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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巴尔扎克葬词
雨果巴尔扎克葬词
,也不像卢梭那样愤世嫉俗。
这就是他在我们中间的工作。
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来的作品,崇高而又扎实的作品,金刚岩层堆积起来的雄伟的纪念碑!
从今以后,他
巴尔扎克故居
的声名在作品的顶尖熠熠发光。
伟人们为自己建造了底座,未来负起安放雕像的责任。
他的去世惊呆了巴黎。
他回到法兰西有几个月了。
他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希望再看一眼他的祖国,就像一个人出门远行之前,再来拥抱一下自己的母亲一样。
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唉!
这位惊人的、不知疲倦的作家,这位哲学家,这位思想家,这位诗人,这位天才,在同我们一起旅居在这世上的期间,经历了充满风暴和斗争的生活,这是一切伟大人物的共同命运。
今天,他安息了。
他走出了冲突与仇恨。
在他进入坟墓的这一天,他同时也步入了荣誉的宫殿。
从今以后,他将和祖国的星星一起,熠熠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
站在这里的诸位先生,你们心里不羡慕他吗?
各位先生,面对着这样一种损失,不管我们怎样悲痛,就忍受一下这样的重大打击吧。
打击再伤心,再严重,也先接受下来再说吧。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个伟人的逝世,不时地使那些疑虑重重受怀疑论折磨的人对宗教产生动摇。
这也许是一桩好事,这也许是必要的。
上天在让人民面对崇高的奥秘,并对死亡加以思考的时候,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
上天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因为这是最高的教训。
当一个崇高的英灵庄严地走进另一世界的时候,当一个人张开他的有目共睹的天才的翅膀,久久飞翔在群众的上空,忽而展开另外的看不见的翅膀,消失在之乡的时候,我们的心动中只能充满严肃和诚挚。
不,那不是之乡!
我在另一个沉痛的场合已经说过,现在我也永不厌烦地还要再说——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
这不是结更来,而是开始!
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
我说的难道不是真话吗,听我说话的诸位先生?
这样的坟墓,就是不朽的明证!
面对某些鼎鼎大名的与世长辞的人物,人们更清晰地感到这个睿智的人的神圣使命,他经历人世是为了受苦和净化,大家称他为大丈夫,而且心想,生前凡是天才的人,死后就不可能不化作灵魂!
附录一:
雨果:
巴尔扎克最后的日子维克多·雨果
l850年8月18日,我的妻,她在白天看过巴尔扎克夫人,告诉我巴尔扎克先生不中用了,我赶到他家里去。
18个月以来,巴尔扎克先生便害着心脏肿胀病,二月革命后,他到过俄国,在那里结了婚。
在他动身之前数天,我在马路上遇到他,他已经诉苦说身体不好,呼吸声音很响。
1850年5月,他回到法国,结过婚,很富有,但已病入膏肓。
到巴黎的时候,他两条腿已经肿了。
请来的四个大夫给他听过脉。
其中一个,路易大夫,在7月6日对我说:
他活不了六个星期。
他跟弗莱代力·苏里埃害着同样的病。
8月18日,我的叔父路易·雨果将军在我家里晚膳。
刚用过饭,我便离开他,我雇了一辆马车把我送到保综区科推奈街14号。
巴尔扎克先生就住在那里。
他买了保综公馆剩下来的部分,几间侥幸没有遭到破坏的低矮的房舍;他把这些房子布置得富丽堂皇,给自己安排好一座精致的小公馆。
公馆大门临着科推奈街,花园只是一个狭长的院子,铺石,有许多地方辟作花坛。
我拉铃,一轮明月被云遮住,街上阒无人迹。
没有人答应,我再拉一次,门开了,一个女仆手执着一枝蜡烛在我的眼前出现。
“先生有什么事?
