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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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
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
伏俊琏
内容提要本文对敦煌石窟发现的赋体作品的写卷情况、作者、作品的创作时代和抄写时代等进行了考辨。
关键词敦煌遗书赋考辨
一
本文所说敦煌赋,是指敦煌遗书保存的赋体作品。
其篇章、写卷及今人整理的情况如下表:
附图
附图
附图
以上三十一篇赋作中,先唐赋五篇:
即张衡《西京赋》、王粲《登楼赋》、左思《吴都赋》、成公绥《啸赋》、江淹《恨赋》。
这五篇皆见于《文选》。
唐五代宋初赋二十六篇,其中见于唐宋诗文集的五篇:
王绩《游北山赋》、《元正赋》、《三月三日赋》,杨炯《浑天赋》,释延寿《观音证验赋》;不见于唐宋诗文集的二十一篇。
见于《文选》和唐宋人诗文集的赋作,因其写本时代较早,具有很大的校勘价值。
独赖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这二十一篇赋,其体制是与传统赋体不同的俗体赋。
《孔子项託相问书》、《茶酒论》、《@②qiā@③新妇文》三篇,我在《敦煌赋校注》中没有收录。
《前言》中陈述的理由是:
魏晋以来,由于赋的诗化和文化,赋与诗、文的界限有时很难区分。
如蔡邕的《青衣赋》,全篇由四言句构成,一韵到底,极似四言诗。
曹植的《蝙蝠赋》、左思的《白发赋》几与四言诗无异,而叙写尚不及以诗命题的曹丕《大墙上蒿行》。
齐梁时出现的以诗句为主体的小赋,也说明诗赋有合流的现象。
沈约的《悯衰草》,《沈休文集》既收入赋类,又收入《八咏诗》中。
唐代亦赋亦诗的作品更多。
我们读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行文风格简直同高适的《燕歌行》没有什么区别。
李白《鸣皋歌》,《李太白集》编入诗,而朱熹《楚辞集注》采之。
刘希夷《死马赋》是纯粹的七言歌行体。
有六个写卷《酒赋》,或名“高兴歌”,或名“高兴歌酒赋”,任二北先生即编入“敦煌歌辞”。
可见,当时人们并不胶柱于诗赋文体之名。
而具有赋体特征的文,六朝以来更是举不胜举。
除了那些箴、铭、颂、赞之外,有以“论”(如《酒德论》)、“传”(如《大人先生传》)、“解”(如《进学解》)、“文”(如《吊古战场文》)等名题的散文,也可以归入广义的赋体之中。
敦煌遗书中有一篇《祭驴文》(斯1477),写得生动幽默,同唐人律赋的格局十分接近。
《变文集》所收《舜子至孝变文》,全文以六言韵语为主,也近似于赋体。
至于部分近似赋体的,那就更多的了。
张文成《游仙窟》的结尾一段,从行文句式到情感抒发,完全可以同江淹的《别赋》媲美。
《孟姜女变文》、《妙法莲花经讲经文》中散文部分是有韵脚的,也近似赋体。
所以,本着名随其主的原则,凡不以“赋”命名者不予收录。
唯斯6170收载一段失题的文章,刘铭恕、潘重规、张锡厚诸先生皆以赋名,故亦收入。
所说虽不无道理,但这三篇作品,因其对话体、故事性和大体押韵的特征,可以说是俗赋的典型,所以应当在所论之列。
二
这部分谈敦煌赋的作者。
张衡的《西京赋》,王粲的《登楼赋》、成公绥的《啸赋》见于《文选》;江淹的《恨赋》见于《文选》、《江文通集》;王绩的《游北山赋》、《三月三日赋》见于三卷本《东皋子集》、《全唐文》(其中《游北山赋》还见于《文苑英华》),《元正赋》见于五卷本《王无功集》;杨炯的《浑天赋》见于《盈川集》、《唐文粹》、《文苑英华》、《全唐文》。
释延寿的《观音证验赋》见于《感通赋》、《全宋文》。
张衡、王粲、成公绥、江淹、王绩、杨炯都是文学史上的名家,其事易知。
这里只说一下释延寿。
释延寿是五代禅门很重要的人物,他兼祧禅净二宋,是青原山行思禅师十世法嗣,又是净土莲社第六祖(注:
延寿的法统宗流,参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26《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第十世,天台山德韶国师法嗣延寿传》及宋志磐《佛祖统纪》卷26《净土立教志莲社六祖永明智觉法师延寿传》。
)。
清世宗称之为“曹溪后第一人,超出历代大善知识者”(注:
清世宗《御选语录》,收于《佛光大藏经》,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
)。
他著述丰富,据说有“数千万言”,共61种,合197卷(注:
见《智觉禅师自行录》、(《续藏经》,第111册),宋赞宁《宋高僧传》卷28《钱塘永明延寿传》。
)。
其中《宗镜录》一百卷,吴越忠懿王钱弘俶曾为之作序(注:
《宗镜录》一百卷1994年三秦出版社曾据光绪二十五年江北刻经处刻本影印。
)。
此外有《万善同归集》三卷,《注心赋》四卷,当时甚有名。
其《感通赋》一卷,宋人书目中仅见于《崇文总目》卷十。
或入宋以后,已不甚流传。
独赖敦煌遗书保存的21篇赋中,10篇有作者姓名。
《死马赋》的作者刘希夷,《双六头赋》的作者高适,两《唐书》有传,其事易知。
《温泉赋》的作者刘瑕。
