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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家牧场到彰武县
从皇家牧场到彰武县
王紫晨
富饶美丽的彰武在建县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清皇家牧场——养息牧场,地处柳条边彰武台边门外。
清光绪年间,东北柳条边外全面开禁招垦,皇家牧场迅速解体。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1902年7月19日),彰武县在皇家牧场地区正式设立。
大清皇家牧场,即大清朝廷管辖的牧场。
养息牧场最初是由大清留都盛京(今沈阳)礼部管辖的,乾隆三十年(1765年)改由统领东北地区的盛京将军衙门管辖。
皇家牧场的招垦,促进了彰武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但皇家牧场的管理和招垦也留给后人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
皇家牧场——养息牧场的由来
彰武历史悠久。
辽时属上京道临潢府辖区;金时属北京路懿州(州治在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镇)境;元时属辽阳行省懿州路;明初期属辽东都指挥使司广宁后屯卫。
广宁,即今辽宁北镇市。
广宁后屯卫,系广宁五卫之一,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置于旧懿州地区,当时一个卫驻军屯5600户。
永乐八年(1410年)徙治于义州卫城(今义县)。
为了有效地控制和抵御女真族、蒙古兀良哈三卫等部的骚扰,应付蒙古瓦剌和鞑靼的战争,明王朝修筑了辽东边墙,也就是辽东长城。
辽东长城从正统七年(1442年)开始修建,首先修建的是辽西、辽河套一带的长城,历史上称为“西墙”。
广宁后屯卫西撤和辽西边墙修筑以后,彰武地区被隔于边墙(长城)之外,遂成为蒙古部落的游牧之地,名为苏鲁荒(“苏鲁”,满语,闲散荒凉的地方)。
清崇德二年(1637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责成睿亲王多尔衮负责,于今彰武高山台附近筑都尔鼻城。
第二年三月竣工,后改名屏城。
有东西门各一。
清太宗皇太极赐门额:
一曰“安边”,一曰“广边”。
清入关前,曾以都尔鼻路线北征蒙古,南征明廷,为“全辽管钥”。
清入关后,屏城遂被废弃。
明末清初,辽东(指东北地区)战乱频仍,百姓流离,田野荒芜,人烟稀少。
顺治帝入关时,为了使百万满族人能“从龙入关”,绝其后顾,清兵还毁坏了大量村镇房屋和田地农具。
也使明朝200余年不间断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辽东修筑的密集型城镇,“从山海关到开原,形成的5里1堡、10里1台、30里1城的建筑体系”,毁于一旦。
东北一下子变得万户萧疏,满目疮痍,空旷如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自顺治元年至康熙六年(1644—1667)的23年间,清廷曾几次颁发条例,奖励移民开垦,以增税赋。
但康熙亲政以后,风云突变。
大清崛起于东北,康熙怕汉人流入东北,影响“骑马射箭”的“武略本习”,因之实行封禁政策。
康熙六年(1667年),刚亲政不久的康熙帝下诏吏部,废除“招民授官之例”,“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
此外还谕令在山海关、喜峰口等九处边门设关卡稽查,对人们出山海关严格限制。
之后几年里多次修筑柳条边墙,划柳条边墙外为禁区。
为保护满洲贵族统治者独占东北的特权利益,禁令汉人向东北流入。
柳条边墙修筑以后,彰武地区处于边外,杨柽木河(柳河)流域茫茫草原,水草丰茂。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征讨明朝。
为了夺取明朝政权,他利用蒙古诸部分裂的形势,对蒙古王公有的征讨,有的联姻,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特别是对蒙古科尔沁部,他不仅自己娶了科尔沁部两个蒙古王公的女儿为妻,还有4个儿子也娶了科尔沁部蒙古王公的女儿。
其中他的八子皇太极娶了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宰桑的次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妻,她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逝世,博尔济吉特氏的儿子福临登基,就是顺治皇帝。
