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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的和元素交融
文化与社会的“和”元素交融
摘要:
“和”是东方管理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是管理十五要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融合、和谐、和睦、平和等思想观念,儒家、道家等曾作过深刻阐述。
“和”文化在近现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崭新的视角来疏理、审视和借鉴中华“和”文化元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和”元素;东方管理;和谐社会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不仅作为一种艺术的、外在形式的审美追求,而且已提升至政治理想、伦理、生理、心理乃至宇宙观等层面。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适应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充分吸收和运用东方传统文化精髓,将“和”的元素融入到社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传统“和”文化
从《尚书》到《周礼》,再到《说文解字》,“和谐”一词都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和”即“谐”,“谐”即“和”,引申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
《中庸》提到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及《周礼》所说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个中道理均源于此。
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关系上。
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的宇宙观点。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这里所讲的“际”,就是关系。
自古以来,天人之学、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三大学问,其中的天人之学,即指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
《易经》讲道: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首出席物,万国咸宁。
”意即依据天道的变化,人获得自己的命运和本质,变化会有差异和冲突,但是冲突又有融合,即走向太和,而和的价值指向是万国安宁与繁荣,这是符合天地变化之道的。
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呼吁人们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归依。
儒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
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以“仁”待物,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
《中庸》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
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所追求的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
史书上记载的“网开三面”、“里革断罟”等典故,无不体现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
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宽和仁厚、和衷共济的处世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关于“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的思想,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才能做到“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从而“天下同归而殊途”。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和”与“同”始终是中国古代管理文化所关注的一对含义不同的范畴。
孔子提出理想人格是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
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即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
在这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指多样性的统一,“同”指一味附和乃至结党营私。
孔子明确主张,君子应取前者而弃后者。
宋代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讲:
“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表明宇宙世界、人间社会充满矛盾,但在矛盾的解决上主张“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这种对待矛盾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三是在心与身的关系上,主张执用两中、平和恬淡的人生理念。
在处理人的心与身和谐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允中”、“执中”。
“中”历来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原则。
所谓“中”,是指凡事皆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
处理事情,要合乎这个“度”,就是“执中”。
《论语·尧曰》:
“尧曰:
咨!
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
允执其中。
天禄永终。
”这段话,不但说明“中”的思想源远流长,而且强调指出它的重要性。
儒家肯定人的正当欲求。
孔子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论语·述而》)但他又强调“欲而不贪”(《论语·尧曰》),反对放纵欲念。
如“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
”(《论语·季而》就是在说,人们追求情欲,表达喜怒哀乐,都要注意掌握中和原则,时刻保持平衡谦和心态。
也正因为如此,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
道家也主张以谦下不争、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身心和谐。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老子》第56章),即有了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自我的锢蔽,以开豁的心胸与平和的心境看待一切。
四是在民族、国家之间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尚书·尧典》说:
“百姓昭苏,协和万邦”。
《周易·乾卦》说: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
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又说: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
”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王道与霸道相反,霸道以武力做后盾,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王道则是利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其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各派都有其和谐社会模式。
道家以“小国寡民”为梦想,主张无欲、无为、无争;墨家以“爱无差等”为梦想,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梦想,倡法治,图实效;佛教以“善地净土”为梦想,强调同体共生、乐善好施。
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
《礼记·礼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东汉郑玄解释说:
“同,犹和也,平也。
”所以,“大同”就是指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
二、“和”文化嬗变
漫长的中国文化发展史,充盈着“和”元素。
其发端、成形、应用和嬗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天人调谐”思想的形成。
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三个阶段。
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对自然存在一种恐惧和依赖的状况,完全处于崇拜自然的阶段。
16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进入大规模征服自然阶段。
人类依靠科技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促使社会发生深刻而迅速的变化。
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和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
善待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成为人类达成“天人调谐”思想共识的必然。
因此,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过于张扬,要善待自然,以求得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永续发展。
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自己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一次全面反省。
这时候,人类在认识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不断升华境界,提高自身素质,逐渐达成“天人调谐”的思想共识,进入协调自然阶段。
2.中西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汇流。
探讨”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意义,在西方哲学,长期存在着“天人二分”的传统,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说:
笛卡尔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
笛卡尔体系提出精神和物质两者平行而且彼此独立,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
然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人”(人道);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天”。
因此,当代西方“过程哲学”对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就受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影响。
他们认为,应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自然构成中密切相连的生命共同体,这将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3.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观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从起源到目标,根本上就是追求和谐社会。
空想社会主义时期这一苗头即已表现出来。
如傅立叶发表了《全世界和谐》一书,提出不和谐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和谐制度”所代替。
欧文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公社”命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部分思想进行肯定,认为其中包含着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
马克思不止一次毫不隐讳地称自己的哲学为“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
在马克思的观点里,社会和谐被解释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摆脱异化、回归自我,使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合二为一,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社会。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的全面发展。
世纪之初,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新思想体系。
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威信大大下降,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能力仍然强大;全球资本化的急速发展使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提倡的福利政策受到严重挑战。
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急剧加大,生产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失业,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为注重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即各种和谐关系的统一与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是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即指克己爱物,将欲望限制在有限范围内,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精神享受;其次是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即人与自身和谐的外化,只有在集体和社会中才能实现;还有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即个人向往自由、要求权益自主,社会需要秩序、要求权利规范;最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母子生态系统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所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
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
“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
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则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
三、“和”文化与社会和谐
近二三十年来,东方管理学派所提倡的和谐、和睦、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家和万事兴等思想,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基本特性。
在今天追求和平发展的世界体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程中,借鉴和吸收“和”文化有效资源,仍具有无法估量的现实价值。
1.“和”文化推动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所谓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指的就是这五个方面的结合、兼顾、并举、协调与和谐。
在统筹人与自然方面,“和”文化尤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发展中国家为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赶超战略,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代价。
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在实现经济指数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使发展面临着新的严峻形势。
在现代化建设中,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就要吸取“和谐思想”资源,特别是“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与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有内在的契合,它既可以给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某种理论支撑,又可以给现代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
当然,对“和谐思想”(其中主要是“天人合一”思想)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也要辩证地看,即不赞同它可以包治百病,也不认为它完全无能为力。
2.“和”文化推动解决社会不协调因素。
利益矛盾,是现阶段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特点和突出表现。
改革的实质是对人们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局面。
在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会增多。
提高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是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紧迫课题。
要吸取传统“和”文化的智慧,坚持顾全大局、疏导为主、互相协商、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瞻前顾后、普遍受益、改革成果与改革代价共同承受的原则,努力寻求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最佳结合点,把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在这方面,我们要吸取以往政治上“阶级斗争为纲”与理论上“斗争哲学”造成严重损害和偏差的教训。
3.“和”文化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
传统“和”文化中关于“民胞物与”、“上善若水”、“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和情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体现,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整体。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的文化认同,不仅有利于两岸的往来和交流,也有利于反对和遏制“台独”,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4.“和”文化推动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
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文明模式应该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
从趋向上看,对话的目的是缓解冲突点,缩小分歧点,扩大共同点。
当然,绝对和完全的“趋同”是做不到的,因为多元文化存在的基础是“和而不同”。
我们相信,随着全球交往的日益普遍,不同国家和民族面临问题的共同性越来越多,“趋近”是可能的。
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互补共生、不断扩大共同点的世纪,即“趋近”的世纪。
在这方面,中国“和”文化历来主张“协和万邦”,正可扮演起重要角色,其作用和影响必将更为广泛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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