”她说。
她淌着眼泪。
我说出我的名字。
她把我领到底层的客厅里面,厅内壁炉对面的架子上,放着大卫所作巴尔扎克的巨大的大理石半身像。
客厅正中一张华丽的椭圆桌子上燃着一支蜡烛,桌子的脚是六个非常雅致的镀金小雕像。
又有一个女人走来,她也在哭,她对我说:
“他不中用了。
太太回到了自己房间里面,大夫们从昨天起就不肯来了。
他左腿上有一个伤口,疽就长在那里。
那些大夫不晓得他们干些什么,他们说老爷的水肿是一种腐皮底下的水肿,脓水沁入肌理底下,这是他们的话,说皮肤和肉都象脂肪,没有办法替他放水。
“好,上个月,老爷上床睡觉,碰一件刻着花卉人物的家具,撕破了皮,身体里面的水都流了出来。
大夫们说:
‘怪事!
’这件事情出乎他们意料,从那时起,他们便替他放水。
他们说了‘我们仿照自然那样办吧。
’但腿上长了一个疮,劳大夫给他开了刀。
“昨天把家伙拿开,伤口没有长脓,却是红色的、干而且烫手。
于是他们说了:
‘他不中用了!
’就再不回来了。
我们找过四五个大夫,白跑腿。
他们都会说:
‘没有指望了。
’夜里很不好过。
今早,九点钟,老爷就讲不出话来了,太太喊来一个神父。
“神父来了,给老爷做了终侍礼,老爷做手势表示他神志清醒。
一个钟头后,他跟他的妹妹徐尔维勒夫人握了握手。
从十一点钟起,他便喘气,什么都瞧不见了,他过不了这夜。
先生,如果您答应的话,我去找徐尔维勒先生来,他还没有睡。
”
《人间喜剧》插图
那妇人离开了我,我等了一会儿。
烛光隐隐照明客厅内金碧辉煌的家具和挂在墙上的蒲尔波斯和荷尔班恩的美妙的绘画,那座大理石半身像影影绰绰地矗立在这片暗影中间,像是那个行将毕命的人的幽灵。
屋子里面充塞着一股死尸的气味。
徐尔维勒先生进来了,他把那女仆说过的话再说了一遍。
我请他让我见见巴尔扎克先生。
我们穿过一个过道,登上一座铺着红色地毯的楼梯,楼梯上的艺术品琳琅满目:
瓶子、雕像、绘画、陈设着珐琅器皿的家具。
跟着又穿过一个过道,这时我望见一扇敞开的门。
我听到一阵响亮和惨嘁的喘气声音。
我在巴尔扎克的房间里面。
房间正中放着一张床,一张桃花心木的床,床尾床头都有横木和皮带,一望而知是一种便于移动病人的吊床。
巴尔扎克先生躺在床上,他的头靠在一大堆枕头上面,还给加上几只从房里安乐椅上拿过来的红织锦垫子。
他的脸是紫色的,近乎黑色,往后面倾倚。
胡子没有刮,灰色头发剃短了,眼睛睁开,目不转睛。
我从侧面看见他,他这样很像拿破仑皇帝。
一个老妇人(那是女护士)和一个仆人站在床的两边。
床头后面一张桌子上燃着一支蜡烛,门口附近一只橱子上也燃着一支。
床头小桌上放着一只银瓶。
这个男人和这个妇人战战兢兢,一句话都不说,倾听着那个临终的人高声喘气。
一阵刺鼻的气味从床上散发出来。
我掀起卧被,执着巴尔扎克的手,他满手汗珠。
我紧握着这只手,但他没有回握我的手。
一个月前,我就到这房间来看过他。
他兴致勃勃,满怀希望,相信他的病一定治得好,笑着把肿的地方指给我看。
我们谈过许多话,辩论过政治。
他指责我“哗众取宠”,他是正统主义者。
他对我说:
“你怎么能够心安理得放弃这个法兰西元老的名义呢!
