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义》作者编者补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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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精义》作者编者补考
《文章精义》作者编者补考
【文献研究】?
おお?
《文章精义》作者、编者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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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お?
关键词:
文话;《文章精义》;于钦止;李?
T;李淦?
?
摘要:
《文章精义》的作者为宋末元初的李?
T,字耆卿,又写作“李淦”,“淦”与“?
T”本为一字,在该姓名中均音gàn。
李?
T(淦)约生于1230-1240年间,约元贞年间(1295-1296)或稍后卒于国子助教任上。
《文章精义》编者肯定不是《齐乘》之作者于钦,应为元代的于钦止,或曾任岳阳郡教授。
现存《文章精义》一卷本为残存本,其中涉及“古今文章”从先秦到南宋,将《文章精义》列为宋代文话更为合适。
?
?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3037807
FurtherResearchonAuthorandEditorofWenZhangJingYi?
?
YUANRu(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Anhui241000,China)?
?
Keywords:
WenHua;WenZhangJingYi;YuQinzhi;LiGan;LiGan?
?
Abstract:
LivingbetweenthetimesoflateSongandearlyYuandynasty,LiGan,alsocalledLiGan(withastylenameQiqing),isknownastheauthorofWenZhangJingYi.Originallythewords“Gan”and“Gan”inhisnamearejustthesamenotonlyinmeaningbutalsoinsound(bothpronounced“Gan”).TheyearofLiGan'sbirthisgenerallyconsideredbetweenthetime1230to1240,andaroundYuanzhenPeriod(1295-1296),hediedinhistermofserviceforImperialAcademy.Accordingtofurtherresearch,theeditorofWenZhangJingYiisYuQinzhiofYuanDynastywhooncehasbeentheAcademicAssistantofYueYangCounty,butnottheauthorofQiShengYuQin.TheonlypreservedversionofWenZhangJingYiisincomplete,inwhichthearticlesembodiedaremainlyoftheperiodfrompreQintoSouthernSong.ThusitmightbebettertoclassifyWenZhangJingYiasWenHuaofSongdynasty.
《文章精义》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文话,其在散文批评史上的价值与影响力历来被学界一致认可,但关于作者姓名,尚存争议,?
?
①
或认为是李?
T,或为李淦;关于《文章精义》的编者,观点比较统一,即认为是元代地方志《齐乘》的作者“于钦”,非跋文中的“于钦止”。
以上观点主要因《文章精义》跋文而起,笔者现从《文章精义》跋文入手,在学界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考辩补充,得出的结论是:
《文章精义》的作者是宋末元初的李?
T,又写作“李淦”,“淦”与“?
T”本为一字,均音“gàn”;《文章精义》的编者“于钦止”,与《齐乘》的作者“于钦”不是同一人;根据《文章精义》现存一卷本,将其归为宋代文话更为妥当。
国图藏明刻本《性学李先生古今文章精义》后有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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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先看该跋文的内容(图1):
收稿日期:
20131020?
?
基金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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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茹(1973-),女,安徽灵璧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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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袁茹.《文章精义》作者、编者补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378-384.?
?
①
关于《文章精义》相关考证,主要有3篇论文。
王树林《〈文章精义〉作者考辩》(《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认为,《文章精义》作者为宋末李淦,“李?
T”可能是误刻,或为一人两名,因“淦”“涂”字义相近。
马茂军《〈文章精义〉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认为,《文章精义》作者为元代李淦,追寻世称《文章精义》二卷今只见一卷,另一卷下落不知所在。
陈杏珍《〈文章精义〉考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3期)认为,作者是宋末元初李淦,因其入元后出仕,应属元代人。
?
?
②
明代叶盛《水东日记》(清康熙刻本)卷二十三提及此书有该跋文:
“临川李性学《古今文章精义》仅百条,门人益都于钦止至顺中跋云二百八条,岂刻者之误欤?
”
图1
图1据国图藏明代刻本《性学李先生古今文章精义》拍摄,该本是笔者所查索到的最早版本。
在国图目前已找不到元刊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文章精义》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初版于1960年,由王利器校点。
王水照主编的《历代文话》(2007年版)亦收录该书,称据元刊本录入,并参考王利器点校本。
跋文曰:
?
オ?