刘瑕其人,我们知道的材料也很少。
唐郑綮《开天传信记》云:
天宝初,上游华清宫。
有刘朝霞者,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
今略其词曰:
“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
辨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
天门乾开,露神仙之辐凑;鸾舆划出,驱甲仗以骈阗。
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踏胸兮豹拿背。
朱一团兮绣一团,玉镂珂兮金镂鞍。
”述德曰:
“直攫得盘古髓,舀得女娲瓤。
遮莫你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
”自叙云:
“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
骨董虽短,伎艺能长。
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
今日是千年一遇,叩头莫五角六张。
”帝览而奇之。
将加殊赏,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
奏云:
“臣草此赋时有神功,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辍,不愿从天而改。
”上顾曰:
“真穷薄人也!
”授以宫卫佐而止焉。
郑綮《开天传信记》引述《驾幸温泉赋》的内容,与敦煌本《温汤赋》大体相同。
这就表明“文多不载”的《驾幸温泉赋》,适又在敦煌遗书内发现了完本。
另一方面,由于赋的内容相同,又可证明,刘瑕、刘朝霞实即一人。
但因史传失载,作者生平不详,仅知其为开元天宝前后人,进士及第,曾官春宫卫上佐。
该赋写于天宝初。
(注:
参见张锡厚《敦煌赋校理》,《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
)
《酒赋》有六个写卷,五卷皆题作者名为“江州刺史刘长卿”。
但根据傅璇琮先生《刘长卿事迹考辨》,刘长卿并未任过江州刺史,查《江西通志》及《九江府志》,也未见江州刺史任上有刘长卿之名者。
据《元和姓篡》,唐时另有一刘长卿,“元遂子,工部员外”;但材料也仅有这些。
《酒赋》同现存刘长卿诗比较,题材风格均大不相类。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酒赋》的作者刘长卿不是那位被称为“五言长城”的诗人刘随州;或许是托名而已(王小盾说《酒赋》的作者为伯2555号写卷的抄手。
柴剑虹说伯2555号卷为“落蕃人毛押牙”所抄)。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作者是否为白行简,也颇多怀疑。
日本学者盐谷温在《中国文学概论》中曾这样论述:
“近顷从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古字本内,有题为白行简撰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这传奇(按指《李娃传》)与那赋固然都是假托,但文笔非老手到底不能。
”茅盾先生不但说“昔杨慎伪造《杂事秘辛》、袁枚假托《控鹤监记》,则《大乐赋》正同此类”,而且连该赋是否存于敦煌石室也表示怀疑(注:
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7)1927年6月版。
)。
按白居易祭弟文,于极哀痛中仍不忘告以“骨兜、石竹、春钿等三人,久经驱使,昨天大祥斋日,各放从良”云云,盖行简生前颇多姬妾。
《太平广记》卷283有《灵异记》一则,记行简生魂为祟,且称之为“小魍魉”“魍魉”即非美称,则其生平亦当有轻佻不检之处。
其兄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终日携妓游玩,迁任时又携妓还洛。
他在裴侍中府中夜宴,曾有“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的诗句,可谓风流至极。
其兄如此,有“乃兄之风”的白行简至少不在其下。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文人学士狎娼妓擅房中且记之以诗赋,是相当普遍的。
韩渥、皇甫湜皆有忠节孝廉之称,但韩渥的《香奁集》中多淫艳之词,而皇甫shí@⑤之《出世篇》,更是穷极形相,可与《大乐赋》平分秋色。
所以在没有新的材料之前,我们仍将《大乐赋》的创作权归于白行简。
关于《贰师泉赋》的作者,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录作“乡贡进士张侠”,拙著《敦煌赋校注》也从此说。
郑炳林、颜廷亮先生则以为原卷当为张俅,即张球(注: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294页。