除了法国国王的名义以外,那是最高贵的名义了。
”
他又对我说:
“我买了保综先生的房子,花园不在内,可是带一个讲坛,正对着街角的小教堂。
我在楼梯这边有一扇门通到教堂,把钥匙转一下,我便可以望弥撒了。
我对这讲坛比对那花园还看重些。
”
当我告辞的时候,他把我一直送到这座楼梯,走路时异常吃力,并且把这扇门指给我看,他又高声对他的夫人说:
“尤其要把我的画都让雨果好好看一看。
”
那女护士对我说:
“他在天亮就会死。
”
我下楼,这张苍白的脸留在我的思想里面;走过客厅的时候,我又看见那座不动的、木然无情的、高傲和隐隐地放着光的半身像,我便把死亡同不朽相比。
回到家里,这是一个星期天,我知道几个人等着会我,其中有土耳其代办里莎·贝、西班牙人拿伐里特和一个被放逐的意大利人阿里伐贝尼。
我对他们说:
“各位先生,欧洲快要失去一个大人物了。
”
他在夜晨去世。
他活了51岁。
他星期三下葬。
他起先在保综小教堂停灵,他的遗体从这道门通过,他觉得单单这道门的钥匙便比那个从前管理王族捐税的大臣所有的花园还要宝贵。
吉劳,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天,画好了他的像。
他的家人要替他造面模,可是没有成功,因为尸体腐烂得非常快。
死后第二天,清早,来做面模的工人看见脸庞已经走了样,鼻子塌到面颊上去。
人们把他放进一副包铅皮的橡木棺材里面。
内政部长巴洛许参加了葬礼。
他在教堂里坐在我的旁边,在灵台前面,他不时和我说话。
他对我说:
“这是一个风雅人物。
”我对他说:
“这是一个天才。
”
送葬的行列穿过巴黎的马路,直奔拉歇斯神甫公墓。
我们出发的时候和我们到公墓的时候,飘下几点雨。
在这么一个日子,天仿佛掉下几滴眼泪。
我走在棺材前头右边,手执着灵幔的一只银球;大仲马走在棺材前头左边。
坟穴在最高头,在小山上,我们走到的时候,人群十分拥挤,道路崎岖狭窄,马匹登山时很不容易牵住那部往后倒退的柩车。
我被夹在一个轱辘和一个坟穴中间,差点儿被压死。
有几个站在坟头的观众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扯起到他们身边。
我们徒步走了全部路程。
杠夫把棺材放进坟穴,那坟穴与查尔·诺的埃和嘉西米·德拉文为邻。
神父做了最后的祷告,我讲了几句话。
我讲话的时候,太阳正在沉落,整个巴黎在落辉的雾霭中在我眼前远远出现。
几乎就在我的脚下,泥土往穴里掉,我的声音被落在棺材上面的泥块的黯哑的声响打断了。
附录二:
雨果与巴尔扎克的“高下”
○蔡毅
雨果与巴尔扎克是世界文坛的两位巨人,也是法国文坛的顶级人物。
他们在我心中的位置,几乎是超越一切无人可及的。
若论读书,我读他俩的小说最多也最喜爱。
所以到巴黎后的一件重要事,就是去拜访他们,感谢他们给予我知识智慧和人生之丰富营养,向他们献上我最崇敬的一束鲜花、一片心意。
但是此行却引发了我对雨果与巴尔扎克“高下”的思考。
雨果纪念馆在巴黎市中心孚日广场6号,孚日广场是亨利四世建的王宫庭院,17世纪的府邸,离我住的国际艺术城较近。
刚到巴黎的第二天我就去朝拜他老人家,后来又专程去看过他两次。
那幢古旧的红砖寓所于我已是熟门熟路,非常亲切的地方。
外表看上去已古老陈旧,内里全然是豪华典雅的建筑,一踏进去就能感觉一种富足、大宅门的气派。
楼上楼下四层,有多间房屋,都镶金镀银,装饰华丽,墙壁用红色丝绒或其他彩色贴纸包裹,家具全是些考究的雕饰繁丽的物品,还有一间屋全用中国家具装饰,瓷盘瓷瓶、高背太师椅,俨然一种浓烈的东方情调。
雨果1833年至1848年在这儿度过了15年光阴,写下了大量作品,故居内留有他的部分手稿、书籍插图和书信,还有他亲手绘制的家人肖像,亲手制作的木雕家具。
雨果是个奇才,他身为贵族,家境优越,却像个平民同情劳苦大众,像普通工匠般热爱劳动,他画的画和他做的家具若不特别说明,你会以为是他收藏的艺术品,可见水平很高。