人皆曰文章天下之公器,然必具眼目识见高者,而后能语其精义之精。
予十八九时,从性学先生学,每读书讲究义理之暇,则论古今文□
(1)。
予资质鲁钝,恐其遗忘,故随笔之于简帙。
凡二百□
(2)八条,于是表其书之首曰《性学李先生古今文章精□(3),藏于家者四十余年,未尝出以示人。
至顺三年冬十有二月,阅所蓄故书,得于箧笥中,临文兴悦,手不忍置。
因念与其独善一身,遂绣诸梓,与士大夫共之。
如此,则不独不泯先生学力之所到,亦可以为学者识见之一助云。
先生姓李名□(4),字耆卿;性学,当代名公矩卿扁其斋居之号□□□□(5)朱子门人之□(6)人也。
后仕至国子助教,卒□(7)官。
学生益都于钦止□□□□(8)卷末?
お?
该跋文有八处缺损,参考王利器校点本中的跋文,知本文中的
(1)(3)(6)(7)处无争议,分别为“章”“义”“门”“于”,
(2)(5)处不详,(4)(8)处是学界争议的焦点:
《文章精义》的作者是“李淦”还是“李?
T”,编者是“于钦”还是“于钦止”,由此连带引出另一争议焦点:
《文章精义》是宋代文话还是元代文话?
?
?
一、《文章精义》作者考辨
将跋文(4)处残存的笔画痕迹,与明刻本中他处“淦”和“?
T”
字的间架结构、比例对比来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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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图2中“淦”字来自明正统十二年内府刻本《五伦书》卷十七(朱瞻基撰),“?
T”字来自明万历三十年刻本《游艺塾文规》(袁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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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淦”字因为“金”在整个字中占据一半以上的位置,右边的捺画偏向下,伸展到该字一半的位置,“?
T”字右边的捺画因是在整个字的右上方,“余”字的捺画偏向右,只伸展到该字三分之一的位置,和残存的捺画位置相似,且残存字右面的一短捺点,确定无疑是“涂”字中的点式,而非“金”字右边的点式。
因此确定该跋文(4)处残缺字为“?
T”,即《文章精义》的作者是“李?
T”。
此处所记载的“李?
T”与历代文献中普遍记载的“李淦”是否为同一人?
?
?
在宋至近代的文献中,明确记载为《文章精义》作者的,有李?
T、李淦、李耆卿、李性学等四种,相对出现频率较高的是“李?
T”,较少的是“李淦”。
如明代焦?
f《国史经籍志》卷五、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袁黄《游艺塾文规》卷一、郭良翰《问奇类林》卷十七、清代倪璨《补辽金元艺文志》、劳格《读书杂识》卷十二、嵇璜《序文献通志》卷一九八、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六、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魏源《元史新编》卷九十四等文献中,均写作“李?
T”。
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三、高儒《百川书志》卷十八、清代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二都以“李性学”记之。
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十八、清代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刘锦藻《清诸文献通考》、嵇璜《续通志》、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四库全书总目》中,均记为“李耆卿”。
清代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五记载为“李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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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历史文献中凡记李淦其人其事而不提《文章精义》作者时,只记录两种称谓:
李淦,李性学,没有“李?
T”这个记载。
为正史和笔记津津乐道的是李淦“上书劾叶李举荐僧格之罪事”,后元朝廷嘉奖其直言,将其由扬州学正转为江阴路儒学教授。
如明代宋濂《元史?
世祖本纪》、《元史?
叶李传》、商辂《通鉴纲目续编》卷二十三、朱瞻基《五伦书》卷十七、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卷五十五、胡粹中《元史续编》、清代嵇璜《续通志》、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元诗纪事》等文献中均记载如此记载。
又据宋代牟?
t《陵阳集》卷十五有《题徐容斋荐藁》,记载徐容斋举荐的学官之一为“江西李淦性学”;周密《癸辛杂识》中有“叶李为李性学所窘饮恨而终”事,证明李性学就是李淦。
在程文海《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中也记载了李性学预见僧格之败的事情,后来朝廷以此大力征用李性学。
由此可知,《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中的“性学名淦,建昌南城人”,和上面正史、笔记中记载的李淦(性学)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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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位李淦(性学)是否为《文章精义》跋文中的李性学?
答案是肯定的。
王树林在
文章精义〉作者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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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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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根据程文海《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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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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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章精义》跋文对比得此定论。
其论据有三:
碑文尊称碑主为“李性学先生”,与于钦止所言相同;碑文中所提到的时间,与于钦止跋文提到的时间吻合;卒前官职相同。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文章精义》跋文和《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中记载一致的地方。
程文海《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中说“性学至,则以为国子助教……公卿贵人皆折节愿与交,名动京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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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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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章精义》跋文中提到“性学,当代名公矩卿扁其斋居之号”记载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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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本《文章精义》中“李”字后面的字缺损,而正史中关于李淦的记载没有任何缺损的记录,说明元代以后文献中写为“李?
