挤在库房里,困难再大,问题再突出,东西还在;可是一旦鉴定错了,处置失误,那么不可挽回,责任重大;这不仅是具体档案人员的心态,乃至也在必然程度上是某些档案行政治理部门的心态。
这种求稳怕错的思想,阻碍了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开展,专门是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所谓‘战备鉴定’和‘文革’中的错销档案,令人们难消余悸。
”(注:
王传宇: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
(一)——问题与形势》,《档案学通信》2001年第1期。
)工作难度大,造成档案馆、室工作人员有畏难情绪,“档案价值的潜在性,档案价值鉴定的预测性,和鉴定结果必然程度上的不确信性,增加了人们关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畏难心理。
”(注:
王传宇: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
(一)——问题与形势》,《档案学通信》2001年第1期。
)
因此,从那个意义上说,档案价值鉴定是一个鉴定部门不具有任何利益的冒险行为。
由此,造成了以下问题:
“第一,国家档案行政治理部门难下大的决心,把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作为一个大的工程,作为阻碍档案工作进展的重要问题或‘瓶颈’问题,统筹计划,全面动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有效地解决。
长时期以来,那个决心很难下,即便看到了问题,有了决心,但决心还不够大。
第二,具体的档案馆、室,难下决心,大体上是等待,观望,不敢动手或不肯动手;第三,在具体的鉴定工作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鉴定难,销毁更难’。
相当一些基层企业、事业单位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曾进行过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专门是科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可是,通过鉴定确信销毁处置的无价值档案或过时档案,大多是采取封存起来‘缓期执行”的方法,而那个‘缓期’常常变成了‘无期’,即无穷期封存,不敢销毁。
”(8)
(三)关于档案治理效率。
应该说档案治理中的效率本身的确难以表现。
第一档案部门(尤其是档案馆)一直强调社会效益是第一名,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经济效益要效劳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能够是量化的,但社会效益是无形的,不能以量比形式表现的。
第二,档案部门的效率取决于所收藏档案文件的质量、类型、成份和治理水平,第一个档案馆、室有特定的文件来源,由此也具有特定的文件信息资源,这些因素显然不是完全决定于档案部门本身。
基于上述两个缘故,表现档案部门的治理效率比较困难。
但我国档案界早已有人指出我国的档案治理缺乏效率观念,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造成档案治理效率不高的缘故有二:
一是档案质量不高,致使档案治理的大量劳动做的是一种“无用功”;二是机关单位普遍设置了面广点多的档案室,没有达到治理法那么中的规模效应。
这两点正是与鉴定紧密相关的问题,可见档案价值鉴定跟治理效率之间有着内在关系。
四、缺乏现有政策支持
(一)缺乏鉴定标准系统。
尽管我国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标准类型诸多。
但相关于多种类型档案价值的多种鉴定,显然不够系统。
归档鉴定、进馆鉴定、品级鉴定、开放鉴定、存毁鉴定中,相对来讲归档鉴定的标准制定,历史较长,也历经多次修改。
而其他类型的鉴定,标准一直比较模糊。
另外,即便在归档鉴定标准中,我国长期以来也偏重于文书档案、会计档案等。
而关于机关单位的常见科技文件价值的鉴定,如设备文件、基建文件、产品文件、科研文件,有存在于专业系统的档案保管期限表中,也有的全然就没有专项规定。
因此,同一机关单位鉴定文件价值,可能要依照不同来源的档案保管期限表,显然给机关单位归档鉴定增加了难度。
由此可见,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稿的《归档文件与档案鉴定指南》是一种完善鉴定标准系统化的工作。
(二)操作标准过粗。
目前我国有关鉴定操作标准,尤其是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的粗线条是公认的:
条款内容过于精练、条款太少、保管期限档次较粗、用语抽象含糊、偏重宏观而轻忽微观等等。
这直接造成了实际部门鉴定文件与档案价值的粗线条,因此,从那个意义上说,一味责难实际部门的操作失当是不公平的,这应该是政策支持不力的缘故。
(三)曾经有过“销毁档案确实是销毁编制”的规定。
在1985年2月人事部、国家档案局公布《地址各级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试行)的通知中,提出了一个与档案数量紧密有关的“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其中规定:
“馆藏超过一万卷不足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份每五千卷增配一人;超过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份每七千卷增配一人。
”这种规定的阻碍是超级现实的,给档案局(馆)领导直接的警示确实是:
谁销毁档案,谁确实是在销毁编制。
五、理论研究的脱节
我国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研究关于实践的指导不力,这在很多论者的研究分析中已经指出,如王传宇和姜之茂,都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种因素列入阻碍我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障碍性因素之一。
应该说,这是对理论界的提示,咱们应该为此而反思。
笔者以为,我国鉴定理论研究不力,其表现能够归纳如下:
(一)重点性研究开展不够。