几番流连他之屋内,我都在揣度他之内心,这是个怎样的俊杰伟才啊,既具有磅礴超世之多种才华,又禀有良好之品德操行,从未听到过他有任何劣行恶举。
生于贵族之家,将军之门,却毫无权贵浮华傲人、装腔作势的习气,一生为摧毁人间的不平事,为推翻当时那个荒谬的悲惨世界而奔走呼号,奋笔疾书,生时为文坛领袖,死后化不朽精灵,这人活得太光辉灿烂,令你不能不钦佩崇仰。
巴尔扎克纪念馆离我住所太远,也难找。
所以我对他的拜访就晚了许多,不好意思。
那是到巴黎一个多月后,有朋友相约,我才得以成行,一酬心愿的。
巴尔扎克纪念馆坐落在巴黎16区的帕西,那是一片高级住宅区,上流社会的有钱人许多就聚集于此。
不过巴尔扎克的“家”就俭朴多了,它位于rueRaynouard快到尽头的一个斜坡处,打开门就得下坡,然后才进入院子。
建筑不大,从雷努阿尔街看上去是一栋平房,但从后面的贝尔东街才看得出它其实是一座三层楼房。
这就使它还具有另一道门的出口,一旦债主上门索债,他便可从后门逃之夭夭。
这屋子的质量与陈设就没法与雨果故居相比了,一切都平民化了。
老屋间架小,楼梯狭窄,看不到什么贵重之物。
巴尔扎克生前生活奢侈,负债太多,为躲债,他在巴黎至少有十处以上的住所,狡兔十窟,那也是不得已的事。
这一故居,他在此度过6年时光,创作完成了《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
馆内收藏有他的全集和各种作品,那套全集仅从装潢来看就远不如雨果全集威风,雨果那套烫金精装书就像书中贵族,气派高雅,现在来看都可称豪华;巴尔扎克全集则土头土脑,如同凡人。
馆内陈列着罗丹等雕塑家为他做的大小塑像,还有他钟爱的咖啡壶,他坐过的桌椅,他出版小说的插图挂了一屋子,那些刁钻、贪婪、狠毒、吝啬、虚伪、狡诈、满肚子算计、一心想往上爬,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人物呼之欲出,生动极了。
我虽不能一一辨识,但一看都有种似曾相识感,毕竟许多书都读过。
当他们以集大成的方式赫然列于我面前时,我目眩神摇,噤口无言。
他们就是拥有数千号人物的《人间喜剧》中的“神魔鬼怪”、“英雄豪杰”,每一个都是一绝,让你无法小视。
巴尔扎克的手稿我看得仔细,还选择着拍了三四张照片。
从潦草零乱修改得漫漶一片的手稿上看得出,这位高产高质作家写作习惯的确好改动,传说他送往印刷厂校对的稿子都常常被改得面目全非,以至拣排工啧有烦言,苦累不堪。
他说:
“最苦的事是修改。
”这流露出的不只是他对文字的要求严格,精益求精,也表明他虽为高产大师,但其构思创作心血流淌,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文思缠绕,歧路徘徊,从模糊到清晰,从思想到语言的转换,对任何人都不是轻松之事。
须再三斟酌推敲,七添八补,瞻前顾后才会有满意的表述。
比起来,雨果稿子的改动就少多了。
他或许是属于思虑周密后才动笔的人。
巴尔扎克显然是边写边构思,一路铺着去,回头再来收拾的人。
巴尔扎克故居好的是有个狭长小院,院内长着茂密的树木,与后面贝尔东街狭长的石子路和街灯相映成趣。
遥想当年巴尔扎克写作累了,出门就可舒身养眼,赏花观树,那绝对是件快意之事。
文人生活条件的好坏,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他创作的数量、质量、情调与面目。
我觉得这是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看过巴尔扎克故居后我总在想,按说他的作品,主要是小说,数量超过雨果,论读者面大概也超过雨果,质量嘛,各具情味互有高下各有千秋,可为何他身后享受的待遇却不及雨果,雨果是被法国作为法兰西历史上最杰出的伟人之一安葬于先贤祠,供千秋万代的后人瞻仰学习;巴尔扎克则未能获此殊荣,至今还冷清地躺在拉雪兹公墓。
他们生前是同一时代的双子星座,死后得到的评誉却差别不小,这究竟是为何呢?