T”的多从元刊本《文章精义》跋文传抄开来,“李淦”之名多来自于《元史》《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先生墓碑》等历史文献,既然这些文献最接近李淦的时代而没有出现字迹模糊缺损的情况,《文章精义》的作者既然和程文海《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的李淦是同一个人,那就说明正史和墓碑中的记载“李淦”是最常用的姓名。
且李淦是江西人,江西有淦水,以“淦”为名并取水之生命不息之意为字,和“耆卿”的内涵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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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是否能肯定《文章精义》跋文中的“李?
T”是误写?
不能。
在历史文献中,多处出现在记载和称呼地名“新淦(?
T)”和水名“淦(?
T)水”时,两字本为一字,可以互通,与“赣”通,都读“gàn”。
清代吴熙载《〈资治通鉴〉地理今释》记载:
“新?
T,江西临江府新淦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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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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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记载:
“新淦”也作“新?
T”,“汉晋宋齐诸地志皆作‘新淦’,而《汉志》应劭注:
‘?
T水所出西入湖汉,颜曰,‘?
T’音‘绀’,然则县以水名,‘淦’‘?
T’本一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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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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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李?
P《太平御览》中也记载了“?
T”的读音是“gàn”:
“今新?
T(音绀)县南十里,见聂友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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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宋代娄机《班马字类》:
“淦,《汉书?
地理志?
豫章郡》:
‘新淦,音绀,又古含反,案《广韵》,与?
竿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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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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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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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解决了《文章精义》跋文中记为“李?
T”和正史、笔记中记为“李淦”的矛盾:
《文章精义》的作者“李?
T”就是正史和笔记中的“李淦”,“?
T”与“淦”本为一字,且同音。
李淦在教学于钦止的时候用“?
T”字,因多音字,可能会被读错为“李涂”,后来就改用“李淦”,尤其是入仕元朝之后,所以正史和笔记之中才记载为“李淦”而不再用“李?
T”。
本文以下在提到《文章精义》作者时,参考历代文献中的通常写法,根据今天读音习惯,均写作“李淦”。
关于李淦生卒年史无记载,李淦任扬州学正(1286)以前的生平没有文献记载,程文海《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也未详细说明李淦生平,其生卒年无确考。
据李淦《平江路学祭器记》:
“初至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淦祗事顾兹器非度……十有一月方君来,明年皆方君为之。
”可知李淦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二月任平江路教授,至元三十年(1293)十一月,赴大都任国子助教,应该是至元三十一年(1294)之后到大都。
程文海《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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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
天子立征性学,至则以为国子助教。
学者数百人,几经指授,莫不充充然相庆以为得师,公卿贵人皆折节愿与交,名动京师。
已而,竟以疾卒。
?
オ?
其中的“已而”说明,李淦的卒年是到京师不过几年的事情,因为凭对“已而”的语感与惯常的理解,一般不会超过两三年的时间。
李淦是元贞年间(1295-1296)或稍后去世,不会超过大德六年(1302)。
程文海《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中记载“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吴君某与三数知己,以礼葬京城西南三十里卢沟桥之南吴君某园中。
”其中“吴君某”就是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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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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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三十一年(1294)任参议中书省事(正四品)。
李性学在此时前后到大都,吴元?
?
大德元年(1297)除吏部尚书,大德三年(1299),宣抚燕南,因此李性学与吴元?
?
在1297年前后来往较多。
大德六年(13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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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此后离开京城若干年,离开京城前,李性学已经去世,吴元?
?
等将其埋葬。
至皇庆元年(1312),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次年夏回京,请程文海作《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
《文章精义》跋文中说:
“(李?
T)朱子门人之门人也。
”虽然本句前有四字空缺,但杨慎《丹铅总录》卷十八中肯定:
李耆卿是朱子门人之门人。
朱熹,1200年去世,得年71岁。
朱熹年龄最大的弟子,应该在朱熹在世时就已经有了弟子或再传弟子。
李淦卒于元贞年间(1295-1296)或稍后,他肯定不是生活于1200年前的朱门再传弟子。
如果按李淦是朱门年龄最小的门人的弟子来算,在朱熹去世时至少应该有20岁左右。
如果朱熹在60岁左右收李淦为徒,那1240年前后李淦至少应该是少年了,这样才有可能从朱门弟子学。
退一步说,即使李淦的老师在70岁左右收李淦为弟子,那1250年时李淦应该是十几岁的年龄,所以李淦至少应该是出生于1240年前后。
程文海《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中说,李淦“至(京师)则以为国子助教……已而,竟以疾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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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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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说李淦享年不永,从其行文遗憾的口气来看,李淦去世时应该正是可以做学官的时候,年龄肯定不会超过70岁。
因此推论结果为:
李淦(1230?