他既为科尔沁部蒙古王公的外甥,科尔沁部蒙古王公自然感到无比荣耀,于是就以5000头牛和10000只羊作为贺礼献给朝廷。
朝廷为了妥善处理这些牛羊,遂决定就近在杨柽木河流域建立牧场。
于是,大清皇家牧场——养息牧场就在柳河流域建立了。
据《蒙古游牧记》一书记载,养息牧场“旧作阿什穆,又作杨柽木,在锦州府广宁县北二百一十里,牧场设杜尔笔山下。
太祖征明大军必由都尔弼入边既是地也。
”养息牧场开始叫杨柽木牧场。
杨木即杨树,是东北地区普遍生长的、种类较多的落叶乔木;柽木即柽柳,也叫三春柳或红柳,是落叶小乔木,老枝红色,叶子像鳞片,夏秋两季开花,花淡红色,结蒴果,能耐碱抗旱,适于造林防沙。
当时柳河流域杨木和柽木繁茂,因此柳河当时叫杨柽木河。
杜尔笔(都尔弼),乃蒙古语四方之意,杜尔笔山是在杨柽木河畔草场上突起的小山岗,山顶有明代修建的四方形烽火台,汉语称为高山台(今彰武县高山台),是养息牧场的地理坐标,养息牧场官员翼长等的办公场所即建在杜尔笔山下的西北角。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
“顺治初年又于盛京养息牧地方,设牛群十,羊群六,设司牲官笔帖式等,一应事宜,隶盛京礼部,造册报部,代为题奏。
”经过十几年的牧养,养息牧场的牛羊日益增多。
千里征调蒙古察哈尔八旗牧民
蒙古察哈尔部从成吉思汗的年代开始,就成了蒙古骑兵的中坚力量。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世孙、察哈尔部林丹继承蒙古帝国大汗。
林丹汗驻帐于广宁北白城子(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镇),力图继承大元可汗的事业,称雄蒙古。
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与林丹汗同岁的后金汗王皇太极大举进攻林丹汗,林丹汗兵败西走大板申(今呼和浩特市),过黄河,后入青海。
天聪八年(1634年),43岁的蒙古帝国末代大汗林丹汗病死于大草滩(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
林丹汗死后察哈尔部溃散,大部分官员率领部属归附后金,后金授予职爵,以其部属编设佐领,隶于满洲八旗,形成了察哈尔八旗。
其镶黄、正黄、正红、镶红四旗,驻张家口外;正白、镶白、正蓝三旗,驻独石口外;镶蓝一旗,驻杀虎口外。
顺治四年(1647年),朝廷派乌合日艾等官员从察哈尔蒙古八旗征调来32户牧民,共236口人,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餐风露宿,历尽艰辛,走了两年,于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到达苏鲁荒。
又经过两年安顿,才把牛羊分拨给他们。
据《彰武县民族志》记载:
由察哈尔镶黄旗达西门苏木调遣来的包姓牧民,来时为兄弟两户,兄名高勒陶,弟名召勒陶,系成吉思汗22世孙林丹汗的5世孙。
来苏鲁克时为2户、16口人,落户于萨日图勒(今彰武县冯家镇小沙力土)。
由察哈尔镶白旗希令根苏木调遣来的白姓牧民,初时落户于今大德乡大德阁一带,后于乾隆四年(1739年)移居今二道河子蒙古族乡五家子一带。
由察哈尔镶红旗乌音太苏木调遣来的包姓牧民,为一个家族两户,分别落户于今大冷蒙古族乡的六家子和东大板。
由察哈尔正黄旗长寿苏木调遣来的白姓牧民,落户于今二道河子蒙古族乡赏屯河南。
由察哈尔正白旗德格得恩苏木调遣来的白姓牧民,落户于今二道河子蒙古族乡赏屯河北。
由察哈尔正白旗敖赛苏木调遣来的洪姓牧民,落户于今五峰镇固力本花。
由察哈尔镶白旗扎来苏木调遣来的白姓牧民,落户于今冯家镇北皋皋。
由察哈尔正蓝旗密和苏木调遣来的齐姓牧民,落户于今西六家子蒙古族满族乡地碾子。
由察哈尔正蓝旗巴吉苏木调遣来的赵姓牧民,落户于今西六家子蒙古族满族乡三河岔村海龙窝铺。
由察哈尔正白旗察嘎苏木调遣来的罗姓牧民,落户于今满堂红乡闹德海和今内蒙古库伦旗的勿克稿(原属养息牧场新苏鲁克)一带。
由察哈尔镶蓝旗昭力格图苏木调遣来的白姓牧民,落户于今平安乡四家子(时称都本格尔)、今大冷蒙古族乡程沟(时称冲合勒)。
由察哈尔正蓝旗额尔和图苏木调遣来的吴姓牧民,初时落户于拜兴图(今西六家子蒙古族满族乡白山土),后移居于奇乎台(今五峰镇火石岭子)。
由察哈尔正红旗乌力吉苏木调遣来的邰姓牧民,当时来哥三个,老大贴记落户于瓦施茫海(今西六家子蒙古族满族乡西六家子村),老二贴烈和老三贴慎落户于鄂伦苏(今两家子乡两家子村)。
由察哈尔镶蓝旗昭日格图苏木调遣来的戴姓牧民,落户于今苇子沟蒙古族乡岔山稿。
当时杨柽木牧场也叫苏鲁克牧场。
苏鲁克,蒙古话,意思是牧主贷给牧民放牧畜群。
苏鲁克本是封建主征用劳役的一种形式。