雨果有《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笑面人》煌煌四大名著,巴尔扎克也有《高老头》、《贝姨》、《搅水女人》、《欧也妮?
葛朗台》一大批响当当名著足以抗衡。
应该说若从人物之生动典型,故事之跌宕精彩,作品之深邃广博和巨大影响来看,巴尔扎克在哪一点上都不会输给雨果的,但为何他最终的声誉地位却远不及雨果?
这决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而是个耐人寻味的大问题。
一个天才拼死拼活流血流汗奋战一生,终于攀上了艺术之高峰,坐上了这一领域的最高宝座,按说志得意满功成名就已不得了,那是让千百万凡夫俗子艳羡不已的事,可置身已在极高处,举首还有在上人,这就让你有些疑惑不解,有些气愤不平了。
咱哥俩生前称兄道弟,你好我好,凭什么你死后又会高我一截,压住我了呢?
要知道人不光有生前的名利追求,还会有死后流芳百世、进入不朽者的美誉追求,这是一种更高更大的愿望,中国人说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三不朽”、“千秋万代名”,讲的都是这一件事。
死人可以不管这类问题,他管也没用。
活人则可以管管,应该想想,尤其是一个学者、研究者,他应该思考是什么造成了“人比人,比不成”的道理——生前评价、名声之不同与死后待遇、荣誉的区别。
按我个人的理解,巴尔扎克若不敌雨果的地方可能在于,他是从社会底层通过血战才功成名就的,无论是书中或生活中都不及雨果那么居高临下从容优雅,而更多一些市俗气、烟火气。
雨果生活富足地位崇高,生前就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的文坛领袖,是自创一体开宗立派的浪漫派首领,所以他的作品有种俯视尘寰,洞彻*味道。
巴尔扎克则属于孤军奋战,一个人打天下,一支笔横扫天下的豪杰,从影响来看他是现实主义的最高代表,可实际生活中他根本无任何地位可凭,无任何权势可借。
一个人生前地位的高低肯定会影响到他死后的名声,生前之权势,虽带不进棺材,却能带给评誉,大人物之死造成*与波及面与小百姓之死造成的余波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死后是完全的无声无息,还是仍享有某种特权,比如搞了多大范围的送葬祭悼活动,引起媒体和舆论怎样的评价争议,在多大范围内仍使人们念念不忘,屡屡提及,这些必然与生前的地位密切相关。
虽然卢梭说过: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但那不过是种理想,是种愿望,其真实的情况是人生来就不自由,也不平等,死也同样的并不自由平等。
普通草民能与帝王贵胄相比吗?
蚂蚁之死能与大象相比吗?