档案价值鉴定在建国后很长时刻内,没有成为理论研究与工作探讨的重点。
王传宇对《档案学通信》和《档案学研究》这两种档案学的权威性期刊作过有关分析。
《档案学通信》自创刊以来,1980年至1992年13年间,每一年一样只有一篇到两篇,有的年份,如1990年、1992年,一篇也没有。
《档案学研究》自1987年创刊以来,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每一年仅有一篇或两篇关于档案价值鉴定方面的文章发表,其中199一、1992两年都是零。
这两种刊物都是在1993年以后,有关鉴定文章多了起来。
《中国档案》(前身为《材料工作通信》和《档案工作》),作为最先创刊的、国家档案局工作指导性期刊,自1951年以来,所刊发的有关档案鉴定的文章(包括公布有关法规性文件、工作探讨和学术研究),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具体散布情形如下:
1951~1960年,共16篇。
其中,1951~1955年,为0篇,1956年和1957年别离为7篇和6篇,这两年头恰好是两个期限表公布之年。
1960~1965年,5年间共42篇,这是一个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高潮,说明档案工作稳固进展到一按时期,档案价值鉴定问题就突出了,从那个意义上说,馆藏下合理、档案质量低是一种“富贵病”,而档案价值鉴定那么是解决档案部门“富贵病”的手腕。
这5年间尤以1965年为多,共有21篇相关文章或报导。
1979~1992年,14年共29篇,平均一年2篇,从篇幅比例来看,又回到了50年代的水平,可见,“文革”不正常时期关于档案工作的阻碍。
一样,到1993年以后,相关文章又慢慢增加了。
因此,从这3种期刊的文章刊发情形看,1993年以后研究增加,掀起新的高潮,这明显跟四川省档案部门1992~1993年开展的“消肿”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的大讨论有关。
但跟国外档案界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情形看,显得十分滞后。
国外在这段时刻内,从美国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模式,到德国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再到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接收战略”模式,通过了多种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模式的演变。
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注重档案价值鉴定研究,除时刻上显得较为迟缓之外,还明显受到电子文件研究的阻碍。
事实上,从90年代后半期,电子文件的研究迅速占据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地位,又将鉴定问题挤到比较次要的研究位置上。
我国档案工作每一个时期都有研究与探讨重点,从文书立卷归档、档案整理、到档案法,重心迭代,但转入档案优化与鉴定不久,重点地位即被电子文件研究、数学档案馆、档案信息化问题所代替。
因此,如此看来,档案价值鉴定研究“命运多蹇”,注定是棵“苦菜花”。
(二)务虚过量,针对性不强。
90年代以来,咱们各级各类期刊,发表了数以百计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文章,而且共有一本专著、两本编著和一本论文集出版,它们别离是张斌的专著《档案价值论》、陈忠海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葛荷英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方式》,总参办公厅档案局编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
总括起来,应该说研究功效洋洋洒洒,很是全面。
可是关于最近几年来研究功效作一分析,能够将这些研究分几类:
第一是系统性与针对性皆具者,除以上所提到的专著、编著外,还有以王传宇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组所发表的功效,载于2001年第1~6期和2002年第1~2期《档案学通信》、邓绍兴关于档案保管期限表与民国档案鉴定的研究。
第二是针对性强的研究,包括具有一开先河意义的四川省档案局在90年代初的讨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和宝荣、陈兆@①、陈智为等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比如青年研究者如李华等、实际工作部门研究者如姜之茂、严永官、柳瑛等人的文章。
这种研究功效数量尽管不多,但他们或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或以丰硕的实践体会,使其所著文章往往具有振聋发聩、令人深省的作用。
惜乎以上两类研究功效,在整体研究中,数量上占少数。
依笔者切身感受为例,笔者为了完成有关鉴定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几乎把我国要紧刊物的有关文章都检索并加以阅读,但强烈感受到多数文章,或研究深度不够,或研究面失之狭小,或研究理论性不强。
这能够从文章题目上可见一斑,有些文章在90年代还“浅谈……”、“浅议……”、“……初探”、“也谈……”,在说明一些常识性问题。
故而看上去鉴定研究的文章不时见诸发表,但真正有论新问题者、提新观点者那么不多。
不客气地说,这呈现出一种理论上的虚假繁荣,也是一种学术研究风气过于务虚的问题,值得咱们档案理论界检讨。
综上所述,要解决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可能第一要解决鉴定主体的观念、政策制定与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以政策、理念的力量推动其他方面的变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左礻右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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