朝廷从察哈尔蒙古八旗征调来牧民,是以苏鲁克形式将牛羊拨给牧民放牧的,朝廷按规定年限和定额、提成比例提取孳生繁殖的牲畜,并按比例留给牧民一部分,老弱病残牲畜也留给牧民,因此杨柽木牧场也称苏鲁克牧场或直称牧场为苏鲁克。
清朝廷迁都北京后,东北的“三陵”(新宾永陵,沈阳福陵、昭陵)所需祭畜大部分仍依靠苏鲁克供应。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郡王和土默特左翼旗第四任札萨克额尔德木图正式奉旨,将科尔沁左翼前旗大部土地和土默特左旗东部土地由盛京礼部管理(乾隆三十九年改由盛京牧群司管理)。
牧场东西150里,南北250里;东境至科尔沁左翼旗界(今为康平县境)90里,西至土默特左旗界60里,南至彰武台边门60里,北至科尔沁左翼前旗界(今科左后旗及康平县界)200里。
牧场负责供应“三陵”祭品,遂将杨柽木牧场改名为养息牧场,杨柽木河也就改为养息牧河了。
养息牧场的设立恢复了原有的草场植被。
明末清初战争,使这里的草场遭到严重破坏。
清入关后不久,在此地设置牧场,或是让昔日荒凉的草场部分地自己修复自己,或是因清初牛马奇缺,选择部分宜牧宜草之地进行少量牧养。
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可以说清廷已走上了自然与人为同时恢复草原之路。
养息牧场官员官衔四至六品
养息牧场中心设在杜尔笔山(高山台山)下马帐房。
既然为皇家牧场,养息牧场的级别自然高,同府、县的府一样(相当于地市级)。
官员有四品总管,五品副总管,六品翼长;管理人员有领催(会计)、牧长、牧副和牧丁。
牧丁是皇家牧场的差役,是牧场牲畜的放牧人,他们同普通牧民不一样,是有一定薪饷的国营牧场在编人员。
养息牧场的牧长、牧副和牧丁,基本上来自征调来的蒙古察哈尔八旗牧民及其后代。
据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关亚新在《试析清代东北养息牧场的变迁及影响》一文中介绍,牧场牛羊的孳生,牛羊群的扩大,急需增添人员,康熙四十九年(1754年)议准,养息牧场选蒙古内殷实有用之人,补牧长20人,牧丁20人。
钦定盛京通志》记载:
“盛京礼部养息牧共牛二十群,每群牛六十头;羊二十群,每群羊五百只。
左右翼分设正翼长、副翼长、领催各一名,副领催两翼各四名,分管牛羊,牧长、牧副每翼各二十名,以正副总管统之”。
进一步明确了牧场管理职责和牧群畜养数量。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裁撤养息牧场马群。
乾隆十七年(1752年)),“盛京将军阿蓝泰疏称,养息牧哈岱郭洛地方向设牧群三十,除裁汰外,现止八群,若仍前补放翼长二员,未免浮冗,请将翼长富勒赫革职,员缺毋庸补放,即以现在六品翼长改授副总管。
嗣后六品副总管缺出,照翼长缺出例拣选保送”。
即因马场牧群减少,以现任六品翼长富勒赫改任副总管,马场官员的官衔相应降低,也不再设翼长职位了。
在康熙帝以前,养息牧场任用的牧长、牧副、牧丁均从蒙古人中选用,补用的牧长、牧副、牧丁也从牧长等子弟内挑选有才能者。
长期从事游牧的蒙古人,既熟悉牧草的种类和生长期,又熟知牧草的分布区域和水源地,,掌握牛羊马的生活习性和种种常见疾病,便于照看和实施救治。
而到乾隆帝时,因养息牧场补授的牧长、牧丁为满洲人,给牧场管理带来诸多不便。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为此,乾隆帝决定从蒙古族后备官员里选拔人才到养息牧场任职。
“乾隆四年议准,养息牧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者系满洲官,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
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该旗蒙古应升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牧场)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成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
三年任满回旗,即照总管副管品级食俸(仍享受待遇)。
”
即使以后提拔,也要考量在牧场工作的政绩。
“遇有应升之缺升用,其任内牛羊数目,有赢余及足额缺少等情,仍照例咨部分别定议。
至左右翼长均有表率稽察之责,亦给以八品虚衔(副县级待遇),照例咨部注册。
”
此后,养息牧场的牧长、牧副、牧丁基本上由蒙古人担任。
这些牧放人员虽不能说是专业之人,但却是当时谙习游牧的人。
蒙古人担任养息牧场的牧放人员,有助于牧场的稳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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