肯定不能。
巴尔扎克与雨果相比,他天生就不利,生前就输了一截。
我说生前身份地位会影响死后之待遇评价,你别不在意,这只要看一下现在呆在先贤祠的几位作家,从伏尔泰到左拉,从大仲马到马尔罗,他们生前就是身居显赫地位的人。
伏尔泰是18世纪启蒙文学的巨擘,是整个法国乃至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精神领袖。
雨果是将军之子,曾入选法兰西院士,任第三*国会议员。
左拉是19世纪下半期法国文学自然主义的巨匠,马尔罗担任过新闻部长与国务部长,唯有卢梭出身平民,一辈子坎坷受欺辱,但他作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在精神领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也是无人可及的。
由于地位的关系,巴尔扎克与炎凉世态靠得太拢,与恶浊社会贴得太近,这既使他具有比雨果更详实地了解社会的五脏六腑,了解生活具体琐碎方方面面的优长,也使他根本做不到应有的超越和离尘出世,所以他的作品缺少优游不迫与旷达大度,夹杂着牢骚不满,也散播出些怨气戾气,这便影响到作品的纯正与品位。
比如他塑造的伏脱冷就比雨果塑造的沙威要粗野赤裸裸和没教养,他写的好人就赶不上卞福汝主教那么德高行优超凡脱尘慈光普照。
他揭露社会描绘人间比雨果要冷要狠毒。
直白了说,他写的恶比美更多更强大,雨果则即使在暴露恶与丑时,从不忘向人展示希望和光明的另一面,其作品的基调绝对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美终究会压倒丑,成为主宰性的力量。
写丑还是写美,注重表现善还是表现恶,给人希望、信心和力量,还是给人郁闷、痛苦与绝望,是区分两类作家不同的标准。
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艺术,更多还是想从中获得真的启迪、善的滋养、美的享受,而不是再从中去体味假的可恨、恶的残酷、丑的难看可怕。
人性是趋利避害,喜美恶丑的,所以谁能给人们带来光明欢乐喜悦,人们就乐于把掌声献给他,把鲜花抛向他。
相反,谁若给人们带来的是阴暗沉闷痛苦,谁可能就会遭到拒绝与冷遇。
另外,巴尔扎克欠债躲债之举做得也太难看,与现代观念、现代信用制度格格不入。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巴尔扎克却反其道而行之,变着戏法地躲逃债务,且屡犯不改,这绝对是做人的亏欠,无人能为之辩护遮掩的。
不论你是赫赫文豪还是巍巍大师,毛病就是毛病,污点就是污点,谁也解救不了你的。
你只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自为之,否则就会遭到“打折”、“扣分”的待遇,这不会有任何含糊的。
现代信用制度对那些撒谎与欠债不还的人惩处极为严厉,它根本容不得一个人有这方面的坏脾气,只要犯过一次撒谎或欠债不还的事,就铁板钉钉记录在案,成为终身抹不掉的污渍,极大地影响到社会对你的评价。
巴尔扎克此类事不仅多而且突出,这就让人觉得他品行欠佳,道德有亏。
人们可以原谅一个人行为有错,但很难原谅一个人道德有疵。
时间、历史、读者和大众对有的事极为宽容大度,既往不咎;对有的事又极严厉极挑剔,决不姑息纵容,所以当声誉评价与道德问题联系在一块时,它就显得更复杂,更难缠,谁都把握不定。
比如有的文人招蜂惹蝶倚红偎翠携妓嫖宿,或是朝三暮四玩弄女性,往往不被视为毛病,反传为美谈,这是对文人才俊的格外优待,换成普通人,往往早就一棍子打死了。
所以名人们有时享受着比常人更宽泛的自由,有时却又被限制要求得极为严苛,几乎是用道德楷模的标准在衡量你,一点也不能出格,一事也不能犯规,否则就被盯住不放,非闹你个不依不饶沸沸扬扬。
道德评价本不该参与到对一个人事业成就的评判中,但它总会暗中在掣肘,在放大或缩小着对人的评估,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谁也没法改变的。
当然,我所想的只是从一个狭隘视角看到的问题,当我把它提出向巴黎朋友请教时,他一口就回答这没什么好比的,说法国选谁有权进先贤祠,那是由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说了算,他们是知识精英的代表,是社会评判的最终裁决,他们重视的是此人对法兰西文化法兰西语言的贡献。
巴尔扎克是大众作家,通俗作家,他当然不能与雨果相比。
这理由一出口,我就愣了,那一刻真像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我根本就没朝这方面想过,也从未将巴尔扎克视为通俗文学作家,于是他这说法让我哑口无言,不同意也找不出话来回答。
朋友不是搞文学的,不可能懂得文学之奥妙,巴尔扎克与雨果之区别,哪里会是通俗与高雅、大众与精英的区别,他们都共同是法兰西文学的顶尖代表,是将法语运用发展到极至,以致让后人感到绝望和难以超越的大家。
两人风格肯定有差别,但风格之差决不是性质之差。
所以原因决不会是出在通俗与高雅方面。
再退几步说,大仲马倒真是通俗文学作家了,他不也破例进入了先贤祠,而且是最近的事,这清楚表明,即使是通俗作家,也并不影响他之够格不够格。
所以这位朋友的话可以算一个理由,但却不见得是合理的解释。
这也意味着我对此问题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解释,还得努力探寻啊!