颜廷亮《关于张球生平和著述几个问题的辨析》,《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通讯》1993年2期。
)。
按张侠生平无考。
张球其人,大约生于长庆四年(824),卒年可能是后梁开平二年(908),为归义军时期敦煌著名文士,留存至今的著作尚有16种,皆见于敦煌遗书(注:
颜廷亮《张球著作系年与生平管窥》,《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251-271页。
)。
赵洽、何蠲、卢竧、王敷四人,史传不载,生平不可考,犹如作颂的“吉甫”一样,和无名氏无二致。
十一篇佚名的赋中,《秦将赋》、《子灵赋》、《月赋》、《不知名赋》四篇,按其章法文气,行文用事,可以肯定是有相当文化造诣的文人所作。
但原卷不写作者之名,作者待考。
《去三害赋》残缺严重,兹不论。
《变文集》所收六篇俗赋,因为是民间讲唱文学,即演出的脚本,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加工改进,所以也不可能有固定的作者。
三
再谈赋的时代问题。
这个问题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创作时代,一是抄写时代。
当然,二者也有一定的联系,比如抄写时代一定是该作品产生的下限,这是没有疑义的。
在20篇有作者姓名的赋中,15篇的作者生平可考或大致可考。
那么,这15篇赋的大体创作时间是没有问题的,托名者除外。
而抄写时代可考者有:
伯2528所抄《西京赋》,末有“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一行。
永隆为唐高宗李治年号,调露二年(680)八月廿三改元永隆,永隆年二月十九日,是永隆二年(681)二月十九日。
弘济寺在长安,此卷或为长安弘济寺僧人所抄而带到敦煌的。
斯3663所抄《啸赋》,也没有署年,但它后题有“文选卷第九”,今本在卷十八。
按《文选》三十卷为昭明旧本,六十卷为李善所分。
写本既云卷九,则明为昭明旧本。
再加上抄写中“世”字“虎”字不避讳,所以王重民先生认为是“唐以前写本”(注: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322页。
)。
抄写王绩三篇赋的伯2819号写卷中,多用武则天时代所制造的新字,王重民先生认为是唐武后时的写本。
但是,王先生对伯2819和斯3663号写卷年代的推断,并不一定可靠。
《旧唐书·太宗纪》:
武德九年六月,太宗诏令:
“依礼,二名不偏讳,……其官名、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
”太宗诏令甚明,当时虽有讳“世”“民”字者,但官方文书讳者甚少,民间因之。
及至太宗崩,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诏“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七月,又应有司所请,“改治书待御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司马、别驾改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上讳。
”但到显庆五年,高宗又下诏:
“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意改易。
”斯3663不避“世”“虎”,完全可能是太宗武德九年六月到贞观二十三年六月间的写本。
以字之避讳来断定写本之年代,应有其他佐证。
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周易王弼注第三、第四两卷跋》据第三(伯2530)“虎”字缺笔,“民”字不缺笔,断定此卷是唐高祖时写本。
实际上伯2530原卷即有“显庆五年”题记,此卷写于高宗时无疑,罗氏所见影本未摄入。
至于武则天时期所造的一些字,敦煌中晚唐写本中仍有使用的,更不能仅据此断定伯2819号写卷的抄写时代,如斯1177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中有武后新体“正”字,然卷末题记云:
“大唐光化三年庚申岁二月九日写记”,可确定抄于晚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去武后之时,已有二百年之久。
盖当时抄者依据前代写本,而未将新字回改为旧体。
抄写高适《双六头赋》的伯3862号残卷,没有题记,难以推知抄写年代,但该卷避唐讳甚严,可以肯定是中晚唐写本。
《温泉赋》的两个写卷中,伯2976抄写年代无考,但5037卷内同抄有窦昊撰《肃州刺史答南蕃书》。
由此可以推知该卷抄写时代的上限,当在肃宗时代。
因为窦昊其人,两唐书无传,仅《新唐书》卷17《宰相世系表》云:
窦昊曾为“宁远将军”,大约是玄宗后期肃宗时人,且《答南蕃书》的内容明示作于安史乱后。
法国学者戴密微以书中“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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