-1296?
),即李淦生于1230-1240年间,元贞年间(1295-1296)或稍后卒于国子助教任上。
?
?
二、《文章精义》编者考辨?
?
本跋文明确《文章精义》的编者是“学生益都于钦止”,是作者李?
T的学生,但恰恰因为元代几乎同时有方志《齐乘》的作者益都人于钦,且历代文献多认定为“于钦”,很少出现“于钦止”之名。
如明代高儒《百川书志》、清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诸多文献中均记为“益都于钦”,今天的学界延续这一观点,即认定“于钦止”中的“止”字是衍文或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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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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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柳贯的《于思容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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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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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齐乘》作者于钦生平最可信的资料,因柳贯自言“某尝辱与君友”,受于钦子之托,“乃为书具其世出历官行治”,撰写本墓志铭。
《于思容墓志铭》中说于钦卒于至顺四年(1333)七月,“得年五十”,由此推算,于钦应该生于1284年。
倘若以“于钦”的生年和《文章精义》跋文有关内容作比较,疑点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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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跋文中称“于钦止”是“十八九时,从性学先生学”,并且“随笔之于简帙”,成书,命名为《性学李先生古今文章精义》,并且将该书“藏于家者四十余年”,未曾面世,一直到至顺三年(1332)冬才“遂绣诸梓”,正式出版。
就是说《文章精义》在于钦止60岁左右出版的,而《齐乘》的作者于钦享年“五十岁”。
年龄的不符显然是对“于钦止就是于钦”观点的否定。
而且元代以来文献中在提到《齐乘》的时候从来没有记载说于钦也是《文章精义》的编者。
如元代苏天爵于(后)至元五年(1339)为《齐乘》所作的序言中,明确说明作者“讳钦字思容,益都人”。
明代焦?
f《国史经籍志》、清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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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济南府志》中均有益都人于钦作《齐乘》六卷的记载。
且据《齐乘》序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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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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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钦于至顺四年(1333)七月去世于山东后,“其家萧然,独遗是书于其子潜”,只是手稿,早在其“任中书兵部侍郎”时就已经成书,凡六卷,若《文章精义》是于钦编著出版的,于钦能在去世前几个月将《文章精义》出版,为什么不能出版《齐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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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潜《齐乘》跋文云:
“昔我先人为国子助教,每谓潜曰:
‘吾日与诸生讲习所业,暇则又与翰苑诸名公唱和诗章。
诗乃陶冶性情而已,若夫有关于当世、有益于后人者,宜著述以彰显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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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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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钦出任国子助教是延?
v五年(1318)之前和延?
v七年(1320)之后的几年,其“日与诸生讲习所业”,若于钦是李性学的学生,正好可以利用自己十八九岁时跟随李性学学习的讲义作为教材,不可能在家里一放“四十余年”未尝出以示人,且于钦任国子助教时是《文章精义》出版的最佳时机。
《齐乘》跋中说于钦去世后“独遗是书”,说明于钦只有《齐乘》这一部著作,不可能再有由其主编的《文章精义》。
若《文章精义》在于钦生前已经编著出版,影响一定也很大,《于思容墓志铭》中也不可能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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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以来文献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跋文中的“止”字为衍文,且历史文献中确有“于钦止”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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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
至顺三年七月……归至岳阳,与郡教授于钦止览观山川,钦止言:
“洞庭西北为华容,而县尹杨舟方校《水经》,念其文多讹阙。
”予因以《补正》示之,今所刻者是也。
(苏天爵《题补正水经后》)?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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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
苏天爵此时提到的于钦止在至顺三年(1332)七月任岳阳郡教授,《齐乘?
序》中又提到“于钦”,说明苏天爵认识“于钦”和“于钦止”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名如此相似,又都是益都人,让人怀疑:
“于钦止”会不会和“于钦”是同一个人?
至顺三年(1332)于钦止与苏天爵讨论《水经注》时是岳阳郡教授,《齐乘》的作者于钦此时不可能是岳阳郡的教授。
因于钦是至顺四年(1333)七月到益都出任田赋总管未满一年去世的,即至顺三年(1332)七月后几个月到任益都。
假如“于钦”和“于钦止”是一个人,从至顺三年(1332)七月的“郡教授”也不可能两三个月之间就能擢升为“益都田赋总管”,郡教授尚未入流,益都田赋总管为三品,品级差别太大,且元代的学官擢升非常困难,甚至弃文从武,选注九品巡检官以摆脱学官升迁难的泥潭。
?