此后我又找到另一个法国朋友讨教,他说巴尔扎克没法与雨果相比,巴只是个普通小说家,很一般。
雨果则除小说外,写诗写戏剧,戏剧写得好啊,他的作品充满思想,影响极大。
在替我作翻译的他的太太是个中国人,她认为翻译的作用很大,翻译得好,在中国影响就大;翻译不好,影响就小。
这马上使我想到巴尔扎克的作品多是傅雷所译,傅雷是大家,他的译作自然没说的,好!
雨果的作品则是李丹、方于、陈敬容、罗玉君、鲁膺好几个人所译,质量相较肯定参差不齐,这当然也会影响阅读和传播效果。
当我向第三位法国朋友请教时,她明确说雨果是贵族文学精英文学的代表,巴尔扎克则是平民文学的代表,他的小说语言粗糙,表达不好。
这又是一种观点。
它间接支持了第一位朋友的观点。
即谁高谁低,那要看他对法兰西文化法兰西语言的贡献。
我们中国人皆是通过译作去认识巴尔扎克和雨果的,这便难免受很大局限,谁都知道译作非原作,翻译只是一种语言的对位转述,再好的翻译也不过是原作的七折八扣,美文不可译,精神不可译,诗意、情趣特难译,所以依据译作去评判一个人,就像拿张照片去选美,那太不可靠,太易上当受骗。
法国朋友的这类说法各有道理,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思索。
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和观念通常是以“主义”、“流派”来区分高下优劣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特别推崇现实主义,贬抑浪漫主义和其他流派,因此对巴尔扎克的评价自然会高过雨果,加上巴尔扎克写的多是市俗生活,他又受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高度赞誉,这就给人们造成了巴尔扎克比雨果更高大的印象。
这种评判受制于*,官方色彩很浓,却未必正确。
要想真正评判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最好是抛开“主义”、“流派”的框限,破除*之蒙蔽,只看其人其作,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与头脑感受,而少理睬外界的鼓噪与起哄。
附加物一多,便作不出客观评价。
由此说来,对任何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本*评价一般要比外*评价更真切更可靠,因为他们看的是真人,读的是原著,而外国人依据二手资料去打分,隔岸观火,雾里看花,终究离得远,隔膜大,恍恍惚惚难以透彻。
排除干扰,我想到应从写作立场和写作态度来看两人之差别。
巴尔扎克站在保皇党的立场,想要恢复过去存在的道德原则,他说:
“我写作参照永恒的真理,即宗教和君主政体,当代的事故都强调二者的必要,凡是有良知的作家都应当致力于使回到这两条大道上去。
”他把君主专制和宗教当作救世灵药,这显然褊狭错误,与时代进程背道而驰。
雨果则从早年保皇党的立场一变而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同情和赞颂劳动人民,反对教权,反对复辟,批判道德败坏穷奢极侈的贵族阶层。
他说: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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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果 巴尔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