?
?
?
[10]?
?
若能迅速擢升只能是因有巨大功勋,若有巨大功勋,《于思容墓志铭》中肯定会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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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齐乘》的作者“于钦”肯定不是《文章精义》的编者,那么跋文中出现的“于钦止”就是相对确定的记载。
说这个记载是“相对”确定的,是因为跋文“学生益都于钦止□□□□卷末”后面有四个字的位置或缺或损,虽可以基本上辨别出最后四个字是“书于卷末”(王利器先生点校本也是认定最后四个字为“书于卷末”),但“于钦止”后面两个字因缺损严重不能确定为何字。
笔者推测,“于钦止”这个名字应该没错,不仅有诸多文献提到《文章精义》的编者“于钦止”(如明代叶盛《水东日记》、清代曹寅《栋亭书目》等文献中均写作“于钦止”),且历史中有多位叫“钦止”的名人,如宋代的郭钦止、鲍钦止等,命名多来自《尚书》中“钦厥止”。
另按照一般序言写作模式,落款处的作者后面一般写上时间或地点或表恭敬的词语,因“于钦止”后面只有两个空格,不可能是时间或地点,因于钦止的学生身份,此处应是表恭敬的词语。
苏天爵所提到的岳阳郡教授于钦止是《文章精义》编者的可能性最大。
?
?
首先,《文章精义》的跋文中记载的就是“于钦止”。
这位编者十八九岁跟随李性学先生学习,将先生的讲义记录下来藏于家中四十余年到至顺三年(1332)冬出版,“四十余年”一般是指四十一年到四十七八年(“四十八九年”一般说“约五十年”)。
于钦止大约生于公元1265-1272年间,比《齐乘》的作者于钦要大十几岁。
他十八九岁跟随李性学先生读书应该是公元1284-1291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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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虽然历代文献中没有于钦止的生平记载,但作为郡教授,参与编写地方儒学教材可能性很大。
元代官刻书籍数量最大的要算地方为数众多的各路府、州、郡、县儒学、书院等的刻印书籍。
中央政府除自己刻印外,可以随时指派各路儒学、书院等刻印书籍。
苏天爵在《题补正水经后》中记载,他曾得到金礼部郎中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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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著《补正水经》,在至顺三年(1332)七月在岳阳遇郡教授于钦止,谈论《水经注》即将刊行一事,因为其中文多讹阙,苏天爵就把《补正水经》给于钦止,才有后来更好的版本出版,也说明郡教授于钦止亲自参与并协助该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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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文章精义》跋文中的行文口气推测。
“至顺三年冬十有二月,阅所蓄故书,得于箧笥中,临文兴悦,手不忍置。
因念与其独善一身,遂绣诸梓,与士大夫共之。
如此,则不独不泯先生学力之所到,亦可以为学者识见之一助云。
”可见编者于钦止对待诗文写作品评是非常重视的,是以学者的口气在谈论《文章精义》的出版的重要性及其影响。
且文中编者于钦止说编印此书目的之二“为学者识见之一助”,是把自己放在“学者”这一层次来说的,目的之一是“与士大夫共之”,使得先生的著作借助他们的力量不至于泯灭,口气比较谦恭,“士大夫”为有学识有地位的官员知识分子,说明编者“于钦止”地位不显,身份为“郡教授”更为合适。
而《齐乘》跋文所言:
“昔我先人为国子助教,每谓潜曰:
‘吾日与诸生讲习所业,暇则又与翰苑诸名公唱和诗章。
诗乃陶冶性情而已,若夫有关于当世,有益于后人者,宜著述以彰显焉。
”于钦为国子助教,已是入流学官,且其两次为国子助教之前都做过地方官吏(淮西廉访吏和山东廉访司照磨),把诗文作为陶冶性情的工具,这是典型的为政一方、管理政治经济官员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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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断定《齐乘》的作者于钦不是《文章精义》的编者,岳阳郡教授于钦止才是《文章精义》的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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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章精义》朝代归属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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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声音是把《文章精义》列为元代著作。
见吴小如等人《〈历代文话〉六人谈》(《文汇读书周报》,2008-02-01,第四版)。
该观点主要根据《文章精义》“初刊在元,笔录成稿在元,成书亦在元”,且李淦入仕元朝。
但将《文章精义》列为元代著作的说法仍有不确定性,断定本书是宋代还是元代的作品,要看作者本人学术成果形成的时间,书中的内容定型于哪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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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文章精义》作者大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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